2013-06-03 ｜ 徐詩雅

離台灣首座核電廠除役的時間只剩下5年，然而我們至今不但沒有看到台電在除役工作的積極作為（甚至，也許還更積極遊說讓核一到核三廠延役，拖延除役時程），也看不到在除役過程將最受影響的地方居民受到邀請，參與除役的討論或決策過程中。

目前台灣的除役法規，是明令要求核電廠址在25年除役後，恢復成綠地／可供一般用途的土地，因此地方政府的角色尤顯關鍵，理應在此刻就參與除役的前置討論；在往後進行環境監測與調查時，更需要下足夠功夫，才能確保在拆除核電廠後不致讓輻射污染擴散。

另外，曾聽除役相關單位的人員私下透露，台灣目前得在25年內除役完畢的時間表由於是早年訂立，現在看來有執行難度，因此正在考慮修法改變台灣的除役策略，從25年內拆除的方式改成原地儲存長一點時間後再進行拆除工作。如果修法改變除役策略的說法屬實，經濟部和台電更應該在此時就要跟地方居民討論，讓地方知道不同的除役策略有何利弊，對居民健康、環境有怎樣的不同影響，讓利益相關方一起決定要不要改變除役策略、又該怎麼調整，作為修法的必要參考依據。

因此，台電應該現在就讓運轉中核電廠附近居民，參與在除役的前置準備作業中，開始瞭解除役的種種程序與問題，進行環境評估，並向當地和鄰近區域民眾解說任何會對潛在健康造成影響的因素。另外，像是現在原能會不定期召開的除役研討會，也應當需要邀請地方民眾、不同領域學者、NGOs、地方政府一同參與，讓全民瞭解除役的社會經濟面影響，而不是如同現在只有原能會和核電業者的封閉式討論。

除役和核廢料最終處置方式如齒唇相依，無法分開討論。台灣的核電相關單位常在被問及除役時對媒體及社會誇口，其他國家已有不少核電廠已除役完成可供借鏡，但真實的情況是：在美國號稱已完成除役的核電廠，當中的用過核燃料棒，也就是高放射性核廢料，實質是放在原廠區或另尋地點的乾式儲存廠中，等待尚未出爐的核廢最終處理方案；而德國的所謂已完成除役的高放射性核廢，則是移置到其他尚未除役的核電廠中。

簡單說：移除最難纏的核廢料（眼不見為淨），廠區恢復成綠地，這就是核工業界定義的除役。從這又再次見證核工業的荒謬之處，國際上既然沒有任何國家有實際的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經驗，又怎麼能說核電廠能夠真正將完整的除役流程執行完畢呢？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根據國際上不多的除役經驗，指出要能較安全及有時效的除役，必須從設計核電廠時，便要將除役的策略和執行方式考慮在內，畢竟現在看來，除役的方法、能否執行與核電廠安全運轉、預防意外事故發生、確保環境和地方居民的安全等運轉上的重要考量，同等重要，必須在核電廠一開始的設計便都要一併計畫。在設計核電廠時若沒有考慮進除役策略，等同直接宣告擺脫這座核電廠的不可行。

因此，現在國際上的通則是，在申請新的核電廠計畫時，一定要附上未來的除役計畫，否則便無法通過審核。並且新電廠的運轉設計，要儘可能往核廢料低產出的方向進行，以便在將來的除役工作不致於束手無策。

其實若以國際上現有「除役計畫是決定新核電廠運轉與否的條件」邏輯來看，能否處理核廢料──尤其是高放射性燃料棒，更應該是申請新核電廠運轉的必要前提：沒有已知的、確定的核廢料處理方式和位址，就不應該讓新核電廠投入運轉，製造更多的麻煩。可惜幾十年來核工業界最可怕的心態之一，就是始終相信，未來的科技一定能解決核廢問題。國內負責核電相關部會必須嚴肅的體認到，用過核燃料作為長期的責任，等待及觀望是不該存在、也不能被社會接受的態度！

全球的核電廠除役將在2020年到2030年達到高峰，屆時勢必會有更多細節的問題和爭議產生。在面對除役問題刻不容緩的當下，經濟部和台電有沒有能力除役現有核電廠，仍是未知數，現在看來很有可能就是把核電廠直接變成核廢場。我們既然無法確保應對既有核電廠停止運轉後的連串問題，又哪來的條件再繼續興建和運轉新的核電廠，從而繼續製造巨型的核廢料呢？核四廠在興建時的預算就是個無底錢坑，可預見的是將來的除役更可能是個不可知的黑洞，我們真的還要、還能再多挖個坑去跳嗎？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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