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12 | 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1988年,大四時修了一門通識課程「科學社會學」。一個理工科的學生,第一次聽到「知識的權力」、「科學社群」陌生卻振奮不已。是否重新推動核四計畫的爭論成為課堂範例:有一群人,認為核四是安全的,有很多優點,都有科學根據;另一群人,認為核四非常危險,很多問題,也都有科學證據。這兩群人,都是專家,都是教授。
迷惑,但這些問題,實在比電子電路電機迷人多了:到底反核專家vs核工專家,誰才是對的?或者,有沒有第三種答案?
當年在新竹的清華大學校園相對單純。僅就近關心新竹李長榮化工公害污染事件,一直到當兵退伍後,才因緣際會真正接觸到了「反核」。1992年,正值核四預算要在立法院解凍的關鍵時刻,我擔任台北縣長機要秘書的助理。這位機要祕書正是台灣反核運動的重要前輩、張國龍教授,當時被尤清縣長延攬,進入體制內反對核四廠計畫。開始的工作壓力很大,必須在短時間內讓自己瞭解核四爭議的全貌,好跟上所有事情發展。於此同時,我也成為環盟台北分會的成員,和一群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讀書會、下鄉、訪調,做著想像中社會運動該有的種種。
雙重的近距離接觸,讓我很快長大。因為反核運動,一點都不單純、熱血和浪漫,立法院的政治戲碼及環境草根現場,夾雜著複雜的政治經濟變因,法國賣台灣幻象2000,美國賣F16,傳言打包一起賣核電廠,林林總總,相當魔幻,非常寫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