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30 ｜ 房思宏（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2013年將近尾聲。一年前，全國產業發展會議落幕，在環團抗議聲浪中，鬆綁人力資源、檢討環評制度、水資源開發、工業廢水排放、及放寬產業用地等主張被納入共同意見中，試圖在經濟寒冬裡，為產業界打入強心針，繼續維持國際間競爭力。經濟成長率將超越失業率的黃金交叉，在官方口中成為這一年的重大指標。

一年過去，GDP預測持續下修，上述黃金交叉從未出現。被視為返鄉鮭魚模範代表之一的頂新集團魏家，除捲入混摻食用油風波外，也被發現運用金融槓桿大肆炒房，只用1％的自備款便買下9戶帝寶豪宅。紀錄片《看見台灣》的熱賣，讓許多過去不關心相關議題的民眾，從另一個高度窺見國土失衡開發的醜陋與危機，讓政府順勢端出早以行之有年但缺乏執行成效的政策，但在諸多因素考量下，早已完成調查的地質敏感區域，卻要遲至明年才會分批公布。土地超限使用的清境農場，最後只有7家業者被勒令停業改善。

年底最後一波大戲，則是科技大廠日月光排放廢水污染後勁溪及沿岸農田一事，雖然在群情激憤下，高雄市環保局於12月20日要求日月光K7廠停工，但在日月光屢屢違規遭罰卻始終未見改善的背景下，此一停工決定在媒體公關上的意義更勝於實質究責，而無良企業是否將停工成本轉嫁至勞工身上，亦成為環團與勞團共同關注焦點。整個事件過程中各方人馬的發言，包括經濟部長擔憂日月光一但停工將影響台灣GDP的發展；工總、商總、電電公會及工業協進會四大工商團體也強調，廠商違法受罰與取得租稅優惠，不應混為一談，日月光有錯也僅是單一事件，罰款改進就是，更何況人家還承諾未來30年，每年1億元共30億元的捐款呢（註1）。

相較之下，到基隆後長出胸毛成為黑白郎君的黃色小鴨，倒更像一場荒謬劇，一切相關爭議終將在消費狂潮中被淡忘，基隆空氣污染到底有多嚴重？污染源為何可有整治方案？實在與寒天中趕來看完小鴨只期待廟口夜市小吃的遊客們無關了。

回首今年309的反核遊行，22萬人走上街頭，卻似乎全然無法撼動主政者讓核四投入運轉，甚至讓核一、二、三廠延役的念頭。折騰大半年後核四公投提案依然出不了立法院，核四安檢陷入停擺，台電尚未經過驗證的「斷然處置措施」被視為確保核安的重要關鍵，反正核電廠出事我們也可將之毀掉，接下來也不會有後續輻射外洩、公共衛生、健康風險等問題了。

但是22萬人上街，擔心的只是核四廠的安全問題嗎？這一座電廠對台灣未來的經濟究竟將帶來多少影響？使用這種能源而不使用那種能源，背後反應出什麼樣的能源思維？支撐起這一切的，又是哪種對未來及發展的想像？在台灣經濟失去動能陷入瓶頸之際，是不是有機會能多談談這些與核四廠安全同樣，甚至更重要的議題呢？

回頭檢視工業革命後的人類發展進程，在不同時期裡，都有著不同的警語，提醒人類追求發展與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可能的影響及可能遭受的反噬。1798年馬爾薩斯的《人口學原理》，首先提出人口增長將超越自然負荷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時期中，羅馬俱樂部於1972年出版《成長的極限》一書，再次強調人類發展過程中消耗自然資源的速度持續增加，因而終將面臨自然資源耗竭的危機，除了自然資源存量有限外，環境對人類製造出的各種廢棄物之容納能力亦有限制，面對這些限制，經濟成長是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羅馬俱樂部在此書問世30週年的增訂版中，則引進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的概念，藉此討論在追求發展追求經濟成長過程中，同時滿足永續性的可能。

這種對於永續發展的關懷，始於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倡議在追求發展的同時，不能犧牲未來世代的需求。永續發展觀念的提出，與越來越形嚴重的跨國環境惡化有關，北方國家以此做為回應，希望藉由引入環境因素的考量，延續二戰以後的發展主義路線。更早之前瑞秋卡森於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則在化學毒物嚴重破壞自然環境的故事中，強烈提醒世人既有發展道路之無可持續，以及造成此種現象的結構成因及利益糾葛。環境問題從來就不僅是環境問題，而必須放在其社會、政治、經濟脈絡中去理解，也唯有此才可能找到（或許不願面對的）解決方案。

然而，儘管永續發展觀念中引進了世代正義的思考，進而創造反思既有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但在全球及區域佔據優勢位置的既得利益者，仍然快速地學習、吸收並轉化這些相對進步的概念。翻開日月光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零廢棄、零污染、永續發展等字眼頻繁出現，而日月光公司更在過去幾年內頻繁獲獎，成為民間企業的綠色典範。這背後當然有資訊揭露不足、違規處理過輕等制度性問題（註2）。然而這也顯示，企業漂綠真的不是太難的一件事，即使出包了，政府與相關產業也都會急著幫忙善後。

這種漂綠公關難道又是單一個案嗎？打著永續發展旗號，為了盡量降低減碳的成本，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中，存在多種彈性的碳交易機制，然而運行多年下來，除了在碳市場的竄起與衰落，讓我們見證又一種新興金融商品及投資（機）標的外，此類基於成本考量而生的彈性機制，究竟能不能達成實質減碳的效果，可能才是更需要關注的重點，畢竟在談成本之時，似乎總得繼續追問：是誰的成本呢？而在談減碳時，課徵能充分反應外部成本並達成稅收中立的能源稅、落實政策節能、取消化石燃料補貼、取消工業電價補貼、大力發展再生能源、落實能源管理法以具體要求產業提升能效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怎麼在台灣談溫室氣體減量時，只見減碳成效實屬可疑的碳交易呢？這樣的永續發展，又是永續誰的發展？

在聯合國提出綠色經濟概念後，台灣政府也加快腳步研擬綠色經濟相關政策，但一如永續發展概念迅速為既有發展路線所吸納一般。未來政策出爐後即使包含多少進步的概念，但如何被政府及產業吸收轉化並重新詮釋，實在讓人懷疑。比方說，綠色經濟是不是等同鼓勵綠能產業發展？生產了太陽能板自己卻不用，讓其他國家提升再生能源佔比，而讓我們承受生產製程中的污染，並繼續延續對化石能源及核能的依賴；或者延續放任既有的政商模式，在風機開發過程中迴避在地聲音的質疑與介入，凡此種種，都不能符合綠色經濟同時追求滿足環境承載、社會公民與民眾福祉的理念。但這些關懷豈是只看成長的官方所在意的？

所以，雖然是過分化約的說法，但貢寮、蘭嶼、北海岸的反核鄉親，土地受污染水路遭劫的農民、被迫放無薪假甚至惡意關廠的勞工、上街蹓狗反核的中產階級、至今仍為RCA案訴訟辛苦的工人們、嫌基隆小鴨長得不好看的遊客、以及時時身陷食品安全危機的老百姓們，其實都面臨一個相似的問題：未來，我們究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生活？為了滿足那個生活世界的物質需求，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發展模式？而為了達成這樣的發展目標，我們需要使用哪些種類的能源？如何使用這些能源？這些問題，有誰可以參與其中一起討論一起想像未來？追求發展的過程中，又有多少社會目標需要達成？歷史契機讓我們有機會一起面對這些比核四存廢還要來得重要的問題。

歲末寒冬，該是一起來想想談談綠色經濟的時候了（註3）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註1：先不論日月光從租稅優惠及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中取得多少納稅人的血汗錢，後勁溪的整治已經花掉67億，然而在日月光及其他企業廢水的影響下，過去心血全然付諸流水。

註2：請見杜文苓、李翰林，《誰是日月光的美妝師》，蘋果日報（2013年12月17日）。

註3：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綠色經濟報告可至此連結下載：http://goo.gl/NkbA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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