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広和：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聽我的演講。其實，我比較希望今天不要只是我單方面地講，而是能成為一場對話。我也很期待等一下能聽聽各位分享台灣的情況與觀察，讓我們有更多互動與交流的時間。

今年，正好是人類發展並使用核子科技滿八十週年的一年。關於核子的起點，其實有許多不同說法，其中一個常被提及的時間點，是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試爆。

我之所以從原爆歷史談起，是因為在討論核能時，大家往往會刻意把「民生利用」與「軍事利用」分開來談，也就是將核能發電與核武器視為兩條不同的路徑。

但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兩者其實無法切割。因為在科技本質上，民生與軍事使用之間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尤其是當一個國家掌握了核燃料循環技術時，要轉為核武用途，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在討論核能問題時，民生與軍事面向必須放在同一個框架中一起思考，而不能分開處理。

剛才主持人提到，311福島核災發生一段時間後，社會似乎逐漸淡忘了核能所帶來的風險與安全問題。對此我非常認同。其實，不只是福島核災，距今已超過七十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在今日也同樣正被越來越多人遺忘。

這種遺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同樣出現在事故發生地的日本社會。正因如此，我和幾位研究上的同事開始思考：要如何才能持續地記住福島核災、持續地思考它所帶來的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成立了一個名為「子午線180度」（Meridian 180）的論壇，希望能從不同角度重新檢視福島核災。

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果要持續思考核災，焦點應該放在哪裡？我們訪談了原子力產業相關人士，甚至包括投資者，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應該將焦點放在「賠償」這個問題上。因為福島核災不只是造成健康與環境的傷害，它同時也是一場重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開始思考：核災賠償是否能夠真實反映核電的實際成本？

截至目前為止，福島核災的賠償金額已經超過數十兆日圓。然而，日本原本的核災賠償制度，並不是在「會發生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所設計的，而是在事故發生後，以一種應急式、邊走邊補的方式形成。

對福島核災而言，最高的指導原則只有一個——東京電力公司不能倒。因為一旦東電倒閉，將對日本整體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因此，整個賠償制度的設計，其實是在一種金融與經濟穩定優先的思維下運作的。

換言之，現行制度的隱含前提是：核災「基本上不會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政府會出面收拾善後。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希望徹底翻轉這個前提。我們認為，核災「一定還會再發生」，因此制度必須在「經濟可能崩壞」的情境下事先思考要如何應對。唯有如此，損害賠償制度才能真正反映核電的成本，也才能讓每一位市民清楚知道，自己究竟為使用核電付出了多少代價。

因此，對我們來說，福島核災的教訓並不只是輻射防護或工程安全，而是一種前瞻性的思考：當下一次核災發生時，我們要如何進行損害賠償？

現行制度是在「推動核電」的前提下制定的，結果就是事故發生時，製造商往往不需承擔責任，而是由營運電廠的電力公司負責。這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為了保障製造商能順利進入市場、不必承擔事故風險，這正是我們認為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

論壇的結論是，核災損害賠償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社會討論之上。這樣的討論，必須納入原子力科學家、電廠營運者（如東電）、一般公民，當然也包括核電廠所在地的居民。唯有在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的情況下，制度才有可能趨於完善。

此外，福島核災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是第一起引發國際訴訟的核災案例。

在美國，有人同時對東京電力與奇異公司（GE）提起訴訟。這也顯示，核災賠償的討論不能侷限在單一國家之內，而必須跨越國界。尤其福島位於日本東側、面向太平洋，如果事故發生在日本海一側，勢必會引發朝鮮半島與中國更大的政治與外交反應。基於這些現實，損害賠償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國際議題。

我們將這些討論成果整理成一本英文書《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希望藉此推動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倡議與公共討論。

然而，這樣的社會討論其實非常困難。一方面，反核立場的人往往不願意去設想「核災一定會再發生」；另一方面，擁核者同樣不願意假定核災會發生，彷彿那是一種不吉利的想像。第三個困難則是「缺乏當事者意識」。

在311核災初期，日本社會其實曾有非常強烈的當事者意識。即便東京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有兩三百公里，人們仍普遍感受到自己可能是受害者，無論是在食物安全、輻射落塵，或日常生活的不安之中。然而，隨著政府劃定避難區域、媒體不斷縮小「被害者」的範圍，這種原本廣泛存在的當事者意識逐漸被切斷、被淡化。

事實上，福島核災的影響是極其多樣的。有些人因為住在沿岸地區而無法返家，有些人即使未被劃入避難區，也選擇自主避難；原本以農業、林業維生的人，則失去了延續生活方式的可能。影響不只限於地方，也擴及全國，甚至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版圖，例如2012年的政權輪替，與福島核災密不可分。

理論上，福島核災影響的是全體日本國民，但實際上，當事者意識卻沒有被保留下來。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盡可能將所有具有當事者意識、以及「可能成為當事者」的人，納入核災損害賠償制度的討論之中。這也包括國際層面的影響，例如持續排放至太平洋的所謂「處理水」（台灣則稱為核污水），對漁業與鄰近國家的衝擊，至今仍在發生。

最後，我想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核子時代八十週年」。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活在核子的時代之中，無論是核武、核電，還是跨越數個世代才會衰減的核廢料，都深刻影響著我們的安全與未來。但弔詭的是，大多數人卻缺乏這樣的當事者意識。

我們認為，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重新建立這種意識，並透過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與互動，來共同面對核災與核能帶來的風險。今天能夠在這裡與大家分享這些想法，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演講到此告一段落，接下來更期待聽到各位的想法與意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