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及專欄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核能復興的轉角處？MIT報告揭露全球核能擴張的四大隱形代價

林正原 — Wed, 22 Jul 2026 05:18:08 +0000

編按：麻省理工學院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MIT CEEPR）在2026年6月底發表報告，警告核能全球擴張將會面對的四大挑戰：核災風險、核廢管理、核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問題報告強調，若公共討論持續忽視這些複雜的非經濟因素，全球將為此付出極其昂貴的代價。

近年來，全球核能似乎再度迎來「核能復興」討論潮。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上，包括美國在內的30多國共同提出「2050年前全球核能裝置容量增加三倍」的倡議，希望藉由核能協助減碳、因應能源安全及滿足未來電力需求。然而，這樣的願景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如果公共討論只聚焦於發電成本、電價或碳排放，恐怕忽略了真正決定核能未來的關鍵因素。

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國防部副部長，也是麻省理工學院（MIT）榮譽教授的約翰．杜奇（John Deutch）2026年6月底發表《未來核能部署涉及的非經濟因素》（Non-Economic Matters Involved in Future Nuclear Deployment）報告指出，未來核能建設最大的挑戰，未必是經濟性，而是四項經常被忽略的「非經濟因素」：核事故、核廢料、燃料循環，以及核武擴散風險。這些問題無法單靠市場機制解決，卻足以左右整個核能政策是否成功。

核災風險：機率的統計與「新興國家」的隱憂

全球核反應爐目標在2050年從450座大幅增至1200座。回顧歷史，全球商業核電累積運行已超過2萬反應爐-年（reactor-years，即全球所有商業核反應爐的運行時間總和）。在這段期間，僅發生1979年美國三哩島、1986年車諾比與2011年福島三起重大核災。雖然美國核電運行研究所（INPO）成功提升了電廠的安全與獲利，但面對潛在的爆炸與輻射風險，仍需要進行預測與防護規劃。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RC）利用概率風險評估，推估重大核心損壞的頻率為每10萬個反應爐運行年發生1次。

然而，若反應爐與事故機率隨之增加三倍，在1300座反應爐且平均壽命60年的假設下，即便以樂觀的事故頻率計算，這一批反應爐發生嚴重事故的機率仍高達80%。這背後存在兩個關鍵隱憂，首先是2050年運行時仍有相當比例為風險較高的早期型號；更嚴峻的是，多達三分之二的新反應爐將建造在初次接觸核能的國家，這無疑大幅拉高了運轉與管理上的安全風險。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正視這些潛在風險，明確制定減輕措施並將安全成本內部化。歷史經驗早已證明，核能安全具有全球連動性，任何地方只要發生一起重大核災，都很可能會導致全球的核能運行被迫集體停擺。

核廢無解：歷史未解的跨世代債務

所有核電廠都會產生高階放射性廢料。然而，即使是核能大國美國至今仍未找到長期廢料處置的解決方案，也未建立永久地下處置設施。原本美國聯邦政府負責接收商業核反應爐的用過核燃料，並向公用事業公司收取每度電0.01美元的基金費用，但由於美國政府始終無法履行接收義務，該項收費已於2014年被無限期暫停。

目前，商業反應爐只能將剛移出、高溫的用過核燃料先存放在水池中冷卻，隨後再移至廠區內的乾式儲存桶暫存，至今仍缺乏遠離反應爐的長期儲存地點。過去幾十年，多個候選的永久地下儲存點都曾接受評估。1989年，美國國會無視內華達州居民的強烈反對，指定尤卡山為深層地下最終處置庫。但在耗資150億美元進行科學分析後，能源部於2010年撤回許可申請，核能管理委員會也無限期暫停程序。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核能建設的增長必然帶來龐大的廢料處置需求，若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持續毫無進展，這份未解決的歷史責任與風險將會不斷累積。

核燃料循環技術：第四代SMR的挑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核反應爐技術上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目前業界樂觀預期，核能技術將從依賴低濃縮鈾（約3%鈾235）的第三代反應爐，過渡到使用高含量低濃縮鈾（HALEU，約5%至20%鈾235）的第四代反應爐。第四代反應爐開啟了建造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可能性，因為它們能透過工廠模組化製造，進而提供更具經濟效益的發電方式。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必須充分意識到第三代與第四代反應爐在整體結構上的潛在轉變。這種技術世代的交替，將對未來的電力成本、電網機組的配置組成，以及整體的投資規劃產生深遠的連帶後果。

核武擴散風險：隱形的安全成本

核能技術的主要危險在於，僅需幾公斤的放射性燃料（如鈾235和鈽239）就能製造成核武器。因此，艾森豪政府於1953年推動「原子能和平用途」（Atoms for Peace）政策，推動各國承諾不建造鈾濃縮或再處理設施，並遵守防核武擴散措施的前提下，獲得美國的核能技術援助與核材料。

然而，核燃料再處理和鈾濃縮之所以具有核武擴散風險，是因為在這些過程中，可能會將可用於製造核武的核材料挪作他用，例如離心機濃縮出的鈾235，以及從用過核燃料中分離出的鈽239。這些材料一旦落入不當用途，就可能被用來製造核武器。

此外，不同第四代反應爐技術，例如一次性使用的濃縮鈾燃料、經再處理製成的混合氧化物（MOX）燃料，以及增殖反應爐使用的燃料等等，不同的技術成本差距相當大。隨著全球核能發展規模擴大，天然鈾的需求和價格也會持續上升。

隨著全球核電廠增加，鈾礦的需求與價格勢必面臨上漲。雖然計量經濟學分析可以追蹤這些增加的成本趨勢，但目前世界上仍缺乏適當的成本評估工具，能夠精確估算為了抵消隨之增加的核武擴散風險，各國與國際社會究竟需要付出多少防範措施與安全監管的成本。

回看台灣，核能不是單純的經濟計算題

回看台灣，自2025年5月17日關閉最後一座核電廠以來，已經進入非核家園400多天。但近期立法院又正在討論是否提出「核能公投」，主張廢除「非核家園」政策，並以提高核能發電占比為目標，並以確保國民健康、穩定供電、便宜電價、提升國防韌性及支持人工智慧（AI）產業發展等理由作為公投的號召。

台灣核能討論不只是朝野之間的攻防，應放在更廣泛的國際「核能復興」討論潮下來看，杜奇教授的報告提出了核能支持者從未願意面對的核能非經濟面向的挑戰。連擁有全球最完整核工業體系的美國，至今都無法徹底解決核災、核廢、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等難題時，主張重啟核電者更有義務向社會說清楚：台灣憑什麼能做到？又有哪些具體方案足以承擔相關風險？

若套入台灣的討論，核能公投要提高核電占比，無非就是要重啟老舊除役的核電，或是新蓋核電廠，但這兩種路線因設備老化或技術不成熟，而面臨到很高的核災風險。目前台灣已有4700多噸的高階核廢料，這些核廢料無處可去，繼續使用核電，只會產生更多無解的核廢料。若是引進新型的核電機組，也會衍生核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問題，使位於地緣政治敏感區的台灣，局勢更加複雜。

核能從來不是單純的「要不要用電」或「要不要核電」的選擇，而是牽涉世代正義、國家安全與風險治理的重大公共議題，除了經濟的帳本，還有許多重要的挑戰需要面對。台灣好不容易完成核電淘汰，更不應在核災、核廢料與核擴散等根本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輕易走回頭路。

參考資料：

Non-Economic Matters Involved in Future Nuclear Deployment

本文於2026-07-22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

遮陽傘會曇花一現嗎？看見台灣城市高溫治理的關鍵缺口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Tue, 21 Jul 2026 05:43:57 +0000

作者：
李嘉穎（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
李翊慈（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
陳詩婷（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資深研究員）

近來台北市在公園與街道設置遮陽傘，引發熱議。討論不只集中在成本與程序，更延伸到颱風前砍樹的爭議。遮陽傘的爭論回歸到一個問題核心：面對極端高溫，市民對城市綠蔭與遮陽的期待日益迫切，但台灣在對抗高溫的公共政策上，仍缺乏清楚一致的標準與整體規劃。

目前的政策討論，往往流於零星工程，而非從都市空間、行人安全與後續維護來做通盤考量。各縣市若要進一步推動遮陽與降溫措施，除了談設施外觀、造價成本，更應公布客觀的選址與管理依據，使大眾可以檢視政策成效，也讓遮陽傘規劃回歸到宏觀的城市高溫調適治理。事實上，台灣部分遮陽傘便是從韓國引進，過去也有地方民意代表赴韓考察，顯示此類措施是有國際城市治理脈絡可循。韓國早已將路口遮蔭納入都市規劃，從選址、安全到維護都有明確規章。台灣若想借鏡韓國經驗，將遮陽傘制度化管理，可從修訂《市區道路條例》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著手，增訂相關的設置規範。

抗暑不能只靠零星試辦，唯有建立權責清楚、能複製且長久運作的制度，遮蔭措施才能真正普及。如果沒有清楚的法源、選址原則、維護責任與安全規範，遮陽傘很容易淪為曇花一現的實驗品；反之，若能先建立制度，再推動設置，遮陽與綠蔭才有可能互補，而不是彼此對立。

圖1. 首爾市早在2017年，便開始透過地表溫度、弱勢族群居住密度、道路條件及既有遮蔭情形等指標，系統性篩選適合設置遮陽設施的地點，並優先在高溫曝曬且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間設置遮陽傘。

來源：首爾市政府大數據園區（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big data campus）

在都市規劃的架構下，讓樹蔭與遮陽傘各司其職

除了遮陽傘缺乏明確制度規範之外，相關爭議焦點也在於「種傘」或「種樹」的論戰，兩者原應是各自因地適宜，但卻演變為二選一。實際上，在國際案例中，樹蔭與遮陽設施都是常見的高溫調適措施，且兩者可依不同場域條件相互搭配。

如巴塞隆納在《氣候行動計畫》（Pla Clima）中，將樹木列為提供遮蔭的優先方案，也同時將遮陽設施納入公共空間降溫策略。目前巴塞隆納全市約有 62% 的公共空間設有遮陽設施，涵蓋 66 座兒童遊樂場、15 所學校操場及三處大型公共空間的混凝土鋪面，在這類地下管線密集、難以種植大型樹木、需維持行車視線，且需要短期改善曝曬環境的地點，遮陽設施可作為補充措施，快速提供遮蔭，降低使用者暴露於高溫日曬的風險。

然而，無論是樹蔭還是遮陽設施，都只是高溫調適的具體措施之一，高溫韌性城市強調的是整體空間環境的改善，而非仰賴單一設施達成降溫，這些單點式的措施確實有其關鍵角色，但整體的都市規劃更是長期抗高溫的核心。因此，地方政府應在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等相關規範中，納入高溫調適的措施，包括保留通風廊道、規劃開放空間、設置遮蔭設施與提高綠覆率等，並將這些設計概念轉化為具體且可執行的制度要求。

相較於以汽車為主、不透水鋪面、綠地零散的傳統城市，高溫韌性城市強調透過都市規劃與公共空間設計（參考圖 2），整合綠地、遮蔭、涼爽表面、低碳運輸及再生能源等多元策略，從源頭降低都市熱島效應，提升城市面對極端高溫的韌性。

圖 2. 傳統城市（上）與高溫韌性城市（下）的對比

傳統城市（上）與高溫韌性城市（下）的對比。圖片來源：落磯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RMI），綠盟編譯。

【備註】在本圖中，傳統城市區域擁有高比例的不透水鋪面與單人駕駛車輛。相較之下，具高溫韌性的城市區域則擁有更高比例的綠地、涼爽表面（高反射路面/屋頂）、多元運輸模式以及電動車。

將高溫調適融入日常工程，逐步打造高溫韌性城市

台灣都市地區地狹人稠，已開發地區的建築密度高，因此在短期內，高溫調適工作很難大刀闊斧地重新劃定都市空間。不過，高溫調適不一定需要大規模空間改革，也可以融入在既有的公共空間工程改善之中。

以法國巴黎的 OASIS 計畫為例，該專案將高溫調適的思維結合校園操場改建，透過鋪設透水鋪面、擴大植栽遮蔭、建置雨水回收及引進低碳材料，將校園轉型為與社區共享的「清涼島嶼」。傳統的操場整修往往僅止於安全或美觀，但融入高溫調適原則後，單一工程便能同時回應都市暴雨（雨水貯留）、極端高溫（植物蒸散降溫）及社區缺乏綠地（空間共享）三大問題。這證明了城市降溫不一定要等到大型公共建設或都市更新，既有公共空間的翻新工程，同樣能創造顯著的微氣候調適效益。

同樣的思維也體現在美國維吉尼亞州。漢普頓路規劃區委員會總部在翻新破損的瀝青停車場時，打破傳統沿用黑色瀝青的慣例，改採透水混凝土鋪面，並搭配在地原生植物與回收材料，讓原本的維修工程，能同時發揮降溫與減少淹水風險的效益。

借鏡國際經驗，台灣應積極把握都市更新、道路改善、公園整修及校園改建等公共工程契機，在道路工程規劃階段即納入提高綠覆率、串聯連續綠廊、鋪設高反射鋪面等設計原則，並落實通風廊道的留設，讓每一次的日常公共工程，都成為從源頭為城市降溫、打造耐熱體質的好機會。

高溫調適需回應在地居民及脆弱族群的需求

回到台北，萬華艋舺公園的重建原本應該是個機會，正好借公共工程為台北這個最熱的行政區降溫。可惜，這次整修將原有的不透光頂棚改為玻璃頂棚，本意是營造美觀開闊的公共空間，卻忽視了該區的天氣狀況。玻璃頂棚會加劇曝曬，令民眾在盛夏難以駐足納涼；甚至有觀點認為，這項改動意在驅離當地的無家者。對老舊社區而言，公園翻新本應是引入綠蔭、調節高溫的絕佳機會，如今卻因脫離實際需求而使公園更顯炎熱，無疑是緣木求魚。

要緩解都市地區的高溫情況，不只要做好公共空間的降溫工程，也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及規劃。遮陽傘與高溫調適若要制度化，降溫資源的分佈與判斷必須有理有據，真正對應到高溫地區和脆弱群族的需求。無獨有偶，韓國的遮陽傘其實也有過類似的爭議。有韓國報導就指出，羅州市老年人口較多的地區，並未獲得更多遮陽傘，反而是集中設置在較多年輕人聚居的地帶。而韓國學術研究也提出，高溫調適的資源呈現「城鄉差距」，大城市往往有較多預算應對高溫，而中小型的縣市卻明顯準備不足。從熱浪因應預算來看，城市地區五年平均預算約有373億韓元，而農村地區平均預算只有97億韓元，約為前者的26%。

韓國的縣市資源不平等爭議，正好提醒台灣：高溫調適不只是增設降溫設施，更應考量資源的公平分配；中央與地方、都市與農村之間，應建立更完整的上下層級治理架構與財政機制，以引導遮陽傘等降溫資源落到最有需要的地區與族群。

以脆弱族群需求為核心，實現降溫資源公平分布

高溫帶來的衝擊並非人人相同，不同族群因暴露程度、生理敏感性及調適能力的差異，承受的熱風險也有所不同，因而面臨不同程度健康與生活衝擊。因此，要達到溫度正義，並非讓所有人獲得相同的降溫資源，而是以最易受高溫影響者的需求為核心，確保調適政策與降溫資源能回應實際風險分布。C40 發布的指南《如何讓你的城市適應極端高溫》（How to Adapt Your City to Extreme Heat）指出，城市若要從災時應變轉向主動建立抗熱韌性，關鍵在於掌握熱風險形成的原因，分析不同族群與地區所面臨的暴露程度、敏感性與調適能力差異。除了老年人、幼兒、孕婦等生理上較敏感的族群，戶外工作者、無家者，以及低收入、居住品質較差或面臨能源貧窮的居民，也往往因缺乏遮蔭、綠地、飲水設施及室內降溫設備，而暴露於更高的熱風險之中。

因此，高溫調適政策應檢視降溫資源是否真正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國際研究顯示，熱島效應容易集中於低收入社區，這些地區不僅建築隔熱條件較差、樹木覆蓋率較低，也更容易因沉重的空調電費負擔而無法有效避暑，台灣部分老舊社區同樣呈現類似現象。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高溫調適行動前，應系統性盤點公園、行道樹、綠地、水體等具降溫效益的綠色基礎設施，並與熱脆弱性指數、人口結構及社經資料交叉分析，找出高熱風險、高脆弱性且降溫資源不足的重點區域，作為都市綠化、公共空間改善與降溫投資的優先依據，讓有限的資源真正發揮降低熱風險的效果。

誰能參與高溫調適政策成關鍵

除了硬體建設與制度規劃之外，高溫調適治理另一項關鍵卻經常被忽略的工作，是積極納入民眾參與。尤其是熱傷害的高風險族群，例如長者、兒童、身心障礙者、經濟弱勢者及戶外工作者，是否能平等參與政策討論，攸關他們不同的生活經驗與高溫處境能否被看見，進而共同編織出一張接住所有人的「高溫調適安全網」。

因此，高溫調適政策有必要引入更制度化的公民參與機制。當前氣象監測站大多集中設置於學校、公園或公家機關等較為空曠的地點，目的是得到更準確的氣象資料。然而，除了客觀的資料分析，在地化的高溫治理也需要仰賴在地居民的實際感受與觀察。從哪些路口缺乏遮蔭，到哪些公園在午後幾乎無法停留，這些第一線的在地經驗都應成為政策制定的依據，並使高溫調適工作更貼近社區的真實生活需求。

面對日益嚴峻的高溫挑戰，城市從零星的應急措施逐步邁向結合專業規劃與公民參與的整體調適策略。無論是民眾對遮陽設施的期待，或是對樹木保育的重視，都是高溫調適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更公開透明的資訊揭露，以及更具包容性的公民參與，才有機會讓高溫調適從遮陽傘示範案所引發的爭議，邁向由政府與市民共同建構的城市高溫治理模式。

參考資料

京鄉新聞，〈氣溫降低2度可不是件小事就連遮陽篷都反映了地方政府之間的貧富差距〉，2024年8月12日。
首爾市政府，〈已提出《遮陽篷安裝指南》並安裝954個遮陽篷〉，2018年10月23日。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會議紀錄〉，2022年3月22日。
自由時報，〈艋舺公園變身營造「表參道」空間〉，2024年1月31日。
C40，《How to Adapt Your City to Extreme Heat》，2025年。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落磯山研究所（RMI），《Beating the Heat: A Sustainable Cooling Handbook for Cities》，2021年。
巴塞隆納市政府（Ajuntament de Barcelona），《Pla Clima: Barcelona Government Measure for the Climate Plan》，2018年。
首爾市政府大數據園區，首爾遮陽設施安裝適合區域分析，2018年。

本文於2026-07-20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

哈佛研究19年全美數據：住在核電廠附近，癌症死亡率真的比較高？

林正原 — Mon, 13 Jul 2026 05:54:07 +0000

編按：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2026年2月23日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美國2000年至2018年核電廠與癌症死亡率的評估，發現在這段研究期間，全美約有11.5萬例癌症死亡可歸因於居住在核電廠附近，且在老年族群中關聯特別明顯。

《美國癌症死亡率與核電廠鄰近度的全國性分析》（National Analysis of Cancer Mortality and Proximity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是一項探討「居住在核電廠附近，是否與較高癌症風險有關」的全美國研究。

核能發電至今仍是某些國家電力來源之一，但核電廠在日常運轉過程中，可能向空氣、水體及土壤釋放微量放射性物質。周邊居民可能透過吸入、飲食或皮膚接觸等途徑暴露於這些物質，而長期低劑量暴露於游離輻射，這種已被證實具有致癌性的因子，是否會影響居民健康，一直是公共衛生領域關注的重要議題。

這項研究由哈佛大學研究團隊發起，成員包括Yazan Alwadi、Barrak Alahmad、Carolina L. Zilli Vieira、Philip J. Landrigan、David C. Christiani、Eric Garshick、Marco Kaltofen、Brent Coull、Joel Schwartz、John S. Evans 與 Petros Koutrakis等學者。研究團隊延續先前針對《美國麻薩諸塞州核電廠附近居民的癌症發生率（2000–2018）》的研究成果，將分析範圍擴大至全美國。

研究結果顯示，全國性的分析與先前麻薩諸塞州研究的結論一致：距離核電廠較近地區的居民，其癌症死亡率較高。研究團隊指出，隨著各國重新討論核能作為替代能源，了解核電可能帶來的長期健康影響，不僅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也有助於正視這項可能長期被忽略的公共衛生風險。

核電正常運轉也有微量排放？哈佛團隊啟動全美19年追蹤

截至目前，全球約有440座運轉中的核反應爐，其中90多座位於美國。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氣污染日益受到關注，核能再度被部分國家視為兼顧能源安全與能源轉型的選項之一。

美國近年也積極推動核能政策，不僅簡化核電廠的監管與許可程序，並規劃在未來十年內興建數座大型核電廠。此外，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8次締約方會議（COP28）上，也有少數國家提出擁核倡議，希望在2050年前將全球核電裝置容量提高至目前的三倍。

然而，核能並非毫無環境代價。雖然核電廠正常運轉時幾乎不排放二氧化碳與空氣污染物，但在日常運作過程中，仍會向空氣、水體及土壤排放微量放射性物質。這些物質可能透過呼吸、飲食或皮膚接觸等途徑進入人體，形成長期環境暴露。游離輻射已被醫學界證實為致癌因子，但長期低劑量暴露是否會增加核電廠周邊居民的健康風險，至今仍是科學界持續研究的重要議題。

研究團隊指出，過去探討核電廠與癌症風險的研究，結論往往不一致，主要有兩項原因。第一，許多研究將焦點放在核災事故，較少探討核電廠長期正常運轉期間的微量放射性排放。第二，多數研究僅針對一、兩座核電廠周邊地區進行調查，研究範圍有限、樣本數較少，較難辨識長期且微弱的健康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麻薩諸塞州公共衛生官員注意到當地核電廠周邊出現值得關注的癌症分布現象，促使哈佛大學研究團隊進一步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全美國，展開全美2010至2018年長達19年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希望更全面評估居住在核電廠附近與癌症死亡風險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空間流行病學新突破：整合全美核電廠與郡級死亡數據

為了克服過去研究樣本少、範圍有限的盲點，研究團隊建立了一套涵蓋全美的分析方法，將核電廠位置、運轉資訊與癌症死亡資料整合在同一套統計模型中。

首先，研究利用美國能源情報署（EIA）的歷史資料，整理出全美所有核電廠，以及加拿大境內距離美國郡縣中心200公里內核電廠的地理位置、裝置容量與運轉時間。接著，再結合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2000年至2018年的郡級癌症死亡資料，分析居住地與核電廠距離是否與癌症死亡率存在關聯。

這項研究最大的創新之一，在於重新定義了「接近核電廠」的方式。過去研究通常只觀察居民是否住在某一座核電廠附近，但這項研究同時納入每個郡縣中心200公里範圍內的所有核電廠，並依照距離遠近給予不同權重。距離越近的核電廠，在分析中的影響比重越高；距離越遠，影響則越小。這種做法更符合放射性物質隨距離擴散、濃度逐漸降低的特性，也能更合理地估算多座核電廠可能帶來的累積暴露影響。

由於癌症死亡率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研究團隊也透過回歸分析控制各種可能干擾結果的變數，以降低其他因素造成的偏差。這些控制變數涵蓋人口結構、生活型態、社會經濟條件、環境因素與醫療資源，包括年齡、族裔、平均身體質量指數（BMI）、吸菸率、家庭收入中位數、教育程度、人口密度、氣溫、相對濕度，以及距離最近醫院的距離和65歲以上人口的就醫次數等。透過納入這些變數，研究希望更準確評估居住在核電廠附近與癌症死亡率之間是否存在獨立的關聯。

關鍵數據：癌症死亡率隨「年齡增加、距離拉近」顯著上升

經過模型調校與統計分析後，研究團隊發現多項具有統計顯著性的結果。整體而言，核電廠地理接近度與癌症死亡率之間呈現正向關聯，且這種關聯在不同年齡與距離條件下皆有所變化。

研究顯示，癌症死亡率隨年齡上升而增加。在35至44歲族群中，與核電廠接近相關的相對風險與可歸因死亡數最低，女性有591例，男性有260例。然而，隨年齡增加，相關風險明顯上升。

在女性族群中，55至64歲的相對風險最高。研究估計，該年齡層中有部分癌症死亡可能與居住在核電廠附近有關；若以19年累積來看，65至74歲女性約有1萬3千多例死亡被估計與此相關。

在男性族群中，65至74歲的相對風險最高，估計約有2%的癌症死亡可歸因於接近核電廠，該年齡層在19年間累積約2萬多例相關死亡。

整體來看，65至84歲族群承擔的可歸因癌症死亡負擔最高。在65歲以上人口中，每年平均約有4200多例死亡與核電廠鄰近性存在統計上的關聯。以空間分布而言，距離核電廠50公里以內的地區風險最高，隨著距離增加，風險逐漸下降並趨於平緩。

圖說：這張表格呈現了「因為居住地鄰近核電廠」估計所導致的癌症死亡人數。研究團隊利用統計模型，將數據依照「年齡層」與「性別」進行分析。

取自：National Analysis of Cancer Mortality and Proximity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從地理分布來看，美國東北部、中西部與東南部部分地區因核電廠分布較密集，整體接近度較高；相較之下，大平原與西部地區核電設施較少，居民平均距離較遠。

為檢驗結果是否受到模型設定影響，研究團隊進行多項敏感度分析，包括以10公里為單位調整距離範圍。結果顯示，無論在不同參數設定下，整體關聯趨勢皆維持一致，模型具有說服力。

生態學研究的限制，與流行病學證據的逐步累積

研究團隊坦言，這項研究仍有一些限制。首先，研究假設所有核電廠對周邊居民的影響都相同，並沒有直接測量居民實際受到多少輻射。此外，研究將所有癌症合併分析，沒有區分不同癌症對輻射的敏感程度及潛伏期差異。

另外，研究在估算可歸因風險時，採用的是流行病學的標準計算方式，這種方法是假設暴露與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但無法完全排除暴露分類不精確或其他未納入因素造成的影響，因此不能單憑這項研究就認定核電廠導致癌症。

儘管如此，研究團隊指出，這是目前已知第一個在全美國尺度，以「距離核電廠遠近」作為連續指標，分析核電廠與癌症死亡率關聯的研究。研究使用了19年的全國癌症死亡資料，並以10年的平均居住接近度進行分析，因此能較完整地評估長期居住在核電廠附近可能帶來的影響。

目前，研究團隊仍持續分析更多資料，並規劃進行世代研究，希望進一步找出可能的暴露途徑。他們也表示，未來仍需要針對不同癌症類型、不同潛伏期，以及輻射暴露與健康風險之間的關係進行更深入研究。

研究作者表示：「我們所能獲得最好的數據通常來自隨機臨床試驗，但這種設計並不適用於環境暴露的研究，流行病學研究是循序漸進的。如果你發現了某個訊號，你就會繼續追查下去。我們當然不希望看到任何不良影響，但我們確實觀察到了一種系統性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敏感性分析中表現得相當穩健，且在不同資料庫和地理區域中都能觀察到。我們承認這並不能確立因果關係，但想像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小鎮上，注意到每個喝了特定水井之水的人都生病了。即使你還不知道確切的原因機制，你還會繼續喝那口井的水，還是會去調查它？這就是我們想表達的。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原因。」

結論與公共衛生啟示

研究發現美國距離核電廠較近的郡縣，其癌症死亡率普遍高於距離較遠的郡縣。研究認為，這項結果凸顯有必要更仔細評估核能設施對長期公共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作者也提醒，這是一項以郡縣為分析單位的生態學研究，並沒有掌握每位居民的實際輻射暴露量、生活習慣、居住年限或遷移紀錄，因此無法直接證明核電廠就是造成癌症死亡率較高的原因。

針對核電廠周遭環境調查，未來應加入更直接的輻射測量，包括個人劑量監測，並特別評估兒童等較容易受到輻射影響的族群。同時，也應針對不同癌症種類、不同潛伏期，以及不同輻射敏感度進行分析。此外，未來若能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及其他健康問題，將有助於更全面了解長期居住在核電廠附近可能帶來的健康影響。

台灣近期也正討論是否重啟老舊核電廠，政府並已推動核二、核三廠的自主安全檢查。然而，若以這項研究指出風險關聯最明顯的50公里範圍為基準，核二廠周邊50公里已涵蓋整個大台北都會區，涉及數百萬人口；核三廠周邊則涵蓋屏東、恆春半島等地區。因此，台灣社會在討論核電延役或重啟時，不應只聚焦於供電的討論，也應正視核電可能帶來的長期公共衛生風險。

除了核電廠本身的設備安全與耐震能力之外，居民長期健康影響同樣應納入政策評估的重要面向。在台電推動自主安全檢查的同時，政府也應參考國際最新的流行病學研究方法，針對台灣核電廠周邊居民建立長期公共衛生監測與健康調查機制，系統性評估核電廠長期運轉可能帶來的健康影響，讓未來的能源政策建立在更完整的科學證據之上。

參考資料：

本文於2026-07-13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童子賢談核電　只剩想像沒有現實

林正原 — Mon, 13 Jul 2026 03:49:57 +0000

科技大老、和碩董事長童子賢7月7日參加「2026韌性台灣論壇」，公開主張重啟核一，甚至宣稱「核島區完好無缺，只需更換發電機組與數位儀控即可」、「歡迎公開辯論」，再次以片面資訊包裝核能，刻意淡化核電安全、法規、成本與核廢料等重大問題，不僅誤導社會，更無助於台灣能源政策的理性討論。

科技大老對核能的理解，僅停留在「換設備就能重啟」

首先，核一廠並不是一台放著不用的汽車，換個零件就能重新上路。核一廠1號機於1978年商轉、2號機於1979年商轉，早已超過設計運轉年限，並已依法完成除役程序。核電廠是否能重啟，不是一句「核島區完好」就能決定，而必須重新接受完整的安全評估、設備檢測、耐震分析、老化管理、環境影響、消防、儀控更新及主管機關審查。任何一項系統不符合現行安全標準，都可能需要全面更換，而非「只換發電機組」。

童子賢表示德國「後悔廢核」，同樣是刻意選擇性引用資訊。德國全面廢核後，確實電價有一段漲幅，但主因是短期地緣政治衝突，但在德國持續發展再生能源後，電價也回穩，甚至在2024年後的電價更低於核電淘汰前。同時德國政府並未打算重啟核電，而是持續推動再生能源與電網建設。

同時他也引用日本作為例子，但刻意忽略另一半的真相。日本雖然提出重新運用核能政策，但截至目前，真正恢復運轉的反應爐仍遠低於福島核災前水準。原因很簡單，不是政府不想重啟，而是許多老舊反應爐無法通過新的核安審查、地方政府不同意，或投入巨額改善成本後仍缺乏經濟效益。這正好證明，核電重啟從來不是政治人物或企業家一句話就能完成。

想像中的能源黃金比例333，全民風險誰來買單？

童子賢當天也提出「能源333黃金比例」，主張台灣未來應重啟核一、核二、核三，並在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原址新增十部核電機組，讓核電供應全台約三分之一電力。他所謂的「333」，指的是由三分之一核能、三分之一再生能源，以及三分之一排碳電力所組成的能源配置。然而，這項構想缺乏完整的可行性評估，更忽略核電建設所需面對的現實限制。從新機組選址、地方政府同意、環境影響評估、安全審查、核廢料處置，到龐大的興建經費與工期，每一項都是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

全球近年核電建設經驗也顯示，核電並非能快速建造的能源選項。英國Hinkley Point C核電廠自2016年動工後持續延宕，成本大幅增加；法國Flamanville核電廠3號機更歷經超過15年的建設歷程，工程成本遠超原先估計。即使具備興建核電經驗的國家，也難以在十年內完成多座大型反應爐的設計、施工、安全審查與商轉。美國近年唯一新建的大型核電案例Vogtle核電廠3、4號機，同樣面臨嚴重成本超支問題，總成本由原估計約140億美元增加至超過368億美元，顯示新建核電工程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

此外，台灣既有核電廠址也並非可以直接延續使用。核一、核二所在地鄰近人口密集區域，核三廠區內有斷層，核四更曾因工程品質、設計變更與社會爭議而停建多年。重新啟用或興建新機組，並非單純「換一台設備」，而必須重新面對安全審查、環評程序與社會信任問題。能源政策不能只提出目標數字，更需要面對工程、成本與風險的現實。10年新增十座核電機組的提案，更像是缺乏完整配套與時間評估的童話故事。

美國拉扎德銀行所做的均化能源成本分析，顯示核能的成本在過去16年間成長了47%，越來越貴。資料來源：《2025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

要談能源韌性，不能避談核電最大的風險

更令人遺憾的是，許多擁核人士一直談「能源韌性」需要核電，卻完全避談核電最大的韌性風險。大型核電機組屬於集中式電力，一旦發生故障、軍事攻擊或因天然災害停機，往往一次損失上百萬瓩容量；相較之下，分散式再生能源、儲能、需求管理與強化電網，才是真正提升電力韌性的方向，也是世界各國能源政策的重要趨勢。

此外，戰爭情境下，核電廠無法提供「能源韌性」，更是潛在的災難。核電運轉必須仰賴穩定的外部電力，來維持反應爐的冷卻系統正常運作。即使關機後，核燃料仍需長時間冷卻，否則將導致燃料熔毀。若電網被摧毀，或柴油備援系統無法運作，後果不堪設想。核電廠很容易成為軍事攻擊目標。不需要直接命中反應爐，只要破壞冷卻系統或輸電設施，就足以釀成重大危機。

此外，核一位於新北市，周邊30公里內就是數百萬人口居住的大台北都會區。任何推動核一廠重啟的人，都應先回答：一旦發生重大事故，大台北如何疏散？核廢料要存放到哪裡？除役工作是否全部停止？這些才是真正應該公開辯論的問題，而不是一句「核島區完好」便企圖掩蓋所有安全疑慮。

放下核電想像濾鏡，能源辯論不能建立在錯誤資訊之上

令人遺憾的是，科技大老在推動核電復興時，反覆使用過度簡化甚至錯誤的資料，將核電描述成便宜、快速、零碳且毫無替代方案的能源答案，卻刻意淡化核安審查、老化設備、地震風險、核廢料處置與工程成本等關鍵問題。這樣的說法，無法促進理性辯論，僅是在社會大眾面前推銷一個經過美化的「核電幻想」。

如果童子賢真的願意接受公開辯論，那麼應該先回答的，不是如何說服大家接受核電，而是如何證明他的核電藍圖能夠通過現實考驗。核一是否符合現代核安標準？核二、核三延役的具體安全評估在哪裡？十座新機組的土地、資金、工期與核廢料方案在哪裡？面對台灣高人口密度與高地震風險，事故應變計畫又如何確保？

台灣需要的是一場建立在科學證據與完整資訊上的能源討論，而不是一場由企業家光環支撐的核電復辟運動。在要求別人辯論之前，應該先放下對核電的想像濾鏡，回到現實世界，正視核電真正的成本、風險與限制。因為能源政策面對的是整個台灣的未來，不是一場可以只看成功想像、不看失敗代價的企業投資案。

本文於2026-07-13刊登於《上報》

【投書】從北士科到 AI 城市：輝達能否成為能源責任的領導者？

劉如意 — Tue, 16 Jun 2026 08:51:03 +0000

「有媠無？」（ū suí bô？）

2026 年 5 月 27 日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在北士科舉辦的員工大會上，首次向員工展示未來台灣總部星艦（Constellation）設計概念時，數度以台語向台下員工詢問：「這棟建物漂亮嗎？」黃仁勳特別強調「透明」（transparent）是設計核心，也傳達「透明」是輝達企業文化的重要特質。

然而，這棟具有科技與未來感的建築物，在今年初已經受到關注，主要在於該建物是否需要負起一定程度的用電與環境責任。

輝達星艦需符合的 2 項法規，可能都將得到豁免

輝達總部如此規模的新建築物，必須要符合 2 項台北市政府的法規，規範其能源與環境責任。

第一是根據《台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4 款，新建建築物「建築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於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備及其投影面積應達其建築面積 5% 以上。」

第二項是《台北市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第 4 及第 5 條規定，依據新建建物基地區分跟面積，需要符合一定比例的綠覆率及綠容率，在相關面積該乘上喬木與灌木植栽降溫係數之下，可有降低都市熱島效應、為都市降溫之效益。

不過，根據今年初媒體報導，北士科總部設計團隊已提出，希望透過《台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第 12 條中的例外條款，排除部分法規適用，也就是可能可以不用設置屋頂光電以及符合部分綠化規範。理由是該建築採用特殊折疊式設計，若增設太陽光電設備或調整綠化配置，可能影響原有設計概念與建築美學。而此等主張也得到議員與立委的關切，甚至認為輝達可能台灣「第二個護國神山」，在光電板設置規定「應審慎考量」。台北市政府副市長李四川除了在媒體上支持輝達外，市長蔣萬安在媒體問到此事時，表示：「一定會合法，並依照程序一一解決目前疑慮。」

我們不禁要問，需要大量電力的 AI 產業，為何可以擁有特權，意圖迴避基本的法規要求以及用電與環境責任？輝達已在其 2025 永續報告中，承諾使用 100％再生能源，在台灣設置總部時思考的卻不是如何落實綠電承諾，而是尋找法規豁免空間？

更令人不解的是，台北市政府作為法規主管機關，本應要求企業遵守城市對能源與環境的最低標準，卻在企業提出豁免訴求後，居然優先討論如何排除法規適用，而且連首長都跳出來表示贊同。

員工大會的隔日，環境團體綠色和平送給黃仁勳一個寫著「AI needs more renewable energy」的蛋糕。黃仁勳回應道：「You’re right. AI is the best way to invest in renewable energy」，但實際上卻是一邊強調 AI 需要更多再生能源，一邊試圖排除自身再生能源的設置義務。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作為是否與輝達標榜「透明」與企業文化背道而馳？

只問變電站，不問電從哪裡來

伴隨輝達總部建物公開，台北市的政治討論迅速聚焦在文林變電所。現任台北市長蔣萬安以及台北市長候選人、現任立委沈伯洋都分別發表了看法。

台北市長蔣萬安隨即核准台電方案，強調文林變電所應依都市計畫採地下化設計，並推動臨時變電所方案。沈伯洋在談及北士科供電問題時指出，重點不是有沒有電，而是電能否送得到。兩位的共通點都在於著重「如何把更多電送進北士科」，但卻未針對產業用電責任多有所著墨。

蔣萬安過去長期批評中央能源政策，多次以缺電風險為論述主軸，然而台北市政府長期以來對於分散式能源、再生能源與能源自主的推動卻相對保守，連屋頂光電的推動都非常消極。另一方面，沈伯洋針對輝達提出「AI 生態系」概念，強調人才培育、產業發展，但忽略輝達可帶動的用電責任榜樣，包括帶動產業群聚的再生能源、儲能系統、綠電採購、能源效率與需求管理機制，以形成具備能源韌性的產業生態系，才是真正完整的 AI 生態系。

若只討論如何把更多電送進北士科，而忽略企業如何負擔相應的區域能源責任，無論是變電站、產業生態村，甚至 AI 產業聚落的討論，都會只停留在供電，而非能源治理思維。除了電能否送得到，真正值得討論的是這些電該從哪裡來，以及以及產業需要負起的綠電責任與義務。

對 AI 龍頭的 3 個期待與呼籲

輝達作為全球 AI 產業的領導企業，在台灣的發展不僅是一項企業投資，更將成為台北 AI 產業與都市發展的重要象徵。當其能源需求足以影響都市電網規劃、變電站設置、輸配電建設，甚至牽動能源政策討論時，便是攸關公共利益的重要議題，更是台北市能源治理能力的具體考驗。

我們期待輝達能成為企業能源責任的引導者，並認為輝達至少應該承擔 3 項最基本的責任：

第一，依法設置再生能源設備與綠化規範，不應以建築美學作為豁免理由。依法設置再生能源設備，以及提出相應綠覆率及綠容率規劃，應是企業該遵守的最低標準，而非可自由選擇的選項。其關鍵在於法規的公平性：若大型企業可因建築設計而得到特殊待遇，那麼未來其他開發案是否也能援引同樣理由？一棟以未來科技為名的建築，應連帶肩負能源責任與永續承諾。

第二，完善北士科總部未來用電需求與綠電規劃。輝達總部未來的實際用電需求，是以辦公功能為主，還是包含大量 AI 運算設備的高耗能設施？未來將使用多少綠電？是否已規劃長期購電協議（PPA）？這些資訊正是討論供電問題最重要的基礎，同時也是能源安全問題。未來電力高度仰賴中南部電源北送，面對極端氣候、電網事故或區域供電風險，輝達是否已有相應的能源韌性規劃？是否規劃儲能、備援電力或在地綠電採購機制？當用電需求已影響城市基礎設施規劃時，能源資訊的透明，就不再只是企業內部事務，而是公共議題的一部分。

第三，帶動北部區域再生能源等分散式能源發展。目前企業取得綠電多以購買既有綠電為主，但若 AI 產業持續快速成長，無法僅依賴既有綠電供給，企業應思考如何進一步帶動再生能源發展與儲能。例如透過長期購電協議（PPA）支持新的再生能源開發案、投入儲能建設、支持北部地區分散式能源發展，甚至與地方政府共同推動區域的能源轉型示範計畫。如此一來，輝達帶來的將不只是企業投資與產業聚落，更有機會提升整個城市的能源韌性與治理能力，讓 AI 產業的發展與能源轉型能夠同步前進。

我們認為，輝達所帶來的討論，不應只停留在變電站該不該蓋、電能不能送得到，而是當 AI 產業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時，社會期待的就不只有投資、就業與產值，更希望企業能從承擔用電責任開始，帶動起如何與在地共榮與永續、淨零發展等更深層的城市轉型議題。

本文於2026-06-12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投書及專欄 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