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盟觀點 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https://gcaa.org.tw/category/gcaa-view/ 秉持「議題結盟、社區串連、公民行動、永續社會」的理念，致力於建構台灣環境政策、推動環境議題，期望讓台灣達到永續的生活環境。 Sun, 17 May 2026 07:08:56 +0000 zh-TW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6.9.4 https://gcaa.org.tw/wp-content/uploads/2021/08/cropped-favicon_工作區域-1-32x32.png 綠盟觀點 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https://gcaa.org.tw/category/gcaa-view/ 32 32 【聯合新聞稿】零核電滿週年！全台22縣市代表齊聚 呼籲「拒絕重啟、面對核廢」 https://gcaa.org.tw/16156/ Sun, 17 May 2026 04:30:00 +0000 https://gcaa.org.tw/?p=16156

2025年5月17日，台灣除役最後一座核電廠，正式成為亞洲首個宣示並實踐廢核的國家，這一天不僅是40年反核運動的里程碑，更是台灣能源轉型史上重要的歷史時刻。然而，在台灣成功達成零核電滿一週年的今日，重啟老舊核電的政治聲音卻再度浮現。為此，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於2026年5月17日下午一點舉辦「台灣非核一週年記者會」，由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黃靖庭主持，邀請來自全台22縣市的縣民與各地公民團體代表一起站出來，代表家鄉向政府發聲，並提出三大嚴正訴求：反對核三重啟、審查不應草率、落實核電三原則，呼籲政府切勿輕率重啟老舊核電，並正面回答「核廢要放哪」的嚴肅命題。下午同時在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台灣非核一週年座談會」，邀請來自學界、公民團體的研究者與行動者，共同討論台灣的能源、民主與未來。

數據破除缺電詛咒！三原則別淪為非核安慰劑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謝志誠在發言時痛陳，今天是台灣邁入「非核家園」滿一週年的日子。去年的今天，台灣正式終結長達46年多的核能發電歷史，成為東亞第一個實現非核家園的國家。「還記得我們滿懷感恩的把非核家園的雷射光投射到台電大樓的那一刻。」遺憾的是，隨之而來的藍白聯手修法，為老舊核電廠開啟了可申請再運轉的管道。

謝志誠指出，修法僅是提供「可申請再運轉」的管道。其是否申請再運轉的決定權仍然落在經營者身上，民眾黨隨後提出重啟核三的公決提案，雖然同意票大於不同意票，但並未通過投票權人數1/4的門檻，表示「重啟核三應為不通過」。依《公民投票法》第30條規定，行政及立法機關兩年內不得採取違背公投結果的行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今年3月21日，賴清德總統竟然公開感謝立法院通過《核管法》修正案為核電重啟提供法源，並指示台電準備將計畫送交審議，為非核家園投出核彈級的震撼彈。台電隨後於3月27日送交核三再運轉計畫書，更有消息顯示明（2027）年初就要正式下單訂購新燃料棒。

謝志誠質疑，在AI浪潮、算力即國力及SMR神格化的炒作下，「返核」之路已被形塑成定見，各種猴急式的重啟時程紛紛出籠，「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仍未見具體對策，這三原則會不會因此淪為「非核家園」的安慰劑？無止境擴張電力需求下，「我那小小多山的國家」會不會淪為「我那小小多核電的國家」？唯一令人欣慰的是，過去一年台灣並沒有如核電幫所詛咒的「缺電、經濟崩盤、產業外移」。謝志誠拿出台電每日數據指出：自非核之日（2025年5月18日）起至2026年5月16日止，備轉容量率超過10%（供電充裕）的天數超過331天，處於供電吃緊的黃燈天數沒有超過30天，直接用具體證據戳破缺電謠言。

長年被迫與核三共存，恆春拒絕再次被迫承擔風險

來自恆春的教育文化工作者龍昶維回憶到核三廠停機的那一天。他形容：「地方一切如常，彷彿沒有事情發生。」當天，他與朋友騎車繞遍恆春半島，只為看見「巨獸的吐息」——解聯歸零時，從核三廠排出的白色水蒸氣。與此同時，在台北，人們聚集在台電大樓前，倒數著「非核家園」到來的歷史時刻。

「為什麼同一座核電廠的停機，在台北是值得紀念的時刻，在恆春卻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龍昶維提出這樣的疑問。他指出，從戒嚴時期核三廠建置過程的不透明，到長年以來核安資訊難以被地方居民理解與掌握，恆春人從來不是「主動選擇」的一方，而是被迫在第一線承擔風險的人。「恆春人的沉默，並不代表接受；是核三廠這四十年來，透過各種方式讓自己的存在變得真空，讓事實距離民眾更遠的結果。」

如今，核三廠好不容易平安停機，這座「巨大而安靜的怪獸」終於迎來安息；但恆春這座看似一切如常的美麗小鎮，卻又再次被推上國家能源政治的談判桌。核廢料最終處置場至今仍沒有答案，老舊核電廠的安全疑慮也尚未被充分面對，卻有人急著討論重啟核三。龍昶維質疑：如果核電廠再次運轉，核廢料就會繼續產生；如果連既有核廢都還沒有負責任的處理方式，憑什麼要求恆春人再次承擔風險，甚至繼續承受更多無解的核廢？

龍昶維重申，希望「非核家園」不只是台灣一度達成的能源里程碑，處於下一代孩子能夠真正享有的普世價值，如同民主與自由一般。非核不只是停止一座核電廠運轉，也是拒絕讓少數地方、少數居民，繼續替整個國家承擔看不見盡頭的代價。

拒絕環境不正義！勿忽視離島土地的聲音

來自澎湖的社區大學講師潘翰聲則分享了離島能源實踐的經驗，他形容這就像是硬幣的正反面。潘翰聲呼籲賴清德總統：「別想吃核電回頭草，不妨看看離島正在邁向RE100全綠能島。別忘了台灣也是個島，他要帶領國家走向哪種未來？」

潘翰聲痛批，核電的反面成本是，核廢料總被丟到離島和原住民地區，這樣「犧牲的體系」的環境不正義，是難以承受的道義責任。反觀金門，從2020年採用智慧電網的智慧電表加儲能，再生能源逐步增加，比以前只靠大型機組更乾淨、穩定不跳電，台電建置韌性電網費用也很快回本；而澎湖用海底電纜連結本島，在夏天中午有些時候，已經可以做到RE100。正在發電的南寮公民電廠，不但用具體證據破除綠能謠言，更讓綠電收益分配到社區民眾帳戶裡，他強調「綠能我也能」才是社會溝通的唯一解方。

除了環境團體，學界也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提出警訊。金門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黃信穎發言時坦言：「我是台南人，在金門大學教建築。大家一定很納悶學建築的有什麼資格呢？我想，首先，核能核廢的影響是全面的，輻射鋼筋事件確實在台灣發生過，鋼筋與砂石受輻射汙染若用在建築物中，便會直接影響人們的日常健康。」黃信穎指出，輻射鋼筋事件確實曾在台灣1980年代（民國70年間）發生過。黃信穎進一步分析，當健康生活以及永續發展成為共識的此時，替代能源如風力、太陽能、乃至更有效率的燃氣發電，已在台灣共同組成韌性電網。在當前已經穩定的電網基礎上，若因重啟核電而對經濟活動造成嚴重影響，他認為絕對不是個明智的選擇。最後他也提醒，2013年金門就曾舉行過反核廢遊行，他嚴正呼籲：「請在場的各位，不要忽視了我們每一片土地上的聲音。」

船航向國際、核廢留蘭嶼？原民正義等不到

「核廢遷出蘭嶼，拒絕核電重啟！」蘭嶼椰油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希婻．瑪飛洑（SinanMavivo）代表達悟族人發出嚴正吶喊。她強調，在核廢料未獲妥善處理前，任何重啟核電政策都是對蘭嶼的再次傷害。

希婻．瑪飛洑指出，蘭嶼核廢料場自威權時期設置至今從未真正解決，且當年是在未充分告知、未取得族人同意下興建，嚴重侵害原住民族權利。數十年来，族人透過請願、提案與和平抗議，要求推動《蘭嶼核廢料遷場暨補償條例》，卻長期遭立法院擱置，形成「核電法案推得快，原民正義等不到」的荒謬現象。對於政府曾提出25億元補償方案，族人強調，核廢料仍留在蘭嶼，風險與不正義並未消失，金錢無法取代土地、海洋與族人的健康權。

她更揭露國家政策的巨大矛盾：當台灣政府高舉「南島文化交流」旗幟，推動蘭嶼達悟族大船於今年六月航向巴丹群島，對外展現台灣尊重原住民族、多元文化與海洋精神時，許多蘭嶼族人心中卻有一種深沉的矛盾與荒謬感。因為同一個國家，一方面把達悟族文化當成外交資產向國際展示，另一方面，卻讓蘭嶼承受數十年的核廢料存放風險。

「當大船成為國家海洋外交的象徵時，蘭嶼的土地與海岸，卻仍堆放著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核廢料。政府口口聲聲談文化平權、轉型正義與原民尊重，但最核心的不正義——核廢遷場，至今仍沒有真正解決。」希婻．瑪飛洑沉痛表示，這種反差正是蘭嶼長期的現實：文化被需要時，達悟族是台灣與世界連結的南島民族；核廢無處可去時，蘭嶼卻又被當成可以犧牲的邊陲島嶼。國家一邊利用達悟族文化拓展外交形象，一邊卻無視族人長年對土地、生存與健康的吶喊，這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把原住民族文化包裝成外交語言，卻讓族人繼續承擔國家發展背後最沉重的代價。

達悟族人要求政府在談核電重啟前，必須先清楚回答「新的核廢料要放在哪裡？」並正視蘭嶼長期承受的環境不正義，「蘭嶼不是核廢暫存場，達悟族不是國家發展的代價！」

強震島嶼的核電豪賭！核三重啟毫無社會共識拒絕花東淪為核廢犧牲品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議題研究員、克尼布部落太魯閣族青年楊純宜則從環境安全與原鄉角度提出批判。她指出，賴總統提出「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3原則，但現實是核三廠有活動斷層通過，且歷史上多次起火、輻射外洩，紀錄不良，根本無法做到「核安無虞」；在核廢料方面，低階核廢找不到最終處置場址，移出蘭嶼的承諾持續跳票，甚至長期在核二、三廠內焚燒，增加居民健康風險，高階核廢迄今更仍無選址法源，核廢顯然未有解。此外，民間仍有許多人強烈反核，重啟核電顯無社會共識。

同樣來自東台灣、面臨環境壓迫的花蓮在地青年簡子涵則表示，核電有一項難解的問題是核廢料的貯存，花東地區因土地面積、人口數量、經濟發展等考量，經常會成為被選定的位置。他直言，核電在台灣往往是威權體制強加於土地的產物。對於偏鄉居民與蘭嶼的原住民族來說，這不僅是能源選擇，更是長期的環境壓迫。「身為在花蓮長大的青年，地震是我們的日常。」簡子涵沉重地提到，2年前的0403地震更是帶給花蓮重創，至今都仍在重建的路上，這對蘊含豐富自然資源及高度依賴觀光的花蓮，是相當沈重的打擊。

簡子涵警告，將核電與核廢料置於地質脆弱、強震頻繁的島嶼上，是對土地與生命最不負責任的豪賭。過去，享受核電便利的是上個世代，但承擔萬年核廢料風險與龐大處置成本的，卻是我們與未來的子孫。他強調，唯有真正「核電歸零」，我們才能精準評估代價，並以科學、民主的方式，務實面對核廢料的最終處置。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三大訴求

面對執政黨與台電急就章的重啟程序，全國廢核行動平台在記者會最後共同高喊口號，並向賴清德總統與行政院提出三點嚴正訴求：

訴求一、反對核三重啟：2025年核三公投未過關，重大公共政策變更應具備民主程序、風險檢證與資訊公開，至今重啟核電的討論依舊缺乏社會共識。上述問題未解，核三不應重啟，且政府兩年內不得採取違背公投結果的行動。

訴求二、重啟審查不應草率：目前的重啟審查流於技術決策，缺乏明確資訊公開與社會信任，使在地居民處在無法參與決策的位置。核安會應確保重啟審查程序的資訊透明與轉譯，並應有完整的公共參與規劃，尊重地方居民的自決權。

訴求三、落實核電三原則與強化防災：核三廠面臨核安未明、核廢無解、社會溝通不足的問題，執政黨有責任向社會說明「核電三原則」如何被具體落實，提出清楚的程序及門檻，供社會大眾檢驗。政府應明確回答「核廢要放哪」；同時，立法院應儘速修改核安三法，將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擴大至30公里，增加核災賠償，強化核災應變能力。

出席團體：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野薑花公民協會、台南新芽協會、綠色和平、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人民作主志工團、好民文化行動協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台灣綠黨、環境法律人協會

]]> 從穩定供應走向節能與分散式能源：美伊戰爭下，思考台灣能源韌性 https://gcaa.org.tw/16146/ Fri, 15 May 2026 02:08:17 +0000 https://gcaa.org.tw/?p=16146

美伊戰爭引發能源危機，再次凸顯台灣能源體系的脆弱性。根據 2025 年能源統計月報，台灣天然氣有約 8 成用於發電，占整體電力結構約 47%；同時，液化天然氣（LNG）來源中超過 3 成來自卡達。這代表一旦地緣政治衝突影響供應，問題不只是燃料價格上漲，而可能進一步影響整體電力系統的穩定，以及民生與產業的用電安全。

這次事件也提醒我們，能源安全不只是電夠不夠，更重要的是，當供應受限時，系統是否具備足夠的調節能力。然而，自 3 月初以來，政府的應對仍主要集中在供給端，例如分散氣源、長約採購、增加儲備、強化機組調度，以及透過價格機制吸收成本波動等。這些措施在短期確實必要，但本質上仍是在維持原有系統，沒有真正處理對單一燃料高度依賴所帶來的結構性風險與結構問題。

國際已在進行，節能與分散式能源才是關鍵

更關鍵的需求面的節能措施以及分散式能源的角色，在目前政策中幾乎沒有被重視。當風險來自國際局勢、地緣政治，而非單一市場波動時，只靠調度與庫存，很難建立長期韌性。從國際經驗來看，各國已經開始調整方向，不再只追求穩定供應，而是同時強化需求調節與分散式能源的能力。

國際能源總署（IEA）在 3 月 20 日發布的報告中，提出十項可以在幾週內見效的節能措施，包括遠距辦公、降低交通能耗、改善建築用電，以及提升工業效率等，並強調只要政府、企業與家庭一起行動，就能有效降低衝擊。韓國在 3 月下旬也啟動全國節能行動，包含減少公務用車、調整用電習慣，並推動能源轉型。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國，則透過調整冷氣溫度、鼓勵遠距辦公與推動大眾運輸，快速降低能源需求。從這些做法可看出，節能與需求管理已成為能源危機的核心應變工具之一，其特點在於可立即實施、成本相對較低，且具高度擴散性。

此外，各國也不是只要求民眾節能，而是搭配制度與技術工具，例如價格補貼、設備升級與推動家戶能源系統，降低轉型成本並提升參與誘因。以英國為例，今年 1 月推出大規模的「溫暖家園計畫」（Warm Homes Plan），希望讓家庭使用更便宜、安全且在地的乾淨能源。在這次能源危機中，英國除了持續推動家戶太陽能、儲能、隔熱與熱泵設備，也透過零售通路推動插座式太陽能設備（plug-in solar），降低家戶使用綠電的門檻。

這種在德國已經普及的設備，讓發電不再只發生在電廠或屋頂，而是走進家庭日常，讓民眾也能參與能源的生產與使用。截至 2025 年，德國已有約 95 萬套 plug-in solar 設備，總裝置容量近 820 MW，顯示分散式家戶能源具備快速擴散的潛力。

節能不是重來，而是奠基與強化既有政策

相較之下，台灣目前仍偏重大型電廠與供應穩定，對節能與小型分散系統的重視明顯不足。這樣的策略難以應對短期衝擊之外，長期而言也不利於韌性的建立。因此，面對這次能源危機，相關政策方向應該從單純追求供應穩定，進一步轉向強化電力系統調節能力，並將這樣的能力逐步延伸至分散且可快速擴散的家戶端。這次危機是一個調整政策的機會，短期內強化既有政策做得更好，也嫁接起中長期的結構部署，以強化能源系統的調節能力。

短期內應明確將節能納入應變核心，這些作法並非從零開始，而是在既有政策基礎之上，進行的調整與擴充。像是由公部門率先實施限制非必要出差、推動遠距辦公、調整空調設定與尖峰用電管理；地方政府則可透過既有法規強化用電大戶節電責任，並結合商圈與社區推動節能示範。

事實上，台灣過去已經累積不少基礎，有長期推動社區節能與低碳相關的政策。例如環保署時期推動的低碳永續家園，透過評等、補助與競賽，讓社區在節能與生活轉型上累積經驗；各地方政府也透過諸如補助社區公共照明、電梯節能與設備改善等方式，推動社區層級的節電行動。這些都不是新政策，而是已行之有年，但還沒有被當成能源危機應變工具來使用的做法。

在工業部門也是如此。在 4 月 14 日由數個民間團體召開的「面對能源危機 凍漲治標 節能治本」記者會上，綠盟便指出，台灣工業用電占比超過 5 成，節能潛力仍然很大。根據能源署 2025 年資料，用電大戶整體年度節電率約為 2.13%，已高於現行政策目標，顯示仍有進一步提升空間。如果能把目標從 1～1.5% 提高到 1.5～2%，並加強資訊公開與監督，將能促使企業更積極節能。

中長期關鍵，應加強家庭與社區的能源自主能力

除了節能之外，我們也認為應同步強化家戶與社區的發電與用電調節能力。例如，政府可針對透天厝與低樓層集合住宅的小規模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簡化申設流程、降低行政成本，以釋放小型屋頂潛力；同時推動「光電家電化」，像是引入插座式太陽能設備（plug-in solar）等設備，建立相關標準與檢驗機制，讓沒有屋頂或住在公寓的人，也能使用綠電、享有使用綠電的權利。此外，加速家戶型光儲系統的導入，透過補助與市場機制，提升自用比例並分散尖峰負載。

更進一步，需要重新思考再生能源發展方向，不只是追求裝置容量，而是建立分散式能源系統。透過社區微電網、公有建物整合與公民電廠等方式，逐步建立在地能源網絡，讓能源系統從集中走向分散，降低單一風險帶來的衝擊。

總體而言，這次因國際戰事引發的全球能源危機不只是短期供應問題，而是對整個能源系統的考驗。真正的能源安全，不在於備援容量是否充足，而在於系統是否具備分散與調節能力。當家戶、社區與地方層次能夠共同參與能源生產與管理時，即使無法取代大型電源，也能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的緩衝作用。

再生能源的價值，也不只在減碳，而在於它可以分散、可以快速擴散，並與社會參與結合。若能進一步結合節能措施與分散式能源發展，將有機會把此次危機轉化為推動能源轉型的契機，逐步建立更具韌性與回應能力的能源體系。

本文於2026-05-14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 【聯合新聞稿】永續獎與國際脫節，半導體綠電落後 https://gcaa.org.tw/16128/ Thu, 14 May 2026 03:27:22 +0000 https://gcaa.org.tw/?p=16128

《2026企業永續追蹤報告》發布記者會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今（14）日共同發布《2026企業永續追蹤報告》，檢視台灣四大永續獎的評選機制，除了針對獲獎企業的污染、職安與氣候績效進行分析，也對於用電大戶半導體產業及石化、鋼鐵、水泥等難減排產業的氣候行動與減煤成效進行分析。

報告指出獲獎企業中，近半數涉及環境或勞動法規違規，多家高碳排企業的減碳、綠電與脫煤表現也落後國家政策目標。若永續評鑑機制缺乏對污染、工安與實際減碳成效的檢視，將與國際反漂綠與供應鏈淨零趨勢明顯脫節，不僅無助國家減碳，更將削弱台灣產業在國際綠色供應鏈中的競爭力。

大合照

國際規範層層圍堵，台灣評鑑原地踏步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張趙指出，台灣的永續評鑑長期忽視國際規範，連企業遵守在地法規的基本門檻都沒守住。國際對防漂綠的要求有三層：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ILO勞動公約等規範架構；歐盟、德國供應鏈法等強制立法；蘋果、責任商業聯盟（RBA）等品牌商行為準則。從「守法」這基本門檻就看得出落差。2025年度四大永續獎得獎的113家製造業中，近半數涉及環境或勞動法規違規；TCSA得獎企業違反勞動法規的比例更高達四成。

張趙指出，職業安全是國際勞動規範的核心，但2024年中鋼、中油與東元電機接連發生員工死亡職災，三家公司照樣拿到台灣企業永續獎。國際勞工組織2022年已將「安全健康工作環境」列為核心勞工權利；聯合國人權指導原則和《職安法》第25至27條也規定企業要對承攬鏈職災負連帶責任，但承攬鏈職災的「黑數」常被簡化為報告書的一個數字。氣候轉型方面，國際淨零科學標準、聯合國氣候報告與國際能源署都已訂出鋼鐵、水泥的低碳製程汰換時程，但部分台灣用煤大戶的燃料結構幾乎沒變，照樣年年拿永續獎。

張趙舉例，欣興電子是全球AI伺服器載板製造關鍵節點，從2014年起連年獲頒TCSA永續綜合績效獎，但近三年反覆違反水污法。新豐一廠2024年5月銅排放超標七倍、遭罰310萬元，距上次限期改善不到半年；四年內還發生四次火災，永續報告書的改善策略卻連年照抄。而國營事業中油連年蟬聯空污冠軍，永續報告書自訂「30萬重大裁罰」揭露標準，揭露違反空污法裁罰僅18件，實際卻高達89次、累積2,423.5萬元，逾八成違規未揭露。同年另有兩次火災、六次製程異常釀重大空污、13件職安疏失致三人死亡，中油仍持續獲頒TCSA永續獎。國營事業帶頭不轉型，整體淨零將被拖累；若評鑑門檻長期低於國際規範，就會出現可操作的漏洞，讓製造業在國際供應鏈中失去競爭力。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張趙

獲獎排碳大戶氣候表現落後國家目標，半導體綠電落後恐失國際競爭力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曾虹文表示，獲獎的排碳大戶共有38家，有36家獲得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的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及氣候領袖獎。若獲獎企業有領先的氣候行動，當然值得肯定，但我們分析這些獲獎的標竿企業發現，有6家沒有2050淨零目標，11家的2030中期減碳目標，未達國家28%±2的政策方向。再生能源方面有28家企業的2030年再生能源目標，未使用30%綠電的政策目標，2024年再生能源使用率不到1%的企業有13家，其中有 6 家完全未使用綠電，能效進步率不到2%，也就是低於工業部門平均的有20家。此外，有28家沒有明確揭露是否已落實「用電大戶條款」的再生能源法定義務。

曾虹文說，燃煤是碳排與空污的最大來源，因此排碳大戶的脫煤轉型計畫，與國家減碳目標能否達成高度相關。但去年卻有9家仍在使用燃煤的企業獲得 TCSA永續獎項肯定，其中8家沒有設定具體的脫煤時間表，5家企業的用煤量增加，其中中石化較前一年暴增三倍，被視為氣候行動標竿而獲得氣候領袖獎的遠東新世紀也增加了近三成的用煤量。

曾虹文進一步表示，半導體是台灣用電量最大的產業，約佔台電營業用售電量的 21.54%，佔全台總售電量的 16.83%，碳排量是台灣製造業第三大，佔全台15%。半導體的碳排放主要來自電力使用，倘若無法提高能源效率及擴大再生能源使用，不僅影響台灣電力供需與能源轉型，整體減碳成效也會大受影響。

42家半導體排碳大戶中，有八成五的能效進步率不到2%，近八成的2030 年再生能源目標設定，沒有達到要用30%綠電的政策目標，11家獲獎標竿企業中，也有7家沒有達到政策目標，2024年再生能源使用率達10%以上的半導體僅3家。但國際品牌如蘋果、微軟、輝達等皆已承諾2030要100%使用再生能源，甚至連台積電的競爭對手英特爾都承諾2030年要100%綠電，若台灣不加快再生能源發展腳步，恐失去國際競爭力。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的評選機制，對於達不到國家目標，甚至燃煤使用量不減反增的高碳排、高污染企業都給予肯定，不僅無法與國際趨勢接軌，也可能成為漂綠結構的一環，甚至會讓企業產生自我良好的錯覺，而喪失國際競爭力。呼籲各永續獎頒獎機構，將國家減碳政策目標納入評分門檻，並將難減排產業的用煤量、燃煤汰除時程與替代燃料路徑納入評分項目，才能鼓勵到在減煤、減碳上，有具體實質行動的企業。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曾虹文

建構脫煤機制與低碳市場，驅動產業淨零轉型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方鈺宜指出，未來兩年隨著 IFRS S2 的導入，企業揭露因應氣候風險與機會的轉型計畫將成為必要作為，永續獎項亦應從表揚資訊揭露，轉向以轉型內容的實質檢視作為評選依據。依照 IFRS S2 建議架構，轉型內容須包含：氣候治理、風險與機會情境分析、範疇一至三排放、資本支出配置、減量路徑，以及氣候相關財務影響等。除針對上述項目進行評估外，如同本次報告所指出，減煤對排碳大戶具有顯著減排影響，因此給獎單位應將產業用煤與氣候表現連結，鼓勵企業積極尋求其他低碳工業熱能選項；受獎企業亦須正視產業脫煤。以最大用煤產業——石化業為例，其用煤主要來自工業熱能需求，現今已可見歐盟地區推動大型工業熱能電氣化的案例，例如德國化工大廠巴斯夫（BASF）正在建造巨型工業熱泵，預計其供應蒸汽的排放量將減少高達 98%；而用煤量第二大的鋼鐵業，則因冶金煤作為製程還原劑使用，整體產業需脫離高爐轉爐的一貫煉鋼製程，方能達成深度減碳目標。因此，須將可作為還原劑、取代用煤的氫能直接還原鐵煉鋼技術納入技術布局，並同步規劃仰賴煤炭系統的高爐退場機制，才有可能大幅減煤，進而減碳並達成氣候目標。

發展大型工業熱能電氣化與鋼鐵業直接還原鐵等大型投資，與政策環境及低碳市場的建構息息相關。方鈺宜表示，經濟部於 2022 年提出「製造部門 2030 淨零轉型路徑」，至今已近四年，應儘速更新內容，並納入於 2025 年底核定通過的六大部門減碳旗艦行動計畫，針對半導體、石化、鋼鐵、水泥等關鍵高排放產業，訂定產業別減量基準與階段性指標，包括能源效率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燃料替代、製程轉型，以及範疇三管理等，以提供企業更明確的政策訊號與規範。除規範措施外，政府亦應透過需求端政策建立明確的低碳市場訊號。公共工程、軌道建設、離岸風電、公共建築及國營事業採購，應率先導入低碳鋼鐵與水泥的採購規範。參考其他國家作法，例如歐盟於今年三月提出《工業加速器法案》，明定 2030 年後公共採購中的低碳鋼鐵與鋁須達 25%，水泥與混凝土則須達 5%；英國自 2026 年起，鼓勵離岸風電開發商於供應鏈中納入英國鋼鐵產品，以取得額外補助；日本則於 2025 年 4 月修訂《綠色採購法》，將鋼鐵產品納入公共採購範圍，並與日本鋼鐵公會共同制定「綠色鋼鐵」標準，獎勵使用低碳鋼材的電動車輛，提供每輛最高約 330 美元的補貼。

另一方面，政府應啟動低碳鋼鐵、水泥等產品的標準研議，追蹤國際動態訂定材料碳強度門檻與效能標準。同時，可搭配碳差價合約、綠色採購加分、轉型補助及金融工具，降低企業投資低碳製程的初期成本，形成穩定且可預期的低碳市場需求。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方鈺宜

三大呼籲及訴求：

一、頒獎機構：

建立重大污染與重大職災排除機制，將法規遵循視為永續評比最低門檻，並將脫煤轉型計畫、國家減碳政策目標等實質氣候行動納入核心評分項目。

二、政府部門：

主管機關應制定有效的產業低碳轉型戰略，更新「製造部門2030淨零轉型路徑」，針對半導體、石化、鋼鐵、水泥等關鍵高排放產業，訂定明確的階段性減碳與脫煤指標。並透過公共採購導入低碳鋼鐵與水泥的「綠色採購規範」，同時研議材料碳強度門檻，並搭配「碳差價合約」、轉型補助等金融工具，降低企業投資氫能直接還原鐵、大型工業熱能電氣化等低碳技術的初期成本。

三、品牌供應鏈：

針對反覆發生污染與重大職災的關鍵供應商，品牌大廠應落實環境與人權的盡職調查，並將環保與工安表現嚴格納入採購決策標準，透過市場力量促使企業落實永續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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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側記】德國非核轉型之路 https://gcaa.org.tw/16101/ Tue, 12 May 2026 07:59:15 +0000 https://gcaa.org.tw/?p=16101

編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邀請德國地球之友（BUND）博納．瑞德克爾（Bernd Redecker）博士舉辦線上演講。從德國環保團體視角，回顧德國實現非核家園後的成績與展望。

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是重要的國際環保組織，其中德國地球之友是德國具代表性的全國性環保組織，成立於1970年代中期，長期致力於自然保護與環境永續發展，現擁有超過65萬名會員與支持者，並透過遍布德國各個角落推動行動。

德國地球之友致力於氣候保護、再生能源發展、生態農業、以及森林、水資源與瀕危物種的保護。在核能議題上，他們設立「核能與輻射防護工作小組」，這個小組主要在推動歐洲核電淘汰、監督核廢料中期儲存與最終處置的安全性，並參與核廢料資訊平台的建置與推廣。

瑞德克爾博士是環境科學家，也是「核能與輻射防護工作小組」發言人。30多年來，他長期投身反核運動，專注於核能風險議題。隨著德國核能時代的結束，博士目前關注核設施除役與核廢料管理所涉及的風險，特別是相關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問題。

活動以德文進行，並提供中、德文逐步口譯，特別感謝淡江大學歐語系德文組戴達衛老師協助口譯工作。下文內容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博納．瑞德克爾博士的演講，經口譯整理，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盡量完整呈現講座原意，由於設備及網路發生故障，演講影片無法發佈，敬請見諒，演講內容請參考文字紀錄。

瑞德克爾博士：首先非常感謝綠盟的邀請。今天能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分享德國的非核經驗，我感到萬分榮幸，尤其是這份經驗是在德國與台灣這兩個非核國家之間進行交流，對我而言更具意義。

我是德國地球之友「核能與輻射防護工作小組」的發言人。德國地球之友目前擁有67.4萬名會員與捐款者，是德國最大的環保非政府組織之一。

今天我準備的報告內容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點是德國逐步淘汰核能的路徑；第二點是我們選擇淘汰核能的原因；第三點則是大家最關心的，在核能淘汰之後，德國目前的電力供應現況；第四點我會談談關於重啟核電的辯論；最後，我將與各位分享廢除核電後德國所面臨的挑戰。

背景資訊

在正式進入主題前，我想先從地理環境談起，並與台灣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從國土範圍來看，德國的面積大約是台灣的十倍大，但人口卻只有台灣的四倍，這顯示德國的人口密度其實沒有台灣那麼高。如果我們觀察發電量，以2025年的數據來看，台灣年發電量為 2570億度，德國為 4330億度 ，兩者大約有一點五倍到兩倍的差距。

在地理特徵上，台灣是一個島嶼，德國則是位於歐洲大陸內部的國家，只有最北端臨海，因此離岸風電主要只能在北海、波羅的海沿岸發展 。更重要的是，作為歐洲大陸內部的國家 ，德國深深嵌入在歐盟的整體電網中，這與台灣相對獨立的電網結構有很大不同。

最後，為了讓大家理解德國廢核討論的背景，我必須分享一些政治脈絡。德國在去年經歷了大選並組成了新政府。前任政府是由社民黨、綠黨與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立場較為反核。而現任的新政府則是由較保守的政黨與社民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內部同時存在擁核與反核兩種派系，但雙方目前共同的目標，都是決定繼續推動再生能源與綠能的發展。

德國逐步淘汰核電之路

德國與核能的淵源開始得很早，第一座核電廠早在1961年就開始運轉。在1960至1980年代之間，政府原本雄心壯志地計畫要大量興建核電站，根據當時的規畫圖，甚至曾考慮興建超過500座核能相關設施，包括核電廠與再處理設施 。

然而，這些計畫從一開始就面臨強烈的民間抗爭。例如1970年代初期，在德國西南部的維爾（Wyhl）核電廠預定地，就有大批農民為了守護當地的葡萄酒莊而挺身而出。因為這些抗議，這座核電廠最終沒有蓋成。全國最後實際興建的核電廠數量亦遠低於原本規劃；實際啟動建設工作的核電廠僅有33座。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真正的關鍵轉折點，是大家記憶深刻的1986年車諾比核災。當時德國也受到了放射性污染的影響，特別是德國南部，直到現在當地的野生蘑菇或野生動物，仍因放射性超標而無法食用。這場災難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示威，自此之後，德國僅有三座新核電廠投入運轉，便不再增加

這種民間氛圍在2002年開花結果。當時由社民黨與綠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正式通過了第一次廢核決議，計畫在二十年內讓所有核電廠除役。雖然到了2010年，新上任的保守黨政府一度打算重啟核能，引發了包括我們「地球之友」在內的民間組織激烈反抗，當時甚至有12萬人手牽手築起人鏈抗議，而這一切都還是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前。

2011年福島核災爆發後，民間反彈達到頂峰，當時有高達25萬人走上街頭。面對如此巨大的民意壓力，當時原本立場較為保守的擁核政黨也改變了態度，聯邦議會的所有政黨達成共識，第二次決議廢核。就在三年前，也就是2023年，德國正式讓最後的核電廠除役，完成了這段長達數十年的廢核之路。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逐步淘汰核電的原因

為什麼德國最終選擇走向反核？這可以從我們所謂的「核廢料失控螺旋」（nuclear waste spiral）來理解。

其實就是核廢料相關的討論，從鈾礦的開採開始，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問題了。開採1,000噸鈾礦石，最後約可得到1噸黃餅（Yellowcake）中的鈾，其中真正可分裂的鈾-235只有約7.11公斤。這整個過程充滿污染，甚至導致了專門的肺癌疾病「施內貝格肺癌」（Schneeberg lung disease），這就是由放射性粉塵造成的，同時粉塵也會這飲用水造成汙染。

即便是在正常運轉的核電廠，對周遭環境的放射性暴露風險也依然存在。200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德國核電廠周邊五十公里的範圍內，兒童罹患白血病的機率明顯升高。甚至還有研究發現，核電廠周遭的輻射也會對男性精子產生影響，使新生兒的性別比例會因此失衡，出現了所謂「消失的女孩」（Lost girls）現象。而最新的2026年哈佛大學研究也指出，美國核電廠周邊的癌症發生率上升，每年約造成6400人死亡。

接著是大家最擔心的「核災事故」。除了著名的車諾比和福島核災，歷史上還有馬雅克、塞拉菲爾德，以及三哩島等多次事故。在德國，我們也曾有過幾次差點發生重大事故的時刻，所幸德國最後沒有發生重大核災。

另外關於核廢料，德國有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核電就像是一架「已經起飛、卻沒有降落跑道」的飛機。人類製造出了世界上最危險的材料，需要安全存放長達一百萬年，但直到今天，全球都沒有一個真正完工的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即使在德國，我們預計也要等到下一個世紀，才能將最後一個核廢料容器（CASTOR）送入深地底掩埋。

最後，我們必須面對現實的安全威脅。在戰爭時期，核電廠極易成為被攻擊的標靶。過去這可能只是理論上的討論，但在近年的烏克蘭戰爭中，我們已經看到核能設施成為軍事威脅的目標。此外，還有「核子擴散」的風險，這些放射性材料一旦落入恐怖組織手中，將後果不堪設想。

這就是為什麼德國在三年前正式完成了廢核。那麼，在2023年4月15日最後一座核電廠停機之後，德國又是如何解決發電需求的呢？

2023年4月15日至2024年4月14日：無核電的一年

在德國正式告別核電的第一年，大家最關心的就是發電狀況。如果我們對比廢核前後一年的數據，可以清楚發現：德國的再生能源發電量增加了330億度。這個增長量不僅填補了核電留下的空缺，甚至已經超越了原本核電的貢獻，這證明我們基本上已經成功用再生能源取代了核能。

關於用電的穩定性，以2024年為例，全年的平均停電時間僅約11.7分鐘，換句話說，全國有99.99%的時間供電是完全正常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大家最在意的電價問題。從2021年到2024年的電價走勢圖中，我們確實看到電費有過一段漲幅，但這主要與烏克蘭戰爭引發的天然氣供應危機有關，而非廢核所致。事實上，如果對比2021年底還有六座核電廠運作時與2024年的電價，我們會發現電價甚至是有所降低的。這說明了電價的高低與核電並沒有直接關聯，反而是地緣政治——例如最近伊朗衝突導致的油價波動——才是影響電費波動的主因。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到了2025年，德國的發電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目前有高達62%的電力來自於再生能源，其中以風力與光電為主；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是來自煤炭與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很多人常聽說「德國必須大量進口電力」，但事實並非如此。正如我開頭提到的，德國嵌入在歐盟的自由電網中，電力買賣是非常頻繁的日常貿易。在歐洲電力市場，便宜的再生能源或核電會優先取代昂貴的燃氣發電。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因此，進口電力並不代表德國電力不足，而是反映了鄰國當時有更便宜、過剩的再生能源可以購買。以2025年的數據來看，德國的電力進口量約為188億度，僅佔總消耗量的4%，且絕大部分是從丹麥、挪威及荷蘭進口的再生能源；還有一部分從法國與比利時進口的核電。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來自再生能源的公共淨電力生產

這張圖表清晰地記錄了從2002年第一次廢核決議至今，德國再生能源的發展歷程。大家可以發現，德國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從當初的440億度，一路攀升到現在的2600億度，呈現非常穩定的上升趨勢。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如果我們觀察圖中的顏色區塊，紅色的部分代表核電。我們可以發現，早在2015年，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就已經超越了核能；到了2019年，再生能源的產量甚至超過了歷史上核能發電的最高紀錄。這個趨勢至今依然持續往上走。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這裡我特別想分享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圖表中那些「看不見的電力」。現在德國有越來越多人在自家的陽台或屋頂安裝光電設施。這些「自發自用」的電，直接供給了家裡的電腦或冰箱，並未進入大電網做統計。這部分的電力增長非常驚人，目前已達到198億度，這相當於1.5座核電廠的發電量。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在全球共同追求減碳的目標下，德國從1990年代至今，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減少了58%。從圖表上的對比也可以看到，德國目前的排放量已經比台灣還要低。

因此，從德國的角度來看，廢核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我們不僅沒有經歷過大規模停電，再生能源也成功取代了核電的缺口；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廢核的同時成功降低了碳排放，且電價的波動與核電是否運作已經完全脫鉤，兩者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關於重返核能的辯論

大家或許聽說過，德國最近確實出現了一些關於「重啟核電」的討論。但為什麼德國最終不會走回頭路？我想引用四位代表性人物的名言，來跟大家說明目前的現實狀況。

第一位是前任總理蕭茲。他曾公開表示：「核電在德國已經是一匹死馬（Nuclear power is a dead horse in Germany）。」這是一句德國諺語，意思是一匹死掉的馬是沒辦法再騎的。

第二位是新任總理梅爾茲。他所屬的政黨立場向來保守且擁護核能，但連他都坦承：「廢除核能的決議已經無法反悔。雖然我感到遺憾，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們沒有辦法取消這個決議。（The phase-out decision is irreversible. I regret this,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第三位是西門子能源監事會主席  Joe Kaeser。西門子過去曾是建造核電廠的巨頭，但連他都直言不諱地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座核電廠，在經濟上是具備可行性的。（There is not a single nuclear power plant in the world that pays off economically. ）」

最後一位是德國第三大能源企業 EnBW 執行長  Georg Stamatelopoulos。他明確表示，他不認為核電會復興。他指出：目前新型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技術還不夠成熟，而傳統的大型核電廠造價又太過昂貴。（don’t foresee a renaissance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The new, smaller SMRs (Small Modular Reactors) are too immature, and “classic” gigawatt-scale nuclear power plants are simply too expensive.）

從政治現實、經濟效益還是技術層面來看，重啟核能都不在德國未來的選項當中。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老舊核電廠不再重啟

首先，我想從一些技術細節來談，為什麼重啟既有的核電廠在德國是行不通的。我不熟悉台灣的相關法律，但在德國，核能法律明確規定：核電廠一旦除役，就必須立即啟動拆除工作。
這涉及到資金與經濟利益的問題。在德國，拆除工作的費用是由發電廠商自行負擔，而核廢料的儲存費用則由國家核廢料處置基金負責。對廠商來說，越快完成拆除，就能越早結案並減少維護成本，這完全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法律的強制性加上企業的財務考量，使得拆除工作一旦開始，就沒有回頭路。

目前，德國的拆除進度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根據我的了解，三年前才退役的核電廠，廠商表示其內部的一次迴路，簡單說可視為整座設施的「主動脈」 ，其實都已經拆除或無法使用了。

除了硬體設施，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人才。德國早在15年前就做出了廢核決定，從那時起，相關的學術研究與大學課程就開始縮減。現在的德國正面臨嚴重的核能人才荒，我們缺乏足夠的工程師與技術人員。無論是重啟還是運行，專業人員都將不足。

全球核電發展

如果我們要討論興建「新」核電廠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從全球的視野出發。根據《2025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我們可以從兩組數據看到明確的趨勢。

首先，觀察全球發電占比的長期發展。核電在2006年就已經達到了增長的瓶頸。從那之後，核電在全球發電總量中的占比，已經從原本的17%，一路下降到現在的9%。這顯示出，在全球能源地圖中，核能的影響力正在逐漸萎縮。

接著，我們來看看過去十年的電力增長動能。如果將風力、光電與水力發電相加，這些再生能源在過去十年內，全球總計增長了45000億度。相比之下，核電在同期的增長量僅有1900億度。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新建發電廠無利可圖

為什麼新建核電廠在經濟上已經不再可行？核心原因就在於大型核電廠的造價實在太過昂貴。我們觀察法國、芬蘭、英國與美國近年來的案例，可以發現兩個共同的嚴重問題：成本暴增與工期延誤。

以法國的弗拉芒維爾（Flamanville）核電廠為例，最初預估的興建成本是33億歐元，但最後實際成本竟然飆升到190億歐元。在建造時間上，原本預計5年就能完工，最後卻整整花了17年。

如果我們取全球的平均值，蓋一座新的核電廠大約需要10年。這意味著，如果德國從現在開始興建核電廠，最快也要到二零四零年代中期才能啟用。這對德國要在2045年實現「百分之百碳中和發電」的目標來說，顯然緩不濟急。

那右邊這張圖其實很值得看。雖然有點可惜，目前只有德文版，但其實光從圖表本身，就已經可以理解它想傳達的重點。

左邊顯示的是不同發電方式的「均化電力成本」（LCOE），也就是如果現在要新建一座發電廠，每發出一度電，大概要花多少成本。這份資料來自德國弗勞恩霍夫太陽能系統研究所，他們在2024年針對各種新建電廠的發電成本做了最新估算。

從圖中可以看到，如果是新建核電廠，平均成本大約是每度0.313歐元 。但如果是太陽光電或風力發電，成本大概只有核電的五分之一左右。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所以這裡其實呈現出一個很明顯的問題：當核電的成本已經遠高於再生能源時，繼續投入大量資源去興建新的核電廠，其實是一件非常不成比例的事情。這也完全不符合現在德國2045年要達到100%的碳中和發電的目標。

最後一個關鍵點是「供電靈活性」。現代電網的需求是非常動態且瞬息萬變的，我們需要的是能夠靈活調度的供電系統，來配合再生能源的波動。然而，核電的發電特性非常「不靈活」，難以快速增減電力輸出，這完全不符合未來智慧電網的要求。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並非德國的能源選項

隨著大型核電廠的興建成本飆升，歐洲許多保守派政治人物開始將目光轉向「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也就是SMR。在台灣或許也有類似的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先釐清：什麼是SMR？根據國際核能組織的定義，SMR 的裝置容量介於10 到300MW 之間。這意味著，我們可能需要興建5到150座 SMR，才能取代一座傳統的大型核電廠。

擁核倡議者最大的期待，是透過「模組化大量生產」來降低成本。但現實是，目前全球只有3座所謂的小型反應爐在運行，而且它們都不是真正具備「模組化生產」規模的SMR。

目前所有的 SMR 計畫其實都還在設計階段。我們最快可能要到2030年代才看得到真正的商轉。而且依照過往經驗，第一次啟動時往往會遇到許多技術問題與延誤，所以要真正進入量產階段，絕對不會那麼快。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SMR 真的會比較便宜嗎？到底要蓋多少座才能達到經濟效益？有相關研究指出，必須建造超過1000座小型反應器，才能透過大規模生產降低成本；德國甚至有研究指出，數量可能要達到3000座才能發揮規模經濟。所以它是否真的比較便宜，目前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除了成本，我們也不預期它的建設會比傳統核電廠快。況且核廢料的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因為地點分散，導致核子擴散的風險更高，因為有更多地方會存放放射性材料。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幾年，許多處於規畫階段的計畫最終都遭到放棄，理由都是太貴了。

例如在2023年，Urenco公司因為成本過高且缺乏投資者，終止了研究計畫。隨後在同年6月，NuScale公司也取消了在美國懷俄明州的規劃，甚至裁撤了三分之一的員工。到了2024年7月，法國電力公司的Nuward計畫，同樣因為成本與技術難題而停止開發。

對德國來說，我們的目標是2045年達到零排放。在這樣的時間壓力與目標下，核電根本不是一個選項，更遑論這些目前看來還無法成型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能源轉型的挑戰

現在我要進入演講的最後階段，來談談德國目前面臨的挑戰。確實，轉型的路徑上挑戰非常多。首先要提醒大家，雖然德國政府交替，但目前的目標依然明確：我們計畫在2030年讓再生能源占比達到80%，並在2045年實現100%再生能源與零排放的目標。為了達成這些數字，背後都有非常龐大的再生能源擴建計畫。

如果觀察近兩年的進展，風力發電擴建在2023與2024年仍符合規劃，但2025年未達目標；不過在光電方面，我們的發展進度甚至超越了原本的設定，彌補了風力發電的缺口。

作為一個環保組織，德國地球之友長期支持再生能源，但我們也認為目前的擴建計畫中，環境保護議題討論得還不夠充分。例如在選擇興建設施的區域時，如何更有效地保護在地的鳥類、蝙蝠等生態環境，是我們持續關注的重點。同時我們也認為，目前的討論焦點有些偏差，大家過度關注如何改造發電設施，卻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減少用電。減少能源浪費、提高用電效率，才是轉型過程中更重要的一環。

然而，目前德國社會討論度最高的兩大痛點，其實是電網的障礙與儲能的缺口。德國國土廣大，我們必須花費極大的力氣將北部生產的電力運送到南部，但電網的擴建速度顯然跟不上再生能源的發展。2025年，因電網容量不足而未能併網的再生能源約為60億度；另有約60億度再生能源因儲能不足而未能有效利用。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面對這些問題，核電絕對不是解決方案，因為它的發電特性不夠靈活。德國目前主要有兩條解決路徑：第一是繼續推動風力與光電，並以同樣的速度同步擴建電網、提升儲能與發展智慧型電網。第二個方向則是考慮降低擴建目標，並將燃氣發電廠視為過渡階段的橋接技術。

目前聯合政府內部也存在不同立場，環境部長較支持全力發展再生能源，而經濟部長則較傾向以天然氣作為橋接。身為環保組織，我們堅定支持再生能源的擴建與電網升級。儘管挑戰重重，但我們認為德國目前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最後的挑戰：核廢料的漫長與未知

最後，我想談談我剛才提到的巨大挑戰，那就是核廢料。即便德國已經除役了所有的核電廠，但這些核廢料依然存在，且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

在德國，我們決定不將高階核廢料出口，而是選擇在國內尋找深地層的終極處置場。然而，這項尋找場址的工作直到幾年前才真正展開。我們目前預計要到2070年代才能完成選址，而真正的營運工作，恐怕要等到2090年代才能開始。

至於中低階核廢料的處理，我們目前面臨了不小的困境。德國本來有三個中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相關計畫，但狀況都不如預期。其中兩個已經失敗或發生重大問題，例如因為地下水滲入，導致我們現在必須花費龐大的財力與力氣，將原本已經存放進去的核廢料再一個個拔出來處理。第三個則一再延宕，適用性仍有爭議。

目前在德國，我們有16座輕型貯存建物，存放著1900個裝有高放射性廢棄物的CASTOR容器。而要幫這些容器找到最終的安放地，恐怕要等到下一個世紀。

這中間還有兩個尚未解決的核心問題。第一是安全防護，如何確保這些存放設施不會成為恐怖攻擊的目標？第二是監測與技術難題，這些桶子在長期存放後，內部是否發生了變化？幾十年後我們是否有能力將它們再次安全取出並運輸？這些都是還沒解決的問題。

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到，全德國大約有四十處存放中低度放射性廢棄物的設施。令人擔憂的是，這些設施目前缺乏標準化的作業流程，我們時常發現桶子生鏽，且每個案子的處理方式都沒有一致性，每次都要重新評估。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雖然德國已經成功廢核，但對於像地球之友這樣的組織來說，我們的任務遠未結束。我們必須繼續監督，確保人類能盡責地處理這些留給後代的核廢料問題。我相信台灣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相關組織，也正面對著類似的艱難挑戰。

最後，讓我們繼續攜手，為了無核世界而奮鬥。感謝大家的聆聽，謝謝！

問答Q&A

1.在德國為什麼原本擁核的政黨會轉向廢核？當初他們支持核能與後來廢核理由各自是什麼？有人認為德國若是電力不足，可以向使用的核電的法國或波蘭調度電力，是否太過理想化？

關於德國政黨立場的轉變，主要是一個時間軸上的認知演進。在2023年核電廠正式除役前，擁核派的理由主要是基於「經濟性」，因為當時的核電廠多由國家出資興建，發電成本看起來相對便宜。然而，現在的討論已經變得非常兩極化。我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有些政黨在野時會為了反對而反對，主張蓋新核電廠，但當這些保守政黨真正重返執政後，他們其實也無法重啟核電，因為在現實面根本辦不到。

至於「電力不足向法國或波蘭買核電」的說法，其實誤解了電網運作。德國不會從波蘭進口煤電，因為那太貴了。我們必須理解，德國是歐洲電網的一份子，電力在電網中是自由交易的。只要邊界的一邊產生了更便宜的電力，電力公司自然會去購買。這是一種基於成本的自由市場交易，而非因為自身電力短缺，這是沒有辦法阻止的，沒辦法完全脫鉤。

2.台灣的電力是由唯一一間國營電力公司賣給國民，德國公民可以自己選擇要購買哪一家電力公司的電，可以請您稍微說明這個制度嗎？您認為像德國這樣由民眾自由購電的機制有助於淘汰核能嗎？

德國的購電制度與台灣非常不同，我們公民可以自由選擇電力供應商。這種制度確實對淘汰核電產生了巨大的助益。在早期，許多由社運份子或環保組織成立的電力公司，像是綠色和平等，就開始提供純綠能的電力選項。當像我這樣的社運人士或大眾選擇購買這些電時，就直接支持了再生能源的擴充。現在，再生能源已經能提供充足電力，我們自然不需要再依賴核電。

3.核廢料處理：最終處置場全世界只有芬蘭有，核電相關各國目前都使用乾式儲存，高階核廢料目前有出過任何意外嗎？德國處理核廢料時是如何進行公民溝通？

關於放射性極高的核廢料處理，我想直面技術上的細節。在採取乾式儲存的過程中，確實曾發生過一些狀況，例如在將用過的燃料棒裝入容器時，發生過燃料棒卡住的情形；或是發現用於存放高放射性廢棄物的容器表面仍有微量放射性。但我要特別說明，這些情況在發現後都透過增加包裝材料等技術手段順利解決了，並沒有演變成任何核安事故。

更重要的轉變在於「如何尋找最終處置場」。回顧70年代，德國選定處置場址純粹是政府的政治決定，完全沒有公民參與。這種缺乏透明度的決策模式引發了長期的社會不信任與對立，最終導致舊的計畫被迫拋棄。現在，德國已經啟動了全新的尋找程序，目標是讓全國公民都能參與其中。

目前，政府投入了大量資源在各地舉辦活動，將完整的科學資料公開給當地居民，並安排科學家在現場直接回答所有疑問。雖然站在環保組織的立場，我們仍認為目前的資訊透明度還有進步空間，但必須肯定的是，目前已經開始做這方面的努力，就是真正讓公民參與到這整個過程。

那我想再補充一點，就是70年代其實找到這個處置場，那個廠址的就是一個純粹政治的決定，那現在呢？我們是一個以根據科學、根據地質相關的條件決定，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現在是根據科學的，那這也是要跟公民們就是分享的，向公眾說明尋找最終處置場是根據科學的數據做的。

4.全世界都在追求AI算力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就是電力需求，SMR也是因此備受期待，德國有這樣的討論嗎？對於AI發展造成核能被重新關注，有什麼好的建議？

針對目前全球熱議的 AI 算力與電力需求，我認為這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討論在時間軸上完全搭不上。事實上，那些大型 AI 公司現在就已經面臨龐大的電力缺口，他們的需求是迫在眉睫的，但 SMR 技術在目前根本還不存在。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時間落差。

我不知道台灣媒體是否曾報導過，美國那些頂尖的 AI 科技巨頭，現在為了填補電力缺口，其實大多是轉向購買燃氣輪機（gas turbine）等天然氣發電設備，或者是自行興建天然氣發電廠，而非核電廠。因為他們現在就要蓋數據中心，現在就需要用電，而無法等待一個可能要到2040年代之後才可能商轉的技術。

演講結語：工業大國的能源模範

最後，我非常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德國的經驗。身為德國人，我感到非常自豪能與台灣交流。德國與台灣同樣作為工業大國，我們都有責任找到一條符合自然環境的發電路徑。我相信我們兩國都能在這方面扮演「模範生」的角色，這一點非常重要，也很棒，感謝大家的聆聽。

]]> 【投書】台北談耗水費的背後，反映失衡的區域用電責任 https://gcaa.org.tw/16088/ Thu, 07 May 2026 07:19:54 +0000 https://gcaa.org.tw/?p=16088

近期台北市翡翠水庫管理局向台電要求加收「耗水補償費」，引發爭議，更凸顯的是台灣長期以來的結構性問題──區域資源使用的不對等，以及能源責任的失衡。

須先釐清的是，水力發電過程中，水資源並未被實質消耗，而是回流至下游持續供應民生等用途，沒有產生水源浪費，因此不應列為耗水費徵收的對象。

此外，翡翠水庫雖由台北市管理，但水庫本體位於新北市，周邊居民長期承擔水源保護帶來的限制與風險。更關鍵的是，該水庫的發電量僅占台北市用電約1%，且台北市 9 成以上的電力仰賴其他縣市供應，電力自給率遠低於其他六都縣市。

大台北地區高度用電卻低度自給

大台北地區作為高度用電中心，卻缺乏相應的在地供電能力。根據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的數據指出，新北市加上台北市的電力自給率僅有 51%，遠低於桃園市的 137%、台中市的 86.3%、台南市及高雄市的 84.5%，需仰賴中南部長距離輸電支撐，不僅增加電網負擔與輸送過程的耗損，也在極端氣候或突發事件下提高系統風險，衝擊整體能源韌性。

然而，在高用電量、低自給率的同時，台北市在提升自身發電能力上的努力卻相對薄弱。例如，在最具潛力的分散式能源──屋頂光電方面，台北市的推動進度長期落後。根據能源署統計，台北市的屋頂光電設置量不僅低於多數縣市，甚至落後於宜蘭等非都會區。且從經濟部的「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補助獎勵來看，台北市近 2 年申請的預估設置容量為全台倒數第 3 名，只比連江縣、金門縣高。換言之，當其他縣市承擔電廠與各類能源設施帶來的環境和社會成本時，首都卻沒有積極發展在地能源。這樣的落差，也讓區域之間的公平與責任問題更加明顯。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台北長期高度依賴外部供電的情況下，對於新進駐的大型用電者，市府有沒有要求他們負起相應的能源責任？近期輝達台灣總部預計進駐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卻傳出希望排除新建物應設置屋頂光電的規範，而台北市政府亦表態將積極協助。這樣的態度令人憂心，對於面積達一定規模的新建建物設置光電，本就是推動分散式能源、提升城市電力自給能力的基本要求；若連用電大戶都可以例外處理，不僅削弱法規制度的正當性，也等同放棄城市應盡的能源責任。

此外，未來北部仍持續規劃更多科技園區，高耗電的AI資料中心亦集中規劃在北部地區，將進一步推升用電需求。市府若沒有積極要求新開發案承擔綠能責任，卻協助其免除法定義務、持續以特定立場限縮都會區新建物設置光電，實質上等同於將把用電責任轉嫁至其他地區，進一步擴大區域能源負擔的不對等。

「耗水費」爭議，也是檢視台灣能源治理的時刻

因此，這起「耗水費」爭議，應成為重新檢視台灣能源治理、用電責任機制的重要契機。當前最大的問題，在於用電需求與成本承擔之間存在明顯落差，部分地區、縣市或產業在大量用電下，卻未相應承擔其對電網壓力與基礎設施投資所帶來的責任。

地方政府應強化對轄內用電的管理責任，包括提升在地能源自主能力、強化用電需求與供電條件的匹配；另一方面，對於高用電產業與大型開發案，也應要求其承擔相應的能源責任，例如強化綠電義務、自建再生能源、儲能配置及需求管理，而非將供電壓力完全轉嫁至整體電網。

最終，能源不只是供需平衡的技術問題，而是國家韌性的基礎。當一個高度依賴外部供應的城市，未能同步強化自身用電責任分擔時，整體系統的風險就會被放大。台北的選擇，不只是台北的問題，而關乎台灣如何在氣候與地緣政治風險下，建立一個更公平且具韌性的能源未來。

本文於2026-05-06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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