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側記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老舊城區變高溫調適孤島？綠地錯置加劇氣候不平等，解析4大高風險族群：調適政策如何接住被遺落的人？

賴品瑀 — Fri, 06 Feb 2026 07:17:24 +0000

活在必須拼命減碳阻止氣候變遷再更惡化的當代，聯合國所提出SDGs（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一句「不遺落任何人」承諾（Leave No One Behind）聽起來是多麼有義氣且暖心，彷彿不管未來會有如何密集的強颱、暴雨等極端氣候災難，我們總會緊緊牽著彼此的手一同度過。

然而近二年國科會與環境部已經提出研究報告，顯示若處於「最差情境」，未來最快在2065年，生活在臺灣的我們將會有七個月以上的夏天，更可能只有一個月「微涼」冬天，在持續高溫下，我們是否將因手心汗濕而漸漸滑脫了彼此？或是成為在溫水中漸漸被煮沸的青蛙，成為被遺落的那個人？

長期關注能源議題的民間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於1月28日再次舉辦了高溫調適論壇，繼去年聚焦在地韌性，今年更明確描繪出脆弱族群的樣貌，並尋求政策與地方如何協力找出更全面的高溫調適策略。

耙梳健保資料找出最受高溫衝擊的高風險族群

長期研究氣候變遷與公共衛生間關連的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龍世俊，耙梳近十年健保資料與高溫間的關係後，分類出高暴露、易感、社經弱勢與資訊落差，是四大高風險族群。高暴露族群包括戶外勞工、農漁民、戶外運動者、清潔員、消防員、交通警察、郵務員、外送員等。易感族群有老年人、小孩、懷孕婦女、既有疾病者、三高等慢性病等。其次為及低收入戶、獨居者等社經弱勢，與偏遠地區收訊不良等資訊落差者。

龍世俊的研究更顯示，整合了溫度、濕度、太陽輻射及風速四受熱壓力的「WBGT」指標（綜合溫度熱指數，Wet-bulb globe temperature）與台灣民眾熱相關疾病急診人次呈高度相關。「有效預警是及時提供正確訊息給受影響族群，並促使其採取正確因應行動。」龍世俊引用學者 Linda Anderson-Berry的名言，建議WBGT比單純的高溫更值得作為個人防護與政策執行上的風險評估與參考，以界定全民中易受高熱衝擊的脆弱族群或地區並有效採取行動。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龍世俊。圖片來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老幼調節溫度能力弱配套措施陸續上路

台南市環保局主秘朱玫瑰分享該市獨居長者氣候關懷行動，針對獨居老人展開協助能源弱勢行動，首先結合氣象、人口、用電與社福資料，打造「Cool Map 高溫防護地圖」，找出高溫下最需要被關心的長者，提前預警、就近提供避暑建議，必要時啟動訪視與送水行動，讓關懷跑在風險前面。

計畫執行中他們發現，由於這些獨居老人普遍對熱感知較差、多患有慢性病、卻多擔心電費不願意開空調的狀況。解決方案一是結合社會局社工與志工前往陪伴，盡可能縮短數位落差，讓資料發揮功能；二是運用科技，包括用電健診、設備汰換，幫長輩省電費、降風險。朱玫瑰更指出，由於對象多抗拒或難適應穿戴智慧裝飾與安裝監視設備，因此引進智慧電表監測其居家用電狀況進而掌握生活狀況，是更無感又有效的作法，讓智慧電表除促進優化用電習慣，更能協助照護高齡者並發揮預防性關懷。

生長發育階段的兒童因調節溫度能力不如成人，亦是高溫衝擊高風險族群。朱玫瑰指出，學童能在戶外活動的時間因此降低、甚至可能公園遊具燙傷等，因此台南市在推動「班班有冷氣」也搭配「校校有光電」一是補貼電費，更是藉由屋頂鋪設光電板幫忙降溫。在推動特色公園時，也把遮陽、植栽納入考量，給孩子舒適遊玩的空間。

一樣高溫下的性別並不平等生理與社經因素成差距

至於嬰幼兒因下視丘未成熟、代謝快，對高溫更為敏感，極易在高溫下熱衰竭或中暑，懷孕中的胎兒更有早產風險，對母嬰皆是衝擊。臺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陳惠萍指出，女性對抗高溫除懷孕時承擔高風險、散熱能力較差的生理脆弱性外，更值得關注的是社會經濟因素上的差距。

以印度為例，由於女性負責「顧家」而有在災難來臨避難不及的憾事、或是無償且不斷加重的額外家庭照護工作、在城市或農村從事非正規勞動都讓他們暴露於高溫危害，更有可能因家中只有一支手機但由丈夫掌握著造成的數位落差。

陳惠萍指出，這顯示多重因素交織出在高溫下性別並不平等，甚至可能因為升溫導致家暴事件增加，而受害者以婦女與兒童居大宗。也因此國際已有不少案例選擇培力女性，不僅給予協助增進對抗高溫的能力，更讓他們成為調適氣候行動的成員。綠能公益發展協會亦在同樣的理念下從2024年培訓了超過200位女性及少女成為「女性能源健檢師」、「氣候少女」等強化女性在氣候行動與能源領域的參與及行動力。

陳惠萍期待，不只是政府要考量女性的需求給予清潔水源、衛生醫療設施等女性容易使用的降溫空間，有保護女性及非正式勞動者的高溫工作規範外，更希望見到將性別觀點納入氣候治理及調適策略的制定過程，並擴大女性參與，因為目前在國內外都是行動者不乏女性，但決策者卻少見女性的弔詭狀態。

觀賽或自身參與都有感「運動」領民眾正視減碳永續與調適

職業運動明星光鮮亮麗是背後汗水堆積訓練而來，和其他戶外工作者同樣面臨高溫衝擊，然而危機也是轉機，他們被視為氣候問題裡面的「金絲雀」，因為他們在高溫曝曬下持續訓練與競賽，或是冬季奧運沒有雪怎麼比？夏季奧運那麼多戶外競賽又該怎麼辦？都是觀眾與粉絲有感也會關注與心疼的。

台大創新領域學程助理教授黃書緯指出，藉此帶動民眾正視高溫議題是一個出發點，運動亦被視為展開溝通淨零議題的媒介，因此環境部近年已與職棒聯盟等大型賽事、場館展開合作。例如討論重新安排比賽舉辦時間讓運動員與觀眾更舒適、如何促進觀眾在前往場館與觀賽過程更節能減廢等。倫敦馬拉松更製作地圖，引導想要在路線中為親友加油的民眾如何最節能的到達適合地點等。

但運動之所以讓人對氣候有感，在於每個人都會參與運動並受到影響，例如每年秋冬一連串的馬拉松賽事，近年便面臨多數比賽氣溫高於最舒適的15°C，造成參賽者中暑、熱衰竭事件頻傳，是專業及業餘跑者同樣要調適的。黃書緯更以社區棒球隊為例，目前比賽多在位於高灘地的河濱公園舉辦，便面臨極端氣候若有暴雨時無法使用、高溫時周遭也難以避暑等困境，實在並非適合的運動場地，這也帶出運動空間需要重新規劃的問題，但現狀是運動空間的管理權責相當分散，有待甫上路的運動部如何整合，給予國人適合的運動環境。

台大創新領域學程助理教授黃書緯。圖片來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發掘無家者抗高溫需求重新省視城市空間規劃

「那個…有短褲嗎？」一位無家者大哥在酷暑尋求的物資是過往關懷團體與善心捐贈者都沒想過的，大家總會擔憂他們在寒流時夠暖嗎而慷慨捐贈保暖衣物，但高溫時無家者的需求是什麼？在台北市「浪人食堂」協助萬華地區無家者的社工蔡明潔回憶，一條短褲讓他們開啟思考如何協助無家者對抗高溫。

他們首先從嘗試處理無家者身上普遍帶有傷口且在夏季反覆發作成蜂窩性組織炎的課題開始，從設法推廣高溫保健課程漸漸觸碰高溫議題，過程中也發現食物保存、盥洗等課題，如何打破地點與時段的限制，必須從既有集中於萬華的協助團體、機構向外整合。例如各地的運動中心常是無家者去洗澡的地點，是否可能結合分擔庇護所的功能？目前部分超商在門口張貼歡迎入內暫時避寒避暑的邀請，又是否足夠接住他們的需求？

無家者、經濟弱勢與資訊落差者的困境，更顯示了高溫與貧窮、居住不穩定高度交織，需要結構性的一併重新省視的空間與社會的不平等。

再者，去年勞動部處理了臨時工高溫調適相關法規，無家者最常參與的「舉牌」工作，雇主因此改善工作規定為有遮蔭可避暑是最為有感，已有效減少戶外勞工因高溫曝曬至中暑、熱衰竭的風險，然蔡明潔也指出，由於臨時工有做才有錢領、且高度取代性，也往往讓無家者在已感到不適時選擇硬撐，仍是風險所在。

此外，無家者聚集的萬華，是最明顯直指熱島效應嚴重地區與高風險者多社區高度重疊的指標案例，且亦是公共空間較為缺乏的地帶，這來自過往城市間不均衡的發展與建設，現在如何藉由都市規劃從源頭解決問題，便是從整體政策的關鍵課題。

為臺灣降溫整體政策如何成形？

當我們漸漸看到高溫衝擊的高風險族群的樣貌與所在地區後，自然會理解抗高溫絕非個人防護課題，而是需要更整體的政策規劃。長期關注能源議題的民間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於1月28日所舉辦的高溫調適論壇中，研究者對於空間規劃與國家調適政策有建議要說。

綠地有沒有長在對的地方？檢視台北盆地過去未來

「熱浪是一場環境因素引發，但由社會因素形塑的災難。」台大防災減害與韌性學程副教授石婉瑜引用美國學者Klinenberg，直言討論高溫風險與調適實在不能不面對都市規劃問題，因為城市化、高度發展與熱島效應造成的升溫兩者正相關的現象全球皆然。例如北臺灣的林口新市鎮、淡海新市鎮三峽北大特區及港湖科技園區，同樣因為都市化、綠定破碎化帶來區域升溫，同時本可提供自然調節機制的森林、農田、海岸綠帶、河廊等自然綠地不斷消失，讓高溫調節與降溫效果已趕不上區域暖化。

「當風來自於完整的森林與綠地時，可以帶涼爽的風協助都市降溫。但當風的來源或是風道上是都市化地區時，風反而會將熱空氣傳送到下風處。」石婉瑜解釋，當台北盆地的風廊多已都市化，風在進入的過程只會持續加熱，且有鐵皮違章工廠、重工業與高密度建築的地區最熱，有綠地的地方則較低溫。

經過綜整高溫、都市化升溫後果與人口及社經脆弱度的計算後，顯示近十年台北盆地內的高溫脆弱度呈現著「信義、南港等台北市中心首都及新發展區改善、蘆洲、三重、淡水等老舊衛星城鎮惡化」的動態演變。

石婉瑜提醒，此現象顯示需要檢視政策：綠地是否即時增加在升溫地區？若是發生增加在已是低脆弱度且相對優渥的地區，則效益將不如調適資源優先配置於綠化不足且社經弱勢加劇的老舊城區與工業區，這些才是高風險區。石婉瑜更在回應提問時直言，工業化與開發的確會造成更多熱源，目前飽受關注的關渡北士科可能就是一個影響台北盆地的關鍵降溫點、通風點，理應受保護，但開發與否就是一個權衡，只盼大家能在科學證據充分的狀況下做出選擇並且一起承擔。

目前臺灣學界所關注的城市高溫議題與國際間方向大致一致，然而政府治理卡關的點，也有可以互相參考之處。

有指標才有指引與管考但前面還有多少妥協？

去年COP30氣候變遷大會中，「C40」世界氣候領導聯盟提出「城市酷涼加速器」觀念，面對「建構城市預警與緊急避暑體系」、「強化戶外勞動防護降低經濟損失」、「落實弱勢社區的抗高溫措施」與「確保基礎設施高溫衝擊下的穩定性」四課題，分別訂出兩年內、五年內的工作計畫。包括2年立即立即要達成的：以設置高溫官員、訂出明確跨機構行動協議來建立治理架構；透過科學資料精準防護弱勢族群等；設立避暑中心、提供居家、職場與戶外臨時降溫支持等緊急應變場域和設備等。還有5年時間可以陸續執行的長期轉型，則包括強制推動綠屋頂、強化隔熱、綠能冷卻系統等法規更新；增加遮蔭綠覆、更新路面鋪面、整合水景降溫等整體都市規劃；與能在高溫下穩定運作的基礎設施，例如電網、供水、交通設計等。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欣指出，檢視去年在COP30完成的「全球調適目標」，本應該要在減緩與調適都有明確且可量化的目標，因為透過量化的指標強化各國對氣候變遷的風險抵禦力、降低脆弱性，並確保國際調適資金與技術能精準投入關鍵基建與弱勢地區。然而近千提案先篩選成百項候選指標，最後各國妥協之後更只剩下59項指標，且明顯可見部分指標從量化目標改成程序性、敘述性的指標，執行方式更被大量刪減，剩下的多聚焦在資金與能力建構上。

把全球調適目標拿回來檢視臺灣自身的《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後，更顯得必須找出兼具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的核心指標的必要。以避免政府部門自行設計指標，而淪俗稱「先射箭再畫靶」的事後合理化政策目標、甚至服務既定政策。

陳欣建議，指標設定之後，更顯常設專職機構與長期穩定的調適基金都有必要，才可以透過管考去評估跟追蹤來確保持續有效運作。例如以關懷脆弱族群為例，目前中央與地方都還沒有專門為此編列預算，而是以其他既有計畫或引民間力量支應。

檢視「抗高溫調適對策聯盟」打帶跑迎接下個調適行動計畫

陳欣更直言，目前中央政府提出「抗高溫調適對策聯盟」以環境部為首聯合勞動部衛福部，並企圖跨域連結各界的嘗試，但目前尚未明確如何連結回既有的國家調適計畫一起長期執行，及與現有政府功能定位部分重疊、也有聯盟成員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例如地方政府、高溫衝擊產業、具有技術與執行的學術與醫療單位若在聯盟裡缺席，則可能無法建立符合真實需求與專業技術的高溫調適支持系統，甚至導致實際作為無法落實。

「氣候災害趨向複合性，我們也在重新檢討這樣的分工能不能因應。」環境部氣候署技監徐旭誠回顧推動抗高溫聯盟一年來的成果，並直言目前戰術是「以行動帶動政策」，畢竟目前氣象法、災防法都還沒有處理高溫，可以說「高溫還沒有主管機關」，去年7月22日大暑當日也才首度進行國內第一次的抗高溫演習。徐旭誠表示，但過程中可以看到各界的協力與互相整合所帶來的力量是只有政府作不到的，也看到了必須形成產業才能有足夠的力量。例如抗高溫地圖是靠各地企業與機構積極響應合力提供五千多個涼適點，其中超商超市所提供大量且密集的門市便是大宗。

徐旭誠也預告說，目前的抗高溫行動路徑與規劃僅是2025至26兩年，環境部將再啟動新一期「2027-2030國家調適行動計畫」，也將規劃籌設行政法人「氣候調適韌性中心」，結合政府機關、產業界、學術界、國際合作、地方社區，共同因應氣候風險。推動各項抗高溫與禦低溫的調適行動。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資深研究員陳詩婷對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給出政策建議。建議中央政府應該：一、協助地方政府訂定高溫因應的關鍵績效指標、二、整合氣象署氣候預測，提前向地方政府進行高溫預警，並加速因應流程。三、從個人防護走向結構性高溫調適治理。四、建立跨部會高溫治理體系，強化地方行動與資源支持。給地方政府的政策建議則包括：一、強化熱相關脆弱性與衝擊識別。二、全面評估綠色覆蓋率與分佈公平性。三、將高溫調適設計系統性納入都市規劃。四、強化高溫脆弱社區的民眾參與。五、建立跨局處協調的地方政府高溫因應啟動與演練機制。

陳詩婷指出，要將抗高溫行動的格局從個人防護走向結構性的治理，還是需要由中央提出指引，例如都市計畫、公共空間重新分配要更有系統的納入高溫調適設計。而地方政府如何取得經費並循「KPI」執行工作，或是跨部門、跨政府甚至跨界的合作，也需要先劃分清楚權責，都需要中央提出指標與法規。陳詩婷更指出民間期待中央政府能建立常設且跨部會整合的高溫治理體系，並提供穩定且可預期的經費來源、共通分析工具與專業技術支援，使地方得以依據熱脆弱性分析結果，持續推動社區培力、空間降溫與制度性調適行動。透過明確的協力分工與長期資源挹注，才能避免高溫因應淪為零散且短期的措施，並逐步建構臺灣整體面對極端高溫風險的治理能力與社會韌性。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資深研究員陳詩婷。圖片來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本文同步刊登於ESG今周刊。

核災下的當事者意識：責任、賠償與社會對話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Mon, 05 Jan 2026 06:00:00 +0000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邀請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宮崎広和（Hirokazu Miyazaki）舉辦「福島之後：責任與核災補償」講座，從人類學家的視角，聚焦福島核災後的現況與核災賠償制度。

宮崎広和教授出生於東京，最初在日本與澳洲國立大學接受人類學訓練，並以斐濟與太平洋島嶼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來，他參與跨學科的金融社會研究，並將研究延伸至公民外交與無核和平運動。目前，宮崎教授擔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也是廣島大學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員。自2018年起，他被長崎市市長任命為長崎和平特派員。

宮崎教授的研究長期關注核心問題：「我們如何保持希望？」他透過民族誌方法，曾在斐濟蘇瓦、日本東京、長崎，以及美國羅徹斯特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本次座談同時邀請三位台灣資深環境運動參與者協助主持、對談及口譯：主持人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與談人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譯者陳威志（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

活動以日文進行，並提供中、日文逐步口譯。下文內容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宮崎広和教授的演講，經口譯整理，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盡量完整呈現講座原意。

賴偉傑：各位好，我是綠盟常務理事，非常榮幸擔任今天的主持人。

2025年，除了核廢水排放的議題外，很少人再提到福島核災。然而，福島核災不只是輻射廢水的問題——那片土地現在怎麼了？當地居民回家了嗎？那些地方還能住人嗎？他們受到的損失有得到賠償嗎？東京電力公司承擔責任了嗎？日本政府有反思嗎？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漸漸被遺忘。

不只在日本被淡忘，在台灣也被忘得更快。福島核災發生後，當年在台灣曾有非常多人站出來，因為我們擔心台灣如果發生類似事件，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提出了許多質疑。然而，現在這些問題幾乎沒有人再提，也尚未被解決，我們卻急著討論核電重啟。這是非常荒謬的。

更令人擔憂的是，安全問題似乎隨著時間流逝，就會自動被解決嗎？今天，我們非常歡迎，也非常感謝，日本學者來台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

今天的講者是宮崎広和教授，現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廣島大學特聘教授，也曾任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我們似乎還沒有邀請過人類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來探討這個議題，而宮崎教授的研究涵蓋廣泛領域，包括社會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貨幣與金融人類學、希望與和平、公民與城市外交、核武與核能、太平洋島嶼等問題。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核心其實都是圍繞「人」，以及我們如何面對各種社會、經濟與歷史議題。

教授的著作中，有一部是關於福島核災之後的核賠償與教訓。我個人覺得特別有趣的是，他之前的研究提到「希望的經濟學」與「希望的方法」，讓我很好奇核能與希望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連結。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宮崎教授與我們分享，希望他能帶來全新的視角，讓我們重新理解核能議題——無論你支持或反對——也讓我們思考歷史事件之後的影響，以及台灣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日本福島核災觀察與賠償思考

宮崎広和：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聽我的演講。其實，我比較希望今天不要只是我單方面地講，而是能成為一場對話。我也很期待等一下能聽聽各位分享台灣的情況與觀察，讓我們有更多互動與交流的時間。

今年，正好是人類發展並使用核子科技滿八十週年的一年。關於核子的起點，其實有許多不同說法，其中一個常被提及的時間點，是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試爆。

我之所以從原爆歷史談起，是因為在討論核能時，大家往往會刻意把「民生利用」與「軍事利用」分開來談，也就是將核能發電與核武器視為兩條不同的路徑。

但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兩者其實無法切割。因為在科技本質上，民生與軍事使用之間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尤其是當一個國家掌握了核燃料循環技術時，要轉為核武用途，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在討論核能問題時，民生與軍事面向必須放在同一個框架中一起思考，而不能分開處理。

剛才主持人提到，311福島核災發生一段時間後，社會似乎逐漸淡忘了核能所帶來的風險與安全問題。對此我非常認同。其實，不只是福島核災，距今已超過七十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在今日也同樣正被越來越多人遺忘。

這種遺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同樣出現在事故發生地的日本社會。正因如此，我和幾位研究上的同事開始思考：要如何才能持續地記住福島核災、持續地思考它所帶來的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成立了一個名為「子午線180度」（Meridian 180）的論壇，希望能從不同角度重新檢視福島核災。

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果要持續思考核災，焦點應該放在哪裡？我們訪談了原子力產業相關人士，甚至包括投資者，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應該將焦點放在「賠償」這個問題上。因為福島核災不只是造成健康與環境的傷害，它同時也是一場重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開始思考：核災賠償是否能夠真實反映核電的實際成本？

截至目前為止，福島核災的賠償金額已經超過數十兆日圓。然而，日本原本的核災賠償制度，並不是在「會發生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所設計的，而是在事故發生後，以一種應急式、邊走邊補的方式形成。

對福島核災而言，最高的指導原則只有一個——東京電力公司不能倒。因為一旦東電倒閉，將對日本整體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因此，整個賠償制度的設計，其實是在一種金融與經濟穩定優先的思維下運作的。

換言之，現行制度的隱含前提是：核災「基本上不會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政府會出面收拾善後。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希望徹底翻轉這個前提。我們認為，核災「一定還會再發生」，因此制度必須在「經濟可能崩壞」的情境下事先思考要如何應對。唯有如此，損害賠償制度才能真正反映核電的成本，也才能讓每一位市民清楚知道，自己究竟為使用核電付出了多少代價。

因此，對我們來說，福島核災的教訓並不只是輻射防護或工程安全，而是一種前瞻性的思考：當下一次核災發生時，我們要如何進行損害賠償？

現行制度是在「推動核電」的前提下制定的，結果就是事故發生時，製造商往往不需承擔責任，而是由營運電廠的電力公司負責。這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為了保障製造商能順利進入市場、不必承擔事故風險，這正是我們認為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

論壇的結論是，核災損害賠償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社會討論之上。這樣的討論，必須納入原子力科學家、電廠營運者（如東電）、一般公民，當然也包括核電廠所在地的居民。唯有在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的情況下，制度才有可能趨於完善。

此外，福島核災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是第一起引發國際訴訟的核災案例。

在美國，有人同時對東京電力與奇異公司（GE）提起訴訟。這也顯示，核災賠償的討論不能侷限在單一國家之內，而必須跨越國界。尤其福島位於日本東側、面向太平洋，如果事故發生在日本海一側，勢必會引發朝鮮半島與中國更大的政治與外交反應。基於這些現實，損害賠償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國際議題。

我們將這些討論成果整理成一本英文書《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希望藉此推動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倡議與公共討論。

然而，這樣的社會討論其實非常困難。一方面，反核立場的人往往不願意去設想「核災一定會再發生」；另一方面，擁核者同樣不願意假定核災會發生，彷彿那是一種不吉利的想像。第三個困難則是「缺乏當事者意識」。

在311核災初期，日本社會其實曾有非常強烈的當事者意識。即便東京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有兩三百公里，人們仍普遍感受到自己可能是受害者，無論是在食物安全、輻射落塵，或日常生活的不安之中。然而，隨著政府劃定避難區域、媒體不斷縮小「被害者」的範圍，這種原本廣泛存在的當事者意識逐漸被切斷、被淡化。

事實上，福島核災的影響是極其多樣的。有些人因為住在沿岸地區而無法返家，有些人即使未被劃入避難區，也選擇自主避難；原本以農業、林業維生的人，則失去了延續生活方式的可能。影響不只限於地方，也擴及全國，甚至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版圖，例如2012年的政權輪替，與福島核災密不可分。

理論上，福島核災影響的是全體日本國民，但實際上，當事者意識卻沒有被保留下來。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盡可能將所有具有當事者意識、以及「可能成為當事者」的人，納入核災損害賠償制度的討論之中。這也包括國際層面的影響，例如持續排放至太平洋的所謂「處理水」（台灣則稱為核污水），對漁業與鄰近國家的衝擊，至今仍在發生。

最後，我想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核子時代八十週年」。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活在核子的時代之中，無論是核武、核電，還是跨越數個世代才會衰減的核廢料，都深刻影響著我們的安全與未來。但弔詭的是，大多數人卻缺乏這樣的當事者意識。

我們認為，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重新建立這種意識，並透過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與互動，來共同面對核災與核能帶來的風險。今天能夠在這裡與大家分享這些想法，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演講到此告一段落，接下來更期待聽到各位的想法與意見，謝謝大家。

重回核災記憶：提醒我們的當事者意識

賴偉傑：我們非常謝謝宮崎教授今天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講，真的非常感謝。那今天的翻譯，其實陳威志也是我們的好朋友，同時也是長期投入台灣環境運動的一位夥伴，在這裡也一併向他致謝，謝謝。

不知道剛剛各位聽完之後有什麼感覺。我自己在聽的時候，其實有一點起雞皮疙瘩，彷彿這十幾年來的記憶全部都回來了。我記得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我們常常看到一張圖，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那是一張日本真實的輻射塵擴散的圖。

我們曾經把那張圖一比一地疊合到台灣地圖上來看：假設北台灣的核一、核二，或是當年的核四廠發生意外，而且又剛好吹著現在這個季節的東北季風，那結果會是什麼？結果是，台灣將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會被籠罩在核落塵之中。

這三分之二的範圍，橫跨了台北市、新竹科學園區，甚至一路到台中。換句話說，如果發生類似福島規模的核災，這對台灣來說，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安危機，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就是如此。

但我們前陣子看到發布的民防手冊裡，幾乎沒有談到：如果遇到核災，我們究竟該怎麼應對？這也正好呼應了剛剛宮崎教授所提醒我們的——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一點都不遙遠。

教授剛剛有一個提醒，我覺得非常重要。連我們這些環保團體，可能都還停留在「核電廠附近居民才是受害者」這樣的論述裡。但其實，一旦核災真的發生，我們才會發現，沒有任何人是離核電廠很遠的。

只是，隨著時間過去，這種迫切的感覺慢慢消失了，於是開始有人說出「我擁核，我驕傲」這樣的話。老實說，我也不太知道，這樣的驕傲究竟是從何而來。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宮崎教授今天重新提醒我們：這些風險，一點都不遙遠。

接下來，我們想把視角拉回台灣。從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已經十四年多了。有一位夥伴，從福島核災之前就開始參與相關行動，一路看著台灣社會在福島之後的變遷與轉折。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來跟大家分享她的觀察，以及對宮崎教授分享的一些回應。

從台灣視角的反思

崔愫欣：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宮崎老師。接下來，我想從台灣民間組織的角度，談一些我們的想法。

特別是老師提到的「當事者意識」，讓我想起一段自己的經驗，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前，我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那次旅行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到日本的核電廠附近走走、看看。我從東京搭新幹線到福島縣，下車後一路往海邊走，想看看那兩座核電廠。走在福島的海岸線上時，我心裡一直在想：「福島縣怎麼這麼倒楣？一個縣裡竟然有兩座核電廠。」當時我覺得，那是一種邊陲地區為首都圈供電而被犧牲的狀況。

但後來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各位，我們今天住在哪裡？我們住在台北市、新北市，而新北市裡其實就有三座核電廠——核一、核二、核四。老實說，我們新北人、台北人，真的沒有比福島「好到哪裡去」，但我們卻普遍缺乏當事者意識。這件事情本身，其實非常值得反思。

如果回到現實距離來看，核一廠距離台北市約28公里，核二廠甚至只有22公里。福島核災發生後，日本政府要求撤離的範圍是30公里。也就是說，從距離的角度來看，台北其實完全落在「應該有受害者意識」的範圍之內。台灣這麼小，理論上我們應該是「同島一命」，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福島核災對台灣的影響其實非常深遠。若各位還記得2011年當時的情況，新聞鋪天蓋地，社會高度關注，台日之間的交流也非常頻繁，許多人透過日本的朋友、學界與文化界，直接感受到災難的衝擊。那段時間，台灣的反核運動也再度受到社會關注。

我認為，福島核災第一次讓身處這個世代的台灣人，透過即時影像與畫面，對「核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產生一種集體的共感。那是一種難得出現的當事者意識。但很可惜的是，這樣的感受隨著時間逐漸淡化。

淡忘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時間本身就會沖淡記憶；第二，世代更替，許多年輕世代已經不太記得2011年的影像與歷史；第三，核災常被視為低機率事件，因此容易被邊緣化。這其實和我們對地震的態度有點類似——雖然知道地震風險存在，但因為不一定會發生，大家就選擇忽略。

此外，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專業權威有高度信任，民眾往往相信核工學者、電力公司，認為只要有專業把關，安全就可以被信任。但多數人忽略了，這些人本身其實也是核能政策的利害關係人，我們不應該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樣的專業說法。

談回核災本身，特別是核災賠償，我必須坦白說，自己其實帶著一點慚愧與遺憾。福島核災之後，雖然我們曾短暫擁有當事者意識，卻沒有好好地、全面地在台灣展開核災賠償的社會討論。這是一件非常重要，卻被忽略的事情。

事實上，福島核災之後，台灣在法制上對核災的調整非常有限。唯一比較明確的改變，是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的範圍。災前，台灣的強制撤離範圍只有5公里；災後，政府將其擴大到8公里，就停在那裡，沒有再往前。

為什麼不能再擴大？我詢問過相關部門，得到兩種答案。一種是公開的說法，認為台北盆地周邊有山脈阻隔，輻射污染不一定會吹進來。但這樣的說法，與我們對季風、氣流的基本理解其實並不一致。另一個較務實、卻不太被公開說明的理由是：8公里已經是現行政府在疏散人力、安置空間與救災量能上的極限。再往外推，演習計畫根本寫不出來，也做不到。於是，做不到的事情，就選擇不去做。

這正是我們在談核災賠償與緊急應變時，會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因為這些問題沒有進入日常生活，所以多數人並沒有真實感受。

再進一步來看責任制度。台灣的《核子損害賠償法》規定，如果事故是因國際武裝衝突、敵對行為、內亂或重大天災所導致，是可以免責的。也就是說，如果戰爭或大地震引發核災，竟然沒有人需要負責。這在我們看來，是非常不合理的規定。

此外，台灣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核子設備的製造者、經營者或其他相關人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對照福島核災，東電高層的究責訴訟最終失敗，這正凸顯制度設計的問題，而台灣至今仍維持最保守的版本。

至於賠償金額，福島核災的賠償已達數兆日圓，且仍未結束；但台灣法律規定，核子設施經營者的最高保險責任額只有新台幣42億元，超過就不賠了。這個金額不僅極低，也完全不符合真實風險。

再加上請求權時效，台灣規定短期3年、長期10年。但我們都知道，輻射污染的影響往往是20年、30年，甚至更長。換言之，法律在事故影響真正發生前，就已經過時了。

坦白說，這並不是因為當年反核運動不知道這些問題，而是當時的優先順序很清楚——先讓核電停下來。也因此，在反核運動的努力下，「非核家園」在2016至2024年間成為國策，三座核電廠相繼除役。

理論上，我們似乎不必再討論這些問題了。但現實是，核電復興與延役的討論再度出現，這也迫使我們重新回頭檢視：當年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被我們暫時放下了？

正如宮崎老師所說，當我們再次討論是否要使用核電時，就必須誠實面對核災風險，並清楚回答：責任制度是否合理？賠償與保險是否準備好？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全球核電的實際處境，而不是被包裝過的發展想像牽著走？我們是否願意把能源轉型視為一項國家工程，而不是政治對立的工具？

我認為，這些問題，才是我們今天討論核電政策時，真正應該面對的核心。

將責任問題拉回現實

賴偉傑：非常謝謝愫欣的分享，真的講得非常懇切。

我一直覺得，核能這個議題在台灣已經被討論了太久、爭議了太久，而且很快就被拉進政治對立的框架裡，變成用政治立場來區分支持或反對，幾乎沒有留下理性討論的空間。

因此，我認為宮崎教授今天帶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核能問題的核心，其實是責任問題，而且這個責任不能等事情發生之後才來談，而是必須在事故還沒發生之前，就先好好討論清楚。

我剛剛也提到，這樣的討論甚至可能需要像「兵棋推演」一樣，去假設如果真的發生事故，會出現哪些不同情境？影響可能有大有小、型態各異，而在這些情境之下，真正的成本是什麼？又應該由誰來承擔？誰該為此買單？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好好討論清楚，就輕率地做出重大決策，我覺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也想分享一個自己親身的例子。福島核災之後，我曾經和口譯一起到福島災區附近走訪。那個時候，在台灣社會正好出現很強烈的反對聲浪，反對福島相關食品進口。當時，一些支持核能的人批評環保團體，指責說正是因為你們反對，才害得當地農民的農產品賣不出去，甚至說環保團體是在傷害福島核災的受害者。

到了福島之後，我真的直接問了當地的農民朋友。我很誠懇地跟他們說：「我們在台灣對福島核災後的農產品輸出提出質疑，心裡其實也很不安，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我聽到的回答，讓我非常感動。

那位農民跟我說：「你們就反對吧。因為你們有疑慮，你們就反對吧。說實話，如果外面的人都不反對，東電公司就會把這件事情當作沒事一樣帶過，我們這些當地農民的聲音，再怎麼大聲，其實都不會被聽見。」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動，也很震撼。那些看似最弱勢的在地居民，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加清楚自己所處的處境，也更加悲觀地看待現實。

這讓我意識到，所謂的「邊界」並不只是區分誰是受災者、誰是局外人，而是存在於那些願意彼此連結、願意提出質疑、願意共同討論問題的人之間。這樣的連結，本身就非常值得我們珍惜與深化。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非常感慨。因為那天，我原本以為會被稍微責備，卻沒想到他們是用那樣溫柔、卻又非常堅定的方式回應我們。

最後，再次謝謝宮崎教授與崔愫欣秘書長非常深刻、也非常真誠的分享。

結語

崔愫欣：其實在看《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這本書的英文網站時，我覺得收穫非常多，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考角度。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概念：我們不需要假設核災一定會發生，而是應該把它當作社會常態來看待。

就像我們遇到地震或火災時，都會有緊急應變計畫、演習方案，甚至賠償機制，本來就是社會運作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把核災當作「特殊事件」，而是認知到核電廠存在下的社會常態，那我們就應該像討論車禍或空難一樣，去討論應對方案、責任與賠償。

我覺得我們過去，作為反核組織，也曾陷入一種類似擁核科學家的思維：因為我們不希望核災發生，所以也不願意去正面碰觸這個議題。這其實在核安演習上也有反映：當討論是否要做認真的核安演習時，很多人會說「沒必要」，認為演習會平白擾民或造成恐慌；我們自己當時也有類似想法，覺得真正的事故無法預測，也不應該有預先的劇本。

然而，正是從這些不同的角度中，我們才看出問題的重要性與意義。支持核能的人與反核的人，其實都在面對無法對焦的現實，但這也更顯示出，認真討論核災應對的重要性。

所以我覺得非常值得思考，也很有興趣。如果明年剛好是福島核災15周年，而台灣又在討論核電重啟，如果能夠舉辦類似的論壇或討論，我認為意義非常重大。我也希望能與日本的團體，或台灣的夥伴們，一起探索這樣的討論方式，嘗試更深入地思考核災風險與社會應對。

最後，我非常感謝教授們帶來的啟發，也期待未來有機會繼續向老師們請教。這次在台灣的參與，也希望讓所有學術夥伴們都能延續討論，更深入地思考核能與社會安全的問題。謝謝大家。

宮崎広和：這幾天，我和很多年輕夥伴，以及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朋友，都有很多互動，也接受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提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經驗，也正是我希望論壇能展現的精神。

未來如果還有機會，我希望能用其他形式，繼續保持這樣的討論。也非常感謝各位，謝謝大家這幾天在台灣給我的一切感受。

本文於2026-01-05刊登於《關鍵評論》

【講座側記】以核三廠為例，德國核安專家談老舊核電廠延役風險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Fri, 08 Aug 2025 09:00:00 +0000

編按：德國核安專家、物理學家歐妲．貝克（Oda Becker）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之邀，於4日（三）19～21時發表線上演講。當日討論聚焦老舊核電廠延役的風險，並以台灣核三廠為案例。綠盟特別整理演講記要，以供各界理解核三延役，所帶來的核安衝擊與挑戰。

下文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貝克的演講，內容經口譯翻譯，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能向大家儘量完整呈現貝克的原意。

今天的報告分成幾個部分，首先介紹我所屬的組織、國際核子風險評估組織（International Nuclear Risk Assessment Group，INRAG）。再針對馬鞍山核電廠（核三廠）談機組老化。我所談的老化，涉及物理老化和老化管理，乃至於技術與概念的老化。為因應老化，核電廠機組可以改裝，不過改裝是有極限。另外我會談核電廠概率安全評估（PSA），以及地震風險，並做出今天的結論。

我是國際核子風險評估組織的成員，曾擔任歐盟核電廠壓力測試的獨立監督專家。我曾在2013年實地訪台，指出核四許多結構與系統設計問題。國際核子風險評估組織的成員來自歐洲各國，諸如保加利亞、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典，組織中也有來自英、美的成員。我們的組織，矢志推動核安知識的跨學科合作，以及跨國合作。為民眾提供核安資訊，也為政府決策者提供諮詢，以及專業建議。

核三廠於1984年開始運轉1號機組，1985年開始運轉2號機。兩座反應爐分別於2024年與2025年由於運轉執照到期而關閉。核三廠這種壓水式反應爐在歐洲很常見。

核電廠的物理老化與老化管理

我們必須注意，機組老化代表結構、元件、材料性能的劣化，因此隨著機組運轉時間的增加，結構、系統和元件的功能與可靠性會隨之下降，就會使初始設計的安全裕度降低，這會使機組出現較高的故障機率。核工業由於運轉執照到期，準備除役，這個階段的核電廠設備中，該定期更換的元件，諸如管道、電纜、閥門、繼電器、斷路器等等，會由於執照到期就不更換。

德國在2022年底計畫關閉所有的核電廠，但是當時仍有專家表示核電有持續運轉的必要。德國核工業對此卻有所保留，因為在過去10年，他們皆認為除役已成定局，就不再更新與投資投現備設備。若政策突然轉為延役，不免衍生核安問題。德國核電廠最終只延役至2023年的4月中旬，性質為因應德國能源轉型。此時民眾赫然發現，談延役或重啟核電廠必須基於證據。

瑞士也有類似的討論。該國是歐州最早使用核電廠國家，由於核安疑慮，瑞士最後傾向除役是出於核安考量。機組本身老化會出現我們始料未及的情況。由於反應爐老化過程難以全面檢測、監測，儘管現今檢測、監測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由於機組無法進行破壞性測試，我們難以全面掌握材料現況。

當我們討論核電廠老化時，必須理解故障頻率的變化。「浴缸曲線」（Bathtub Curve）這個名詞，是指反應爐啟用初期，由於設施較新，材料缺陷、組裝問題、人員設備在磨合階段，故障率較高；隨著時間推移，累積足夠的經驗，故障率隨之下降。然而機組老化，故障率又會再次上升。

核三廠是1980年代的技術。有些人認為80年代的車子，翻修一下，還是可以開上路。我認為，用汽車比喻老舊核電廠並不適當，後者的技術複雜程度並非汽車可以類比。

為了因應機組老化，核電廠遂提出老化管理計畫（Aging Management Program），以識別、監控、及時更換老化的結構、系統、元件。不過老化管理計畫僅對我們已知的老化機制，以及可以更換的結構、系統、元件才能發生作用。問題在於有些機組的元件無法替換。

先前提出用汽車類比核子反應爐的問題就在於，這種比喻是假設機組所有元件都可以替換。核電廠的元件、管路暴露在高溫、高壓與輻射，會發生劣化，此時就必須監控，測試、維修和更換。反應爐壓力容器本身就是最主要元件，卻無法更換。

核工業在設計之時，必須假設反應爐壓力容器的結構、系統及元件，可正常運轉、維護、測試，它們在假想意外事故中，可以發揮安全功能。

目前主管機關和核工業並未深入研究壓力容器老化所致的故障，因為目前所有核安系統的設計，並不是針對壓力容器老化所產生的事故。老舊的核電廠當然可以就現有設施，加以升級或改裝（back-fittings ），使現有機組得以符合現今的安全標準，也就是在重大事故過後因而提升核安標準，包括我們從三哩島、車諾比等核子事故所學到的教訓。

再怎麼「改裝」都有極限

核電廠的「改裝」是指利用新技術或安全措施，升級或改造現有反應爐，以提高性能、安全性或效率的過程。改裝包括更換零件，增加新系統，或補強安全措施。常見的做法包括，以數位系統取代舊的類比系統，以改善監控能力；或改裝控制棒驅動元件，反應器冷卻劑泵等等；乃至於提升備援元件要求，從以前一組備援元件（N+1），到現今2組備援元件（N+2）的標準，以確保機組仍能順利運轉。

為提升核安改裝核電廠，非常昂貴。例如由於某些技術或零件完全過時而無法升級，如要升級，必須是整合新技術，整體改裝，而非少數元件的升級。這些計畫所涉及工程、材料採購和施工，必須在核電廠持續運作，不影響業者營收的情況下進行。

實際發生的情況會是零碎「改裝」，這裡做一點，那裡做一點。核電廠改裝系統、結構、元件，這會涉及業者可以接受可能的工期延誤，以及營運成本增加到什麼程度。主管機關所允許的「改裝」，對核安又要求到什麼程度。

核電廠並非都可以改裝，以符合現今的管制規範。例如核電廠已興建完成後，核電廠本身的結構就不可能達到飛機墜毀而不損壞核電廠的要求。有些核電廠，本身欠缺圍阻體，老舊核電廠設計有特定的空間限制，這使得主體結構無法改裝。即使核電廠已經事後改裝，在遭遇機組爐心熔燬，未必可以發揮作用。

反應爐壓力容器材料可能發生金屬脆化，嚴重時可能會導致材料斷裂。材料脆化會直接影響壓力容器的使用年限。但反應爐壓力容器材料結構所出現的裂紋，可能是現今的儀器難以偵測，例如我們以超音波檢查反應爐壓力容器外部，但裂紋太小，超音波偵測不到。

有時則是材料表面變化和金屬壁厚出現弱化。有些情況則是元件或是位在高輻射區域，或包覆在混凝土中的管道或電纜中，根本難以監測，更難以得知機組實際老化情況。

相較於現今的知識，1960～70年代所設計的核電廠，以前視為安全的技術，現在看來不無疑義。即使以現今的知識和技術，仍有許多老化過程不為核工業、主管機關所知。

我們必須體認到，對於核工業技術、標準的重要改進，大多發生在重大核災之後，如三哩島、車諾比、福島事故。相較於目前的知識、標準和技術，過去的核電廠所認定安全的結構、系統和元件已經過時。

核三技術與概念上的過時

以現今的標準回頭看當年的反應爐，許多機組根本就無法取得興建執照。業者如果在現今提出申請的話，當年認為可以放行，我們現在會認為無法接受這種風險。延役不是大家想的這麼簡單。依過去的法規，備援元件只要一組，現在會要求要兩組，但安全系統失靈的時，備援元件有時有四組、五組都不夠用。

強化反應爐的爐心承受極端條件的能力，是指經由改善燃料設計，例如使用抗輻射材料，讓材料較能承受溫度變化，較能有效傳遞熱量的燃料，降低爐心溫度，以及改善反應爐控制系統。此外，業者也可以改善爐心監測和控制系統。但這件是卻不是每個核電國家都想做，或都做得到。

核三廠的事故管理規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部支援，以及可移動設備的使用。核子反應爐中的「硬化系統」是指機組較能受電磁脈衝與輻射損害衝擊的技術，以使機組安全運行。我們必須選用與現有設備分離的方法，要使爐心冷卻，我們就必須額外設下防線。在瑞典的反應爐Ringhals-3與Ringhals-4，機組有獨立核心冷卻系統。此時計算出的爐心熔損頻率（Core Damage Frequency ）為1.8E-5/反應爐年（per reactor-year）；來自地震的貢獻為44.4 ；內部事件佔27.2；早期大量輻射外釋頻率（Large Early Release Frequency）為 1.2E-6/反應爐年。

這裡所說的爐心熔損頻率是指，核子反應爐爐心燃料融毀的機率，例如因冷卻劑損失、燃料元件熔毀等事件，使機組無法充分散熱，或機組無法安全關閉。爐心熔損頻率會受到機組本身的設計、監測、維修、安檢、定期維護等因素的影響。

安全度評估（Probabilistic Safety Assessment，PSA）是用來推估嚴重事故的概率，例如爐心損壞所致的大氣釋放。核電的早期大量輻射外釋頻率（Large Early Release Frequency ）是指在完成周圍居民的有效疏散之前，從核子反應爐圍阻體中大量釋出放射性物質的機率。大量輻射外釋頻率是安全度評估中，用於評估嚴重事故潛在後果的關鍵指標。

台灣核電地震風險評估很重要

台灣的地質活動很活躍。大家可能記得2006年12月26日台灣西南外海發生芮氏規模7.0的強震，恆春由於強烈地震，核三廠也因此調整安全措施。地震當時，核三廠二號機警報響起，再經由廠區人員手動停機。此一事件引發民眾對核電廠在地震中如何維護安全的關注。

台灣也因此有了強烈地震自動跳脫系統（automatic seismic trip system）從地震波中連續監測峰值地面加速度，並自動發出跳脫信號，目的是在地震活動超過預定值，自動關閉核電廠。不過機組停止運轉後，燃料元件放射性物質會因衰變而產生的熱量，即使停止核分裂反應，衰變物質還是會繼續釋放熱能，此時就必須持續冷卻機組，以避免機組損壞，大量釋出放射性物質。

核電廠安全停機後並不必然安全。機組的爐心冷卻系統可否發揮作用，圍阻體可否照常散熱，冷卻水是否因事故而流失，都是可能發生的事。

原能會於2011年3月福島事故發生後，展開全面的核安審查。原能會於2012年1月宣布，台灣六座運轉中的機組並無安全問題。但福島發生爐心熔燬事件在台灣造成激烈討論。台灣很容易發生大地震，且台灣雖然少有海嘯，但並非完全沒有海嘯風險。歐盟核安管制機關組織受台灣之請，重新評估台灣每座核電廠應對極端自然災害的能力，包括地震、海嘯和洪水，以及輻射防護及緊急準備與應變。

台灣當時所用的設計基準地震（Design Basis Earthquake, DBE ）是機組遇到地表加速度峰值（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PGA）為0.4g ，可以安全停機。峰值地加速度是指地震時地表水平方向最大加速度的數值，以重力加速度（g）的倍數表示，也就是預期機組在運轉年限可能遭遇的最大地震，建物不會倒塌或損壞。

歐盟核安管制機關組織（European Nuclear Safety Regulators Group，ENSREG）在2013 年所做的審查認為，台灣核電廠採用的安全標準普遍較高。不過他們也建議，台灣應更新自身對所有自然災害的評估，對於地震和海嘯，尤其如此。當時歐盟同儕審查小組曾建議台灣原能會，採行特定措施改善核安。該小組首先強調，原能會必須充分評估台灣核電廠所在區域及廠址附近已發現的可能斷層，例如屏東恆春斷層（和大台北地區的山腳斷層）。

歐盟同儕審查小組建議，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Probabilistic Seismic Hazard Analysis）應將所有可能的斷層以斷層源的方式應用於災害模型中，並納入經當地驗證的地動預測公式（Ground Motion Prediction Equations）。此外，馬尼拉海溝之於核安的影響，也必須納入台灣的核安評估。

由於地震問題在科學上相當複雜，歐盟同儕審查小組建議，台灣應就地震問題求教於專門的國際同儕評審，以便做出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達成共識，最後再因此修訂設計基準。

歐盟同儕審查小組假設未來為了定義更新的設計基準地震，而進行的危險評估，將導致結構、系統與元件負載增加。為了顯著地提升地震危害的安全性，建議定義超過目前設計基準地震地加速度的地動值，並對具有基本安全功能的結構、系統與元件進行中級升級，以達到此新定義的等級。在更新設計基準地震後，地震合格的結構、系統與元件亦必須配合更新。位於（金山、國聖與）馬鞍山核電廠的蓄水池，以及連接管路的耐震設計等級，都必須依據地震災害更新後之設計等級加以補強，以防止因結構物破壞而造成水災。

歐盟同儕審查小組指出，由於台灣地震相對頻繁，運轉基準地震（ Operating Basis Earthquake）加速度等級絕對值偏高。若震度為低地震等級，此時結構、系統與元件並未達到安全停機的標準。但在頻繁的低地震等級，重點反而會是可否安全運轉，所以歐盟同儕審查小組建議，原能會應特別注意，即使經歷的震度為低地震等級，機組本身的結構、系統與元件的震後檢測皆不可掉以輕心。

有兩條不同的主要斷層帶（恆春斷層、墾丁斷層皆為逆移斷層）平行於15公里長的恆春溪谷東側。恆春鎮是核三廠的所在地，如能使用如無人機，以定位、描述及量化恆春斷層的活躍變形，會有助於理解恆春斷層。

結論

核三公投在台灣引發討論。核三公投的主文為：「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發電廠經主管機關同意確認無安全疑慮後，繼續運轉？」主文並非提問，你認為核電廠是否安全？因為只有主管機關才有權力認定，核電廠是否安全。

我們應該還記得，2011年福島核災後，官方認定海嘯是造成福島核災的主因。這裡的問題在於，主管機關明知，核電廠無法承受海嘯，卻始終不採取任何對策，堅稱核電廠安全無虞。一旦發生了核災，全部責任都歸咎於自然災害，這種行為並不可取。

我們可以再回到公投主文，經主管機關同意，安全無虞，是否真是安全無虞，此事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於2025／08／08同步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

【映後座談側記】7/20《冰川回聲》特映會特映會紀實

陳詩頤 — Fri, 25 Jul 2025 09:00:00 +0000

《冰川回聲》是一部融合科學、文學與私人記憶的紀錄片。從童年與祖父母的傳統朝聖路，到如今眼前逐漸崩塌的瓦特納冰川，導演拍攝安德里與兒子一同凝視這片正在消逝的壯麗世界，也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愛與遺產的意義。

片中有句令人難忘的話：「氣候變遷這麼大的一個題目，我們需要科學，但是我們也需要神話，我們需要看一下過去，也需要未來，我們需要數據，也需要故事。」

在7月20日，我們所舉辦的《冰川回聲》特映會於光點華山圓滿落幕。這場特映會邀請到了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洪廣冀，帶領觀眾從冰島的冰川談到台灣的山林，思考於我們周遭正在發生、卻常被忽視的環境變化。

關於氣候變遷，我們不僅需要數據，也需要故事

看完這部影片之後，主持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資深研究員陳詩婷分享自己非常被觸動，心裡有一個很大的震撼，它可以用這麼詩意然後很美的方式，去呈現極端氣候這麼巨大、有時候會覺得很沉重很無力的題材。對於片中那一位作家所說的，「氣候變遷這麼大的一個題目，我們需要科學，但是我們也需要神話，我們需要看一下過去，也需要未來，我們需要數據，也需要故事」，覺得這段話非常的有共鳴。

冰川是我們眼中的遠方，是冰島人的日常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洪廣冀則回憶，過去對冰島的冰河地景感到遙遠而抽象，即便知道那裡正發生劇烈變化，也難以產生情感連結。然而，今年因為看了冰島藝術家Olafur Eliasson 的個展《你的好奇旅程》，產生了不同的體會。在他的展覽中至少就有好幾個關於冰川的作品，其中有一組冰河二十年間的照片，呈現冰島冰河快速退卻的事實，而這個退卻的過程已經是能在人的一生中被察覺到的；另一件作品〈冰河的最後七天〉，從一塊海邊撿到的冰河碎片開始，透過3D建模和水晶球，展示記錄冰塊消融與融水累積的過程，讓人直觀感受到氣候變遷的速度與重量。

透過故事重新建立連結，透過藝術改變我們的認知

對我們來說，冰川消失可能是很遙遠很陌生的事情，但對於冰島人來說，冰川消失是一種很切身的感受，不管是這部片還是Eliasson 的個展，都可以看到冰川與冰島人的生命經驗密不可分，冰川既是冰島人「需要對抗的自然」，也是一個永恆的、顯著的，承載了家族間記憶的重要地景，而藝術和故事作為這種情感的媒介是非常重要的，以故事來說，故事可以被一直傳誦下去、被反覆訴說，而且可以激起人類的感動與想法，透過故事，可以重新去建立人跟自然跟冰川跟很多很多東西之間連結；而藝術則是用來改變人的感知，改變人認識環境的方式，兩位作者就是這樣透過故事和藝術的方式，把冰河這樣一個很遙遠的東西拉到我們的面前，我們都知道有氣候變遷，我們都知道氣溫在上升，這是我們所知的知識，也是我們在有限的生命當中能夠察覺到的變化，但要透過故事，要透過藝術，要透過詩，要透過不停的訴說這一件事情，我們才會體會到，冰川這樣一個美的、壯麗的東西如果消逝了，是非常惋惜的，我們才會理解這是一個現實。

我們傳遞了事實，但也失掉了人與人、人與土地的連結

當討論到了「科學以外的生命經驗和體驗」時，洪教授表示，因為研究的需要和興趣，自己有去看一些日本人蒐集的台灣原住民傳說集，像是泰雅族和布農族對於大洪水的傳說、或是青蛙變癩蛤蟆、紅嘴黑鵯取火等等故事，在原住民的傳說當中，就有許多關於起源、關於環境變遷的故事，這些題材對台灣人來說，這些可能比「冰川」還要更親切，這些傳說或者說神話故事，其實不一定是口述史或是反應某種事實，而是在透過不停的傳頌「故事」，來建立人際之間、長輩和晚輩之間、人和土地之間的連結，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要記錄某些事情，而是為了要建立和想像各種連結，這種連結比起在課堂上單純敘述西元幾年發生了什麼事，還要更能夠引起共鳴，在過往的課堂教學中，對於故事傳頌其實是非常欠缺的，也許我們傳遞了事實，但我們也失掉了連結，失掉了跟人和非人產生連結的媒介。

2100年有多長？比人的一生還要長，比愛和記憶更短

現場觀眾分享，自己對於這部片是很有體會的，比如像愛呀、連結呀，就會讓我想到，氣候變遷對現在的我來說可能沒感覺，或者2100年後我也沒感覺，因為我已經死掉了，可是這件事其實會影響到我的小孩，或我小孩的小孩，這樣的延續就會讓我意識到，這件事是有意義的，可是這個感觸結束之後，就會開始思考這部片想要觀眾帶走什麼？

消失的麻雀、消失的山間霧氣、消失的河川

老師回應，這部片子當中，透過作者阿嬤留下的幻燈片，還有透過和現實的對照，其實一直在傳達，我們的週遭到底發生了什麼，對於冰島人來說，冰川是週遭日常的事物，那我們台灣這邊，大概只有冰河的遺跡，就是我們有雪山和南湖，所以可以看到台灣過去在冰河期的時候，這些從北極圈下來的冰川把台灣的山挖出了大洞，以雪山為例，從黑森林出來，就可以看到一個大碗公直接在你面前這樣展開，從旁邊爬上山去，就可以上到雪山主峰；南湖那邊也一樣，過了五岩峰之後也會看到一個大碗公，在碗公底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冰河挖過的痕跡。

我要說的是，我們這邊當然沒有冰河，這些東西當然不是我們日常的事物，但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其實有一些感覺最日常的東西，可能是在我們有生之年，在我們過去的幾十年間就已經慢慢沒有了，比如說麻雀這種鳥，在我小時候是很常見的，是都市裡最常見的鳥，我現在將近五十歲了，我就發現現在走到外面很少看到麻雀，都找不到麻雀，現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八哥或是其他的鳥，與此同時，我也想到自己在唸森林系的時候，我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解說員，所以我一個月要有幾次去小油坑還有去擎天崗的遊客中心，騎摩托車上去的時候，就會感覺到這兩個地方常常都是滿滿的霧，很冷很濕，當時在遊客中心最常感覺到的，就是這些觀光客爬下山之後，都會跑到遊客中心說好冷、問有沒有熱水，但現在去陽明山，會發現這種濕冷多霧的環境，幾乎已經沒有了。

面對氣候變遷，我們可以做的，是從週遭的變化開始關注環境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這部片想要觀眾帶走什麼？冰島人有冰島人他們要去關心的點，而這一個點會連結到更大尺度的全球變遷，但是對於幾千幾百年這種很大的尺度，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的，我們可以做的，真的就是從週遭著手，有時候週遭環境的變化，反而是我們最沒有辦法意識到的，我們可能會注意到格陵蘭的冰川崩落，卻對於麻雀今年已經慢慢消失這件事沒有感覺，對於霧慢慢沒有了也沒有感覺，或者說對於我們的河沒有水了，也沒有感覺，所以說面對氣候變遷，我們可以做的其實就是回到我們的週遭，我們會覺得冰川看起來新奇、很壯麗、很不一樣，但對於冰島人來說，那就是他們的鄰居，就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東西，冰川之於冰島人，就相當於陽明山的箭竹林或是常綠闊葉林之於我們一樣，這些就是我們週遭的環境，我們也同樣經歷了週遭環境的變化，對於這些變化，我們需要去注意到、觀察到，再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把這些東西留下來，這些東西可能會是各式各樣的故事，然後衍生出各式各樣對於環境、對於過去和未來的想像。

環境如何影響我們？我們如何影響環境？

主持人陳詩婷也回應，在選片的過程中，有發現到這部片其實是以一種個人生命經驗的方式在談，所以觀看這部片時，也感覺到它在召喚自己的生命經驗，但不是對於冰川，而是對於自然環境改變的鄉愁與悼念。我從小是在農村長大，然後旁邊都是田，後面還有竹林，田旁邊的圳溝是有魚跟蝦子的，但這些東西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就消失了，全部都蓋了違章工廠，一直到了二十幾歲的時候，我才發現當時的自己是很悲痛的，這個悲痛不只是因為我從小生活的環境沒有了，更是在於以後我愛的人、我在乎的晚輩們，他們看不到這些東西，他們沒有辦法在這一片樂土上面長大，這個心情很直接地促使我去做現在在做的環境運動的工作，所以我想，每個人在看這部片的時候，也許也會勾起生命經驗中某個很重要的印記，那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些改變、怎麼促使我們對這個社會發揮影響力？我期待也相信這部片可以給每個人一些這樣子的提問。

核廢料的時間尺度，遠超過人類語言所能表達且理解的尺度

觀眾之一的江櫻梅老師發言，自己是第二次看這部片子，雖然有買了書，但很喜歡這部片子裡的旁白，文學性很強，比書還要更濃烈。對於片子裡說的「超過人類語言所表達的且能理解的尺度」，就讓我聯想到，核廢料的時間尺度，也不是人類的時間尺度，所以向其他人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很多人都是無感的。片子裡面談到的故事，比如個人家族的故事，或者說北歐那邊有很多豐富的神話故事，但我自己是威權教育中長大的，所以我所知道的神話，是威權教育下有一點模糊的中國的神話，可是那不是我們這個地方長出來的，我在這一二十年也斷斷續續聽了一些原住民的神話，各個原住民的神話就是從台灣的山川土地裡面長出來的東西，現在有蠻多的出版書籍、繪本、或是一些部落的中學會有這樣的教育，我會覺得原住民文化教育不是只適合在部落的學校，也可以出現在都市的學校、非原住民的學校，讓更多的台灣人，無論是何時移民過來的人，都能多知道從這片土地長出來的神話，可是現在小學中學的時數有限，各種學科都在搶時間，小孩的書包也沒有因此變得比較輕，如果有一天教育部長規定，全臺小學都要實施原住民教育，那樣好像又是另一個問題，所以我想到的就是，怎麼樣從教育者身上自己長出這樣的視野？那麼他就會想方設法在最恰當的時間利用進去，或者是像洪老師說的，從博物館的展覽，從黑潮、季風、颱風三個很大的自然的項目，讓我們認識台灣之所以台灣，不是從上而下，不是從教育從官方，而是很多地方很多人一起努力，來長出我們台灣人看台灣的方式，那麼對我們的土地，就會比較有神聖感，如果我今天是個綠能業者，看待事物就不會只有從利益出發。

神話故事是一把雙面刃，屬於台灣人的故事未完待續

洪老師提出反思與回饋，原住民有非常多的創世神話，對於移居者來說，我們有沒有相對應的，關於過去、關於人與環境的東西？我覺得一定有，只是面對現在的狀況，各位可能也能體會到，神話其實也是很重要的、權力施展的工具，比如像我們這一代是威權體制的尾巴，所以我們當時最重要的神話，可能就是在河川裡面看小魚，在片中的故事，是源自於北歐傳下來的神話，但在台灣，情況可能會更複雜一點，這也許是我們要去認清的現實，台灣的故事除了有國家施加的東西，還加入了各式各樣移民四面八方混合在一起，所以台灣的故事會呈現出更複雜的樣貌，我也會覺得神話是個雙面刃，一方面它會刺激人們最多的熱情，刺激我們各式各樣的想像，與此同時，這些熱情與想像也非常容易被引導、操弄，容易被引導去完成某個正式的目的，包括原住民的神話，也可能會成為引導或操弄的工具，我其實也不知道怎麼樣去思考，是否能找到一種原汁原味、單純的故事？我個人是覺得沒有，所有這些東西一定都是鑲嵌在某種特定的政治或文化背景下面，因為神話容易被傳誦、被記憶、容易激發我們的想像及熱情，所以每個國家都會有他的建國神話，這些起源的故事，即便是在現代國家，常常也是以神話的方式表現，我們如何去欣賞和傳頌這些神話，而不會讓神話在這個過程中變成操弄的工具？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好的環境教育不是說教，而是能帶來樂趣

另一位觀眾則講述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自己跟老師一樣，對片子當中一段話很有共鳴，「如何去描述超越語言可以形容的事物？」，第一可能是透過詩跟愛，可能是去了解，我們所愛的人經歷過或將經歷什麼，我小時候也是看到環境很漂亮，很想要保護她，於是我就開始思考該怎麼做，其實我的人文藝術學科表現比較好，但又覺得這些專業不能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所以就咬緊牙根唸了環境工程，結果唸得很痛苦，後來我發現不對，汙染源頭其實是人，所以應該要從教育開始著手才對，就又去修了教育學程，考上正式老師，我以為自己可以在校園裡影響孩子，我在學校裡做了很多原住民文化教育，但後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處理升學。早年的我應該算是環境激進份子，我在墾丁國家公園當過志工，但我第一次面試的時候沒有錄取，因為他們說我太沉重了，遊客是來玩的，不是來聽你說教的，所以我後來就學會了練痟話（liān-siáu-uē），在解說的過程中添加樂趣，目的性不能太強。

當我們心中的愛夠大，就會知道要如何和天地萬物互動

這位觀眾繼續表示，自己有很多朋友是在NGO工作，可是他們都不快樂，因為大家的環境感知力非常的強，都想要救國救民，因此身上背負的東西很沉重，她說自己當年也不斷猶豫到底要什麼科系才能拯救地球，之後我發現拯救地球要先拯救自己，還要拯救現實。最後，我這幾年的心得是，其實不管透過什麼方式，不管是文學、影片或是藝術，這些都是工具，都是中庸的，科學也是，所以重點是我們的起心動念，當我們心中的愛是夠大的時候，它就會是正的，這時候我們就會知道如何跟天地萬物互動，落實到生活就是食衣住行方面的小地方，比如，我是我的同學中少數沒有開車的人，這意味著我出門都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有時候真的會很困難，我小時候也會為了推廣環保餐具跟同學辯論很久，然後為此衍生出推動污水下水道的想法。

這部片讓我回歸本心，加深自己對於下一代的責任

最後，這位觀眾鼓舞現場所有人，當我們心中的愛夠大的時候，當民眾覺知的力量夠多的時候，就能凝聚出一股向上的力量，在看這部片的時候，她一直在內心自我反省，這20年來到底都做了什麼，為什麼沒有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這部片讓我回歸本心，當然也很擔心，現在的孩子花在手遊上的時間比走進大自然的還要多，擔心他們會不知道要傳承什麼，而這樣的重擔就會落在我們（現場所有人）的身上，就讓我們這些還在努力的人一起手牽手加油打氣。

面對不同的生命經驗，需要透過什麼方式引導現代人瞭解現實？

聽完觀眾的回饋，洪老師也深有同感，自己在教學現場也會發現到，十年前的年輕人對於戶外活動興致勃勃，整個周末都忙得不亦樂乎，當中也產生了許多有趣的回憶和故事，現在要把年輕人帶到田野，接觸自然或現實社會，是越來越難推動，後來都讓學生們自由決定訪問自己覺得有趣或意義重大的地點或對象，結果報告交上來，全部都在訪問自己的爸媽，我只能自我安慰，他們的爸媽對他們的影響很大，透過這一件事情可以感覺到過去和現在的落差，也很羨慕片中的長輩，孩子還願意跟著家長出去野外看，這邊現場也有媽媽帶著小孩來看影片，所以我相信這樣的傳承還是很多，只是我確實擔心，我們周遭的這些東西，好像變得離現在的孩子越來越遙遠了，我覺得接觸環境變遷或許多事物不能透過ChatGPT，但這確實是現在正在發生的現實，要怎麼樣把孩子和很多不同的人丟到現實裡面，然後去了解我們的環境正在改變中，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推動環境改變或社會改革需要各種不同的角色，每個人都會有他的位置

主持人陳詩婷分享自己去宜蘭綠色影展的經驗，推動環境改變或社會改革的過程，其實有非常多不一樣的角色，比如有串聯者，有建造者，有說故事的人，有療癒者，有擾動者，有開創者，其實在不同崗位、專長，不同人格特質，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其實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們需要有人去擾動，打破既有僵化的秩序，我們也需要有療癒的人，照顧這些NGO工作者的身心靈，也需要串聯者去串聯不同領域的群眾，每個不一樣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都可以做些什麼。

台灣以前是有雪的！訴說環境變遷得靠故事

觀眾之一的黃淑德理事提出不同思考，我們看電影、聽演講或參加遊行所感受到的感動及憤怒，最後都會消退，這種情緒如何延續？台灣這幾年對冰島的興趣都是旅遊，旅遊業在COVID之後，一直在開拓新的路線，比如說去冰島看極光，台灣人的主流世界裡，還是以感官上的享樂為主，像我們這樣的群體，畢竟是小眾。前年我看了在高雄市立美術館辦的攝影展《人類世－凝視．消逝中的地表》，人類世是幾年前才提出的概念，人類對地景的改變帶給我很大的震撼，我對冰島的興趣是從冰島鋼琴家Víkingur Ólafsson開始的，我很想知道他們是在怎麼樣的環境下，去做這樣的音樂詮釋。我可能是在座少數還曾經去過合歡山滑雪的人，在我大學的時候還有中華民國滑雪協會，1979和1980年的寒假還有去那邊參加滑雪營，再來合歡山的雪況就不好了，只剩下滑草，要如何去說環境變遷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年輕時候的世界和現在有什麼差異，那就是要靠故事了，就是要讓大家知道，台灣以前是有雪的。

人類世：面對地球，人類一點也不微小

洪老師回應，人類世的概念一開始是在講地球的地質分期，過去的地質學者會把智人出現一直到現在這段期間稱為全新世，但是在大概十幾二十年前，氣候學者克魯森（Paul Crutzen）提出，人類的活動遲早會在地層當中留下活動的痕跡，在四十六億年的時間尺度中，全新世只佔了百分之0.000065，人類世則是在短短的全新世當中，再分出一小塊，就是在說這一小段的時間裡面，人類的活動已經牽動了整個地球的系統，已經可以在地球的地質紀錄裡面留下痕跡。

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超越火山爆發、超越冰河期

人類活動的加總，已經可以超越任何一次大規模火山爆發帶來的影響，它可能比任何一次冰河期的影響都還要大，我們的活動已經可以牽動整個大的地球系統，那個人類世的起點可能是18世紀工業革命，人類開始大量挖取煤炭燃燒，釋放出大量二氧化碳，也有人會訂在15、16世紀哥倫布大交換，開始去入墾新大陸，造成大規模當地原住民的死亡，大規模的從非洲將人類運到莊園，雖然人類世開端的定義眾說紛紜，但我們這些社會學家會有個共識，我們現在已經活在一個，面對地球面對自然，人類不是什麼微小受自然支配的時代，人類對地球的影響規模，不管是空間範圍還是時間尺度，都遠超過任何一個人和任何一個社會所能想像的，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淡水河受到汙染，或是家門前的小河被偷排廢水，我們在談的是一個巨大到超越我們身體能感知的尺度。

我們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認識越多，對周邊環境的改變就越少

洪老師跟觀眾分享，最近看了安清（Anna Tsing）寫的《末日松茸》，作者提出一個主張，人類世牽動到的尺度越大，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越在地的觀察紀錄周邊發生的事情，因為她注意到一個很大的落差，我們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認識越多，對周邊環境的改變就越少，所以我們要做的其實是牢牢記得、描述，去講周遭曾經發生過的故事，去保留這些有趣的微小的細節。

冰島的冰川消融和帛琉的海平面上升，是同一種遺憾

一位帶著孩子一起觀影的媽媽表示，我和兩個孩子這兩天看了小公視上，一個有關氣候變遷的節目，節目小組有去斯瓦爾巴群島參訪全球種子庫，也有去到帛琉看高腳屋（為了應對海平面上升），我發現到這樣的節目內容其實是能觸動到孩子的，剛剛影片裡有講到，冰島上的冰是以一年一公分的速度在融化，而現在同時有一百多座冰山同時在融化，一年就是一百公分，因此這個海平面的抬升是很巨大的，讓我感覺到相當震撼。

【記者會側記】活動斷層、耐震不足！重啟核三恐釀災？地質學者談核三廠地震風險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Tue, 24 Jun 2025 09:00:00 +0000

編按：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特別邀請國內著名的兩位地質權威，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名譽教授陳文山，以及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退休教授李錫堤，從地質專業角度切入，深入剖析核三廠場址的地質結構、斷層通過現況、耐震設計依據與潛在補強工程需求，針對核三廠重啟所涉及的核心安全問題，向社會大眾提出專業說明與科學見解。

下文呈現兩位教授的發表內容，內容經過校對，希望能向大家儘量完整呈現兩位教授的原意。

陳文山：從台電調查報告開始分析

大家好，我今天就用 PPT 跟大家做一個簡報。你們看到的簡報內容，全部都是來自台電的調查報告，每一張圖、每一個章節，全都是台電自己出的報告，大家等一下也可以自己上網下載來看，這邊你就是兩個報告的封面（圖二）。

左邊是2015年9月1日台電的《恆春斷層（含核三廠）地質概況》。右邊是台電在民國2022年的一份《地震危害與篩選報告－馬鞍山核能發電廠》調查報告。簡報中除了有一張 Google 地圖外，其餘全是台電的資料。

幾年前我們曾經針對核三場址的地質安全問題提出質疑，當時就已經指出核三廠場區穿過了恆春斷層。這兩條白線就是斷層位置（圖三），那時候福島核災後立法院要求進行核一、二、三的重啟調查，核三當然也在其中。結果我們就發現，恆春斷層經過核三的大門，距離反應爐大概只有900公尺，台電說是1公里，不管怎樣，反正斷層就是在廠區裡面，這是確定的事實。

那當時還有挖一個「槽溝」，「槽溝」意思是把存在斷層構造的地層直接挖開來看（圖四）。以調查恆春斷層過去有沒有活動過？什麼時候發生過地震？結果從這份報告我們看到，恆春斷層大約在3300年前曾經活動過。依照經濟部地調所的分類，這就屬於「第一類活動斷層」，也就是一萬年內有活動紀錄的。

這個大家過去媒體上都有聽過。但接下來我要講的，是從來沒有在媒體講過的。你現在看到的這張圖，是台電調查報告中的一張關鍵圖表（圖五），顯示的是核三廠建廠初期的地質開挖情況。1984年核三廠開始建設時，那時首先要把地表清理乾淨，挖到下方的基岩，因為許多設施都要直接蓋在基岩上。

圖中這兩個紅色圈圈，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核島區，一號機組在這裡，二號機組在這裡。這一大片開發區，就是當年為了建廠所開挖出來的範圍。

當地面清理到露出岩盤之後，他們開始進行詳細的地質調查。我等一下會展示幾張更詳細的圖，帶大家一起看這些地下結構的剖面圖，也就是說，把地表「剖開」來之後，地底下的岩層長什麼樣子。

這些剖面圖會是我接下來報告的重點，我會根據這些實際調查資料，說明核三廠地下的地質結構狀況。

這邊我放大一張比較詳細的圖來說明（圖六）。簡報右邊你會看到上面一條條的線，那些就是地下的岩層。這些岩層已經受到擠壓，產生了變形，所以它們是傾斜的。

如果看這些地質符號的話，我可以簡單說明：這些岩層大致是從北邊偏北東、約30度的方向延伸，向西北傾斜大概50度。整個區域有上百筆這樣的資料，雖然大家可能看不懂，但地質學家是可以解讀這些訊息的。

接著，他們依照這些資料切出了五個主要的地下剖面（圖六），標示為 A-A’、B-B’、C-C’、D-D’ 和 E-E’，畫出地下的結構分布，這些圖都是來自當年的台電調查報告。

剛才說過，一號機、二號機就是現在的核島區，所以這些剖面圖都一定會經過這個區域，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剖面這麼重要，因為可以看出地下岩層的穩定性（圖七）。

我們先看 A-A’ 剖面，也就是穿過一號機的部分。從剖面圖上可以看到，底下的岩層排列得還算整齊，表示這一帶的岩層結構比較穩定，雖然有一些褶皺，但整體狀況還可以接受。

再來看 B-B’ 剖面，是穿過二號機下方。你會發現這邊的岩層明顯變形，有一段是原本傾斜，接著扭了一下，再彎回來，形成了「背斜」，也就是岩層受到擠壓時拱起來的結構，這表示地底下曾經發生過變形作用，這個背斜軸正好就在二號機組的下方，這點要非常注意。

接著是 C-C’ 剖面，同樣穿過二號機，也可以看到背斜的構造出現在相同位置，這再次證實了二號機底下的地層確實有明顯變形。

然後是 D-D’ 和 E-E’ 剖面（圖八）。這兩條剖面是畫過一號機的下方。雖然地層褶皺情況不像二號機那麼明顯，但你還是可以看到岩層有傾斜的狀況，而且在 D-D’ 剖面裡，有一個很特別的標記，那是所謂的「剪裂帶」。

這邊我特別要講一下，在台電的報告裡，你永遠不會看到「斷層」這兩個字，他們用的詞是「剪切」或「剪裂」，但我可以明白告訴你，那就是「斷層剪裂帶」，全名就是這樣。雖然一般人可能看不出來，甚至有些地質學家也會忽略，但我可以明確地說，這些就是地下存在的斷層結構。

台電沒有造假，他也老實告訴你，這邊的地層是破裂的、有斷層，在這邊有剪裂帶。其實這裡就是斷層。所以我剛才講，在核島區附近的岩盤裡面，是有一些斷層帶的，這些斷層帶就存在這裡。

這是另外一個 E-E 剖面圖，你可以看到這裡有背斜，而且是二號機組剛好位在背斜的頭部。從當初最早的地質報告裡面，就可以發現核島區這一帶的岩盤，其實是有斷層、有褶皺的。

那你問這樣到底嚴不嚴重？我把這張地質位態圖重新整理一下，把斷層和背斜畫出來給大家看（圖九）。斷層大概在這邊、這邊，一號機、二號機都在這範圍內，背斜軸也在這裡，另外還有一個向斜在這邊。從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這個小小的核島區域裡，地層其實是傾斜、褶皺、破裂的。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也不奇怪啊！核四底下不也是這樣嗎？

但我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核四底下的石頭，是三千到四千萬年前形成的老石頭，那些斷層可能是在五百萬年前、一千萬年前就形成的，也就是說，它們有可能是死掉、不再活動的斷層。

所以在核四或核一、核二底下的那些構造，也許早已停止活動，只是我們在蓋核電廠的時候還是要注意那些破碎帶，因為那是軟弱的岩層，地震來時可能重新活動，這也不是完全沒可能。

但核三不一樣。核三底下的岩盤年代大概是一百萬到兩百萬年左右，對台灣來講，這是非常非常年輕的地層。這些岩層在幾十萬年前還在海底堆積，後來因為台灣的造山運動被擠壓隆起，才變成今天的陸地。

所以，這裡面的斷層與褶皺結構，對我們地質學家來說，是活動的構造。也就是說，它是活動斷層，背斜、向斜也是活動的。在未來幾萬年內，這一帶一定還會發生地震，造成地層的變形與錯動。

如果你今天要讓核三廠重啟，那就代表你又要再賭一次。我們已經賭過40年了，這40年內沒有發生大地震，那是運氣好。如果你要再讓它跑40年，就是再賭一次，而且這次碰到大地震的機率會更高。

最近有一則新聞你們應該也看到：日本南海海槽，十年前說發生規模8.5以上大地震的機率是70%，現在過了10年，機率變成80%。地震風險是會累積的，不會消失，這邊的情況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重啟核三，就要再次面對這個危險，而且機率只會越來越高。這是我個人認為核三不應該重啟的原因。我們已經除役了，應該讓這段風險過去。

不過你要知道，我們其實還沒完全度過風險。因為核廢料儲存場未來還會繼續放在這裡。最近又有一則新聞：台電派人去芬蘭看核廢料儲存場，今年也會邀請瑞士專家來幫忙建設地下實驗室。

但我要說，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概念。芬蘭沒有地震、沒有活動斷層，所以他們的儲存場址非常安全，他們的經驗不能直接拿來比台灣。台灣有這麼多活動斷層、這麼多地震，他們根本沒有這種經驗。

理論上，我們台灣未來要設置核廢料儲存場，應該是和日本合作。雖然他們的場址還沒正式建成，但他們跟我們一樣，有很多活動斷層與地震，也已經設立一些地下實驗室。這些經驗對我們才真正有用。

你去找一個沒有地震的國家，請他們的地質或工程專家來給我們建議，他們根本不了解台灣的地質條件，這就是非常錯誤的作法。

這大概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內容，謝謝大家。

李錫堤：我們需要哪些依據才能判斷核三是否重啟？

各位大家好，我很簡單的用兩張投影片說明這個大家的疑慮。首先我們要知道核能電廠的各種安全評估準則及程序是遵循美國核能管管理委員會NRC的規定的，在311地震之後，他們更有要重新進行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並按分析結果啟動加速地震評估處理程序之要求。在加速地震評估處理程序裡面，主要就是要做地震餘裕分析或地震安全度評估。大家請注意，地震安全度評估是要評估核電廠在最新的地震資料下是有多大的風險，如果風險大，還要去做結構耐震補強處理。

台電目前已經完成了新做的機率地震危害度分析，它叫做SSHAC Level 3，就是這種等級的地震危害度分析。他們得到了安全關機地震 SSE 及運轉基準地震 OBE，並得到反應器廠房基礎輸入反應譜。這種反應譜就是地震波傳播到反應器廠房基礎面強地動的反應譜，用來做結構動力分析的輸入地震，分析這個結構的安全跟風險。

比較令人吃驚的是，此次全新的安全關機地震，也就是那個場址最大可能的地震，或者在機率式的定義為一萬年來一次的這種地震，它的地動加速度竟高達1.384G，這比當時採用的設計值0.4G，高達三倍多。

加速度在整個震譜中是屬高頻或短週期的部分，另外還有各種週期的波動，包括中週期及長週期波等。不只短週期波遠超過設計值，它的整個反應譜加速度也都遠高於設計反應譜值。在這種狀況之下，他們就要去啟動加速地震評估處理程序。在這個程序裡頭，最重要的就是要執行機率式地震風險評估，評估還須包括了高頻設備的耐震評估。什麼是高頻的設備？就是那些管線及設備，尤其是冷卻管線。此外，還有用過燃料池的耐震評估等，燃料池如果被破壞了，也是會造成災害的。

台電目前確實已經初步啟動了這個加速地震評估的處理程序，他們還加強了用過燃料池的耐震強度，因為即使是除役，燃料池還得保持一段時間，慢慢的再移到乾式儲存做中期處置。他們第一步要做的當然是加強燃料池的耐震強度，但後續還有反應爐及各種附屬結構，例如冷卻系統及控制設備等更須要做風險分析及補強。目前已經完成了的反應器廠址基礎輸入反應譜，這是要輸入結構動力分析系統的地震反應譜，供進一步去做各種結構的地震風險評估。

評估了以後呢？要根據這個分析和評估結果做結構的耐震補強，而且還要經過核安會審查通過，以確保核電廠的整個系統能安全運轉，並在最壞的情況下能安全關機。台電的確啟動了這個程序，也加強了燃料池的耐震強度，但是他們還急須完成整個核電廠運轉的地震風險評估及結構耐震補強暨經核安會的審查通過。這些程序及耐震補強作業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多少經費？還得等台電說明清楚後，大家才有依據判斷是否同意核三重啟。

1.384G的強地動到底有多大呢？大家還記得去年的403地震在台北的震度不過就是三到四級，那表示它的加速度整個小於0.08G。小於0.08G你就有這樣的感受。921地震在台北盆地內倒了兩棟大樓，那個G數是多少呢？大概差不多就是0.12G到0.13G的五級地震。

如果這個加速度超過0.25 G。那我們就叫六級震度。我們核電廠當初說設計得非常保守，0.4G在當時真的是很保守，但是今天重新分析的結果增加到了三倍多，這三倍多的強地動會怎麼樣呢？不只是震動的大力，而且會震動得更久，海溝型地震像311地震震動就超過三分鐘，所以他不只是搖得很大力，而且還會搖得很久。一個在第一分鐘就已經有滲水的冷卻管線，到了第二分鐘就鬆脫而噴水了，爐心裡面的冷卻水流失了，那是不是就失控了？

這些都是需要好好的去分析及補強的要項。而且大家要注意喔，超過 1G的地震波來襲時，東西是會飛起來的，連桌椅都要飛起來的！而人如果站著就會直接閃到腰，接著馬上被推倒。那如果是1.384G那又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整個圍阻體，要不要用強韌的地錨拉好，反應爐及所有的設備是不是都要固定得非常好，甚至連桌椅全部都要要固定得死死的，否則的話，飛起來的桌椅可能連控制設備都砸壞了。所以，1.384G不是小事，不能只說我已經做了什麼，我評估結果都沒有問題，而必須處處存疑及謹慎處理的。

因此之故，我們還是要問：好好的把它做完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到底要花多少經費？要明確的講清楚，這可能是能不能重啟最重要的因素了。也就是，你要花多少時間、多少經費去補強到1.384G來沒有問題，我講到這。

李錫堤補充：台灣核電廠有整體安全評估嗎？

我再舉兩個加州的案例。美國加州最後一個核能電廠叫Diablo Canyon Power Plant（魔鬼谷）他開始運轉以後，又在外海找到一條斷層是活動斷層，他們為了這條活動斷層花費了鉅額的經費，還有好幾年的時間去把它弄清楚，並且做了補強以後繼續運轉。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在北加州有一座核能電廠叫做Humboldt Bay（洪堡灣）核能電廠，他已經因為地震安全問題停機了（圖十一），但就在我們921地震之後，他們派了一個團隊來調查一條逆斷層錯動以後它的地盤變形範圍有多大。因為他們那個核能電廠就有一條逆斷層距離電廠僅200公尺，他們認為這條斷層錯動的話，它的地盤變形範圍會超過200公尺，而會影響到那些用過核燃料的儲存。經過來台灣調查發現之後呢？他們連用過核燃料就都遷走了。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有多慎重地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們台灣的地震活動情形其實遠高於日本，就單位面積而言是遠高於日本的。還有，我們台灣公布的活斷層僅幾十條，日本公布活斷層上千條，他們每一條活動斷層都有公布活動週期，最短的在東京都的東北邊有一條全日本最活躍的斷層，它的活動週期是700年；是全日本除了海溝以外，陸地上最活躍的一條斷層它的活動週期是700年。

可是在台灣活動斷層的動週期動不動就是百年，尤其是東部，事實上活動斷層的活動週期多小於百年，而西部這些活動週期就是一百年到三、四百年，像恆春這樣的斷層，我相信他活動周期就是一、兩百年。剛剛陳文山教授報告的恆春斷層在三千多年前有一次錯動，我相信那只是無數次地震其中的一次。恆春斷層僅在廠區內的一條槽溝挖到那個東西，你如果去挖個十條、二十條，甚至三十條，你會發現到它的活動周期非常的短。

它是一條非常活躍的活動斷層。而且不只恆春斷層，我們曉得花蓮外海有海溝巨型斷層，我們西南外海也是有海溝巨型斷層，這條海溝叫馬尼拉海溝。這一條巨型斷層的傾斜方向是向著東邊，斷層面就潛伏在我們的核三廠之下大約 20公里的地方。這條斷層一旦錯動，它的最大地震規模也是被評估為 9.0、引起大海嘯不在話下，引起的地震動也會非常的驚人，而且海溝型地震最大的特色就是震動得非常久。

我們大家都還沒感受過那種震動好幾分鐘的地震。震動個幾秒鐘大家已經嚇死了，你被震動到好幾分鐘，那就好像末日降臨一樣。

這個大家一定要謹記於心，台灣在地震安全方面要特別特別的注意，尤其是核能電廠的安全。我個人擔任經濟部的水庫安全的評估委員二、三十年了，台灣的政府有法律之下的規定，規定大小水庫每五年要做一次整體性的安全評估，地震評估方面要重新收集最新的資料，並收集最新的分析方法及最新的評估方法，每五年做一次整體性的水庫安全評估。但是，我們的核能電廠有做過整體性安全評估嗎？

大家想想看，我們的哪一個核能電廠有沒有做過整體性的的安全評估？有沒有公開資料讓大家知道核電廠安全比水庫安全還重要呢？結果大家可以去找找看看，你找得到嗎？我講到這，謝謝！

陳文山補充：廠區內有斷層通過，和廠區外斷層完全不同

我簡單補充，今天其實主題上就是說活動斷層經過的核三廠址內，還包括在核島區附近，這是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剛才也講過，那個綠盟崔愫欣秘書長有講過日本的案例敦賀核電廠
（Tsuruga Nuclear Power Plant）就是。

那這個為什麼不一樣呢？你核一、核二來講，像這種斷層在外面的話，我只需要去加強它的安全係數，耐震係數就好了，因為他在地震的時候受到的影響就是震動、搖晃，但是如果廠區內有斷層的話，他就會把你整個圍阻體裡面的所有設施整個破壞掉，因為地表會拱起來，所有的管線會斷掉，大家應該有去看九二一地震的時候的石岡水庫（圖十二），石岡水庫的那個壩體是10公尺寬整個被截斷了，所以你說廠區內的這些圍阻體會抵擋到下面如果有活動斷層的話，它可以抵抗嗎？絕對不可能。

所以廠區內的很多的設施是會被完全破壞，所以這種情形是剛剛講的跟你斷層在外面，那個完全是不一樣的。所以為什麼日本或美國如果廠區內有斷層通過，他絕對讓你停，不會讓你重啟的，或是不會讓你繼續運轉？因為它是非常、非常危險的，因為那種來講，不是你人為力量可以去改變就是了。

我現在大概簡單講一下，所以今天重點來講，我是跟各位講：核三1號機、2號機的核島區內，及鄰近區域裡面是有很多的活動斷層、褶皺構造在裡面，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廠址。

（本文感謝李錫堤教授、王守誠博士協助審稿）

註1：Reassessing ‘what if’ factor at state’s nuclear power plants / December tsunami prompts scientists to review all risks, https://www.sfgate.com/news/article/reassessing-what-if-factor-at-state-s-nuclear-2622852.php

註2：921東勢石岡水壩被震毀破裂，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online_metadata&id=683743&keyword=%E7%9F%B3%E5%B2%A1%E6%B0%B4%E5%A3%A9&limit=24&offset=24&sort=relevance&order=desc&isFuzzyMode=false&query=%7B%7D&recOffse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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