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側記 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https://gcaa.org.tw/category/gcaa-view/record/ 秉持「議題結盟、社區串連、公民行動、永續社會」的理念，致力於建構台灣環境政策、推動環境議題，期望讓台灣達到永續的生活環境。 Wed, 17 Jun 2026 11:05:37 +0000 zh-TW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6.9.4 https://gcaa.org.tw/wp-content/uploads/2021/08/cropped-favicon_工作區域-1-32x32.png 工作側記 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https://gcaa.org.tw/category/gcaa-view/record/ 32 32 非核一週年的思辨與展望（下）：非核家園的里程碑、社會意義與未來挑戰 https://gcaa.org.tw/16288/ Wed, 17 Jun 2026 09:06:49 +0000 https://gcaa.org.tw/?p=16288

台灣走向非核家園的道路並非一朝一夕，而是歷經四十年社會運動與無數公共辯論才得以扎根的成果。在台灣正式實踐零核電屆滿一年的重要時刻，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舉辦舉辦座談聚焦於回顧這段漫長歷史所累積的社會意義，並深刻檢視在這零核電的一年期間，台灣社會內部在意識形態、民意結構與媒體傳播上所發生的深刻質變。講者們共同探討近年重啟核電的聲浪究竟從何而來，並面對台灣在邁向非核未來時，將迎受的挑戰。

為了全面剖析非核家園的多元面貌，本場次邀集了四位深耕學術與在地實踐的講者展開對話。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首先回顧反核運動四十年來對風險、安全與民主價值的歷史積累，並警示當前社會在擁核論述回流中所產生的無風險意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則透過長期的民意調查資料，揭示台灣社會在能源三難與雙層困局下，民意結構與地緣政治認知出現的結構性翻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委員會幹事黃哲彥，由媒體形塑的缺電刻板印象切入，藉由部落教會的分散式發電案例，思索高科技產業的社會責任與基層災害自主韌性；蘭嶼椰油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則以達悟族人長年承受核廢料留置的創傷，沉痛控訴國家在追逐經濟利益時，對邊緣社區所造成的環境不正義與文化主體失落。

四位講者從歷史、民意、正義與人權等不同維度，共同為非核家園的下一步勾勒出更具社會正義與民主深度的省思。

活動現場布置，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四十年非核家園價值的歷史積累：街頭，不只是街頭

回顧台灣漫長的反核運動歷史，雖然充滿了複雜的情感、犧牲與長期的社會衝突，但台灣在非核家園的推動上，確實走到了國際間少數具有具體成果的階段性里程碑。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指出，這場運動自一九八零年代後期由街頭運動展開，歷經遊行、抗議與禁食，並隨著時間進入立法遊說、政策倡議與核電廠監督等制度場域，甚至發展出豐富的紀錄片與音樂等文化公共論述。這四十年的追求，核心始終圍繞著風險、安全與民主三個重要價值。

環境正義與能源民主的價值深化

邱花妹進一步剖析，早期反核運動奠基於對核災風險的擔憂，並延伸至對輻射外洩、勞工暴露與原住民族健康風險的關注。隨著時代演進，能源不再只是供電技術，而是被納入國家安全與氣候韌性的結構性議題。其中，環境正義更是運動的核心，社會開始反思程序與分配的正義，質疑為何核廢料與高風險設施長期集中在北海岸、恆春或原住民族等邊緣與弱勢社區，這也讓世代正義與台灣民主轉型深度交織。近年來，這股力量更延伸到能源民主的討論，推動分散式能源、地方能源自主與再生能源的在地化發展，試圖回答台灣究竟想追求何種免於風險、實現正義且民主參與的能源體系。

新科技敘事下的無風險意識與治理混亂

然而，對比非核家園的理想，台灣在近一年也面臨新的擁核論述回流挑戰。隨著高科技與人工智慧產業擴張，經濟成長與能源需求的壓力被不斷強調，過去反核運動所主張的降低用電成長、棄成長等論述逐漸受到壓縮。公共討論中甚至出現將核能視為唯一解方的簡化技術敘事，忽略了背後的社會與環境正義問題。邱花妹憂心指出，社會正面臨一種無風險意識的風險，大眾對核災的警覺性在部分技術掛帥討論中逐漸下降，使正以、民主與世代責任等核心議題再度面臨被邊緣化的壓力。

以核三廠的現況為例，除役、環評、安全檢查與重啟評估等不同程序同時進行，導致整體能源治理呈現高度混亂與不確定性，社會溝通也流於技術層面。邱花妹以近期帶領學生赴日本考察核試爆至福島核災歷史的反思強調，核能所帶來的是長期的社會代價與慢性風險累積，即使在災後重建，許多地區依然承受難以回復的結構性影響。因此，台灣在面對未來能源選擇時，絕不應盲目走回單一的技術解答，而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誠實面對風險、落實環境正義，並持續深化民主參與。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能源三難與雙層困局下的台灣民意結構變動

在探討台灣能源轉型的關鍵時刻，必須深入剖析社會內部的結構性困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提出「能源三難」的概念，用以描述地緣政治安全、經濟發展需求與永續轉型目標之間的複雜張力。他指出，台灣目前正處於一個由美中地緣政治緊張與內部政治分歧相互疊加的雙層困局。在此結構下，台灣電力結構雖已轉為以燃氣為主、燃煤逐步下降、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的態勢，但不同能源在安全、經濟與環境面向上的權衡，正隨著國際潛在封鎖與情勢變化，重新成為社會制度與民意高度拉扯的焦點。

能源知識落差與特定能源選項的社會矛盾

林宗弘透過長期民意資料分析指出，多數台灣民眾普遍認同氣候變遷的嚴重性，但在具體能源知識上仍存在資訊落差。例如仍有一定比例的民眾誤以為核電或燃煤是目前的電力首要來源。在具體選項的社會接受度上，風力發電與天然氣獲得相對較高的支持，而太陽光電雖整體支持度仍高於反對，但近年因政策爭議與錯假訊息影響而出現波動。至於核電，民意則呈現一種支持重啟但不願設置於自身生活圈的矛盾態度，這反映出當能源安全與減碳目標產生結構性張力時，民眾在理想與實際承受風險之間出現了心理落差。

民意結構翻轉與地緣政治認知的深度關聯

從長期民意趨勢來看，台灣社會的態度出現了顯著的轉折點。非核家園理念的支持度在2017高達七成八，但近年已明顯下降，並在2024年後出現結構性翻轉，反對比例逐步上升。同時，在面對產業限制與能源政策時，五成多民眾支持高耗能產業發展反對限制其發展。更深入的交叉分析顯示，這種風險認知與民眾的資訊來源及地緣政治認知高度相關。凡是認為短期內存在軍事風險的受訪者，其政策立場更傾向支持穩定供電；而資訊高度依賴社群媒體者，則更容易受到特定技術或政治敘事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媒體風險敘事下的缺電印象與高科技產業的社會責任

在台灣非核家園的公共論述中，媒體報導往往扮演著形塑大眾認知與風險意識的關鍵角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委員會幹事、牧師黃哲彥，以個人經驗與長期觀察指出，過去幾年諸多主流媒體不斷透過專題報導，鋪陳2025年大停電危機等標題，久而久之便在社會上建立起台灣必然缺電的集體印象，並順理成章地將核電導向唯一的解方。然而對比現實，官方數據早已明確指出目前供電無虞且電網韌性正持續改善，多數局部停電事件實為設備故障而非系統性缺電。這種被刻意強化的風險敘事，如今更與人工智慧、半導體及台積電等高科技產業擴張緊密綑綁，使社會過快接受了為了經濟成長就必須依賴核電的單一路徑想像。

電力優先分配的歷史經驗與企業綠能的另一種選擇

黃哲彥回顧九二一地震時的具體歷史指出，當時新竹科學園區比其他災區更早恢復正常供電，而新竹市區卻必須面臨長達兩個月的分區輪流供電。這項經驗讓人深刻體會到，當電力資源面臨限制時，它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涉及社會資源如何被優先分配的階級與政治選擇，同時也迫使社會大眾必須重新思考，高科技產業在享受電力優先權的同時，究竟應該承擔起什麼樣的社會責任。事實上，大型科技企業並非只有傳統能源一條路可走，例如跨國科技巨頭在彰濱工業區資料中心的規劃中，便明確提出全面使用再生能源的期程。

部落教會的分散式實踐與災害中的能源自主韌性

面對大型集中式電力系統的局限，偏鄉社區的低碳實踐提供了極具價值的韌性典範。黃哲彥分享了桃園復興鄉一處部落教會的具體案例，該社區與再生能源聯盟合作自2019年起逐步建置小型太陽能系統並搭配儲能設備。在面對強烈颱風造成全鄉大停電的極端災害情境時，只有該部落憑藉這套自主發電系統維持正常照明、供居民充電、冷藏食物並共用生活資源。這項經驗讓在地居民明確感受到，能源自主帶來的最大價值不只是減免電費，而是一種在面對氣候災害時，社區能夠自給自足的基層韌性。

從能源正義出發思索社會價值的多元可能性

目前持續推動台東地區教會參與再生能源發展，希望透過教會屋頂設置太陽能系統，逐步建立區域性、小型化的分散式電網。他認為，分散式能源不僅能提升電網韌性，更是在面對天然災害或戰爭風險時的重要避險策略。相較之下，核能問題並非單純的技術進步與否，而是核廢料如何處理以及相關環境正義議題始終無法妥善解決。

黃哲彥回憶自己成長於台東，從小便對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的「黃色大罐頭」（核廢料桶）留下深刻印象。台東擁有充足的日照資源，理應發展太陽能等再生能源，而非承受核廢料帶來的風險。然而，目前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潛在選址評估中，台東部分地區仍被列入考量，這也凸顯能源政策背後涉及的環境正義問題。

社會大眾對能源議題的認知往往受到媒體與網路資訊影響，因此公民社會更應積極說明能源轉型的理念與價值，持續與社會對話。他強調，過去四十年來環保團體所堅持的不只是反對核能，而是在思考台灣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發展模式。長期以來，不論哪個政黨執政，都將經濟成長視為最重要目標，但台灣其實還有許多不同的發展道路值得探索與討論。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委員會幹事、牧師黃哲彥，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非核一週年下的蘭嶼創傷：核廢料長期留置與汙名化的精神錯亂

當台灣主流社會在歡慶邁入非核家園里程碑、激烈辯論核電存廢的同時，核能體系最前端與最末端的環境不正義，卻往往被排除在主流視野之外。蘭嶼椰油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直言，每當談及核能議題時，內心總會陷入一種結構性的精神錯亂。這社會上常有人詢問蘭嶼居民究竟是「反核」還是「反核廢料」，也有人誤以為蘭嶼居民因存放核廢料而獲得優渥補償，甚至認為每位居民都能領取高額回饋金。這些看似玩笑的說法，對長期承受核廢料存放風險的居民而言，卻是真實存在的傷害與污名。因此，當外界慶祝非核家園成果時，蘭嶼居民卻不得不面對核廢料依舊留存在島上的現實。這種落差與矛盾，成為許多蘭嶼反核廢運動參與者共同的心境。

核工業風險分配的不正義與命運共同體

儘管存在上述矛盾，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認為，反核與反核廢料終究無法被切割看待。他指出，台灣的核能工業中不可能缺少蘭嶼的位置，因為核電所產生的廢棄物最終仍需面對處置問題，而核災風險與環境衝擊也不會受到行政區域限制。若核電廠發生事故，受到影響的不只是電廠所在地，而是整個海洋環境與周邊生態系統。蘭嶼居民世代依賴海洋生活，飛魚文化、漁業資源以及傳統知識體系都與海洋密不可分，因此核能風險並非與蘭嶼無關，而是直接關係到島嶼未來的生存與發展。

回顧歷史，蘭嶼核廢料問題與台灣核能政策幾乎同步發展。1974年政府啟動蘭嶼計畫，1982年第一批核廢料運抵蘭嶼，至今已超過四十年。期間政府多次承諾將核廢料遷出，卻始終未能落實。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指出，近期社會再度出現核電重啟的討論，讓許多蘭嶼居民感到憂慮與不解，因為既有核廢料問題尚未解決，社會卻已開始討論新的核能發展方案。

前一位與談的黃哲彥牧師提到非核家園政策可能面臨「第一次跳票」的疑慮，而對蘭嶼居民而言，這種「跳票」並非首次經驗。蘭嶼所承受的是自1996年以來多次承諾遷出核廢料卻未實現，因此當社會重新討論核能政策時，蘭嶼人對於政策承諾的不確定性有更深刻且具體的感受。

從環境正義到原住民族處境的反思

這種環境不正義，也深刻反映出原住民族在整體國家發展與主權論述中的邊緣位置。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觀察原住民族在許多重大公共議題中經常處於被動位置。當社會討論國家認同、主權或外交議題時，原住民族的存在經常被作為論述的一部分；然而當涉及土地權利、環境正義或核廢料等實際問題時，原住民族的聲音卻往往缺乏足夠的重視與空間。

以即將展開的南島文化交流計畫為例指出，政府於六月底推動南島文化交流，投入大量跨部會資源與經費，表面上是文化交流活動，實際上亦具有國家外交與形象操作的目的，例如透過拼板舟航行等文化展演，強化台灣與南島世界的連結。然而，在文化被突顯與利用的同時，原住民族在台灣內部所面對的現實處境與不平等，卻往往未被充分正視。

台灣社會在討論國家主權、環境與能源議題時，應同時檢視內部的環境正義與族群正義問題，特別是原住民族長期面臨的結構性不平等。長期參與相關議題使其有時處於精神張力之中，但仍希望社會能在差異之中尋求共同體意識，減少對立與不平等。蘭嶼反核廢運動已持續近四十年，背後有眾多部落居民與行動者共同投入，單一場次難以完整呈現其歷史與深度，並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持續對話與理解的機會。

蘭嶼椰油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結論

本場論壇聚焦台灣反核運動的行動歷程、能源轉型的社會意義與核廢料治理困境之間的關係。

秋花妹回顧反核運動的推動本質上是一連串持續的行動累積，而非單一階段性成果。回顧2014年核四停建後，台灣反核團體於2015年成立「能源轉型推動聯盟」，並陸續舉辦核廢料相關論壇，嘗試以審議式民主方式處理長期爭議的核廢議題。他強調，長期觀察下來，主張使用核電的一方，反而不如反核與民間團體積極面對核廢料的治理問題，甚至目前高階核廢料處置草案亦由民間團體率先提出。

在漫長的反核運動過程中，一方面存在抵抗與批判，另一方面也持續承擔責任，試圖同時回應核廢料處置與台灣能源轉型的雙重課題。他認為，未來必須有更多跨世代與跨領域人才投入，才能共同推進能源轉型與制度性解方。

台灣社會在談論能源與發展議題時，往往忽略弱勢群體與被犧牲地區的處境，包括原住民族、農漁村及偏鄉社區等。他強調，這些長期被犧牲的區域所涉及的環境正義與民主正義問題，不應被稀釋或忽略，而應視為台灣社會的重要公共資產。

在政策與社會認知層面，林宗弘回顧自身於1991年首次參與反核遊行的經驗，並指出台灣社會雖歷經數十年反核運動，但能源政策仍可能出現反覆與倒退的風險。他提醒，即使當前核電停機已超過一年，社會仍存在對缺電或國防能源需求的焦慮，因此更需持續強化公共論述與事實澄清，避免錯誤資訊擴散。

此外，黃哲彥分享福島核災後的親身觀察，指出即使距離事故區域數十公里，仍有居民出現健康疑慮，凸顯核災風險的長期性與跨地域影響。他強調，核能風險並非抽象議題，而是具有真實健康與世代影響的公共問題，應不斷被社會記憶與討論。

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進一步談及上一次核三重啟公投期間，社會輿論曾以放大鏡檢視蘭嶼的投票結果，並質疑其「是否真反核」。當時亦接獲許多詢問，對於蘭嶼投票率與贊成比例感到困惑，但事實上該議題在島內並未充分發酵，相關投票反映的並非單一政治立場。部分居民在國家體制與地方經驗交錯下，呈現出複雜而多元的選擇。

蘭嶼人長期承受核廢料不正義的處境，對於由受影響者參與決定相關核能政策，內心存在倫理與情感上的矛盾。希婻．瑪飛洑強調該次投票結果不應被簡化為族群立場的表態，也無法代表蘭嶼社群的整體態度。若核廢料問題未獲根本解決，任何後續能源政策討論都難以真正成立；未來仍需透過更完整的社會對話，共同思考能源選擇與環境正義的平衡。

與談時間，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本文於2026-06-17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延伸閱讀：非核一週年的思辨與展望（上）：地緣政治與科技競逐下的台灣能源民主

]]> 非核一週年的思辨與展望（上）：地緣政治與科技競逐下的台灣能源民主 https://gcaa.org.tw/16274/ Wed, 17 Jun 2026 08:59:02 +0000 https://gcaa.org.tw/?p=16274

在台灣正式除役最後一座核電廠、成為亞洲首個實踐廢核國家滿一週年的歷史節點上，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於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一週年座談。過去這一年，儘管台灣成功邁入零核電時代，但隨著區域局勢升溫、全球科技產業競爭加劇，重啟老舊核電廠的聲音再度浮現。在這個由戰爭陰影與地緣政治震盪交織的新週期裡，台灣的能源政策與民主決策能力正迎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而老舊核電的安全配套、核廢料處置的長期治理真空、以及現行防災準備的不足，都是關注能源選項時無法迴避的根本問題。

為了回應社會對於能源未來的集體焦慮，本次座談特別邀請了四位深耕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深度對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從美中戰略競爭的地緣政治新週期切入，剖析台灣經濟在脫中入北與半導體產業崛起後的全球定位；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杜文苓，則引述烏克蘭戰時經驗，點出集中式核電在衝突中所面臨的脆弱性，並直言台灣正面臨核廢料治理的真空困局；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進一步從國防安全與國際法角度，說明核電廠在戰時難以享有不被攻擊完全保護的局限，並提出保留戰備電源與分散式系統等替代路徑；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則以實證數據打破廢核缺電的迷思，並釐清半導體與人工智慧時代的用電真相。

四位講者透過跨學門的對話，共同為台灣在地緣政治競爭的夾縫中，勾勒出一幅兼顧國家安全、能源韌性與淨零轉型的長期發展路線圖。

活動主視覺，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地緣政治新週期下，台灣的經濟蛻變與自主挑戰

近九年來，台灣已進入由美中戰略競爭持續升高所主導的地緣政治新週期。即使近期美中領導人再度會面，雙方競爭與對抗的基本格局並未改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深刻剖析，這種國際局勢的變化，正深刻影響著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也迫使台灣在國家發展戰略上面臨一連串重大的調整。

經濟脫中入北與半導體產業的崛起

吳介民指出，在經濟層面，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產業結構的脫中化。過去數十年台灣企業大量投資中國的趨勢已經明顯反轉，伴隨全球供應鏈重組，台灣的投資與貿易正逐步從中國轉向美國、日本等全球北方國家，東南亞市場的比重也持續增加。這種脫中入北的轉變，代表台灣經濟正逐步脫離對中國的高度依賴，並更加深度整合進全球北方國家的經濟體系。

在這波經濟轉型中，半導體與AI伺服器等高科技製造業成為核心動力，其中台積電的崛起尤其具有關鍵意義。台積電憑藉先進製程領先與高度信任的生態系，突破了台灣製造業過去五十年有卓越生產力卻缺乏定價權的限制。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代表台灣產業首次接近全球供應鏈的核心位置，台灣經濟也正逐步進入全球核心國家俱樂部。

繁榮背後的Ｋ型分化與認同矛盾

然而，這波經濟成長並非平均分配，財富與機會呈現明顯的Ｋ型分化。高科技產業及其從業人員受益甚多，部分基層民眾卻感受到強烈的相對剝奪感，這種經濟不平等進一步加劇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對立與極化，而半導體產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議題，也備受關注。與此同時，台灣也面臨一個根本性的矛盾，那就是科技與經濟實力已躋身世界頂尖行列，但在主權地位上卻尚未獲得主要強權的正式承認，這種落差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痛點。

在國家認同與世界觀上，台灣社會也呈現複雜的面貌。目前社會大致分化為強烈台灣認同、溫和或模糊認同、以及無感人群三個規模相當的群體，在民主選舉制度下，如何爭取多數選民支持仍是關鍵。此外，面對中國威脅，民眾恐中情緒上升且對美依賴增加，但同時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思考國防、民防與產業的自主自立道路，不過目前對於如何建立激化完整的自主發展路線圖，社會仍缺乏清晰的共識。

供應鏈武器化時代的台灣戰略思考

從全球角度來看，半導體其實是一個高度相互依賴的網絡，關鍵節點分散在美、荷、日、台、韓等國。目前全球供應鏈已逐漸被武器化，經濟安全成為各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美國透過出口管制限制中國科技發展，並積極推動半導體供應鏈多元化以降低對台依賴，而中國則以稀土出口與供應鏈控制作為反制工具，並試圖取得先進技術能力。各國紛紛推動晶片自主化政策，使原本的產業議題與國際政治地緣利益糾纏在一起。

總體而言，台灣當前正處於美中科技競爭深化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風暴中心。台灣既是全球科技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大國競爭下最重要的戰略節點之一。在維持既有經濟優勢的同時，如何有效提升政治自主性，並在美中競爭的夾縫之間爭取最大的國家發展空間，將是台灣未來必須面對的核心課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戰時能源韌性思維與核廢料治理的真空挑戰

近年來隨著地緣政治風險升高，能源韌性與核能存廢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杜文苓，同時也是「經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 主任，從戰時能源韌性與核廢料治理兩個面向切入，重新檢視核能在台灣能源政策中的定位，並指出台灣在面對能源危機與長期核能代價時，必須跨出的制度性步伐。

從烏克蘭經驗看戰時能源韌性的實態

許多人主張發展核能可以提升能源韌性，但杜文苓引述烏克蘭的戰爭經驗指出，核電廠在戰時反而容易成為具備高戰略價值的攻擊目標。在實際衝突中，遭受攻擊的不僅是反應爐本身，更頻繁發生的是核電廠周邊的輸電系統、高壓變電站、冷卻系統與外部供電設施，這會使核電廠陷入外部電源中斷與緊急停機的風險。因此，戰時真正考驗的是整體電力系統的快速修復能力。

烏克蘭在戰爭期間並非依靠增加大型集中式發電設施來提升韌性，而是大力推動屋頂太陽能、社區型發電與儲能系統等分散式能源。當大型輸電設施遭到破壞時，這些分散式系統仍能維持家庭與醫療機構的基本運作。這對台灣帶來重要啟示：再生能源與分散式電網不只是減碳工具，更是提升國家韌性的重要安全選項。此外，當前台灣面臨的電力挑戰多為區域供電失衡與綠電取得壓力，即使重啟核電也無法直接解決北部的供電瓶頸。

國際標準下的核廢料長期治理困局

除了能源韌性，核廢料處置所要付出的政治、社會成本與治理角度往往在討論中被忽略。杜文苓直言，台灣目前正處於核廢料治理的真空。放眼全球，進度領先的北歐國家如芬蘭與瑞典，其最終處置場的推動，不僅需要穩定古老的地質條件，更經歷了數十年的民主討論與地方溝通。相較之下，台灣地質條件，也存在高度地震活動與多項選址挑戰，且長期缺乏完整的治理架構與行政權責整合。

即便在歐洲，核能要被納入永續能源，也必須以具備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計畫與設施為明確前提。然而台灣目前既無選址定案，也尚未建立完整的處置規劃，所以在台灣核電沒有條件視為永續能源。成立核廢料選址辦公室，是台灣在公民團體與專家學者長期倡議下，首次正視過去被忽略的社會和國家治理真空。這一步的邁出不只是解決技術問題，更是台灣如何負責任地面對能源發展後果、建立長期治理能力的重要開始。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杜文苓，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戰時核電的國防風險與能源安全替代路徑

隨著台海情勢日益緊張，台灣能源轉型過程中天然氣比例過高是否引發國安風險，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許多重啟核電的主張認為，這能緩解中國海上封鎖所帶來的能源危機。然而，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從國防安全角度切入，指出重啟核電並非想像中簡單，背後涉及複雜的國際法保護失效問題與軍事配套，並進一步提出比重啟核電更符合台灣防衛需求的替代方案。

民用核電在戰爭國際法中的保護局限

賴中強首先質疑擁核人士提出重啟民用核電以因應灰色地帶衝突的建議。過去支持核電者常引用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主張核電廠在戰時受國際法保護。但條文第56條同時規定，「若該設施所提供的能源對軍事行動構成通常、重要且直接的支持」，其特殊保護便會失效。以核三廠為例，屏東周邊分布著P3C反潛機部隊、二重溪三軍聯訓基地、龍泉陸戰隊新訓中心與九鵬基地等台灣防衛的核心節點，一旦核三廠的電力併入一般電網並供應這些軍事設施，該廠便未必能享有完全的民用核電廠受公約保護地位。

若要避免核電廠因供電軍隊而喪失保護，理論上必須將軍事基地遷離核三廠供電範圍，或者尋找單一大型民生用戶完全消化核三廠發電量，或建立完全獨立的軍用電網排除核三廠供電軍事基地，但這些作法在實務上不僅巨額投資且不切實際，甚至可能因獨立電網受攻擊而增加軍事停電風險。此外，台灣與烏克蘭最大的差異在於防衛縱深極為有限，若核電廠遭受先進飛彈的精準打擊，政府將面臨同時應對核災應變疏散與台海防衛作戰的雙重極端考驗。

國防安全思維下的三大能源替代方案

既然重啟核電並非解決安全問題的仙丹妙藥，賴中強認為有三個更務實的國防替代方向值得思考。第一是保留燃煤電廠作為戰備能源，平時減少或不發電以兼顧環保，但利用煤炭易儲存、易運輸的特性，在戰爭情境下作為緊急狀況的後備電源，比完全拆除更具國家安全價值。第二是效法以色列經驗推動分散式再生能源系統，發展社區型太陽能，讓能源系統越分散，敵人就越難透過攻擊單一目標癱瘓整體供電體系。

第三則是提高天然氣供應來源的安全性。如果天然氣仍是過渡期無法避免的能源，台灣應考慮增加採購美國天然氣。從地理上看，美國運輸路線可避開高風險海域；從政治上看，懸掛美國國旗的運輸船若遭中國攔截，中國所需承擔的國際政治成本將遠高於其他船隻。總結而言，台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戰時仍能運作的能源體系，建立分散式系統、保留必要戰備電源與強化供應鏈韌性，才是更符合國防需求的長期方向。

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律師，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台灣非核一周年的實證檢視：AI用電迷思與國家能源韌性

在核三廠停機、台灣非核滿一週年的關鍵時間點，社會各界對於台灣是否缺電、綠電進度以及地緣政治下的能源安全仍有諸多爭論。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透過口頭分享，以實際數據打破過去對於廢核導致電價暴漲與電力不穩的流言，並針對半導體產業用電、AI發展趨勢以及國家防衛韌性進行深度解構，強調台灣在不重啟核電的情況下，依然能兼顧國家安全與淨零轉型的目標。

數據破除廢核迷思與全球AI產業的用電真相

趙家緯首先回顧過去十年的能源轉型歷程。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逐步降低燃煤發電比例，整體燃煤使用量在十年間已減少約兩成。儘管受到地面型太陽光電因土地利用與環境爭議發展不如預期，導致整體再生能源占比目前僅約13%，未能達到原定20%的階段目標，但台灣的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進入全球十七名，離岸風電亦位居世界前五。此外，針對廢核造成電價暴漲的擔憂，實際數據顯示台灣家庭電費支出占所得比例已從十年前的百分之一點三下降至2024年之百分之零點九，且工商大用戶所承擔的電價成本已經高於一般用戶，顯見電價結構制度改革已有成效。

針對AI與半導體產業的用電需求，趙家緯釐清了兩大迷思。第一，全球AI產業並非主要依賴核電，國際能源總署預測未來資料中心新增用電中，核能僅占8%，再生能源則超過四成，科技巨頭採購綠電的規模更是核能的10倍以上。第 二，AI資料中心並非未來台灣用電成長的主因，預估至2035年其用電最多僅占全台總用電量的百分之一點五。真正關鍵的半導體產業目前占全台用電約一成三，即便未來提升至兩成，台積電已承諾在2030年使用六成再生能源並已簽署大量購電協議。因此核心問題並非產業需不需要電，而是政府如何確保綠電建設能如期落實。

情境模擬下的多元能源結構與兵推展望

最後，對於核電是否等於能源安全，趙家緯以今年初中國對台海軍事活動的實戰經驗反駁天然氣庫存只能撐14天即面臨危機的說法。台灣當時透過採購替代貨源與既有系統調度，成功維持正常供電。另根據模擬2027年完全封鎖的情境，若再生能源設置達標且與既有燃煤、燃氣順利調度，台灣仍可維持相當比例的電力供應並支撐200天以上的運作。這證明能源安全的核心在於結構的多元化，若因重啟核三而排擠更具韌性的再生能源建設，反而會降低台灣長期的能源自主能力。在史上最大能源危機之下，政府僅單向是以凍漲，增加美、澳天然氣進口量與重啟麥寮燃煤為對應，恐加深民眾的核電迷思。呼籲政府透過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與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進行能源兵棋推演，透過公開透明的討論，讓大眾看見台灣不依賴核電也維持台灣的國家，與能源韌性的可行路徑。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結論

本場座談聚焦台灣能源韌性、半導體產業發展與能源轉型之間的關係。台灣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從傳統產業逐步邁向高科技製造業，並以半導體產業為核心建立全球競爭優勢。然而，在產業成功的背後，也伴隨對自然資源剝削、勞動力剝削及社會結構失衡的沉重壓力。半導體製造與人工智慧資料中心皆屬高度耗能產業，其龐大的用電需求已成為能源政策必須正視的重要問題。

當前台灣社會對半導體產業的依賴已不僅限於就業層面，更透過股票、ETF等金融工具，使大量民眾間接分享產業成長紅利。然而，仍有相當比例的人口無法分享產業成長成果，因此能源與產業政策除考量經濟效益外，也應納入社會公平與資源分配等面向。針對台積電赴海外投資議題，與談人認為適度分散生產據點有助於降低台灣環境負荷，並強化台灣經濟影響力，但仍需透過充分的社會溝通以取得共識。

在能源使用方面，半導體產業的耗能不僅來自製程本身，更包括設備、溫度控制等環境管理需求。在氣候變遷加劇的背景下，即使製程持續提升能效，整體用電量仍未必下降。此外，相關環境負荷問題也存在於石化、鋼鐵等傳統產業，因此有必要從整體產業結構重新檢視台灣未來發展方向。

針對能源韌性議題，應從更廣泛的關鍵基礎設施角度思考，包括天然氣儲槽、地下儲槽設施及其他能源系統的安全設計，以提升台灣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及封鎖情境時的整體應變能力。最後，台灣仍要推動社區小型太陽能發展，藉此兼顧能源轉型、分散式供電、社區韌性與國家安全目標，並透過公民社會積極倡議，破除將核能視為唯一能源安全解方的迷思，引導社會回到更全面且具韌性的能源政策討論。

本文於2026-06-17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延伸閱讀：非核一週年的思辨與展望（下）：非核家園的里程碑、社會意義與未來挑戰

]]> 能源韌性工作坊：台灣如何強化能源韌性？跨域工作坊激盪出的行動藍圖 https://gcaa.org.tw/16186/ Mon, 01 Jun 2026 08:30:00 +0000 https://gcaa.org.tw/?p=16186

在綠盟舉辦的「台灣如何強化能源韌性？」跨域工作坊中，除了邀集地方政府、能源業者、第一線社區工作者及民防團體參與，從不同尺度與情境切入能源韌性問題外，更於現場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地方治理如何強化能源韌性：台灣政策回顧與建議》（Beta版）報告書。

這是一份針對台灣地方層級能源韌性的報告，強調應透過中央和地方跨部會治理與社會協力，建立「平時可用、災時可轉換」的分散式再生能源系統，確保在極端災時仍能維持基本公共服務。

報告全面盤點了國家與地方政策，也透過深入的人物訪談、地點參訪，記錄了現有的縣市、社區及校園微電網的實務經驗；同時，也參考國際指引和案例，提出具體建言。報告將複雜的技術議題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建議，成為當天工作坊跨域討論的核心基石。

鄉村型社區：翻轉個人防災，建立社區互助網

鄉村組的夥伴提出反思，現行防災思維較少從社區層級思考能源韌性。例如校園本身就是重要避難場所，未來有機會進一步結合儲能設備，從「校校有光電」邁向「校校有備援」。此外，村里長等熟悉地方狀況的角色，往往是災害發生時的重要協調者，目前內政部已推動防災士培訓，並鼓勵村里長取得防災士資格，未來可進一步將能源韌性納入課程內容，強化社區層級的災害應變能力。而因應鄉村地區需求，除了在避難據點建置光電與儲能系統外，也可發展太陽能爐、移動式儲能等更具彈性與機動性的方案，以維持基本民生需求並支援災時撤離。

都市型社區：擺脫單一備援，光電從「躉售」變「災防」

在都市型社區當中，雖然醫院、捷運站等重要地點普遍已配備柴油發電機，但都市防災不應依賴單一能源，而應朝向儲能、屋頂光電等多元供電方式發展。相較於鄉村地區，停電對都市地區造成的衝擊更加劇烈，然而，目前學校與公有建築的太陽光電仍以躉售為主，無法在停電時提供在地供電支持；同時，屋頂光電也因法規與技術限制，發展受到阻礙。未來若能完善相關制度，使部分電力能留作災時使用，並結合儲能系統與備援機制，將有機會把這些公共空間升級為重要的供電與避難節點。

台北市組：打造首都的避難與供電網絡

台北市作為台灣首都，電力自給率卻是嚴重不足，一旦發生長時期斷電，將面臨巨大的社會與外溢人口收容挑戰。然而，在台電分區限電機制中，多數避難所未被列入免限電的 H 類組，為確保極端危機下的基本運作，於全市 419 處避難處所（如學校、捷運站）建置「微電網」以提供充電與物資補給，實為當務之急。

考量到預算、行政量能及廠商經驗等限制，微電網建置可採循序漸進的短中長期規劃，短期目標應針對 419 處點位進行精細盤點，評估電盤線路、建物狀況、住戶與人流量及緊急電力負載需求；並篩選出具潛力的示範點位啟動「沙盒計畫」；最後逐步將微電網拓展至全台北的避難處所，建立具備韌性的都市防救災網絡。

台中市組：看見官方名單之外的脆弱族群

台中市組特別關注仰賴醫療設備維生的脆弱族群，例如需定期洗腎或使用居家醫療設備的民眾，這些需求往往難以由公部門掌握，需要透過社區力量主動辨識與協助。此外，與會者也認為企業除了是能源使用者，更能成為地方能源韌性的合作夥伴，未來可由地方政府扮演媒合角色，促進企業與社區共同投入分散式能源及備援設施建置，在平時創造效益、災時提供支援。因此，台中組提出短、中、長期行動方向：短期由社區盤點脆弱族群與在地資源；中期建立社區與企業合作機制；長期則透過制度完善與地方參與，逐步打造具備自主供電能力的韌性社區，降低災害發生時對單一電網的依賴。

屏東縣組：因地制宜規劃城鄉能源韌性

屏東縣組針對城鄉條件因地制宜，提出都會區醫院受限於空間，現階段以油發電機較具效益；偏鄉醫院則具備發展再生能源（如水力、地熱或光電）的潛力，並且適合搭配儲能系統以達長時間穩定供電。除了醫療，更應建置「鄉鎮尺度防災微電網」，在斷電時獨立運作，支撐通訊與超商等基礎民生。

未來的行動清單，則需著手完善獨立電網的頻率控制與儲能安全機制；並針對都會區公民電廠，積極探索創新的營運、資金與利益共享模式，以全面提升公共參與規模與能源韌性效益。

從示範場域到制度改革，民間團體的政策建議

政府應優先盤點醫療院所、避難場所、學校及通訊設施等具災時關鍵功能的公共設施，推動具備孤島運轉能力的防災型微電網。能源韌性不應僅以是否設置太陽光電作為指標，而應進一步評估獨立供電、儲能、自動切換及支撐關鍵負載的能力。

同時，防災型微電網應建立「平時可用、災時可轉換」的運作模式，結合社區服務、公共充電或節能管理等日常應用，避免設備閒置，並同步強化地方政府、學校及社區的操作與維運能力，透過定期演練與跨單位協作提升應變效率。

在公共建築方面，建議新建公有建築納入災害情境與關鍵負載規劃；既有校園與公有建築則可優先增設儲能設備及自動切換系統，提升災時自主供電能力。此外，也可將能源韌性納入公有屋頂光電標租及回饋機制，讓再生能源建設兼顧減碳、公共利益與地方韌性。

]]> 【講座側記】德國非核轉型之路 https://gcaa.org.tw/16101/ Tue, 12 May 2026 07:59:15 +0000 https://gcaa.org.tw/?p=16101

編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邀請德國地球之友（BUND）博納．瑞德克爾（Bernd Redecker）博士舉辦線上演講。從德國環保團體視角，回顧德國實現非核家園後的成績與展望。

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是重要的國際環保組織，其中德國地球之友是德國具代表性的全國性環保組織，成立於1970年代中期，長期致力於自然保護與環境永續發展，現擁有超過65萬名會員與支持者，並透過遍布德國各個角落推動行動。

德國地球之友致力於氣候保護、再生能源發展、生態農業、以及森林、水資源與瀕危物種的保護。在核能議題上，他們設立「核能與輻射防護工作小組」，這個小組主要在推動歐洲核電淘汰、監督核廢料中期儲存與最終處置的安全性，並參與核廢料資訊平台的建置與推廣。

瑞德克爾博士是環境科學家，也是「核能與輻射防護工作小組」發言人。30多年來，他長期投身反核運動，專注於核能風險議題。隨著德國核能時代的結束，博士目前關注核設施除役與核廢料管理所涉及的風險，特別是相關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問題。

活動以德文進行，並提供中、德文逐步口譯，特別感謝淡江大學歐語系德文組戴達衛老師協助口譯工作。下文內容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博納．瑞德克爾博士的演講，經口譯整理，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盡量完整呈現講座原意，由於設備及網路發生故障，演講影片無法發佈，敬請見諒，演講內容請參考文字紀錄。

瑞德克爾博士：首先非常感謝綠盟的邀請。今天能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分享德國的非核經驗，我感到萬分榮幸，尤其是這份經驗是在德國與台灣這兩個非核國家之間進行交流，對我而言更具意義。

我是德國地球之友「核能與輻射防護工作小組」的發言人。德國地球之友目前擁有67.4萬名會員與捐款者，是德國最大的環保非政府組織之一。

今天我準備的報告內容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點是德國逐步淘汰核能的路徑；第二點是我們選擇淘汰核能的原因；第三點則是大家最關心的，在核能淘汰之後，德國目前的電力供應現況；第四點我會談談關於重啟核電的辯論；最後，我將與各位分享廢除核電後德國所面臨的挑戰。

背景資訊

在正式進入主題前，我想先從地理環境談起，並與台灣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從國土範圍來看，德國的面積大約是台灣的十倍大，但人口卻只有台灣的四倍，這顯示德國的人口密度其實沒有台灣那麼高。如果我們觀察發電量，以2025年的數據來看，台灣年發電量為 2570億度，德國為 4330億度 ，兩者大約有一點五倍到兩倍的差距。

在地理特徵上，台灣是一個島嶼，德國則是位於歐洲大陸內部的國家，只有最北端臨海，因此離岸風電主要只能在北海、波羅的海沿岸發展 。更重要的是，作為歐洲大陸內部的國家 ，德國深深嵌入在歐盟的整體電網中，這與台灣相對獨立的電網結構有很大不同。

最後，為了讓大家理解德國廢核討論的背景，我必須分享一些政治脈絡。德國在去年經歷了大選並組成了新政府。前任政府是由社民黨、綠黨與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立場較為反核。而現任的新政府則是由較保守的政黨與社民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內部同時存在擁核與反核兩種派系，但雙方目前共同的目標，都是決定繼續推動再生能源與綠能的發展。

德國逐步淘汰核電之路

德國與核能的淵源開始得很早，第一座核電廠早在1961年就開始運轉。在1960至1980年代之間，政府原本雄心壯志地計畫要大量興建核電站，根據當時的規畫圖，甚至曾考慮興建超過500座核能相關設施，包括核電廠與再處理設施 。

然而，這些計畫從一開始就面臨強烈的民間抗爭。例如1970年代初期，在德國西南部的維爾（Wyhl）核電廠預定地，就有大批農民為了守護當地的葡萄酒莊而挺身而出。因為這些抗議，這座核電廠最終沒有蓋成。全國最後實際興建的核電廠數量亦遠低於原本規劃；實際啟動建設工作的核電廠僅有33座。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真正的關鍵轉折點，是大家記憶深刻的1986年車諾比核災。當時德國也受到了放射性污染的影響，特別是德國南部，直到現在當地的野生蘑菇或野生動物，仍因放射性超標而無法食用。這場災難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示威，自此之後，德國僅有三座新核電廠投入運轉，便不再增加

這種民間氛圍在2002年開花結果。當時由社民黨與綠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正式通過了第一次廢核決議，計畫在二十年內讓所有核電廠除役。雖然到了2010年，新上任的保守黨政府一度打算重啟核能，引發了包括我們「地球之友」在內的民間組織激烈反抗，當時甚至有12萬人手牽手築起人鏈抗議，而這一切都還是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前。

2011年福島核災爆發後，民間反彈達到頂峰，當時有高達25萬人走上街頭。面對如此巨大的民意壓力，當時原本立場較為保守的擁核政黨也改變了態度，聯邦議會的所有政黨達成共識，第二次決議廢核。就在三年前，也就是2023年，德國正式讓最後的核電廠除役，完成了這段長達數十年的廢核之路。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逐步淘汰核電的原因

為什麼德國最終選擇走向反核？這可以從我們所謂的「核廢料失控螺旋」（nuclear waste spiral）來理解。

其實就是核廢料相關的討論，從鈾礦的開採開始，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問題了。開採1,000噸鈾礦石，最後約可得到1噸黃餅（Yellowcake）中的鈾，其中真正可分裂的鈾-235只有約7.11公斤。這整個過程充滿污染，甚至導致了專門的肺癌疾病「施內貝格肺癌」（Schneeberg lung disease），這就是由放射性粉塵造成的，同時粉塵也會這飲用水造成汙染。

即便是在正常運轉的核電廠，對周遭環境的放射性暴露風險也依然存在。200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德國核電廠周邊五十公里的範圍內，兒童罹患白血病的機率明顯升高。甚至還有研究發現，核電廠周遭的輻射也會對男性精子產生影響，使新生兒的性別比例會因此失衡，出現了所謂「消失的女孩」（Lost girls）現象。而最新的2026年哈佛大學研究也指出，美國核電廠周邊的癌症發生率上升，每年約造成6400人死亡。

接著是大家最擔心的「核災事故」。除了著名的車諾比和福島核災，歷史上還有馬雅克、塞拉菲爾德，以及三哩島等多次事故。在德國，我們也曾有過幾次差點發生重大事故的時刻，所幸德國最後沒有發生重大核災。

另外關於核廢料，德國有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核電就像是一架「已經起飛、卻沒有降落跑道」的飛機。人類製造出了世界上最危險的材料，需要安全存放長達一百萬年，但直到今天，全球都沒有一個真正完工的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即使在德國，我們預計也要等到下一個世紀，才能將最後一個核廢料容器（CASTOR）送入深地底掩埋。

最後，我們必須面對現實的安全威脅。在戰爭時期，核電廠極易成為被攻擊的標靶。過去這可能只是理論上的討論，但在近年的烏克蘭戰爭中，我們已經看到核能設施成為軍事威脅的目標。此外，還有「核子擴散」的風險，這些放射性材料一旦落入恐怖組織手中，將後果不堪設想。

這就是為什麼德國在三年前正式完成了廢核。那麼，在2023年4月15日最後一座核電廠停機之後，德國又是如何解決發電需求的呢？

2023年4月15日至2024年4月14日：無核電的一年

在德國正式告別核電的第一年，大家最關心的就是發電狀況。如果我們對比廢核前後一年的數據，可以清楚發現：德國的再生能源發電量增加了330億度。這個增長量不僅填補了核電留下的空缺，甚至已經超越了原本核電的貢獻，這證明我們基本上已經成功用再生能源取代了核能。

關於用電的穩定性，以2024年為例，全年的平均停電時間僅約11.7分鐘，換句話說，全國有99.99%的時間供電是完全正常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大家最在意的電價問題。從2021年到2024年的電價走勢圖中，我們確實看到電費有過一段漲幅，但這主要與烏克蘭戰爭引發的天然氣供應危機有關，而非廢核所致。事實上，如果對比2021年底還有六座核電廠運作時與2024年的電價，我們會發現電價甚至是有所降低的。這說明了電價的高低與核電並沒有直接關聯，反而是地緣政治——例如最近伊朗衝突導致的油價波動——才是影響電費波動的主因。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到了2025年，德國的發電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目前有高達62%的電力來自於再生能源，其中以風力與光電為主；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是來自煤炭與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很多人常聽說「德國必須大量進口電力」，但事實並非如此。正如我開頭提到的，德國嵌入在歐盟的自由電網中，電力買賣是非常頻繁的日常貿易。在歐洲電力市場，便宜的再生能源或核電會優先取代昂貴的燃氣發電。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因此，進口電力並不代表德國電力不足，而是反映了鄰國當時有更便宜、過剩的再生能源可以購買。以2025年的數據來看，德國的電力進口量約為188億度，僅佔總消耗量的4%，且絕大部分是從丹麥、挪威及荷蘭進口的再生能源；還有一部分從法國與比利時進口的核電。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來自再生能源的公共淨電力生產

這張圖表清晰地記錄了從2002年第一次廢核決議至今，德國再生能源的發展歷程。大家可以發現，德國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從當初的440億度，一路攀升到現在的2600億度，呈現非常穩定的上升趨勢。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如果我們觀察圖中的顏色區塊，紅色的部分代表核電。我們可以發現，早在2015年，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就已經超越了核能；到了2019年，再生能源的產量甚至超過了歷史上核能發電的最高紀錄。這個趨勢至今依然持續往上走。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這裡我特別想分享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圖表中那些「看不見的電力」。現在德國有越來越多人在自家的陽台或屋頂安裝光電設施。這些「自發自用」的電，直接供給了家裡的電腦或冰箱，並未進入大電網做統計。這部分的電力增長非常驚人，目前已達到198億度，這相當於1.5座核電廠的發電量。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在全球共同追求減碳的目標下，德國從1990年代至今，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減少了58%。從圖表上的對比也可以看到，德國目前的排放量已經比台灣還要低。

因此，從德國的角度來看，廢核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我們不僅沒有經歷過大規模停電，再生能源也成功取代了核電的缺口；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廢核的同時成功降低了碳排放，且電價的波動與核電是否運作已經完全脫鉤，兩者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關於重返核能的辯論

大家或許聽說過，德國最近確實出現了一些關於「重啟核電」的討論。但為什麼德國最終不會走回頭路？我想引用四位代表性人物的名言，來跟大家說明目前的現實狀況。

第一位是前任總理蕭茲。他曾公開表示：「核電在德國已經是一匹死馬（Nuclear power is a dead horse in Germany）。」這是一句德國諺語，意思是一匹死掉的馬是沒辦法再騎的。

第二位是新任總理梅爾茲。他所屬的政黨立場向來保守且擁護核能，但連他都坦承：「廢除核能的決議已經無法反悔。雖然我感到遺憾，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們沒有辦法取消這個決議。（The phase-out decision is irreversible. I regret this,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第三位是西門子能源監事會主席  Joe Kaeser。西門子過去曾是建造核電廠的巨頭，但連他都直言不諱地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座核電廠，在經濟上是具備可行性的。（There is not a single nuclear power plant in the world that pays off economically. ）」

最後一位是德國第三大能源企業 EnBW 執行長  Georg Stamatelopoulos。他明確表示，他不認為核電會復興。他指出：目前新型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技術還不夠成熟，而傳統的大型核電廠造價又太過昂貴。（don’t foresee a renaissance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The new, smaller SMRs (Small Modular Reactors) are too immature, and “classic” gigawatt-scale nuclear power plants are simply too expensive.）

從政治現實、經濟效益還是技術層面來看，重啟核能都不在德國未來的選項當中。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老舊核電廠不再重啟

首先，我想從一些技術細節來談，為什麼重啟既有的核電廠在德國是行不通的。我不熟悉台灣的相關法律，但在德國，核能法律明確規定：核電廠一旦除役，就必須立即啟動拆除工作。
這涉及到資金與經濟利益的問題。在德國，拆除工作的費用是由發電廠商自行負擔，而核廢料的儲存費用則由國家核廢料處置基金負責。對廠商來說，越快完成拆除，就能越早結案並減少維護成本，這完全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法律的強制性加上企業的財務考量，使得拆除工作一旦開始，就沒有回頭路。

目前，德國的拆除進度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根據我的了解，三年前才退役的核電廠，廠商表示其內部的一次迴路，簡單說可視為整座設施的「主動脈」 ，其實都已經拆除或無法使用了。

除了硬體設施，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人才。德國早在15年前就做出了廢核決定，從那時起，相關的學術研究與大學課程就開始縮減。現在的德國正面臨嚴重的核能人才荒，我們缺乏足夠的工程師與技術人員。無論是重啟還是運行，專業人員都將不足。

全球核電發展

如果我們要討論興建「新」核電廠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從全球的視野出發。根據《2025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我們可以從兩組數據看到明確的趨勢。

首先，觀察全球發電占比的長期發展。核電在2006年就已經達到了增長的瓶頸。從那之後，核電在全球發電總量中的占比，已經從原本的17%，一路下降到現在的9%。這顯示出，在全球能源地圖中，核能的影響力正在逐漸萎縮。

接著，我們來看看過去十年的電力增長動能。如果將風力、光電與水力發電相加，這些再生能源在過去十年內，全球總計增長了45000億度。相比之下，核電在同期的增長量僅有1900億度。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新建發電廠無利可圖

為什麼新建核電廠在經濟上已經不再可行？核心原因就在於大型核電廠的造價實在太過昂貴。我們觀察法國、芬蘭、英國與美國近年來的案例，可以發現兩個共同的嚴重問題：成本暴增與工期延誤。

以法國的弗拉芒維爾（Flamanville）核電廠為例，最初預估的興建成本是33億歐元，但最後實際成本竟然飆升到190億歐元。在建造時間上，原本預計5年就能完工，最後卻整整花了17年。

如果我們取全球的平均值，蓋一座新的核電廠大約需要10年。這意味著，如果德國從現在開始興建核電廠，最快也要到二零四零年代中期才能啟用。這對德國要在2045年實現「百分之百碳中和發電」的目標來說，顯然緩不濟急。

那右邊這張圖其實很值得看。雖然有點可惜，目前只有德文版，但其實光從圖表本身，就已經可以理解它想傳達的重點。

左邊顯示的是不同發電方式的「均化電力成本」（LCOE），也就是如果現在要新建一座發電廠，每發出一度電，大概要花多少成本。這份資料來自德國弗勞恩霍夫太陽能系統研究所，他們在2024年針對各種新建電廠的發電成本做了最新估算。

從圖中可以看到，如果是新建核電廠，平均成本大約是每度0.313歐元 。但如果是太陽光電或風力發電，成本大概只有核電的五分之一左右。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所以這裡其實呈現出一個很明顯的問題：當核電的成本已經遠高於再生能源時，繼續投入大量資源去興建新的核電廠，其實是一件非常不成比例的事情。這也完全不符合現在德國2045年要達到100%的碳中和發電的目標。

最後一個關鍵點是「供電靈活性」。現代電網的需求是非常動態且瞬息萬變的，我們需要的是能夠靈活調度的供電系統，來配合再生能源的波動。然而，核電的發電特性非常「不靈活」，難以快速增減電力輸出，這完全不符合未來智慧電網的要求。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並非德國的能源選項

隨著大型核電廠的興建成本飆升，歐洲許多保守派政治人物開始將目光轉向「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也就是SMR。在台灣或許也有類似的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先釐清：什麼是SMR？根據國際核能組織的定義，SMR 的裝置容量介於10 到300MW 之間。這意味著，我們可能需要興建5到150座 SMR，才能取代一座傳統的大型核電廠。

擁核倡議者最大的期待，是透過「模組化大量生產」來降低成本。但現實是，目前全球只有3座所謂的小型反應爐在運行，而且它們都不是真正具備「模組化生產」規模的SMR。

目前所有的 SMR 計畫其實都還在設計階段。我們最快可能要到2030年代才看得到真正的商轉。而且依照過往經驗，第一次啟動時往往會遇到許多技術問題與延誤，所以要真正進入量產階段，絕對不會那麼快。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SMR 真的會比較便宜嗎？到底要蓋多少座才能達到經濟效益？有相關研究指出，必須建造超過1000座小型反應器，才能透過大規模生產降低成本；德國甚至有研究指出，數量可能要達到3000座才能發揮規模經濟。所以它是否真的比較便宜，目前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除了成本，我們也不預期它的建設會比傳統核電廠快。況且核廢料的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因為地點分散，導致核子擴散的風險更高，因為有更多地方會存放放射性材料。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幾年，許多處於規畫階段的計畫最終都遭到放棄，理由都是太貴了。

例如在2023年，Urenco公司因為成本過高且缺乏投資者，終止了研究計畫。隨後在同年6月，NuScale公司也取消了在美國懷俄明州的規劃，甚至裁撤了三分之一的員工。到了2024年7月，法國電力公司的Nuward計畫，同樣因為成本與技術難題而停止開發。

對德國來說，我們的目標是2045年達到零排放。在這樣的時間壓力與目標下，核電根本不是一個選項，更遑論這些目前看來還無法成型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能源轉型的挑戰

現在我要進入演講的最後階段，來談談德國目前面臨的挑戰。確實，轉型的路徑上挑戰非常多。首先要提醒大家，雖然德國政府交替，但目前的目標依然明確：我們計畫在2030年讓再生能源占比達到80%，並在2045年實現100%再生能源與零排放的目標。為了達成這些數字，背後都有非常龐大的再生能源擴建計畫。

如果觀察近兩年的進展，風力發電擴建在2023與2024年仍符合規劃，但2025年未達目標；不過在光電方面，我們的發展進度甚至超越了原本的設定，彌補了風力發電的缺口。

作為一個環保組織，德國地球之友長期支持再生能源，但我們也認為目前的擴建計畫中，環境保護議題討論得還不夠充分。例如在選擇興建設施的區域時，如何更有效地保護在地的鳥類、蝙蝠等生態環境，是我們持續關注的重點。同時我們也認為，目前的討論焦點有些偏差，大家過度關注如何改造發電設施，卻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減少用電。減少能源浪費、提高用電效率，才是轉型過程中更重要的一環。

然而，目前德國社會討論度最高的兩大痛點，其實是電網的障礙與儲能的缺口。德國國土廣大，我們必須花費極大的力氣將北部生產的電力運送到南部，但電網的擴建速度顯然跟不上再生能源的發展。2025年，因電網容量不足而未能併網的再生能源約為60億度；另有約60億度再生能源因儲能不足而未能有效利用。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面對這些問題，核電絕對不是解決方案，因為它的發電特性不夠靈活。德國目前主要有兩條解決路徑：第一是繼續推動風力與光電，並以同樣的速度同步擴建電網、提升儲能與發展智慧型電網。第二個方向則是考慮降低擴建目標，並將燃氣發電廠視為過渡階段的橋接技術。

目前聯合政府內部也存在不同立場，環境部長較支持全力發展再生能源，而經濟部長則較傾向以天然氣作為橋接。身為環保組織，我們堅定支持再生能源的擴建與電網升級。儘管挑戰重重，但我們認為德國目前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最後的挑戰：核廢料的漫長與未知

最後，我想談談我剛才提到的巨大挑戰，那就是核廢料。即便德國已經除役了所有的核電廠，但這些核廢料依然存在，且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

在德國，我們決定不將高階核廢料出口，而是選擇在國內尋找深地層的終極處置場。然而，這項尋找場址的工作直到幾年前才真正展開。我們目前預計要到2070年代才能完成選址，而真正的營運工作，恐怕要等到2090年代才能開始。

至於中低階核廢料的處理，我們目前面臨了不小的困境。德國本來有三個中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相關計畫，但狀況都不如預期。其中兩個已經失敗或發生重大問題，例如因為地下水滲入，導致我們現在必須花費龐大的財力與力氣，將原本已經存放進去的核廢料再一個個拔出來處理。第三個則一再延宕，適用性仍有爭議。

目前在德國，我們有16座輕型貯存建物，存放著1900個裝有高放射性廢棄物的CASTOR容器。而要幫這些容器找到最終的安放地，恐怕要等到下一個世紀。

這中間還有兩個尚未解決的核心問題。第一是安全防護，如何確保這些存放設施不會成為恐怖攻擊的目標？第二是監測與技術難題，這些桶子在長期存放後，內部是否發生了變化？幾十年後我們是否有能力將它們再次安全取出並運輸？這些都是還沒解決的問題。

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到，全德國大約有四十處存放中低度放射性廢棄物的設施。令人擔憂的是，這些設施目前缺乏標準化的作業流程，我們時常發現桶子生鏽，且每個案子的處理方式都沒有一致性，每次都要重新評估。

瑞德克爾博士簡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雖然德國已經成功廢核，但對於像地球之友這樣的組織來說，我們的任務遠未結束。我們必須繼續監督，確保人類能盡責地處理這些留給後代的核廢料問題。我相信台灣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相關組織，也正面對著類似的艱難挑戰。

最後，讓我們繼續攜手，為了無核世界而奮鬥。感謝大家的聆聽，謝謝！

問答Q&A

1.在德國為什麼原本擁核的政黨會轉向廢核？當初他們支持核能與後來廢核理由各自是什麼？有人認為德國若是電力不足，可以向使用的核電的法國或波蘭調度電力，是否太過理想化？

關於德國政黨立場的轉變，主要是一個時間軸上的認知演進。在2023年核電廠正式除役前，擁核派的理由主要是基於「經濟性」，因為當時的核電廠多由國家出資興建，發電成本看起來相對便宜。然而，現在的討論已經變得非常兩極化。我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有些政黨在野時會為了反對而反對，主張蓋新核電廠，但當這些保守政黨真正重返執政後，他們其實也無法重啟核電，因為在現實面根本辦不到。

至於「電力不足向法國或波蘭買核電」的說法，其實誤解了電網運作。德國不會從波蘭進口煤電，因為那太貴了。我們必須理解，德國是歐洲電網的一份子，電力在電網中是自由交易的。只要邊界的一邊產生了更便宜的電力，電力公司自然會去購買。這是一種基於成本的自由市場交易，而非因為自身電力短缺，這是沒有辦法阻止的，沒辦法完全脫鉤。

2.台灣的電力是由唯一一間國營電力公司賣給國民，德國公民可以自己選擇要購買哪一家電力公司的電，可以請您稍微說明這個制度嗎？您認為像德國這樣由民眾自由購電的機制有助於淘汰核能嗎？

德國的購電制度與台灣非常不同，我們公民可以自由選擇電力供應商。這種制度確實對淘汰核電產生了巨大的助益。在早期，許多由社運份子或環保組織成立的電力公司，像是綠色和平等，就開始提供純綠能的電力選項。當像我這樣的社運人士或大眾選擇購買這些電時，就直接支持了再生能源的擴充。現在，再生能源已經能提供充足電力，我們自然不需要再依賴核電。

3.核廢料處理：最終處置場全世界只有芬蘭有，核電相關各國目前都使用乾式儲存，高階核廢料目前有出過任何意外嗎？德國處理核廢料時是如何進行公民溝通？

關於放射性極高的核廢料處理，我想直面技術上的細節。在採取乾式儲存的過程中，確實曾發生過一些狀況，例如在將用過的燃料棒裝入容器時，發生過燃料棒卡住的情形；或是發現用於存放高放射性廢棄物的容器表面仍有微量放射性。但我要特別說明，這些情況在發現後都透過增加包裝材料等技術手段順利解決了，並沒有演變成任何核安事故。

更重要的轉變在於「如何尋找最終處置場」。回顧70年代，德國選定處置場址純粹是政府的政治決定，完全沒有公民參與。這種缺乏透明度的決策模式引發了長期的社會不信任與對立，最終導致舊的計畫被迫拋棄。現在，德國已經啟動了全新的尋找程序，目標是讓全國公民都能參與其中。

目前，政府投入了大量資源在各地舉辦活動，將完整的科學資料公開給當地居民，並安排科學家在現場直接回答所有疑問。雖然站在環保組織的立場，我們仍認為目前的資訊透明度還有進步空間，但必須肯定的是，目前已經開始做這方面的努力，就是真正讓公民參與到這整個過程。

那我想再補充一點，就是70年代其實找到這個處置場，那個廠址的就是一個純粹政治的決定，那現在呢？我們是一個以根據科學、根據地質相關的條件決定，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現在是根據科學的，那這也是要跟公民們就是分享的，向公眾說明尋找最終處置場是根據科學的數據做的。

4.全世界都在追求AI算力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就是電力需求，SMR也是因此備受期待，德國有這樣的討論嗎？對於AI發展造成核能被重新關注，有什麼好的建議？

針對目前全球熱議的 AI 算力與電力需求，我認為這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討論在時間軸上完全搭不上。事實上，那些大型 AI 公司現在就已經面臨龐大的電力缺口，他們的需求是迫在眉睫的，但 SMR 技術在目前根本還不存在。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時間落差。

我不知道台灣媒體是否曾報導過，美國那些頂尖的 AI 科技巨頭，現在為了填補電力缺口，其實大多是轉向購買燃氣輪機（gas turbine）等天然氣發電設備，或者是自行興建天然氣發電廠，而非核電廠。因為他們現在就要蓋數據中心，現在就需要用電，而無法等待一個可能要到2040年代之後才可能商轉的技術。

演講結語：工業大國的能源模範

最後，我非常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德國的經驗。身為德國人，我感到非常自豪能與台灣交流。德國與台灣同樣作為工業大國，我們都有責任找到一條符合自然環境的發電路徑。我相信我們兩國都能在這方面扮演「模範生」的角色，這一點非常重要，也很棒，感謝大家的聆聽。

]]> 老舊城區變高溫調適孤島？綠地錯置加劇氣候不平等，解析4大高風險族群：調適政策如何接住被遺落的人？ https://gcaa.org.tw/15832/ Fri, 06 Feb 2026 07:17:24 +0000 https://gcaa.org.tw/?p=15832

活在必須拼命減碳阻止氣候變遷再更惡化的當代，聯合國所提出SDGs（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一句「不遺落任何人」承諾（Leave No One Behind）聽起來是多麼有義氣且暖心，彷彿不管未來會有如何密集的強颱、暴雨等極端氣候災難，我們總會緊緊牽著彼此的手一同度過。

然而近二年國科會與環境部已經提出研究報告，顯示若處於「最差情境」，未來最快在2065年，生活在臺灣的我們將會有七個月以上的夏天，更可能只有一個月「微涼」冬天，在持續高溫下，我們是否將因手心汗濕而漸漸滑脫了彼此？或是成為在溫水中漸漸被煮沸的青蛙，成為被遺落的那個人？

長期關注能源議題的民間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於1月28日再次舉辦了高溫調適論壇，繼去年聚焦在地韌性，今年更明確描繪出脆弱族群的樣貌，並尋求政策與地方如何協力找出更全面的高溫調適策略。

耙梳健保資料 找出最受高溫衝擊的高風險族群

長期研究氣候變遷與公共衛生間關連的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龍世俊，耙梳近十年健保資料與高溫間的關係後，分類出高暴露、易感、社經弱勢與資訊落差，是四大高風險族群。高暴露族群包括戶外勞工、農漁民、戶外運動者、清潔員、消防員、交通警察、郵務員、外送員等。易感族群有老年人、小孩、懷孕婦女、既有疾病者、三高等慢性病等。其次為及低收入戶、獨居者等社經弱勢，與偏遠地區收訊不良等資訊落差者。

龍世俊的研究更顯示，整合了溫度、濕度、太陽輻射及風速四受熱壓力的「WBGT」指標（綜合溫度熱指數，Wet-bulb globe temperature）與台灣民眾熱相關疾病急診人次呈高度相關。「有效預警是及時提供正確訊息給受影響族群，並促使其採取正確因應行動。」龍世俊引用學者 Linda Anderson-Berry的名言，建議WBGT比單純的高溫更值得作為個人防護與政策執行上的風險評估與參考，以界定全民中易受高熱衝擊的脆弱族群或地區並有效採取行動。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龍世俊。 圖片來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老幼調節溫度能力弱 配套措施陸續上路

台南市環保局主秘朱玫瑰分享該市獨居長者氣候關懷行動，針對獨居老人展開協助能源弱勢行動，首先結合氣象、人口、用電與社福資料，打造「Cool Map 高溫防護地圖」，找出高溫下最需要被關心的長者，提前預警、就近提供避暑建議，必要時啟動訪視與送水行動，讓關懷跑在風險前面。

計畫執行中他們發現，由於這些獨居老人普遍對熱感知較差、多患有慢性病、卻多擔心電費不願意開空調的狀況。解決方案一是結合社會局社工與志工前往陪伴，盡可能縮短數位落差，讓資料發揮功能；二是運用科技，包括用電健診、設備汰換，幫長輩省電費、降風險。朱玫瑰更指出，由於對象多抗拒或難適應穿戴智慧裝飾與安裝監視設備，因此引進智慧電表監測其居家用電狀況進而掌握生活狀況，是更無感又有效的作法，讓智慧電表除促進優化用電習慣，更能協助照護高齡者並發揮預防性關懷。

生長發育階段的兒童因調節溫度能力不如成人，亦是高溫衝擊高風險族群。朱玫瑰指出，學童能在戶外活動的時間因此降低、甚至可能公園遊具燙傷等，因此台南市在推動「班班有冷氣」也搭配「校校有光電」一是補貼電費，更是藉由屋頂鋪設光電板幫忙降溫。在推動特色公園時，也把遮陽、植栽納入考量，給孩子舒適遊玩的空間。

一樣高溫下的性別並不平等 生理與社經因素成差距

至於嬰幼兒因下視丘未成熟、代謝快，對高溫更為敏感，極易在高溫下熱衰竭或中暑，懷孕中的胎兒更有早產風險，對母嬰皆是衝擊。臺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陳惠萍指出，女性對抗高溫除懷孕時承擔高風險、散熱能力較差的生理脆弱性外，更值得關注的是社會經濟因素上的差距。

以印度為例，由於女性負責「顧家」而有在災難來臨避難不及的憾事、或是無償且不斷加重的額外家庭照護工作、在城市或農村從事非正規勞動都讓他們暴露於高溫危害，更有可能因家中只有一支手機但由丈夫掌握著造成的數位落差。

陳惠萍指出，這顯示多重因素交織出在高溫下性別並不平等，甚至可能因為升溫導致家暴事件增加，而受害者以婦女與兒童居大宗。也因此國際已有不少案例選擇培力女性，不僅給予協助增進對抗高溫的能力，更讓他們成為調適氣候行動的成員。綠能公益發展協會亦在同樣的理念下從2024年培訓了超過200位女性及少女成為「女性能源健檢師」、「氣候少女」等強化女性在氣候行動與能源領域的參與及行動力。

陳惠萍期待，不只是政府要考量女性的需求給予清潔水源、衛生醫療設施等女性容易使用的降溫空間，有保護女性及非正式勞動者的高溫工作規範外，更希望見到將性別觀點納入氣候治理及調適策略的制定過程，並擴大女性參與，因為目前在國內外都是行動者不乏女性，但決策者卻少見女性的弔詭狀態。

觀賽或自身參與都有感 「運動」領民眾正視減碳永續與調適

職業運動明星光鮮亮麗是背後汗水堆積訓練而來，和其他戶外工作者同樣面臨高溫衝擊，然而危機也是轉機，他們被視為氣候問題裡面的「金絲雀」，因為他們在高溫曝曬下持續訓練與競賽，或是冬季奧運沒有雪怎麼比？夏季奧運那麼多戶外競賽又該怎麼辦？都是觀眾與粉絲有感也會關注與心疼的。

台大創新領域學程助理教授黃書緯指出，藉此帶動民眾正視高溫議題是一個出發點，運動亦被視為展開溝通淨零議題的媒介，因此環境部近年已與職棒聯盟等大型賽事、場館展開合作。例如討論重新安排比賽舉辦時間讓運動員與觀眾更舒適、如何促進觀眾在前往場館與觀賽過程更節能減廢等。倫敦馬拉松更製作地圖，引導想要在路線中為親友加油的民眾如何最節能的到達適合地點等。

但運動之所以讓人對氣候有感，在於每個人都會參與運動並受到影響，例如每年秋冬一連串的馬拉松賽事，近年便面臨多數比賽氣溫高於最舒適的15°C，造成參賽者中暑、熱衰竭事件頻傳，是專業及業餘跑者同樣要調適的。黃書緯更以社區棒球隊為例，目前比賽多在位於高灘地的河濱公園舉辦，便面臨極端氣候若有暴雨時無法使用、高溫時周遭也難以避暑等困境，實在並非適合的運動場地，這也帶出運動空間需要重新規劃的問題，但現狀是運動空間的管理權責相當分散，有待甫上路的運動部如何整合，給予國人適合的運動環境。

台大創新領域學程助理教授黃書緯。圖片來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發掘無家者抗高溫需求 重新省視城市空間規劃

「那個…有短褲嗎？」一位無家者大哥在酷暑尋求的物資是過往關懷團體與善心捐贈者都沒想過的，大家總會擔憂他們在寒流時夠暖嗎而慷慨捐贈保暖衣物，但高溫時無家者的需求是什麼？在台北市「浪人食堂」協助萬華地區無家者的社工蔡明潔回憶，一條短褲讓他們開啟思考如何協助無家者對抗高溫。

他們首先從嘗試處理無家者身上普遍帶有傷口且在夏季反覆發作成蜂窩性組織炎的課題開始，從設法推廣高溫保健課程漸漸觸碰高溫議題，過程中也發現食物保存、盥洗等課題，如何打破地點與時段的限制，必須從既有集中於萬華的協助團體、機構向外整合。例如各地的運動中心常是無家者去洗澡的地點，是否可能結合分擔庇護所的功能？目前部分超商在門口張貼歡迎入內暫時避寒避暑的邀請，又是否足夠接住他們的需求？

無家者、經濟弱勢與資訊落差者的困境，更顯示了高溫與貧窮、居住不穩定高度交織，需要結構性的一併重新省視的空間與社會的不平等。

再者，去年勞動部處理了臨時工高溫調適相關法規，無家者最常參與的「舉牌」工作，雇主因此改善工作規定為有遮蔭可避暑是最為有感，已有效減少戶外勞工因高溫曝曬至中暑、熱衰竭的風險，然蔡明潔也指出，由於臨時工有做才有錢領、且高度取代性，也往往讓無家者在已感到不適時選擇硬撐，仍是風險所在。

此外，無家者聚集的萬華，是最明顯直指熱島效應嚴重地區與高風險者多社區高度重疊的指標案例，且亦是公共空間較為缺乏的地帶，這來自過往城市間不均衡的發展與建設，現在如何藉由都市規劃從源頭解決問題，便是從整體政策的關鍵課題。

為臺灣降溫 整體政策如何成形？

當我們漸漸看到高溫衝擊的高風險族群的樣貌與所在地區後，自然會理解抗高溫絕非個人防護課題，而是需要更整體的政策規劃。長期關注能源議題的民間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於1月28日所舉辦的高溫調適論壇中，研究者對於空間規劃與國家調適政策有建議要說。

綠地有沒有長在對的地方？ 檢視台北盆地過去未來

「熱浪是一場環境因素引發，但由社會因素形塑的災難。」台大防災減害與韌性學程副教授石婉瑜引用美國學者Klinenberg，直言討論高溫風險與調適實在不能不面對都市規劃問題，因為城市化、高度發展與熱島效應造成的升溫兩者正相關的現象全球皆然。例如北臺灣的林口新市鎮、淡海新市鎮三峽北大特區及港湖科技園區，同樣因為都市化、綠定破碎化帶來區域升溫，同時本可提供自然調節機制的森林、農田、海岸綠帶、河廊等自然綠地不斷消失，讓高溫調節與降溫效果已趕不上區域暖化。

「當風來自於完整的森林與綠地時，可以帶涼爽的風協助都市降溫。但當風的來源或是風道上是都市化地區時，風反而會將熱空氣傳送到下風處。」石婉瑜解釋，當台北盆地的風廊多已都市化，風在進入的過程只會持續加熱，且有鐵皮違章工廠、重工業與高密度建築的地區最熱，有綠地的地方則較低溫。

經過綜整高溫、都市化升溫後果與人口及社經脆弱度的計算後，顯示近十年台北盆地內的高溫脆弱度呈現著「信義、南港等台北市中心首都及新發展區改善、蘆洲、三重、淡水等老舊衛星城鎮惡化」的動態演變。

石婉瑜提醒，此現象顯示需要檢視政策：綠地是否即時增加在升溫地區？若是發生增加在已是低脆弱度且相對優渥的地區，則效益將不如調適資源優先配置於綠化不足且社經弱勢加劇的老舊城區與工業區，這些才是高風險區。石婉瑜更在回應提問時直言，工業化與開發的確會造成更多熱源，目前飽受關注的關渡北士科可能就是一個影響台北盆地的關鍵降溫點、通風點，理應受保護，但開發與否就是一個權衡，只盼大家能在科學證據充分的狀況下做出選擇並且一起承擔。

目前臺灣學界所關注的城市高溫議題與國際間方向大致一致，然而政府治理卡關的點，也有可以互相參考之處。

有指標才有指引與管考 但前面還有多少妥協？

去年COP30氣候變遷大會中，「C40」世界氣候領導聯盟提出「城市酷涼加速器」觀念，面對「建構城市預警與緊急避暑體系」、「強化戶外勞動防護降低經濟損失」、「落實弱勢社區的抗高溫措施」與「確保基礎設施高溫衝擊下的穩定性」四課題，分別訂出兩年內、五年內的工作計畫。包括2年立即立即要達成的：以設置高溫官員、訂出明確跨機構行動協議來建立治理架構；透過科學資料精準防護弱勢族群等；設立避暑中心、提供居家、職場與戶外臨時降溫支持等緊急應變場域和設備等。還有5年時間可以陸續執行的長期轉型，則包括強制推動綠屋頂、強化隔熱、綠能冷卻系統等法規更新；增加遮蔭綠覆、更新路面鋪面、整合水景降溫等整體都市規劃；與能在高溫下穩定運作的基礎設施，例如電網、供水、交通設計等。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欣指出，檢視去年在COP30完成的「全球調適目標」，本應該要在減緩與調適都有明確且可量化的目標，因為透過量化的指標強化各國對氣候變遷的風險抵禦力、降低脆弱性，並確保國際調適資金與技術能精準投入關鍵基建與弱勢地區。然而近千提案先篩選成百項候選指標，最後各國妥協之後更只剩下59項指標，且明顯可見部分指標從量化目標改成程序性、敘述性的指標，執行方式更被大量刪減，剩下的多聚焦在資金與能力建構上。

把全球調適目標拿回來檢視臺灣自身的《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後，更顯得必須找出兼具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的核心指標的必要。以避免政府部門自行設計指標，而淪俗稱「先射箭再畫靶」的事後合理化政策目標、甚至服務既定政策。

陳欣建議，指標設定之後，更顯常設專職機構與長期穩定的調適基金都有必要，才可以透過管考去評估跟追蹤來確保持續有效運作。例如以關懷脆弱族群為例，目前中央與地方都還沒有專門為此編列預算，而是以其他既有計畫或引民間力量支應。

檢視「抗高溫調適對策聯盟」打帶跑迎接下個調適行動計畫

陳欣更直言，目前中央政府提出「抗高溫調適對策聯盟」以環境部為首聯合勞動部衛福部，並企圖跨域連結各界的嘗試，但目前尚未明確如何連結回既有的國家調適計畫一起長期執行，及與現有政府功能定位部分重疊、也有聯盟成員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例如地方政府、高溫衝擊產業、具有技術與執行的學術與醫療單位若在聯盟裡缺席，則可能無法建立符合真實需求與專業技術的高溫調適支持系統，甚至導致實際作為無法落實 。

「氣候災害趨向複合性，我們也在重新檢討這樣的分工能不能因應。」環境部氣候署技監徐旭誠回顧推動抗高溫聯盟一年來的成果，並直言目前戰術是「以行動帶動政策」，畢竟目前氣象法、災防法都還沒有處理高溫，可以說「高溫還沒有主管機關」，去年7月22日大暑當日也才首度進行國內第一次的抗高溫演習。徐旭誠表示，但過程中可以看到各界的協力與互相整合所帶來的力量是只有政府作不到的，也看到了必須形成產業才能有足夠的力量。例如抗高溫地圖是靠各地企業與機構積極響應合力提供五千多個涼適點，其中超商超市所提供大量且密集的門市便是大宗。

徐旭誠也預告說，目前的抗高溫行動路徑與規劃僅是2025至26兩年，環境部將再啟動新一期「2027-2030國家調適行動計畫」，也將規劃籌設行政法人「氣候調適韌性中心」，結合政府機關、產業界、學術界、國際合作、地方社區，共同因應氣候風險。推動各項抗高溫與禦低溫的調適行動。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資深研究員陳詩婷對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給出政策建議。建議中央政府應該：一、協助地方政府訂定高溫因應的關鍵績效指標、二、整合氣象署氣候預測，提前向地方政府進行高溫預警，並加速因應流程。三、從個人防護走向結構性高溫調適治理。四、建立跨部會高溫治理體系，強化地方行動與資源支持。給地方政府的政策建議則包括：一、強化熱相關脆弱性與衝擊識別。二、全面評估綠色覆蓋率與分佈公平性。三、將高溫調適設計系統性納入都市規劃。四、強化高溫脆弱社區的民眾參與。五、建立跨局處協調的地方政府高溫因應啟動與演練機制。

陳詩婷指出，要將抗高溫行動的格局從個人防護走向結構性的治理，還是需要由中央提出指引，例如都市計畫、公共空間重新分配要更有系統的納入高溫調適設計。而地方政府如何取得經費並循「KPI」執行工作，或是跨部門、跨政府甚至跨界的合作，也需要先劃分清楚權責，都需要中央提出指標與法規。陳詩婷更指出民間期待中央政府能建立常設且跨部會整合的高溫治理體系，並提供穩定且可預期的經費來源、共通分析工具與專業技術支援，使地方得以依據熱脆弱性分析結果，持續推動社區培力、空間降溫與制度性調適行動。透過明確的協力分工與長期資源挹注，才能避免高溫因應淪為零散且短期的措施，並逐步建構臺灣整體面對極端高溫風險的治理能力與社會韌性。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資深研究員陳詩婷。圖片來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本文同步刊登於ESG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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