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之輪》的開場是這麼說的：「地球上有超過20億輛自行車，其中每輛都有自己的故事。」接著提出一個核心問題：「如果我們在全球各個角落擁抱自行車的變革力量，會發生什麼事？」

本片以六位來自不同背景的一般人與自行車的故事，來回答上述的核心問題。

這六個故事每個都極其精彩與美麗。

阿拉斯加的潔妮絲‧塔爾在40歲之後才開始參加自行車競賽，並在60歲時參加比極限運動還要極限的「艾迪塔羅得邀請賽」，必須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跨越560公里的野地。她獨自一人在一望無際的雪地中緩緩騎行的身影，構成一幅彷彿與世隔絕的絕美畫面，讓我想起另一部單車紀錄片的片名：《雪地孤騎》。
曾經嘗試過自行車運動的人，必定都曾在騎到快虛脫時自問：「我幹嘛這樣折磨自己？」我想這名阿拉斯加女騎士給了我們答案：「我騎上自行車，就感到了自由！我擺脫了壓力、工作的束縛，不管我的煩惱是什麼，我認為它代表了自由和幸福。」

科羅拉多的梅根‧哈特曼，身兼自行車競賽騎士與律師的雙重身份。她從自行車騎士同儕的法律委託案中，看到在交通基礎建設中，無論是硬體或軟體，自行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這也是我長期的不滿：自行車明明是最有效率的移動方式，但是臺灣的道路設計卻處處不利自行車。同事或友人知道我騎自行車通勤，都認為這樣很危險。尤其是要從台北市騎回新北市過橋時，沒有獨立的自行車專用道，就算有，也是要繞遠路。但是為什麼是自行車要繞遠路？所以我從不去騎那種要繞路的自行車專用道，因為與其說那是種保護，我認為更是「歧視」。但是跟汽機車同行，即使已經騎在路邊，還是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按喇叭，然後從我身邊呼嘯而過，此時，我只能在心裡吶喊：「我碳排放量巴死你們！」

開羅的諾蘭‧莎拉，是自行車壁虎團的創辦人。在埃及，女性騎自行車是傳統文化中的禁忌，原因有二。其一，認為女性騎自行車的姿勢過於性感（自己好色還牽拖女生）。其二，認為女性騎單車時會失去貞節，在埃及，「女性失貞是大事。」
在女權相對進步的臺灣，騎單車已無關性別，但是在開羅，卻是真真切切的壓迫。不過，壓迫處同時也是反壓迫的突破口。莎拉說：「騎單車打破許多恐懼，讓人變得勇敢。」所以她的組織以單車作為倡議與行動的工具，藉由推動女性騎單車的權利，發掘單車對女性的幫助，包括實際上與象徵上：「它讓妳相信自己，相信妳在世界上能做一些事情，並開始做一些妳不相信妳能做的事。」

除了這三位女性的單車故事，另外三個單車故事也同樣精彩，加拿大原住民杰‧伯賀如何在身份認同的失落以及生活的挫敗中，從單車上取得重生的力量。紐約的達紐‧邁爾斯，在這座擠滿汽車的大都會中，創造屬於他的自行車街頭文化：「汽車很瘋狂，但是我在自行車上更瘋狂！」加納的卡巴納‧當森，貧民出身的他成立社會企業，以竹子為材料製作自行車身，讓更多加納人民能取得這項改變生活的交通工具。
這六個故事，除了回答片頭一開始的提問：「如果我們在全球各個角落擁抱自行車的變革力量，會發生什麼事？」更與英文片名《The Engine Inside》呼應。

我喜歡將這個英文片名翻譯成《體內引擎》。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一個引擎，自行車則是讓這個引擎最有效率釋放的工具，讓我們更自由地移動更遠的距離，無須任何外部燃料，而且除了呼吸之外，沒有任何的碳排放。過去一百年來，汽機車的發明，讓我們遺忘了自行車，但是隨著汽機車的危害逐漸為人所知，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已經到了臨界的時刻，現在就是重啟這座「體內引擎」的時機。每個人都應該來看這六位主角的故事，看她/他們如何擁抱自行車的變革力量，釋放體內引擎與自行車這個已有200年歷史的機械的真正潛力。

「有沒有可能存在一種故事，能夠打破封閉不語的自我牢籠，揭示一個更寬更廣的現實，並充分展現其中的相互關聯？如此一來，我們就有機會避開常見的、顯而易見的、沒創意的陳腔濫調，轉而以非中心的、遠離中心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Olga Tokarczuk的得獎致詞，道出當前存在於各領域的暗影：在碎片化、虛實難辨的訊息中快速選邊站，甚至快速仇恨或喜愛。紀錄片「里奇蘭小鎮」裡，美國學者與導演Irene Lutzig示範了一種與暗影共存的可能方式。她帶著一本里奇蘭地方詩人的詩集，花費數年一再走訪這個位於美國西岸華盛頓州東南部、因戰爭與製造原子彈而發展的城鎮，探索鄰近製造武器級鈽的漢福德工廠在居民身上留下的軌跡——如何究責上一代的痛苦，以及如何持續、有機地旁觀他人的痛苦。

這裡的高中足球隊與管樂隊暱稱為「轟炸機」(Bomber)，學校吉祥物是象徵原子彈爆炸的蕈狀雲，保齡球館以原子 (Atomic)命名，所有居民都知道，漢福德製造的武器鈽，用於1945年8月9日投擲長崎的原子彈「胖子」(Fat Man)，造成十萬名日本人死亡。里奇蘭鎮民以原子彈為榮，當被外人要求解釋這種黑暗的「自豪感」，他們說：「我們並沒有發動戰爭，我們結束了戰爭。」

然而「他們」或「我們」都不能全稱所有鎮民，小人物自有談論大事件的邏輯，即便只是小小的不安，以及於事無補的懷舊，而我們應該知道，多少突破性的想法，起源僅是小小的不安。導演Lutzig採取古典的傾聽與發問，安排朗誦詩歌、對話討論，把小鎮歷史教師、中學學生、核武工廠員工、罹癌員工家屬都甩回時光洪流裡。她重視所有情緒，讓各種立場的人都有機會表達，剪裁進一幅遠離中心的圖像。

在小鎮高中教歷史一輩子的資深老師，對學校的蕈狀雲吉祥物感到不妥，提議更換，卻被同事誤解為反對美國、反對漢福德工廠，造成失和與反目；社區餐廳裡，漢福德退休員工打牌喝咖啡，其中一位在導演鼓勵下扭捏著尷尬的肢體，竟頌唱起憂傷的地方民謠與詩，感嘆被核工廠汙染的土地、緬懷含辛茹苦的開墾史(在核工廠裡，一個老白男文青！)。當身邊認識一輩子的同事露出驚訝神情，他撇撇嘴說，「除了輻射防護外，我還懂得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也許身處核武製造中心的人，早就對原子彈所承載不成比例的愛國主義與道德矛盾了然與胸，但任何改寫既有故事的念頭，往往須面對社區中的阻礙與嘲弄，多數人選擇把不安藏在心裡。導演在片中始終只以簡單婉約的畫外音現身，邀請受訪者打開心扉，說說傷心與回憶，因為咄咄逼人的扒糞式質問，必然無法引出人的溫柔。

沒有人天生認同仇恨，然而在複雜的世界中，若疏懶理解，恨意就容易滋生。導演Lutzig在訪談中說，「紀錄片是進入一段過程，而不是解答。」我們需要理解的對象是過程，而非得到快速解答。在川普2.0與原爆八十周年的當下看這部片，也許會同時激起警覺與犬儒，以及重新質疑、檢視美國人「可以自在地談論表達各種相左意見」的自豪。紀錄片帶來旁觀者的視野與介入，問出局內人問不出來的問題，在全世界翻天覆地反省美式自由民主之禍的此刻，或許能夠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美國環境史學者杭特納（Heidi Hutner）所執導的調查紀錄片《三哩島的母親》（Radioactive: The Women of Three Mile Island）從居住於三哩島核電廠附近的四名居民的親身經歷，探討美國在 1979年3月28日所發生三哩島核災及其後果。

三哩島核電廠當年的爐心部分熔毀事故，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商業核子事故。該核災屬於國際核子事件分級的7級系統中的第5級，具有嚴重公衛和環境後果。

核能管理委員會與核工業至今仍然一再謊稱，事故發生之時，輻射落塵飄散的範圍不會超過5英哩。即使機組發生爐心部分熔燬，民眾只要相距核電廠5英哩，健康影響則「微乎其微」。

核管會與核工業繼而謊稱，當地並無任何人死於核災。更有甚者，當地民眾的受害，由其是婦女與兒童，幾乎不為人知。

然而1979 年三哩島事故向環境中釋放約莫 2,200 萬居里的氙133。氙會與血紅素結合，再由血紅素輸送氙至全身。研究顯示三哩島半徑十英哩的範圍，民眾罹患癌症的比率與輻射羽流擴散的情況相符。

導演在《三哩島的母親》中，以調查報導並陳科學家、工程師、吹哨者、醫師、核管會官員的觀點，並以口述歷史呈現已故三哩島居民的見聞。

影片再以訪談，敏銳地呈現四位三哩島母親，琳達、貝絲、寶拉與喬伊斯，從年輕到老年的生命經歷。

片中四人原為幸福的人母，原先認為民眾「不該質疑權威」，「要完全相信政府」，「金錢絕不會凌駕民眾健康與安全」。

由於對核工業與美國政府的共生關係，一無所知，在三哩島事故後，面對官方反應，使四名母親極為錯愕、憤怒、無助。

核災發生後，四人逐漸發現，三哩島核電廠業者在核災發生的半年前，已然涉嫌偽造、竄改，以及銷毀機組冷卻系統記錄，「核管會就是核工業的婢女」。

她們直言，由於核管會「想用一個屁股騎兩匹馬，管制核工業和保護民眾之事，最終兩頭落空。」

這裡必須說明，四名母親絕對有「權利」意志消沉，「沉溺」於至親的父母、子女、孫子女，社區故舊罹癌，乃至病故的傷痛。

片中母親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們為了飽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家人和社區鄰居，遂決定走出受害者情結， 挺身而出，繼而成為堅定的自救會運動者。

四人於1985年時，針對三哩島核電廠重啟機組之事，一路訴訟至最高法院。

影片在此呈現出美國工人階級與美國資產階級的實際交手經驗，從而勾勒出核災背後的體制共犯結構問題。

這使人聯想到，資產階級視真相為自身私產，對於真相，絕不放手。

英國醫師和流行病學家斯圖爾特（Alice Stewart）率先指出，孕婦照射X光與其胎兒日後高癌症發病率間關聯。只要經歷一次X 光檢查，孩子日後罹患兒童癌症的可能，相較於未進行該項檢查的孩子，遂大幅增加，包括白血病。 此一研究於1956年刊載於英國權威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

斯圖爾特在1977年的另一項研究，調查漢福德工人死於癌症與其他原因的輻射曝露 。漢福德在二戰與戰後成為美國核武等級鈽的製造地 ，工人長期曝露於低劑量輻射，會造成重大健康危害。

英國是核武國家，英國官方堅稱，斯圖爾特的低劑量輻射的研究「極具爭議」。她的研究並不為當權者服務，故而長期受到英美資產階級的打壓，冷暖自知。她兼具倫敦皇家內科醫師學會會員和科學家身分，卻落得孤立無援。

斯圖爾特的科學研究最終在1986年受到肯定，獲頒瑞典的正確生活方式獎（The Right Livelihood Award），又稱另類諾貝爾奬。

不同於斯圖爾特，四名母親並未受到國際獎項的肯定。《三哩島的母親》不僅紀錄殘酷的政治現實，使得受害者必須自強，展現生命的韌性，也清楚呈現四人在黑暗中，如何成為自己與他人的燭光。

片中使人鼻酸的對話， 提醒觀影者，當地居民及其後代自1979年以來，持續生活在核災之中。

當福島居民就福島事故求教於四名母親時，她們因而堅定地道出，「別相信業者的說法」，「 要質疑政府所說的一切」。

截至2023年，本片在美國首映之時，這群憂思母親已為當地社區奮戰長達44年。四人隨著時光流逝，成了今日之我。

這四名女性的生命歷程的深刻轉變，也揭露美國政府允許核工業，為追求獲利，不惜以人命為代價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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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哩島事故發生時，鄰近社區的媽媽們焦慮萬分。她們急切想知道真相，想知道怎麼做才能保護孩子，官員卻跟她們說：「妳們回家做餅乾，這整件事我們來處理就好。」

官方和電廠人員拐彎抹角，「儘管（二號）反應爐嚴重受損，實際核洩漏對人體健康和環境影響微乎其微」，掩蓋真相，要民眾放心，趕快回去過正常生活。不過，琳達、貝絲、寶拉和喬伊斯不放手，還手牽手，組成「憂思母親與女性」（Concerned Mothers and Women），齊心因應核子事故。沒錯，她們也販賣自己烘烤的餅乾，所得就用來對抗謊言、追求真相的行動。

海蒂‧杭特納首部執導的影片《三哩島的母親》（Radioactive: The Women of Three Mile Island），就是以這四位媽媽為主，以及記者、律師和吹哨人為輔的故事。事故發生之初，社區居民經歷創傷，卻又無從得知輻射外洩的分布與劑量，罹癌的恐懼揮之不去。電力公司一再說謊，政府和核管會只顧維護核工業的利益，在犧牲的體系中，居民的福祉被遺棄了。隔年七月，電力公司為了省錢而把輻射排至空氣中；六年半後，不顧居民的強烈反對，一號機重啟，直到2019年9月20日因無法獲利才關閉。

在這部影片中，三哩島的母親們在飯桌邊、烤箱旁一邊做餅乾，一邊跟導演分享四十多年來的心路歷程和抗爭經驗。儘管面對謊言、刁難、誤解與冷漠，甚至被逮捕、被查稅，她們仍然保持微笑，積極捍衛保護家人和社區的權利。

有時，她們也會落淚。那是懷孕期間擔憂寶寶是否健康時。那是細數家人、朋友和鄰居罹癌時。

擦乾眼淚，挫折之後再出發。隨著時光流逝，這四位媽媽「發展出力量、品格和正直」，繼續承擔責任，持續成長與前進。

我很喜歡影片的結尾，老少女們手牽著手，慢慢、慢慢走到河邊，望著對岸的三哩島核電廠。

不同於寶拉在廚房洗碗時，從窗戶就可以看到核電廠冷卻塔的塔頂，我是日常到金山水尾或獅頭山散步時，總會望向核二廠的兩座巨大反應爐，就在山丘和海岸之間。

家離核電廠那麼近！好不容易盼啊盼，終於盼到核一、核二廠安全下樁，進入除役期程，雖然歷經多次故障，雖然至今核廢難解。

不料，國民黨以氣候變遷和AI用電為藉口，近日已在立院院會排了議程，想要修法讓核電廠使用年限從40年延長為60年，非常令人氣憤。

四十年，夠了！真是夠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核工博士卓鴻年直言，台灣地震頻繁、人口密度高，根本不適合發展核電，準時除役已是最低限度要求。

在面對這波「核能復興」，精確地說，應該是「核能討論復興」的喧囂中，誠摯推薦《三哩島的母親》給大家，一起來感受到來自遠方草根的力量，深思此地的能源發展，究竟什麼樣的選擇才是台灣可以負荷的？

她們會繼續做餅乾，我們也要繼續加油。

延伸閱讀：
1.〈和平原子能：三哩島事故〉，《原子與灰燼：核災的全球史》，謝爾希．浦洛基著，黎湛平譯，貓頭鷹出版，2024/07/06
2.《Three Mile Island: The People’s Testament》，Aileen M. Smith，March 27,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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