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法委員洪申翰偕同多個關心氣候變遷的民間團體召開記者會，宣布將提出《氣候變遷法》，洪申翰強調，這部法案是處理國家外交與內政重要的關鍵鑰匙，要回應「兩個風險，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風險是自然環境變化的直接風險，像是連續高溫、缺水及停灌等問題，洪申翰表示，從諸多科學研究結果都顯示這些現象並非偶然，台灣需要超前部署未來更加劇的極端天氣；第二個風險是產業上的，目前歐盟、日本與韓國等世界各國紛紛對碳定價和減碳做出承諾，也將推出更多碳管制的政策工具，如果不提早因應，這些碳管制措施勢必會對企業的經營的巨大風險。
　　　　　
三個層面分別是環境、經濟和外交，就環境層面來說，極端天氣的影響已非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台灣也需要加入守住升溫1.5℃的國際行列；就經濟層面來說，美國總統拜登當選宣布重返巴黎協定、歐盟日韓相繼宣布碳中和時程。洪申翰表示，未來環境跟經濟不再對立，這部法案不是以環境保護限制產業發展，而是協助產業轉型的契機，強化台灣對外貿易的競爭力；就外交層面，今年台灣因防疫成功，促進國際外交的弘大進展，立委洪申翰強調，外交的關鍵，是要對重要的國際議程作出貢獻，盡自己的責任，減量和調適已是目前聯合國的重點題目，《氣候變遷法》將是台灣下一個增進外交盟友，邁向聯合國的新契機。
　　　　　　
立委洪申翰強調，台灣應提出淨零排放目標，爭取台灣以國家身分，正式參與明年英國主辦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在明年英國主辦的COP26宣示減量決心，並與世界各國一起討論解決方案。洪申翰說，在對抗COVID-19疫情上，我們分享給國際防疫經驗的成就，在氣候變遷上，我們也要告訴國際「Taiwan can help」。

《氣候變遷法》是由多個關心氣候變遷的民間團體共同草擬，將是台灣第一部全面性的氣候變遷行動法案。草案中提出「2050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回應國際對台灣零碳期程的期待，跟上歐、亞、美國的新氣候目標，展現台灣氣候行動對國際的貢獻。針對減量所需要的政策工具，除了沿用現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條文，也加上碳定價機制，並要求排放源於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時，應提出氣候變遷行動計畫。

立委洪申翰也說明，除了加強現有《溫管法》的減碳工具之外，身處極端氣候的海島國家，針對日常的能資源管理、調度與災害防範必須有更精準、前瞻的超前部署，因此「調適」政策是迫切需要進行的工作。洪申翰說明，《氣候變遷法》的重要特色，是加強減量和調適的「科學基礎」，草案中要求行政部門投入科學評估資源，以最新的科學研究來連結政策研擬，也能藉由科學連結國際。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氣候倡議部柯建佑認為，政府應拉高層級進行氣候治理，將氣候變遷危機視為國家發展規劃的基本考量。現行《溫管法》雖然提到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共同研商減量及調適事宜，但並無明確機制，因此《氣候變遷法》要求行政院設立氣候會報，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邀請具多元及專業性的成員擔任委員，至少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會報會議，指揮、協調、核定、管考中央各機關的氣候政策，並搭配常設幕僚單位，提出實質審查建議。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胡博硯表示，在現行溫管法中對於政府部門的責任規範過於簡單，除了第八條規定外對於各部會的則認可以說付之闕如。
胡博硯說明，本次的草案中，特別規範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責任，如經濟部必須要處理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的問題。交通部要推動低碳能源運具使用，而內政部除了國土規劃外，建築設施的調適也是他的責任。如此一來，使得各部會可以在權責範圍內處理氣候變遷的問題，並且也成為了各部會應盡的責任。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魏揚表示，需要整併推動方案及部門行動方案，提升政策制定效率，讓部會的減量與調適行動不再只是缺乏整體思維的拼貼大賽。氣候政策必須在政府各層級落實，因此我們也進一步在草案中要求地方政府提出減量和調適的「執行計畫」。魏揚說明，草案中強化公民參與以及專家學者的角色，要求階段管制目標訂定過程中應舉辦聽證會，相關機關也應每年定期撰寫成果報告以供大眾檢視，以便更迅速、即時地檢討與修正氣候治理政策。

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蔡中岳表示，討論多年但遲遲不敢執行的碳定價，在台灣猶疑之時，全球已經有涵蓋近64個國家及區域有碳價的制度。當台灣拼經濟，逐漸要與西方國家接軌的同時，制定審慎、有效且有企圖心的碳定價機制更是刻不容緩。面對氣候變遷必須要有的減碳作為，透過價格來創造減碳的誘因，更重要的是，讓排碳者所支付的基金回頭照顧氣候轉型過程中可能損失的公民，能夠減碳又兼顧公正轉型與獎勵產業創新，使減量、調適及氣候行動都能更加落實，碳定價將是延緩氣候變遷最重要的基石。

臺灣環境規劃協會理事長趙家緯表示，本次洪委員與各團體合力提出的修法名為氣候變遷法，與溫管法一大差異，乃是包括了「氣候調適」面向的法制工作。臺灣雖早在2012年時就已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但在欠缺法制支持下，我們所見到的是行政部門把「鐵路橋梁耐震設計性能規範」、「保安林檢訂及清查工作」等關聯性低的行政工作均列為過往調適重點成果，而無能回應今年我們經歷的極端高溫與大規模旱災的衝擊。
　　　　　　　
趙家緯說明，本次《氣候變遷法》中，我們研訂調適專章，要求立基於脆弱度評估結果，提出相應調適推動方案。亦將社區為本的調適策略入法，彰顯調適作為應以由下而上、因地制宜之特色，方可根本性提升臺灣氣候韌性。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執行長凃又文說，氣候變遷是現在及未來影響人類社會運作的關鍵，要遏止氣候走向不可逆的惡化，要有民眾的認知與行動才能做到。現行《溫管法》跟民眾相關的規定，僅在著重國家有教育的義務，但我們認為，這樣的規定並無法讓民眾有感去行動。因此，我們在《氣候變遷法》轉換民眾的被動身分，公民社會除了被動接受政府的推廣，也可以更主動爭取能力建構及參與。而除了教育，對於行政權，我們也制訂公民訴訟概念的條文，建立公民訴求政府落實氣候行動的基礎。

環境正義基金會專案主任葉于瑄說明，在敘利亞的研究發現，氣候變遷導致人們流離失所、造成人權危機，而今年當台灣面臨缺水，不當停灌政策也嚴重破壞了農民的生計，面對越來越嚴峻的氣候危機，台灣急需一套注重人權保障的政策工具。
　　　　　　
這次民間團體共同提出的《氣候變遷法》中，透過確立人權原則、評估人權潛在影響，並根據評估制定考量後續效應、脆弱族群參與的政策，這三個重要的機制，來確立人權本位的減量和調適推動方案，以彌補現有政策的不足、重塑台灣人權價值。

綠盟講座邀請長期研究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學者劉仲恩博士分享其對中國減碳政策的觀察，談論中國從傳統的命令與控制手段，轉變到經濟手段，仰賴市場機制創造減碳誘因，將成為全球最大碳市場的過程發展演變與未來挑戰。

中國占全世界碳排放量最高且持續增長，因此，中國如何應對氣候變遷與全世界息息相關。探討減碳議題時，除了關注總量外，也需看趨勢，中國的碳排總量是從2000年開始暴衝，至2007年已超越美國，呈現巨幅上升，現居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大國。而減碳的人均觀點非常重要，就人均碳排量而言，三億多人的美國人均20噸左右遙遙領先，十三億人的中國現則達人均7噸以上，已與歐盟水準並駕齊驅，甚至超越部分歐洲國家。

中國早期都把減碳當外交議題，當初拒絕簽屬京都議定書，推卸責任，使得國際談判成效相當有限。隨著時空推移演變，近十年來，中國戰略思考有很大改變，應對氣候變遷逐漸轉變為發展議題，需經濟轉型朝低碳發展，讓一些關鍵產業能與歐美競爭，便將其納入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考，作出積極行動。

檢視中國氣候變遷政策發展，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2014年，歐巴馬跟習近平聯手發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承諾在2030年將國內再生能源的比率增至20%、碳排放量將達到最高峰，之後逐步減量。

從國際背景來看，以往每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COP)都是以國家為單位談判，進度緩慢、成果有限，而去年底達成巴黎協議，一改以往氣候政治由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轉變為自下而上，各國自主提出減排量。中國是最大排放國，所以在國際上承受非常大的減碳壓力，反觀中國內部也開始有許多相應政策推行，於今年的《第十三個五年規劃》提出綠色經濟節能減排的指標，並把碳市場作為氣候政策的重要工具。

中國於2013年在七個地方推動碳交易試點，分別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深圳市、重慶市、湖北省和廣東省，七個試點發展各自的碳市場與市場規則，中央政府從現有七個試點的碳市場學習經驗，預計於2017年正式成立全國性碳市場，將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主導，執行單位則交由省級發改委，執行細節尚在制定中，可確定的是會管制年排放量超過一萬噸的高碳排產業，涵蓋發電、鋼鐵、化學產業，預估約有一萬家以上公司受到管制，全國碳市場一推出，影響層面將會涵蓋約30%-40%的排放量。

中國碳市場特點在於其完全由國家中央政府主導，企業處於被動，相較之下，歐洲則是由企業團體做為碳市場的幕後推手，讓政策推行較順利，對企業直接的好處是鼓勵政府碳交易，便有機會取得免費發放的碳排配額。

目前中國推動的碳市場建立於以往清潔發展機制、碳抵換的諸多經驗基礎之上，全中國有將近兩三千個碳抵換專案，佔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數量。另外，中國跟歐盟的國際組織也有非常多的合作，參考國際經驗，亦透過世界銀行取得經費研究如何設計碳交易制度。中國對於推碳稅或碳交易也曾有辯論，這是國內不同部門的戰爭，財政部支持碳稅，而目前碳交易佔上風，中國主推碳市場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汙染問題太嚴重，治理碳排也可以治理其他環境汙染問題的功能。

劉仲恩觀察，國際壓力、產業轉型、治理汙染問題的功能是中國推動碳市場的三大主因。

身為世界碳排第一大國，中國發展碳市場面臨各種挑戰，涵蓋有效監管、企業參與、電力改革、區域平衡發展、環境與社會正義。

碳排放量實難以準確量測，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如何有效監管是關鍵的挑戰，2012年《自然》雜誌（Nature）曾提及，中國各省加總的碳排與中央政府所計算的數值相差15%，落差相當於全日本的碳排量。而去年的《自然》雜誌也有相關的辯論指出，中國過去碳排計算高估17%，但也同樣遭受到其他團體質疑。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發改委開設許多碳會計的培訓課程，但仍有欠缺碳會計專業人才的問題。還有，中國的造假問題，碳交易背後牽涉相當龐大的利益。此外，中國在計算碳排放量時，認為這是國家主權問題，碳排關係到國際談判的利益衝突，攸關國家安全，所以會把外國的公司排除在外，限制僅有本國企業能參與碳會計。

企業實際的參與亦是挑戰之一，企業要學會碳交易的運作，並將碳資產轉換到公司策略與治理的一環，則需要很長的學習曲線。唯有企業認真參與，才能達到碳市場工具預期較具效率的優勢。

電力改革也將是中國另一個更大的問題，電力是最大排放源，中國現以燃煤居多，而電價是由中央政府管制，碳市場勢必對電價有衝擊，因此，碳市場如何影響民生電價，也將影響整個中國電力業的改革。

再者，中國幅員遼闊，各區域有著不同的產業與經濟結構，如何確保區域平衡發展實為挑戰，中國沿海地區經濟發達但碳排最低，而東北重工業區碳排量較大但經濟卻較差，西部則是低度開發低碳排，每個省份都會替自己的利益著想，中國面臨要如何界定各地區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責任的問題，以平衡不同區域的發展情況。

最後是環境與社會正義，中國目前也有實施碳抵換的專案，其品質為人詬病，在舉著低碳大旗之下，可能剝削當地社區，類似案例層出不窮，例如為了建設風力發電而導致遷村，對當地人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則值得關注。

反觀台灣於去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設定了減碳的目標年與總量，尚在摸索碳交易市場的建立，而這其中碳稅與碳交易競合的問題，以及對於建立碳市場的需求，社會討論較少，未來台灣在減碳議題的發展仍須要大家持續討論什麼樣的政策工具才真正適合台灣。

講者簡介：劉仲恩，台大化工學士，耶魯環境管理與發展經濟碩士，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博士，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博士後研究員，預計今年秋天上任至美國西方學院任教。研究主題為環境社會學、全球環境治理與國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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