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常見的氫氟酸以外，鼎元在原料及製程還使用數種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一旦發生火災事故的嚴重性及救災的複雜度、所需裝備都比一般工廠高出許多。因此必須要向主管機關提報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進行演練，同時也要做好教育訓練，讓員工對接觸毒物有充分了解、有什麼風險、會造成什麼危害、如何防護、解毒劑是什麼、放哪裡、確保安全庫存量與效期等，都是基本的工作守則。
　
但令人好奇的是，安全護具是工作安全防護的最後一道防線，接觸氫氟酸的標準護具是橡膠材質連身防護衣 + 空氣濾清式防護面罩 + 防酸鹼手套 + 防酸鹼鞋。顯然作業人員的防護用具不足是造成這起悲劇的主要原因，但過去勞檢的時候有發現嗎？

Photo Credit: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化學品氫氟酸使用安全小手冊

筆者查詢過去並沒有鼎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的紀錄，而事故後勞檢單位卻表示「要求業者未來將防護衣改為全罩式保護全身」。不禁想問，勞檢單位原本就知道防護裝備不足卻沒要求，還是從來沒進廠查核所以不知道，或者是去查核的時候工廠展演一套標準裝備，但實際運作卻是另一套便宜行事的作法，還可以節省防護用具的成本？是企業規避了管制，還是政府的查核監督機制無法發揮作用？

工安與環保向來密不可分，當工安出現問題，理所當然會對環境管理進行體檢，赫然發現2010年至今，鼎元共有21次違反環境法規的記錄。發生事故的竹南廠就佔了16次，其中有12次違反水污法，幾乎每年都因為排放廢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而被開罰。也就是說，從有紀錄開始算起將近十年的時間，鼎元光電公司知道廢水處理系統有問題，寧願被罰錢，也未積極做出改善，無視其排放廢水中含有鎘、砷、硼、氟化物等有毒物質對環境、生態及人體造成的影響。
　
其他違法記錄還包括未申報毒化物「氫化鉀」的運作紀錄、有害事業廢棄物申報量不實，且未依規定地點及方式貯存、管線破裂使製程的清除洗劑外漏而污染環境等，都可看出鼎元在環境管理上未積極投入改善污染防治設備之外，還有鑽漏洞、規避管制之嫌。而最不可原諒的竟然還有蓄意棄置污染物，致使有機溶劑滲漏，採樣水質pH2.1，嚴重污染水體。

這樣一個高風險、高污染的工作場域，每一個環節都應該要有更嚴謹、更完善的管理機制，不容許有任何疏漏的空間，但鼎元光電身為台灣第二大LED發光元件與感測元件製造商，年淨收入將近5億，絕對有能力負擔應有的勞安及環境成本，卻選擇犧牲勞工安全及環境保護。希望鼎元上下游的供應商共同負起供應鏈的社會責任，選擇綠色永續的供應鏈，拒絕成為血汗供應鏈的一部分。
　
而在中美貿易戰下，政府提供土地、人力、資金、水電等，積極吸引台商回台投資，鼎元亦是回台擴廠降低衝擊的廠商之一，預計投資8億元以上。在產業結構重整的關鍵點，我們必須思考台灣需要怎樣的經濟發展，要如何從過去高污染、高耗能、剝削勞動力的產業轉型升級，而政府在提供公共資源、租稅優惠的同時，也必須提出對勞安、環境、能源使用具體的審查標準及要求，才能往正確的轉型方向前進。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網〈移工遭「化骨水」噴濺而死是意外，還是長期忽視的管理缺失？〉

鼎元光電裁罰紀錄

另一位核電作業員媽媽木田節子，同樣奔走於核災論檀，由公民記者奧村岳志紀錄她的演講；她曾聽在福島核電廠工作的兒子說，好像有鉗子什麼的掉到原子爐裡，問東電社員說：「往原子爐水裡掉了那麼多東西，這樣好嗎？」只得到對方訓斥說：「不要說多餘的事情！」每當發生這樣的事情時，就要找人潛下去撿，而因為輻射劑量太高，法律上日本人不能做，由外國人做，潛一次就會給予1百萬到2百萬日幣的工資。

2012年7月時，在訪談紀錄的網頁下，有網友回應說：「真的假的？好像怪怪的，特別是鉗子掉下去，騙人的吧，把日本的技術人員當成白癡。」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見仁見智；不過到了9月，東京電力倒是讓長達7尺、重達470公斤的鋼筋，掉入放置用過燃料棒的3號機燃料池，被日本原子力規制廳列為重大作業疏失；隔年，也就是2013年2月8日，又有重達1.5噸的瓦礫掉進去。

3號機燃料池，有新燃料棒52束，與用過的、比新燃料棒毒億倍以上的廢燃料棒514束，東電在兩次事發後都說輻射劑量沒有變化，但去年11月底，東電在3號機機房測得的輻射劑量，竟為一年前的3倍半，高達4,780毫西弗／小時，人類站在附近兩小時內便會死亡，不管怎樣，狀況有惡化的跡象，萬一出事會釋放出鉅量輻射的燃料池，自然備受注意。

大家最擔心的，還不是工安意外頻傳的3號機燃料池，而是建築體因地震嚴重受損，貯存超過1千3百束以上廢燃料棒的4號機燃料池。這裡也出事過，去年6月30日，4號機燃料池的冷卻系統故障，同時預備系統失靈，直到7月1日下午才修復，水溫從33.3度上升到42.9度，7月4日時反核學者小出裕章在廣播上說：「如果超過一個星期不能修復的話，水大概就沸騰了（出事了）。」

曾擔任美國三哩島核災專家證人的岡德森（Arnold Gundersen）博士認為，東電再怎麼樣都有能力在1到2個星期內修復冷卻系統，但如果發生地震震倒建築體，那就無法挽救了；岡德森引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s）在1998年的研究，指出燃料池火災將讓超過18萬人罹癌，半徑40公里區域須永久疏散，且福島第一核能燃料池的鈾元素含量比起布魯克文當初設定的數值還高，釀災的話會更嚴重。

作家劉黎兒在她的反核專欄寫道：「若4號機內的燃料棒無法冷卻而融毀，將有2.8爐份輻射物質散播到大氣，匹敵全世界至今核子試爆放出的輻射總量，造成人類空前大災害，長期是千萬人單位致癌死亡，不堪想像，因此全球緊張。」對此國內外專家都認為，必須及早穩住建築體，之後再慢慢移到安全的燃料池裡。

正為福島核電廠做善後工作的「東北Enterprise」社長名嘉幸照，在接受德國公視ZDF訪問時說，他很擔心作業人力的質量不夠，不能完成如此艱鉅的工作；去年11月底，一名福島核電廠作業員，偷拍下應徵過程影片，具名告發支援現場的外包公司，職前訓練既短暫，教育的輻射知識又是錯的，還要人填寫不實的專業履歷，如此召募來的核電勞工，如何預防世界末日級的災難，令人憂心。

福島核災，不但仍是現在進行式，還可能更加惡化，甚至發生殃及全球的災難；而在現線的勞動素質，倘若未能受到足夠的監督與管理，保持一定水準的質量，後果不只日本東北核災區，不只是日本全境，而是全球承擔；換言之，核燃料池問題，天涯若比鄰，福島核電廠勞工不保，我們都會不保，從常民變成災民，由全體共同承擔。

為認識福島核電廠的工作環境，長年做反貧困社會運動的大西先生（假名）親身投入第一線，並接受公民記者奧村岳志的專訪，從擔任輻射管理員工作的角色，分析被曝的勞動型態，與在地的關係等（註一）。

大西先生親眼看到現場勞工遭受放射線灼傷（β線灼傷）的職業傷害，失蹤疑慮，與缺乏勞方組織保障權益等問題；除此之外，他特別從巨觀的角度分析第一線底層核電工的階級樣貌；因為擔任輻射管理的工作，他發現最缺乏防護，卻做著危險工作的，莫過於ATOX公司的雇工；他說：「知道內情的人不會應徵他們的工作，所以在地的人不去；不知道才過去的，多是來自東京的precariat階層。」意即在1990年大量出現的，處於不穩定工作狀態，非正職或失業的一群人。

ATOX的求才廣告通常表示包吃包住，但不提做的是危險的、不需要技術的工作，類似擦地般的工作；派去撿低階核廢料的時候，防護衣也不穿，要是大西先生自己在處理的時候，不但有穿還會戴上兩層塑膠手套，可是ATOX的人只有棉布手套；究其原因，大西先生說：「越防護成本越高，總之就是拉低工資成本、藉此向東電標案的結果，除污作業幾乎都是該公司包走。」「冷血呀，在種種違法狀況下提供一批批如免洗筷般的人力。」

相對於當地人不願做的核電底層工作，其上階層的工作人員多由當地人擔任；核電廠提供的就業機會，和在地社群連成緊密關係，「親戚的兒子在東電做事」「熟人也在東電做事」這樣的情形很普遍；若在以前，這些人還會擺高姿態，招呼時也不點個頭，直視前方就無視地走過去了；在地出身的東電社員之間，當過學生會長的人，又比同級生高一等，簡直就是階級嚴明、保守封閉的「村社會」的翻版，對於需要提出異議的勞工運動非常不利。

而外地來的，多是都是不顧後果的人，一個月被曝個幾十毫西弗也無所謂似的，個個有著諸如背債等等的苦衷，因此想賺取比普通工作高的薪水，儘管工作時會被提醒「危險啊危險啊」，實際上他們不懂、也不會有人讓他們懂相關知識。由於被曝劑量很容易到達上限，人力消耗地很快，8萬人只消9個月就少掉近半，以長遠的善後與廢爐工作來說，未來還需要以十萬、百萬單位計的人力，若要廢掉全日本54座核電機組，好幾百萬的人力是必要的，而這些人，幾乎都是20多歲的新貧階層，其中的階級壓迫不言而喻。

從災民透過核電工工安與職災標準來認識自身處境，到攸關世界安危的現場工安問題，以及，即便不發生地震，不至於讓所有人共同面對燃料池安全問題，福島核電第一線所需人力，仍將吞噬數百萬的新貧階層，311核災所揭露的，不只是災民與勞工的種種交集，還是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鴻溝。

我除了擔心燃料池出事之外，又想起東京早報曾經刊載過的、一位福島高中生說過的話：「老師，中央政府為了經濟運作正常，拋棄了福島對吧。與其如此，乾脆全國核電廠都爆炸好了。」身為前途不明、甚至一無所有的棄民，產生極端思想，儘管悲哀，卻也不難理解。這常民與災民之間，正職電力公司員工與底層核電工之間的鴻溝，在廢爐工程的漫長未來，究竟能維持不平等的現狀？還是哪天失衡地讓兩邊皆翻覆下去？沒有人知道，除非，由社會集體追問。

●註一：奧村岳志專訪大西先生等部分，出自他開放自由轉載的網站。http://fukushima20110311.blog.fc2.com/

身為同志、時常關注人權新聞的我，對於社會上不同階級的處境，可能比一般人敏銳一些；以祝島反核運動為例，當我聽到當地民眾被核電公司運用媒體醜化的時候，不免感到同志也時有類似的遭遇；日本311震災來說，當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說海嘯是天譴遭批時，他以「是補充說明而非歧視」開脫，日本的同志運動者很快想到，石原在解釋自身對同志的歧視語言同樣如法泡製。

對於常人與弱者處境的不同，我常感到彼此是有鴻溝的，例如有的人無法理解HIV帶原者的社會污名有多嚴重，隨口批評兩句，無形中助長了讓他們被孤立的社會壓力，而當核災打破了這種界線，讓核災區災民甚至是日本國民，同樣陷入了弱者的處境時，從做為弱勢同志的我看來，是很難想像的異空間。

核災中大為擴散廣佈的輻射，及核電產業為此再擴大吃食底層的運作方式，讓這樣的異空間，席捲了許許多多災前正常生活的、與核電危害無關的人們；以下本文將聚焦在常民／災民與勞工（核電工）兩種身份的交集，探討兩者對彼此的意義，尋求互相體諒、啟發、幫助的可能。

我們看古代小說，常說無色無味、作用又慢的毒藥，最讓人防不勝防；儘管關於輻射危害人體的知識有很多，但直觀上如往常一樣鳥語花香的核災區域，讓人難以感知已是無法歸去的故鄉，這種知識與感官的落差，出現在車諾比核災的紀錄裡，也在日本311災民身上。

曾來台演出的身體表現藝術家同志Tari Ito，創作了以福島核災為題的多媒體舞劇「或許放射線無色無味也好……可嘆」，從標題可以感受到，災民想要相信直觀，逃避輻射危害事實的心理：為了躲避輻污，不能任意外出，戴口罩穿長袖，飲食飲水樣樣都要注意的生活讓人神經緊張，因為小朋友忍受不住，跟大人吵架的家庭也大有人在。

即便政府調查發現43％的福島兒童甲狀腺異常，照理說環境的異變已讓人無法忽視，但一方面官派學者不斷安撫，再三否定與核災輻射的因果關係，另一方面，有別於當地民間團體跟政府打官司訴求集體避難的大動作，政府相關的復興宣傳也如火如荼，NHK製作了東北背景的戲劇《八重之櫻》，讓福島縣寄予厚望，在許多地方掛上此劇海報，又把新品種的八重櫻，以主演演員綾瀨遙的「遙」字為名，劇組造訪當地的新聞，一片酒酣耳熱的溫情模樣，此情此景，教人如何回頭注視關於輻污染的健康警告。

如同「八重之櫻」帶給福島的溫馨和諧，屢屢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導演園子溫說：「日本的電影戲劇裝作沒有核災發生，實在太可笑了（太奇怪了）。」前陣子他拍攝的福島核災主題電影《希望之國》在台上映，引起不少深刻討論，但即便像他這樣洞悉真實的創作者，與他一起到福島縣生活6個月的太太神樂坂惠還是說：「一開始很擔心，會脫下鞋子、衣服，衣服洗很多次，但久了也不能說是習慣，就像災民一樣，漸漸接受了。」

對比於像神樂坂惠這樣，明眼人仍然入境隨俗的麻木；讓我對於事隔兩年仍然非常介意日常生活衣服鞋子飲水是否輻污的災民，深表佩服；發起自主檢測的災民吉田邦博，時不時就拿身邊小物去測，用心搜集生活中避免輻污的小技巧，找到美國防災部報告，得知使用護髮乳容易造成人工核種附著在頭髮，對於境內高輻射污染的食物未能禁止販賣很生氣，盡力維持自己與縣民的生命安全。

能夠長時間維持這種高耐力的防輻污生活，或許要拜他網站照片之賜，他以東京電力的操作手冊為標準，放了福島輻污狀況所需的、大幅的防護衣照片，以縣內情況而言，多半需要身著包覆全身的防護衣，戴上半罩或全罩的防毒面罩；若是311事發當時、2011年3月12日測到每小時1.5毫西弗的雙葉町的話，不但要戴防毒面罩，還需背負氧氣機供自體呼吸，不能接觸外界空氣。這是我見過的災民團體網站裡面，最讓我印象深刻，能夠把看不見的輻射污染，透過工安標準具體化的表現方式。

吉田先生在網站上做表格，比對同樣環境下災民跟核電工的不同待遇，「（核電工作人員）最長不能停留10小時，每天都要記錄被曝狀況，每6個月要做健康檢查與放射線檢查……」而災民往往「24小時都待著，被曝紀錄沒有，健康檢查沒有，……」藉由東電的工安標準，突顯出災民基本權益受損的荒謬程度，也提醒自己核輻射的無所不在，畢竟，小心生活還是會有差異的，宮城縣多賀城市議員松村敬子的調查推估，家戶越是採取防輻污措施（如避免鮮奶等），污染程度就越低。

在災民意識到生活環境猶如核電工的職場之後，緊接著是對於輻污危害，及求償息息相關的安全標準，在自身與核電工的差別。311災後，日本政府大幅提高了對災民與核電工的輻污標準，對災民從國際放射線防護委員會建議的每年1毫西弗，拉高到20倍的20毫西弗，對於身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現場的工作人員，從輻射相關工作者（非女性）一年累計所受輻射舊標準的50毫西弗，拉高5倍到250毫西弗，兩者分別受到市民與勞工團體的抗議；後者在2011年日本政府發表「事故終息宣言」後（註一），降回單一年度50毫西弗，5年內累積不得超過100毫西弗，等於每年平均20毫西弗，和災民，與更容易受健康影響的孩童一樣。

在災民抗議輻污容忍標準時，常拿核電相關工作人員的標準相比較，除了前段所述之外，當原子力保安院在2011年5月25日，對於東京電力非核電廠現場女性職員超出一年內限度1毫西弗，提出嚴重警告時，不免讓人驚呼：「福島的小孩一年20毫西弗OK，東京電力（女性）職員一年1毫西弗就不行？」最早政府決定拉高到每年20毫西弗時，日本內閣核安全顧問小佐古敏莊教授為了孩童落淚辭職，去年訪日的澳洲兒童醫學博士、也是長年的反核運動家海倫．卡蒂考特（Helen Caldicott）表示，孩童對輻污的敏感程度，比成人高20倍。

2011年5月2日，在災民為抗議每年20毫西弗標準和政府交涉的場合，一位孩子死於輻污疾病的媽媽現身，她是前濱岡核電廠作業員嶋橋伸之的媽媽、嶋橋美智子。1991年，她作為核電作業員的兒子因白血病死亡，那年，兒子才29歲而已。

嶋橋伸之，自神奈川縣的工業高校畢業後，到中部電力下包的公司任職，開始到濱岡核電廠工作，負責到原子爐正下方檢查燃料棒的狀況，因為公司記錄的被曝量低於標準，一直認為自己所處的職場環境是安全的，結果工作8年下來，（事後代表原告律師追查發現）累積的被曝量超過50毫西弗，在27歲罹患白血病，2年後死亡。嶋橋美智子在兒子死後兩年提出職災賠償申請，搜集來自全國連署達40萬份，最後順利獲賠。

原本嶋橋美智子沒有特別想過求償的事情，對於核電也沒有立場。在兒子葬禮結束後的隔週，公司主動表示會賠比職災更高的金額，唯一的條件是「不要說是職業傷害，不可有一句微詞」，這讓美智子開始懷疑公司的意圖，走上職災賠償之路，接著她又發現，兒子的被曝紀錄有多處被改，修改要蓋印與寫上日期，例如，就在他兒子死後的隔天，訂正了7處，又陸續發現其他疑點。 關於被曝的職災認定標準有三，一是相當的被曝量，二是被曝至少一年後發病，三是病症為骨髓型白血病或淋巴性白血病；所謂相當被曝量，定義為5毫西弗乘以工作年資，代表美智子的律師，提出伸之生前詳細紀錄的個人筆記作為佐證，認定他在工作的8年10個月之間，累計被曝達50.63毫西弗，超過職災標準的44毫西弗（5乘以8.8年）；但公司召開記者會表示，嶋橋的狀況，低於法定（電離放射線障害管理規則）的每年50毫西弗，因此被曝與其疾病沒有因果關係。

職災認定與工安管理（電離放射線障害管理規則）的落差，等於每年5與50毫西弗之間，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差距呢？盤田勞動基準監督署的仲野寬署長解釋說，法定標準以下並不表示就不會發病，而超過職災標準而發病便建立因果關係，法定基準（管理規則）是（事前）預防標準，一超過就認定有職災，以便利於救濟。」現年63歲的美智子曾說：「（我兒子）被認定為職災，不過是冰山一角，還有許多同樣因為被曝發病的核電勞工不見天日。」

美智子爭取職災賠償的故事，對於處在過於寬鬆的輻污標準的災民來說，最有意義的部分在和核電勞工適用標準做比較；常見到這樣的心得：「一般人一年20毫西弗，等於職災認定中『相當被曝量』的4倍呢。（污染程度相同的話）在災區待上3個月就滿了。」「不管是（5年內）50.63或44毫西弗，都只是100毫西弗的一半就得白血病了。」

在災民和政府交涉的現場，嶋橋美智子突然自旁聽席站起來，憂慮地重複說：「孩子會在5到10年後發病的。」「就是現在，如果你們不停止核電，犧牲人數會持續增加。」周圍民眾為之鼓掌；她在接受獨立媒體OurplentTV專訪時說：「如果我們聽到有一半的小孩會罹病，難免心想，那不會是我的孩子，我們應該把311當成發病日，即便5年內沒發病，也該趁早避難遠離風險，而不是病發時再來心痛。」嶋橋伸之生前，因身體微恙到醫院做健檢，卻不知為何不去看結果，也許美智子警告的是這種不願面對的心態吧。

美智子回憶道：「伸之的下巴流著血，爛得像是冰淇淋似的，又沒了牙齒。」現在，嶋橋伸之生前工作的濱岡核電廠，在311之後，因為日本政府顧慮斷層風險而關閉，她的兒子走了，工作的地方也關了，但她還在努力，為了其他人的孩子而努力。（下週續）

●註一：事故終息宣言，雖然字面上有告一段落的意思，但若以車諾比為例，應該是核燃料還在爐裡，並保持不再有臨界反應的低溫，然而福島核電廠因為爐心熔出，核燃料不知去向，不具有一般收拾核災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