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核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核能復興的轉角處？MIT報告揭露全球核能擴張的四大隱形代價

林正原 — Wed, 22 Jul 2026 05:18:08 +0000

編按：麻省理工學院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MIT CEEPR）在2026年6月底發表報告，警告核能全球擴張將會面對的四大挑戰：核災風險、核廢管理、核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問題報告強調，若公共討論持續忽視這些複雜的非經濟因素，全球將為此付出極其昂貴的代價。

近年來，全球核能似乎再度迎來「核能復興」討論潮。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上，包括美國在內的30多國共同提出「2050年前全球核能裝置容量增加三倍」的倡議，希望藉由核能協助減碳、因應能源安全及滿足未來電力需求。然而，這樣的願景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如果公共討論只聚焦於發電成本、電價或碳排放，恐怕忽略了真正決定核能未來的關鍵因素。

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國防部副部長，也是麻省理工學院（MIT）榮譽教授的約翰．杜奇（John Deutch）2026年6月底發表《未來核能部署涉及的非經濟因素》（Non-Economic Matters Involved in Future Nuclear Deployment）報告指出，未來核能建設最大的挑戰，未必是經濟性，而是四項經常被忽略的「非經濟因素」：核事故、核廢料、燃料循環，以及核武擴散風險。這些問題無法單靠市場機制解決，卻足以左右整個核能政策是否成功。

核災風險：機率的統計與「新興國家」的隱憂

全球核反應爐目標在2050年從450座大幅增至1200座。回顧歷史，全球商業核電累積運行已超過2萬反應爐-年（reactor-years，即全球所有商業核反應爐的運行時間總和）。在這段期間，僅發生1979年美國三哩島、1986年車諾比與2011年福島三起重大核災。雖然美國核電運行研究所（INPO）成功提升了電廠的安全與獲利，但面對潛在的爆炸與輻射風險，仍需要進行預測與防護規劃。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RC）利用概率風險評估，推估重大核心損壞的頻率為每10萬個反應爐運行年發生1次。

然而，若反應爐與事故機率隨之增加三倍，在1300座反應爐且平均壽命60年的假設下，即便以樂觀的事故頻率計算，這一批反應爐發生嚴重事故的機率仍高達80%。這背後存在兩個關鍵隱憂，首先是2050年運行時仍有相當比例為風險較高的早期型號；更嚴峻的是，多達三分之二的新反應爐將建造在初次接觸核能的國家，這無疑大幅拉高了運轉與管理上的安全風險。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正視這些潛在風險，明確制定減輕措施並將安全成本內部化。歷史經驗早已證明，核能安全具有全球連動性，任何地方只要發生一起重大核災，都很可能會導致全球的核能運行被迫集體停擺。

核廢無解：歷史未解的跨世代債務

所有核電廠都會產生高階放射性廢料。然而，即使是核能大國美國至今仍未找到長期廢料處置的解決方案，也未建立永久地下處置設施。原本美國聯邦政府負責接收商業核反應爐的用過核燃料，並向公用事業公司收取每度電0.01美元的基金費用，但由於美國政府始終無法履行接收義務，該項收費已於2014年被無限期暫停。

目前，商業反應爐只能將剛移出、高溫的用過核燃料先存放在水池中冷卻，隨後再移至廠區內的乾式儲存桶暫存，至今仍缺乏遠離反應爐的長期儲存地點。過去幾十年，多個候選的永久地下儲存點都曾接受評估。1989年，美國國會無視內華達州居民的強烈反對，指定尤卡山為深層地下最終處置庫。但在耗資150億美元進行科學分析後，能源部於2010年撤回許可申請，核能管理委員會也無限期暫停程序。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核能建設的增長必然帶來龐大的廢料處置需求，若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持續毫無進展，這份未解決的歷史責任與風險將會不斷累積。

核燃料循環技術：第四代SMR的挑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核反應爐技術上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目前業界樂觀預期，核能技術將從依賴低濃縮鈾（約3%鈾235）的第三代反應爐，過渡到使用高含量低濃縮鈾（HALEU，約5%至20%鈾235）的第四代反應爐。第四代反應爐開啟了建造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可能性，因為它們能透過工廠模組化製造，進而提供更具經濟效益的發電方式。

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必須充分意識到第三代與第四代反應爐在整體結構上的潛在轉變。這種技術世代的交替，將對未來的電力成本、電網機組的配置組成，以及整體的投資規劃產生深遠的連帶後果。

核武擴散風險：隱形的安全成本

核能技術的主要危險在於，僅需幾公斤的放射性燃料（如鈾235和鈽239）就能製造成核武器。因此，艾森豪政府於1953年推動「原子能和平用途」（Atoms for Peace）政策，推動各國承諾不建造鈾濃縮或再處理設施，並遵守防核武擴散措施的前提下，獲得美國的核能技術援助與核材料。

然而，核燃料再處理和鈾濃縮之所以具有核武擴散風險，是因為在這些過程中，可能會將可用於製造核武的核材料挪作他用，例如離心機濃縮出的鈾235，以及從用過核燃料中分離出的鈽239。這些材料一旦落入不當用途，就可能被用來製造核武器。

此外，不同第四代反應爐技術，例如一次性使用的濃縮鈾燃料、經再處理製成的混合氧化物（MOX）燃料，以及增殖反應爐使用的燃料等等，不同的技術成本差距相當大。隨著全球核能發展規模擴大，天然鈾的需求和價格也會持續上升。

隨著全球核電廠增加，鈾礦的需求與價格勢必面臨上漲。雖然計量經濟學分析可以追蹤這些增加的成本趨勢，但目前世界上仍缺乏適當的成本評估工具，能夠精確估算為了抵消隨之增加的核武擴散風險，各國與國際社會究竟需要付出多少防範措施與安全監管的成本。

回看台灣，核能不是單純的經濟計算題

回看台灣，自2025年5月17日關閉最後一座核電廠以來，已經進入非核家園400多天。但近期立法院又正在討論是否提出「核能公投」，主張廢除「非核家園」政策，並以提高核能發電占比為目標，並以確保國民健康、穩定供電、便宜電價、提升國防韌性及支持人工智慧（AI）產業發展等理由作為公投的號召。

台灣核能討論不只是朝野之間的攻防，應放在更廣泛的國際「核能復興」討論潮下來看，杜奇教授的報告提出了核能支持者從未願意面對的核能非經濟面向的挑戰。連擁有全球最完整核工業體系的美國，至今都無法徹底解決核災、核廢、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等難題時，主張重啟核電者更有義務向社會說清楚：台灣憑什麼能做到？又有哪些具體方案足以承擔相關風險？

若套入台灣的討論，核能公投要提高核電占比，無非就是要重啟老舊除役的核電，或是新蓋核電廠，但這兩種路線因設備老化或技術不成熟，而面臨到很高的核災風險。目前台灣已有4700多噸的高階核廢料，這些核廢料無處可去，繼續使用核電，只會產生更多無解的核廢料。若是引進新型的核電機組，也會衍生核燃料循環及核武擴散問題，使位於地緣政治敏感區的台灣，局勢更加複雜。

核能從來不是單純的「要不要用電」或「要不要核電」的選擇，而是牽涉世代正義、國家安全與風險治理的重大公共議題，除了經濟的帳本，還有許多重要的挑戰需要面對。台灣好不容易完成核電淘汰，更不應在核災、核廢料與核擴散等根本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輕易走回頭路。

參考資料：

Non-Economic Matters Involved in Future Nuclear Deployment

本文於2026-07-22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

哈佛研究19年全美數據：住在核電廠附近，癌症死亡率真的比較高？

林正原 — Mon, 13 Jul 2026 05:54:07 +0000

編按：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2026年2月23日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美國2000年至2018年核電廠與癌症死亡率的評估，發現在這段研究期間，全美約有11.5萬例癌症死亡可歸因於居住在核電廠附近，且在老年族群中關聯特別明顯。

《美國癌症死亡率與核電廠鄰近度的全國性分析》（National Analysis of Cancer Mortality and Proximity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是一項探討「居住在核電廠附近，是否與較高癌症風險有關」的全美國研究。

核能發電至今仍是某些國家電力來源之一，但核電廠在日常運轉過程中，可能向空氣、水體及土壤釋放微量放射性物質。周邊居民可能透過吸入、飲食或皮膚接觸等途徑暴露於這些物質，而長期低劑量暴露於游離輻射，這種已被證實具有致癌性的因子，是否會影響居民健康，一直是公共衛生領域關注的重要議題。

這項研究由哈佛大學研究團隊發起，成員包括Yazan Alwadi、Barrak Alahmad、Carolina L. Zilli Vieira、Philip J. Landrigan、David C. Christiani、Eric Garshick、Marco Kaltofen、Brent Coull、Joel Schwartz、John S. Evans 與 Petros Koutrakis等學者。研究團隊延續先前針對《美國麻薩諸塞州核電廠附近居民的癌症發生率（2000–2018）》的研究成果，將分析範圍擴大至全美國。

研究結果顯示，全國性的分析與先前麻薩諸塞州研究的結論一致：距離核電廠較近地區的居民，其癌症死亡率較高。研究團隊指出，隨著各國重新討論核能作為替代能源，了解核電可能帶來的長期健康影響，不僅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也有助於正視這項可能長期被忽略的公共衛生風險。

核電正常運轉也有微量排放？哈佛團隊啟動全美19年追蹤

截至目前，全球約有440座運轉中的核反應爐，其中90多座位於美國。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氣污染日益受到關注，核能再度被部分國家視為兼顧能源安全與能源轉型的選項之一。

美國近年也積極推動核能政策，不僅簡化核電廠的監管與許可程序，並規劃在未來十年內興建數座大型核電廠。此外，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8次締約方會議（COP28）上，也有少數國家提出擁核倡議，希望在2050年前將全球核電裝置容量提高至目前的三倍。

然而，核能並非毫無環境代價。雖然核電廠正常運轉時幾乎不排放二氧化碳與空氣污染物，但在日常運作過程中，仍會向空氣、水體及土壤排放微量放射性物質。這些物質可能透過呼吸、飲食或皮膚接觸等途徑進入人體，形成長期環境暴露。游離輻射已被醫學界證實為致癌因子，但長期低劑量暴露是否會增加核電廠周邊居民的健康風險，至今仍是科學界持續研究的重要議題。

研究團隊指出，過去探討核電廠與癌症風險的研究，結論往往不一致，主要有兩項原因。第一，許多研究將焦點放在核災事故，較少探討核電廠長期正常運轉期間的微量放射性排放。第二，多數研究僅針對一、兩座核電廠周邊地區進行調查，研究範圍有限、樣本數較少，較難辨識長期且微弱的健康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麻薩諸塞州公共衛生官員注意到當地核電廠周邊出現值得關注的癌症分布現象，促使哈佛大學研究團隊進一步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全美國，展開全美2010至2018年長達19年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希望更全面評估居住在核電廠附近與癌症死亡風險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空間流行病學新突破：整合全美核電廠與郡級死亡數據

為了克服過去研究樣本少、範圍有限的盲點，研究團隊建立了一套涵蓋全美的分析方法，將核電廠位置、運轉資訊與癌症死亡資料整合在同一套統計模型中。

首先，研究利用美國能源情報署（EIA）的歷史資料，整理出全美所有核電廠，以及加拿大境內距離美國郡縣中心200公里內核電廠的地理位置、裝置容量與運轉時間。接著，再結合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2000年至2018年的郡級癌症死亡資料，分析居住地與核電廠距離是否與癌症死亡率存在關聯。

這項研究最大的創新之一，在於重新定義了「接近核電廠」的方式。過去研究通常只觀察居民是否住在某一座核電廠附近，但這項研究同時納入每個郡縣中心200公里範圍內的所有核電廠，並依照距離遠近給予不同權重。距離越近的核電廠，在分析中的影響比重越高；距離越遠，影響則越小。這種做法更符合放射性物質隨距離擴散、濃度逐漸降低的特性，也能更合理地估算多座核電廠可能帶來的累積暴露影響。

由於癌症死亡率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研究團隊也透過回歸分析控制各種可能干擾結果的變數，以降低其他因素造成的偏差。這些控制變數涵蓋人口結構、生活型態、社會經濟條件、環境因素與醫療資源，包括年齡、族裔、平均身體質量指數（BMI）、吸菸率、家庭收入中位數、教育程度、人口密度、氣溫、相對濕度，以及距離最近醫院的距離和65歲以上人口的就醫次數等。透過納入這些變數，研究希望更準確評估居住在核電廠附近與癌症死亡率之間是否存在獨立的關聯。

關鍵數據：癌症死亡率隨「年齡增加、距離拉近」顯著上升

經過模型調校與統計分析後，研究團隊發現多項具有統計顯著性的結果。整體而言，核電廠地理接近度與癌症死亡率之間呈現正向關聯，且這種關聯在不同年齡與距離條件下皆有所變化。

研究顯示，癌症死亡率隨年齡上升而增加。在35至44歲族群中，與核電廠接近相關的相對風險與可歸因死亡數最低，女性有591例，男性有260例。然而，隨年齡增加，相關風險明顯上升。

在女性族群中，55至64歲的相對風險最高。研究估計，該年齡層中有部分癌症死亡可能與居住在核電廠附近有關；若以19年累積來看，65至74歲女性約有1萬3千多例死亡被估計與此相關。

在男性族群中，65至74歲的相對風險最高，估計約有2%的癌症死亡可歸因於接近核電廠，該年齡層在19年間累積約2萬多例相關死亡。

整體來看，65至84歲族群承擔的可歸因癌症死亡負擔最高。在65歲以上人口中，每年平均約有4200多例死亡與核電廠鄰近性存在統計上的關聯。以空間分布而言，距離核電廠50公里以內的地區風險最高，隨著距離增加，風險逐漸下降並趨於平緩。

圖說：這張表格呈現了「因為居住地鄰近核電廠」估計所導致的癌症死亡人數。研究團隊利用統計模型，將數據依照「年齡層」與「性別」進行分析。

取自：National Analysis of Cancer Mortality and Proximity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從地理分布來看，美國東北部、中西部與東南部部分地區因核電廠分布較密集，整體接近度較高；相較之下，大平原與西部地區核電設施較少，居民平均距離較遠。

為檢驗結果是否受到模型設定影響，研究團隊進行多項敏感度分析，包括以10公里為單位調整距離範圍。結果顯示，無論在不同參數設定下，整體關聯趨勢皆維持一致，模型具有說服力。

生態學研究的限制，與流行病學證據的逐步累積

研究團隊坦言，這項研究仍有一些限制。首先，研究假設所有核電廠對周邊居民的影響都相同，並沒有直接測量居民實際受到多少輻射。此外，研究將所有癌症合併分析，沒有區分不同癌症對輻射的敏感程度及潛伏期差異。

另外，研究在估算可歸因風險時，採用的是流行病學的標準計算方式，這種方法是假設暴露與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但無法完全排除暴露分類不精確或其他未納入因素造成的影響，因此不能單憑這項研究就認定核電廠導致癌症。

儘管如此，研究團隊指出，這是目前已知第一個在全美國尺度，以「距離核電廠遠近」作為連續指標，分析核電廠與癌症死亡率關聯的研究。研究使用了19年的全國癌症死亡資料，並以10年的平均居住接近度進行分析，因此能較完整地評估長期居住在核電廠附近可能帶來的影響。

目前，研究團隊仍持續分析更多資料，並規劃進行世代研究，希望進一步找出可能的暴露途徑。他們也表示，未來仍需要針對不同癌症類型、不同潛伏期，以及輻射暴露與健康風險之間的關係進行更深入研究。

研究作者表示：「我們所能獲得最好的數據通常來自隨機臨床試驗，但這種設計並不適用於環境暴露的研究，流行病學研究是循序漸進的。如果你發現了某個訊號，你就會繼續追查下去。我們當然不希望看到任何不良影響，但我們確實觀察到了一種系統性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敏感性分析中表現得相當穩健，且在不同資料庫和地理區域中都能觀察到。我們承認這並不能確立因果關係，但想像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小鎮上，注意到每個喝了特定水井之水的人都生病了。即使你還不知道確切的原因機制，你還會繼續喝那口井的水，還是會去調查它？這就是我們想表達的。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原因。」

結論與公共衛生啟示

研究發現美國距離核電廠較近的郡縣，其癌症死亡率普遍高於距離較遠的郡縣。研究認為，這項結果凸顯有必要更仔細評估核能設施對長期公共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作者也提醒，這是一項以郡縣為分析單位的生態學研究，並沒有掌握每位居民的實際輻射暴露量、生活習慣、居住年限或遷移紀錄，因此無法直接證明核電廠就是造成癌症死亡率較高的原因。

針對核電廠周遭環境調查，未來應加入更直接的輻射測量，包括個人劑量監測，並特別評估兒童等較容易受到輻射影響的族群。同時，也應針對不同癌症種類、不同潛伏期，以及不同輻射敏感度進行分析。此外，未來若能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及其他健康問題，將有助於更全面了解長期居住在核電廠附近可能帶來的健康影響。

台灣近期也正討論是否重啟老舊核電廠，政府並已推動核二、核三廠的自主安全檢查。然而，若以這項研究指出風險關聯最明顯的50公里範圍為基準，核二廠周邊50公里已涵蓋整個大台北都會區，涉及數百萬人口；核三廠周邊則涵蓋屏東、恆春半島等地區。因此，台灣社會在討論核電延役或重啟時，不應只聚焦於供電的討論，也應正視核電可能帶來的長期公共衛生風險。

除了核電廠本身的設備安全與耐震能力之外，居民長期健康影響同樣應納入政策評估的重要面向。在台電推動自主安全檢查的同時，政府也應參考國際最新的流行病學研究方法，針對台灣核電廠周邊居民建立長期公共衛生監測與健康調查機制，系統性評估核電廠長期運轉可能帶來的健康影響，讓未來的能源政策建立在更完整的科學證據之上。

參考資料：

本文於2026-07-13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童子賢談核電　只剩想像沒有現實

林正原 — Mon, 13 Jul 2026 03:49:57 +0000

科技大老、和碩董事長童子賢7月7日參加「2026韌性台灣論壇」，公開主張重啟核一，甚至宣稱「核島區完好無缺，只需更換發電機組與數位儀控即可」、「歡迎公開辯論」，再次以片面資訊包裝核能，刻意淡化核電安全、法規、成本與核廢料等重大問題，不僅誤導社會，更無助於台灣能源政策的理性討論。

科技大老對核能的理解，僅停留在「換設備就能重啟」

首先，核一廠並不是一台放著不用的汽車，換個零件就能重新上路。核一廠1號機於1978年商轉、2號機於1979年商轉，早已超過設計運轉年限，並已依法完成除役程序。核電廠是否能重啟，不是一句「核島區完好」就能決定，而必須重新接受完整的安全評估、設備檢測、耐震分析、老化管理、環境影響、消防、儀控更新及主管機關審查。任何一項系統不符合現行安全標準，都可能需要全面更換，而非「只換發電機組」。

童子賢表示德國「後悔廢核」，同樣是刻意選擇性引用資訊。德國全面廢核後，確實電價有一段漲幅，但主因是短期地緣政治衝突，但在德國持續發展再生能源後，電價也回穩，甚至在2024年後的電價更低於核電淘汰前。同時德國政府並未打算重啟核電，而是持續推動再生能源與電網建設。

同時他也引用日本作為例子，但刻意忽略另一半的真相。日本雖然提出重新運用核能政策，但截至目前，真正恢復運轉的反應爐仍遠低於福島核災前水準。原因很簡單，不是政府不想重啟，而是許多老舊反應爐無法通過新的核安審查、地方政府不同意，或投入巨額改善成本後仍缺乏經濟效益。這正好證明，核電重啟從來不是政治人物或企業家一句話就能完成。

想像中的能源黃金比例333，全民風險誰來買單？

童子賢當天也提出「能源333黃金比例」，主張台灣未來應重啟核一、核二、核三，並在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原址新增十部核電機組，讓核電供應全台約三分之一電力。他所謂的「333」，指的是由三分之一核能、三分之一再生能源，以及三分之一排碳電力所組成的能源配置。然而，這項構想缺乏完整的可行性評估，更忽略核電建設所需面對的現實限制。從新機組選址、地方政府同意、環境影響評估、安全審查、核廢料處置，到龐大的興建經費與工期，每一項都是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

全球近年核電建設經驗也顯示，核電並非能快速建造的能源選項。英國Hinkley Point C核電廠自2016年動工後持續延宕，成本大幅增加；法國Flamanville核電廠3號機更歷經超過15年的建設歷程，工程成本遠超原先估計。即使具備興建核電經驗的國家，也難以在十年內完成多座大型反應爐的設計、施工、安全審查與商轉。美國近年唯一新建的大型核電案例Vogtle核電廠3、4號機，同樣面臨嚴重成本超支問題，總成本由原估計約140億美元增加至超過368億美元，顯示新建核電工程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

此外，台灣既有核電廠址也並非可以直接延續使用。核一、核二所在地鄰近人口密集區域，核三廠區內有斷層，核四更曾因工程品質、設計變更與社會爭議而停建多年。重新啟用或興建新機組，並非單純「換一台設備」，而必須重新面對安全審查、環評程序與社會信任問題。能源政策不能只提出目標數字，更需要面對工程、成本與風險的現實。10年新增十座核電機組的提案，更像是缺乏完整配套與時間評估的童話故事。

美國拉扎德銀行所做的均化能源成本分析，顯示核能的成本在過去16年間成長了47%，越來越貴。資料來源：《2025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

要談能源韌性，不能避談核電最大的風險

更令人遺憾的是，許多擁核人士一直談「能源韌性」需要核電，卻完全避談核電最大的韌性風險。大型核電機組屬於集中式電力，一旦發生故障、軍事攻擊或因天然災害停機，往往一次損失上百萬瓩容量；相較之下，分散式再生能源、儲能、需求管理與強化電網，才是真正提升電力韌性的方向，也是世界各國能源政策的重要趨勢。

此外，戰爭情境下，核電廠無法提供「能源韌性」，更是潛在的災難。核電運轉必須仰賴穩定的外部電力，來維持反應爐的冷卻系統正常運作。即使關機後，核燃料仍需長時間冷卻，否則將導致燃料熔毀。若電網被摧毀，或柴油備援系統無法運作，後果不堪設想。核電廠很容易成為軍事攻擊目標。不需要直接命中反應爐，只要破壞冷卻系統或輸電設施，就足以釀成重大危機。

此外，核一位於新北市，周邊30公里內就是數百萬人口居住的大台北都會區。任何推動核一廠重啟的人，都應先回答：一旦發生重大事故，大台北如何疏散？核廢料要存放到哪裡？除役工作是否全部停止？這些才是真正應該公開辯論的問題，而不是一句「核島區完好」便企圖掩蓋所有安全疑慮。

放下核電想像濾鏡，能源辯論不能建立在錯誤資訊之上

令人遺憾的是，科技大老在推動核電復興時，反覆使用過度簡化甚至錯誤的資料，將核電描述成便宜、快速、零碳且毫無替代方案的能源答案，卻刻意淡化核安審查、老化設備、地震風險、核廢料處置與工程成本等關鍵問題。這樣的說法，無法促進理性辯論，僅是在社會大眾面前推銷一個經過美化的「核電幻想」。

如果童子賢真的願意接受公開辯論，那麼應該先回答的，不是如何說服大家接受核電，而是如何證明他的核電藍圖能夠通過現實考驗。核一是否符合現代核安標準？核二、核三延役的具體安全評估在哪裡？十座新機組的土地、資金、工期與核廢料方案在哪裡？面對台灣高人口密度與高地震風險，事故應變計畫又如何確保？

台灣需要的是一場建立在科學證據與完整資訊上的能源討論，而不是一場由企業家光環支撐的核電復辟運動。在要求別人辯論之前，應該先放下對核電的想像濾鏡，回到現實世界，正視核電真正的成本、風險與限制。因為能源政策面對的是整個台灣的未來，不是一場可以只看成功想像、不看失敗代價的企業投資案。

本文於2026-07-13刊登於《上報》

非核一週年的思辨與展望（下）：非核家園的里程碑、社會意義與未來挑戰

林正原 — Wed, 17 Jun 2026 09:06:49 +0000

台灣走向非核家園的道路並非一朝一夕，而是歷經四十年社會運動與無數公共辯論才得以扎根的成果。在台灣正式實踐零核電屆滿一年的重要時刻，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舉辦舉辦座談聚焦於回顧這段漫長歷史所累積的社會意義，並深刻檢視在這零核電的一年期間，台灣社會內部在意識形態、民意結構與媒體傳播上所發生的深刻質變。講者們共同探討近年重啟核電的聲浪究竟從何而來，並面對台灣在邁向非核未來時，將迎受的挑戰。

為了全面剖析非核家園的多元面貌，本場次邀集了四位深耕學術與在地實踐的講者展開對話。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首先回顧反核運動四十年來對風險、安全與民主價值的歷史積累，並警示當前社會在擁核論述回流中所產生的無風險意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則透過長期的民意調查資料，揭示台灣社會在能源三難與雙層困局下，民意結構與地緣政治認知出現的結構性翻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委員會幹事黃哲彥，由媒體形塑的缺電刻板印象切入，藉由部落教會的分散式發電案例，思索高科技產業的社會責任與基層災害自主韌性；蘭嶼椰油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則以達悟族人長年承受核廢料留置的創傷，沉痛控訴國家在追逐經濟利益時，對邊緣社區所造成的環境不正義與文化主體失落。

四位講者從歷史、民意、正義與人權等不同維度，共同為非核家園的下一步勾勒出更具社會正義與民主深度的省思。

活動現場布置，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四十年非核家園價值的歷史積累：街頭，不只是街頭

回顧台灣漫長的反核運動歷史，雖然充滿了複雜的情感、犧牲與長期的社會衝突，但台灣在非核家園的推動上，確實走到了國際間少數具有具體成果的階段性里程碑。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指出，這場運動自一九八零年代後期由街頭運動展開，歷經遊行、抗議與禁食，並隨著時間進入立法遊說、政策倡議與核電廠監督等制度場域，甚至發展出豐富的紀錄片與音樂等文化公共論述。這四十年的追求，核心始終圍繞著風險、安全與民主三個重要價值。

環境正義與能源民主的價值深化

邱花妹進一步剖析，早期反核運動奠基於對核災風險的擔憂，並延伸至對輻射外洩、勞工暴露與原住民族健康風險的關注。隨著時代演進，能源不再只是供電技術，而是被納入國家安全與氣候韌性的結構性議題。其中，環境正義更是運動的核心，社會開始反思程序與分配的正義，質疑為何核廢料與高風險設施長期集中在北海岸、恆春或原住民族等邊緣與弱勢社區，這也讓世代正義與台灣民主轉型深度交織。近年來，這股力量更延伸到能源民主的討論，推動分散式能源、地方能源自主與再生能源的在地化發展，試圖回答台灣究竟想追求何種免於風險、實現正義且民主參與的能源體系。

新科技敘事下的無風險意識與治理混亂

然而，對比非核家園的理想，台灣在近一年也面臨新的擁核論述回流挑戰。隨著高科技與人工智慧產業擴張，經濟成長與能源需求的壓力被不斷強調，過去反核運動所主張的降低用電成長、棄成長等論述逐漸受到壓縮。公共討論中甚至出現將核能視為唯一解方的簡化技術敘事，忽略了背後的社會與環境正義問題。邱花妹憂心指出，社會正面臨一種無風險意識的風險，大眾對核災的警覺性在部分技術掛帥討論中逐漸下降，使正以、民主與世代責任等核心議題再度面臨被邊緣化的壓力。

以核三廠的現況為例，除役、環評、安全檢查與重啟評估等不同程序同時進行，導致整體能源治理呈現高度混亂與不確定性，社會溝通也流於技術層面。邱花妹以近期帶領學生赴日本考察核試爆至福島核災歷史的反思強調，核能所帶來的是長期的社會代價與慢性風險累積，即使在災後重建，許多地區依然承受難以回復的結構性影響。因此，台灣在面對未來能源選擇時，絕不應盲目走回單一的技術解答，而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誠實面對風險、落實環境正義，並持續深化民主參與。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能源三難與雙層困局下的台灣民意結構變動

在探討台灣能源轉型的關鍵時刻，必須深入剖析社會內部的結構性困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提出「能源三難」的概念，用以描述地緣政治安全、經濟發展需求與永續轉型目標之間的複雜張力。他指出，台灣目前正處於一個由美中地緣政治緊張與內部政治分歧相互疊加的雙層困局。在此結構下，台灣電力結構雖已轉為以燃氣為主、燃煤逐步下降、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的態勢，但不同能源在安全、經濟與環境面向上的權衡，正隨著國際潛在封鎖與情勢變化，重新成為社會制度與民意高度拉扯的焦點。

能源知識落差與特定能源選項的社會矛盾

林宗弘透過長期民意資料分析指出，多數台灣民眾普遍認同氣候變遷的嚴重性，但在具體能源知識上仍存在資訊落差。例如仍有一定比例的民眾誤以為核電或燃煤是目前的電力首要來源。在具體選項的社會接受度上，風力發電與天然氣獲得相對較高的支持，而太陽光電雖整體支持度仍高於反對，但近年因政策爭議與錯假訊息影響而出現波動。至於核電，民意則呈現一種支持重啟但不願設置於自身生活圈的矛盾態度，這反映出當能源安全與減碳目標產生結構性張力時，民眾在理想與實際承受風險之間出現了心理落差。

民意結構翻轉與地緣政治認知的深度關聯

從長期民意趨勢來看，台灣社會的態度出現了顯著的轉折點。非核家園理念的支持度在2017高達七成八，但近年已明顯下降，並在2024年後出現結構性翻轉，反對比例逐步上升。同時，在面對產業限制與能源政策時，五成多民眾支持高耗能產業發展反對限制其發展。更深入的交叉分析顯示，這種風險認知與民眾的資訊來源及地緣政治認知高度相關。凡是認為短期內存在軍事風險的受訪者，其政策立場更傾向支持穩定供電；而資訊高度依賴社群媒體者，則更容易受到特定技術或政治敘事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媒體風險敘事下的缺電印象與高科技產業的社會責任

在台灣非核家園的公共論述中，媒體報導往往扮演著形塑大眾認知與風險意識的關鍵角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委員會幹事、牧師黃哲彥，以個人經驗與長期觀察指出，過去幾年諸多主流媒體不斷透過專題報導，鋪陳2025年大停電危機等標題，久而久之便在社會上建立起台灣必然缺電的集體印象，並順理成章地將核電導向唯一的解方。然而對比現實，官方數據早已明確指出目前供電無虞且電網韌性正持續改善，多數局部停電事件實為設備故障而非系統性缺電。這種被刻意強化的風險敘事，如今更與人工智慧、半導體及台積電等高科技產業擴張緊密綑綁，使社會過快接受了為了經濟成長就必須依賴核電的單一路徑想像。

電力優先分配的歷史經驗與企業綠能的另一種選擇

黃哲彥回顧九二一地震時的具體歷史指出，當時新竹科學園區比其他災區更早恢復正常供電，而新竹市區卻必須面臨長達兩個月的分區輪流供電。這項經驗讓人深刻體會到，當電力資源面臨限制時，它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涉及社會資源如何被優先分配的階級與政治選擇，同時也迫使社會大眾必須重新思考，高科技產業在享受電力優先權的同時，究竟應該承擔起什麼樣的社會責任。事實上，大型科技企業並非只有傳統能源一條路可走，例如跨國科技巨頭在彰濱工業區資料中心的規劃中，便明確提出全面使用再生能源的期程。

部落教會的分散式實踐與災害中的能源自主韌性

面對大型集中式電力系統的局限，偏鄉社區的低碳實踐提供了極具價值的韌性典範。黃哲彥分享了桃園復興鄉一處部落教會的具體案例，該社區與再生能源聯盟合作自2019年起逐步建置小型太陽能系統並搭配儲能設備。在面對強烈颱風造成全鄉大停電的極端災害情境時，只有該部落憑藉這套自主發電系統維持正常照明、供居民充電、冷藏食物並共用生活資源。這項經驗讓在地居民明確感受到，能源自主帶來的最大價值不只是減免電費，而是一種在面對氣候災害時，社區能夠自給自足的基層韌性。

從能源正義出發思索社會價值的多元可能性

目前持續推動台東地區教會參與再生能源發展，希望透過教會屋頂設置太陽能系統，逐步建立區域性、小型化的分散式電網。他認為，分散式能源不僅能提升電網韌性，更是在面對天然災害或戰爭風險時的重要避險策略。相較之下，核能問題並非單純的技術進步與否，而是核廢料如何處理以及相關環境正義議題始終無法妥善解決。

黃哲彥回憶自己成長於台東，從小便對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的「黃色大罐頭」（核廢料桶）留下深刻印象。台東擁有充足的日照資源，理應發展太陽能等再生能源，而非承受核廢料帶來的風險。然而，目前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潛在選址評估中，台東部分地區仍被列入考量，這也凸顯能源政策背後涉及的環境正義問題。

社會大眾對能源議題的認知往往受到媒體與網路資訊影響，因此公民社會更應積極說明能源轉型的理念與價值，持續與社會對話。他強調，過去四十年來環保團體所堅持的不只是反對核能，而是在思考台灣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發展模式。長期以來，不論哪個政黨執政，都將經濟成長視為最重要目標，但台灣其實還有許多不同的發展道路值得探索與討論。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委員會幹事、牧師黃哲彥，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非核一週年下的蘭嶼創傷：核廢料長期留置與汙名化的精神錯亂

當台灣主流社會在歡慶邁入非核家園里程碑、激烈辯論核電存廢的同時，核能體系最前端與最末端的環境不正義，卻往往被排除在主流視野之外。蘭嶼椰油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直言，每當談及核能議題時，內心總會陷入一種結構性的精神錯亂。這社會上常有人詢問蘭嶼居民究竟是「反核」還是「反核廢料」，也有人誤以為蘭嶼居民因存放核廢料而獲得優渥補償，甚至認為每位居民都能領取高額回饋金。這些看似玩笑的說法，對長期承受核廢料存放風險的居民而言，卻是真實存在的傷害與污名。因此，當外界慶祝非核家園成果時，蘭嶼居民卻不得不面對核廢料依舊留存在島上的現實。這種落差與矛盾，成為許多蘭嶼反核廢運動參與者共同的心境。

核工業風險分配的不正義與命運共同體

儘管存在上述矛盾，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認為，反核與反核廢料終究無法被切割看待。他指出，台灣的核能工業中不可能缺少蘭嶼的位置，因為核電所產生的廢棄物最終仍需面對處置問題，而核災風險與環境衝擊也不會受到行政區域限制。若核電廠發生事故，受到影響的不只是電廠所在地，而是整個海洋環境與周邊生態系統。蘭嶼居民世代依賴海洋生活，飛魚文化、漁業資源以及傳統知識體系都與海洋密不可分，因此核能風險並非與蘭嶼無關，而是直接關係到島嶼未來的生存與發展。

回顧歷史，蘭嶼核廢料問題與台灣核能政策幾乎同步發展。1974年政府啟動蘭嶼計畫，1982年第一批核廢料運抵蘭嶼，至今已超過四十年。期間政府多次承諾將核廢料遷出，卻始終未能落實。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指出，近期社會再度出現核電重啟的討論，讓許多蘭嶼居民感到憂慮與不解，因為既有核廢料問題尚未解決，社會卻已開始討論新的核能發展方案。

前一位與談的黃哲彥牧師提到非核家園政策可能面臨「第一次跳票」的疑慮，而對蘭嶼居民而言，這種「跳票」並非首次經驗。蘭嶼所承受的是自1996年以來多次承諾遷出核廢料卻未實現，因此當社會重新討論核能政策時，蘭嶼人對於政策承諾的不確定性有更深刻且具體的感受。

從環境正義到原住民族處境的反思

這種環境不正義，也深刻反映出原住民族在整體國家發展與主權論述中的邊緣位置。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觀察原住民族在許多重大公共議題中經常處於被動位置。當社會討論國家認同、主權或外交議題時，原住民族的存在經常被作為論述的一部分；然而當涉及土地權利、環境正義或核廢料等實際問題時，原住民族的聲音卻往往缺乏足夠的重視與空間。

以即將展開的南島文化交流計畫為例指出，政府於六月底推動南島文化交流，投入大量跨部會資源與經費，表面上是文化交流活動，實際上亦具有國家外交與形象操作的目的，例如透過拼板舟航行等文化展演，強化台灣與南島世界的連結。然而，在文化被突顯與利用的同時，原住民族在台灣內部所面對的現實處境與不平等，卻往往未被充分正視。

台灣社會在討論國家主權、環境與能源議題時，應同時檢視內部的環境正義與族群正義問題，特別是原住民族長期面臨的結構性不平等。長期參與相關議題使其有時處於精神張力之中，但仍希望社會能在差異之中尋求共同體意識，減少對立與不平等。蘭嶼反核廢運動已持續近四十年，背後有眾多部落居民與行動者共同投入，單一場次難以完整呈現其歷史與深度，並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持續對話與理解的機會。

蘭嶼椰油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結論

本場論壇聚焦台灣反核運動的行動歷程、能源轉型的社會意義與核廢料治理困境之間的關係。

秋花妹回顧反核運動的推動本質上是一連串持續的行動累積，而非單一階段性成果。回顧2014年核四停建後，台灣反核團體於2015年成立「能源轉型推動聯盟」，並陸續舉辦核廢料相關論壇，嘗試以審議式民主方式處理長期爭議的核廢議題。他強調，長期觀察下來，主張使用核電的一方，反而不如反核與民間團體積極面對核廢料的治理問題，甚至目前高階核廢料處置草案亦由民間團體率先提出。

在漫長的反核運動過程中，一方面存在抵抗與批判，另一方面也持續承擔責任，試圖同時回應核廢料處置與台灣能源轉型的雙重課題。他認為，未來必須有更多跨世代與跨領域人才投入，才能共同推進能源轉型與制度性解方。

台灣社會在談論能源與發展議題時，往往忽略弱勢群體與被犧牲地區的處境，包括原住民族、農漁村及偏鄉社區等。他強調，這些長期被犧牲的區域所涉及的環境正義與民主正義問題，不應被稀釋或忽略，而應視為台灣社會的重要公共資產。

在政策與社會認知層面，林宗弘回顧自身於1991年首次參與反核遊行的經驗，並指出台灣社會雖歷經數十年反核運動，但能源政策仍可能出現反覆與倒退的風險。他提醒，即使當前核電停機已超過一年，社會仍存在對缺電或國防能源需求的焦慮，因此更需持續強化公共論述與事實澄清，避免錯誤資訊擴散。

此外，黃哲彥分享福島核災後的親身觀察，指出即使距離事故區域數十公里，仍有居民出現健康疑慮，凸顯核災風險的長期性與跨地域影響。他強調，核能風險並非抽象議題，而是具有真實健康與世代影響的公共問題，應不斷被社會記憶與討論。

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進一步談及上一次核三重啟公投期間，社會輿論曾以放大鏡檢視蘭嶼的投票結果，並質疑其「是否真反核」。當時亦接獲許多詢問，對於蘭嶼投票率與贊成比例感到困惑，但事實上該議題在島內並未充分發酵，相關投票反映的並非單一政治立場。部分居民在國家體制與地方經驗交錯下，呈現出複雜而多元的選擇。

蘭嶼人長期承受核廢料不正義的處境，對於由受影響者參與決定相關核能政策，內心存在倫理與情感上的矛盾。希婻．瑪飛洑強調該次投票結果不應被簡化為族群立場的表態，也無法代表蘭嶼社群的整體態度。若核廢料問題未獲根本解決，任何後續能源政策討論都難以真正成立；未來仍需透過更完整的社會對話，共同思考能源選擇與環境正義的平衡。

與談時間，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本文於2026-06-17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延伸閱讀：非核一週年的思辨與展望（上）：地緣政治與科技競逐下的台灣能源民主

非核一週年的思辨與展望（上）：地緣政治與科技競逐下的台灣能源民主

林正原 — Wed, 17 Jun 2026 08:59:02 +0000

在台灣正式除役最後一座核電廠、成為亞洲首個實踐廢核國家滿一週年的歷史節點上，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於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一週年座談。過去這一年，儘管台灣成功邁入零核電時代，但隨著區域局勢升溫、全球科技產業競爭加劇，重啟老舊核電廠的聲音再度浮現。在這個由戰爭陰影與地緣政治震盪交織的新週期裡，台灣的能源政策與民主決策能力正迎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而老舊核電的安全配套、核廢料處置的長期治理真空、以及現行防災準備的不足，都是關注能源選項時無法迴避的根本問題。

為了回應社會對於能源未來的集體焦慮，本次座談特別邀請了四位深耕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深度對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從美中戰略競爭的地緣政治新週期切入，剖析台灣經濟在脫中入北與半導體產業崛起後的全球定位；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杜文苓，則引述烏克蘭戰時經驗，點出集中式核電在衝突中所面臨的脆弱性，並直言台灣正面臨核廢料治理的真空困局；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進一步從國防安全與國際法角度，說明核電廠在戰時難以享有不被攻擊完全保護的局限，並提出保留戰備電源與分散式系統等替代路徑；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則以實證數據打破廢核缺電的迷思，並釐清半導體與人工智慧時代的用電真相。

四位講者透過跨學門的對話，共同為台灣在地緣政治競爭的夾縫中，勾勒出一幅兼顧國家安全、能源韌性與淨零轉型的長期發展路線圖。

活動主視覺，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地緣政治新週期下，台灣的經濟蛻變與自主挑戰

近九年來，台灣已進入由美中戰略競爭持續升高所主導的地緣政治新週期。即使近期美中領導人再度會面，雙方競爭與對抗的基本格局並未改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深刻剖析，這種國際局勢的變化，正深刻影響著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也迫使台灣在國家發展戰略上面臨一連串重大的調整。

經濟脫中入北與半導體產業的崛起

吳介民指出，在經濟層面，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產業結構的脫中化。過去數十年台灣企業大量投資中國的趨勢已經明顯反轉，伴隨全球供應鏈重組，台灣的投資與貿易正逐步從中國轉向美國、日本等全球北方國家，東南亞市場的比重也持續增加。這種脫中入北的轉變，代表台灣經濟正逐步脫離對中國的高度依賴，並更加深度整合進全球北方國家的經濟體系。

在這波經濟轉型中，半導體與AI伺服器等高科技製造業成為核心動力，其中台積電的崛起尤其具有關鍵意義。台積電憑藉先進製程領先與高度信任的生態系，突破了台灣製造業過去五十年有卓越生產力卻缺乏定價權的限制。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代表台灣產業首次接近全球供應鏈的核心位置，台灣經濟也正逐步進入全球核心國家俱樂部。

繁榮背後的Ｋ型分化與認同矛盾

然而，這波經濟成長並非平均分配，財富與機會呈現明顯的Ｋ型分化。高科技產業及其從業人員受益甚多，部分基層民眾卻感受到強烈的相對剝奪感，這種經濟不平等進一步加劇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對立與極化，而半導體產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議題，也備受關注。與此同時，台灣也面臨一個根本性的矛盾，那就是科技與經濟實力已躋身世界頂尖行列，但在主權地位上卻尚未獲得主要強權的正式承認，這種落差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痛點。

在國家認同與世界觀上，台灣社會也呈現複雜的面貌。目前社會大致分化為強烈台灣認同、溫和或模糊認同、以及無感人群三個規模相當的群體，在民主選舉制度下，如何爭取多數選民支持仍是關鍵。此外，面對中國威脅，民眾恐中情緒上升且對美依賴增加，但同時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思考國防、民防與產業的自主自立道路，不過目前對於如何建立激化完整的自主發展路線圖，社會仍缺乏清晰的共識。

供應鏈武器化時代的台灣戰略思考

從全球角度來看，半導體其實是一個高度相互依賴的網絡，關鍵節點分散在美、荷、日、台、韓等國。目前全球供應鏈已逐漸被武器化，經濟安全成為各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美國透過出口管制限制中國科技發展，並積極推動半導體供應鏈多元化以降低對台依賴，而中國則以稀土出口與供應鏈控制作為反制工具，並試圖取得先進技術能力。各國紛紛推動晶片自主化政策，使原本的產業議題與國際政治地緣利益糾纏在一起。

總體而言，台灣當前正處於美中科技競爭深化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風暴中心。台灣既是全球科技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大國競爭下最重要的戰略節點之一。在維持既有經濟優勢的同時，如何有效提升政治自主性，並在美中競爭的夾縫之間爭取最大的國家發展空間，將是台灣未來必須面對的核心課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戰時能源韌性思維與核廢料治理的真空挑戰

近年來隨著地緣政治風險升高，能源韌性與核能存廢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杜文苓，同時也是「經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主任，從戰時能源韌性與核廢料治理兩個面向切入，重新檢視核能在台灣能源政策中的定位，並指出台灣在面對能源危機與長期核能代價時，必須跨出的制度性步伐。

從烏克蘭經驗看戰時能源韌性的實態

許多人主張發展核能可以提升能源韌性，但杜文苓引述烏克蘭的戰爭經驗指出，核電廠在戰時反而容易成為具備高戰略價值的攻擊目標。在實際衝突中，遭受攻擊的不僅是反應爐本身，更頻繁發生的是核電廠周邊的輸電系統、高壓變電站、冷卻系統與外部供電設施，這會使核電廠陷入外部電源中斷與緊急停機的風險。因此，戰時真正考驗的是整體電力系統的快速修復能力。

烏克蘭在戰爭期間並非依靠增加大型集中式發電設施來提升韌性，而是大力推動屋頂太陽能、社區型發電與儲能系統等分散式能源。當大型輸電設施遭到破壞時，這些分散式系統仍能維持家庭與醫療機構的基本運作。這對台灣帶來重要啟示：再生能源與分散式電網不只是減碳工具，更是提升國家韌性的重要安全選項。此外，當前台灣面臨的電力挑戰多為區域供電失衡與綠電取得壓力，即使重啟核電也無法直接解決北部的供電瓶頸。

國際標準下的核廢料長期治理困局

除了能源韌性，核廢料處置所要付出的政治、社會成本與治理角度往往在討論中被忽略。杜文苓直言，台灣目前正處於核廢料治理的真空。放眼全球，進度領先的北歐國家如芬蘭與瑞典，其最終處置場的推動，不僅需要穩定古老的地質條件，更經歷了數十年的民主討論與地方溝通。相較之下，台灣地質條件，也存在高度地震活動與多項選址挑戰，且長期缺乏完整的治理架構與行政權責整合。

即便在歐洲，核能要被納入永續能源，也必須以具備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計畫與設施為明確前提。然而台灣目前既無選址定案，也尚未建立完整的處置規劃，所以在台灣核電沒有條件視為永續能源。成立核廢料選址辦公室，是台灣在公民團體與專家學者長期倡議下，首次正視過去被忽略的社會和國家治理真空。這一步的邁出不只是解決技術問題，更是台灣如何負責任地面對能源發展後果、建立長期治理能力的重要開始。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杜文苓，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戰時核電的國防風險與能源安全替代路徑

隨著台海情勢日益緊張，台灣能源轉型過程中天然氣比例過高是否引發國安風險，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許多重啟核電的主張認為，這能緩解中國海上封鎖所帶來的能源危機。然而，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從國防安全角度切入，指出重啟核電並非想像中簡單，背後涉及複雜的國際法保護失效問題與軍事配套，並進一步提出比重啟核電更符合台灣防衛需求的替代方案。

民用核電在戰爭國際法中的保護局限

賴中強首先質疑擁核人士提出重啟民用核電以因應灰色地帶衝突的建議。過去支持核電者常引用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主張核電廠在戰時受國際法保護。但條文第56條同時規定，「若該設施所提供的能源對軍事行動構成通常、重要且直接的支持」，其特殊保護便會失效。以核三廠為例，屏東周邊分布著P3C反潛機部隊、二重溪三軍聯訓基地、龍泉陸戰隊新訓中心與九鵬基地等台灣防衛的核心節點，一旦核三廠的電力併入一般電網並供應這些軍事設施，該廠便未必能享有完全的民用核電廠受公約保護地位。

若要避免核電廠因供電軍隊而喪失保護，理論上必須將軍事基地遷離核三廠供電範圍，或者尋找單一大型民生用戶完全消化核三廠發電量，或建立完全獨立的軍用電網排除核三廠供電軍事基地，但這些作法在實務上不僅巨額投資且不切實際，甚至可能因獨立電網受攻擊而增加軍事停電風險。此外，台灣與烏克蘭最大的差異在於防衛縱深極為有限，若核電廠遭受先進飛彈的精準打擊，政府將面臨同時應對核災應變疏散與台海防衛作戰的雙重極端考驗。

國防安全思維下的三大能源替代方案

既然重啟核電並非解決安全問題的仙丹妙藥，賴中強認為有三個更務實的國防替代方向值得思考。第一是保留燃煤電廠作為戰備能源，平時減少或不發電以兼顧環保，但利用煤炭易儲存、易運輸的特性，在戰爭情境下作為緊急狀況的後備電源，比完全拆除更具國家安全價值。第二是效法以色列經驗推動分散式再生能源系統，發展社區型太陽能，讓能源系統越分散，敵人就越難透過攻擊單一目標癱瘓整體供電體系。

第三則是提高天然氣供應來源的安全性。如果天然氣仍是過渡期無法避免的能源，台灣應考慮增加採購美國天然氣。從地理上看，美國運輸路線可避開高風險海域；從政治上看，懸掛美國國旗的運輸船若遭中國攔截，中國所需承擔的國際政治成本將遠高於其他船隻。總結而言，台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戰時仍能運作的能源體系，建立分散式系統、保留必要戰備電源與強化供應鏈韌性，才是更符合國防需求的長期方向。

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律師，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台灣非核一周年的實證檢視：AI用電迷思與國家能源韌性

在核三廠停機、台灣非核滿一週年的關鍵時間點，社會各界對於台灣是否缺電、綠電進度以及地緣政治下的能源安全仍有諸多爭論。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透過口頭分享，以實際數據打破過去對於廢核導致電價暴漲與電力不穩的流言，並針對半導體產業用電、AI發展趨勢以及國家防衛韌性進行深度解構，強調台灣在不重啟核電的情況下，依然能兼顧國家安全與淨零轉型的目標。

數據破除廢核迷思與全球AI產業的用電真相

趙家緯首先回顧過去十年的能源轉型歷程。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逐步降低燃煤發電比例，整體燃煤使用量在十年間已減少約兩成。儘管受到地面型太陽光電因土地利用與環境爭議發展不如預期，導致整體再生能源占比目前僅約13%，未能達到原定20%的階段目標，但台灣的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進入全球十七名，離岸風電亦位居世界前五。此外，針對廢核造成電價暴漲的擔憂，實際數據顯示台灣家庭電費支出占所得比例已從十年前的百分之一點三下降至2024年之百分之零點九，且工商大用戶所承擔的電價成本已經高於一般用戶，顯見電價結構制度改革已有成效。

針對AI與半導體產業的用電需求，趙家緯釐清了兩大迷思。第一，全球AI產業並非主要依賴核電，國際能源總署預測未來資料中心新增用電中，核能僅占8%，再生能源則超過四成，科技巨頭採購綠電的規模更是核能的10倍以上。第二，AI資料中心並非未來台灣用電成長的主因，預估至2035年其用電最多僅占全台總用電量的百分之一點五。真正關鍵的半導體產業目前占全台用電約一成三，即便未來提升至兩成，台積電已承諾在2030年使用六成再生能源並已簽署大量購電協議。因此核心問題並非產業需不需要電，而是政府如何確保綠電建設能如期落實。

情境模擬下的多元能源結構與兵推展望

最後，對於核電是否等於能源安全，趙家緯以今年初中國對台海軍事活動的實戰經驗反駁天然氣庫存只能撐14天即面臨危機的說法。台灣當時透過採購替代貨源與既有系統調度，成功維持正常供電。另根據模擬2027年完全封鎖的情境，若再生能源設置達標且與既有燃煤、燃氣順利調度，台灣仍可維持相當比例的電力供應並支撐200天以上的運作。這證明能源安全的核心在於結構的多元化，若因重啟核三而排擠更具韌性的再生能源建設，反而會降低台灣長期的能源自主能力。在史上最大能源危機之下，政府僅單向是以凍漲，增加美、澳天然氣進口量與重啟麥寮燃煤為對應，恐加深民眾的核電迷思。呼籲政府透過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與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進行能源兵棋推演，透過公開透明的討論，讓大眾看見台灣不依賴核電也維持台灣的國家，與能源韌性的可行路徑。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地球公民基金會攝影。

結論

本場座談聚焦台灣能源韌性、半導體產業發展與能源轉型之間的關係。台灣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從傳統產業逐步邁向高科技製造業，並以半導體產業為核心建立全球競爭優勢。然而，在產業成功的背後，也伴隨對自然資源剝削、勞動力剝削及社會結構失衡的沉重壓力。半導體製造與人工智慧資料中心皆屬高度耗能產業，其龐大的用電需求已成為能源政策必須正視的重要問題。

當前台灣社會對半導體產業的依賴已不僅限於就業層面，更透過股票、ETF等金融工具，使大量民眾間接分享產業成長紅利。然而，仍有相當比例的人口無法分享產業成長成果，因此能源與產業政策除考量經濟效益外，也應納入社會公平與資源分配等面向。針對台積電赴海外投資議題，與談人認為適度分散生產據點有助於降低台灣環境負荷，並強化台灣經濟影響力，但仍需透過充分的社會溝通以取得共識。

在能源使用方面，半導體產業的耗能不僅來自製程本身，更包括設備、溫度控制等環境管理需求。在氣候變遷加劇的背景下，即使製程持續提升能效，整體用電量仍未必下降。此外，相關環境負荷問題也存在於石化、鋼鐵等傳統產業，因此有必要從整體產業結構重新檢視台灣未來發展方向。

針對能源韌性議題，應從更廣泛的關鍵基礎設施角度思考，包括天然氣儲槽、地下儲槽設施及其他能源系統的安全設計，以提升台灣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及封鎖情境時的整體應變能力。最後，台灣仍要推動社區小型太陽能發展，藉此兼顧能源轉型、分散式供電、社區韌性與國家安全目標，並透過公民社會積極倡議，破除將核能視為唯一能源安全解方的迷思，引導社會回到更全面且具韌性的能源政策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