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核電發展與反核訊息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距離核電廠越近，癌症風險越高？哈佛研究揭露居住核電廠附近的癌症風險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Thu, 05 Feb 2026 05:37:23 +0000

編按：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2025年12月18日在《環境健康》（Environmental Health）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美國麻薩諸塞州2000年至2018年癌症發生率數據，發現該州約有20,600例癌症發生可歸因於居住在核電廠附近，且罹癌風險在距離核電廠約30公里以外急劇下降。

《美國麻薩諸塞州核電廠附近居民的癌症發生率（2000–2018）》（Residential proximity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cancer incidence in Massachusetts, USA (2000–2018)）這篇研究，探討的是一個長期存在、近年來再度受到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也就是：居住在核電廠附近是否會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

核能在美國電力生產中仍占有一定地位，根據2025年美國能源局資料，天然氣、煤炭與核電這三種可調度的電力來源，占總發電量約七成五，而太陽能與風力合計約占一成八。核電在總發電量中的比例約為一成八到兩成。

近年來，美國實際運轉中的核子反應爐數量雖然從1990年的112座降至2022年的93座，但美國政府的政策方向卻明顯轉向扶植核電。包括2022年的《通膨削減法案》，以及2025年的行政命令，都明確宣示要以國家政策推動核工業，目標是在2050年前，讓美國核電產能擴增至目前的四倍。

也正因為核電被視為未來能源政策的重要選項，這個問題變得格外關鍵。哈佛大學研究團隊（包括Yazan Alwadi, John S. Evans, Joel Schwartz, Carolina L. Zilli Vieira, David C. Christiani, Brent A. Coull & Petros Koutrakis等科學家）提出核電廠附近居民癌症發生率關聯性的疑問，原因在於當政府不分黨派都認定應扶植核電，科學界就必須回到最根本的疑問，也就是，住在核電廠附近，是否會讓民眾承擔更高的罹癌風險？

低劑量排放的長期隱憂：從環境曝露到發病率研究

核工業與政府長期以來都宣稱，核電廠在正常運作期間，只會向環境釋出極少量、且受到嚴格管制的放射性物質，由於排放量遠低於法定限值，因此可以視為安全無虞。然而，先前的公共衛生研究已經顯示，即使排放量極低，這些放射性物質仍可能進入水體、空氣、土壤與農作物，讓人群透過吸入、攝入或皮膚接觸而受到輻射曝露。

這種曝露狀態不僅存在於核電廠運轉期間，例如氚與惰性氣體的排放。氚是一種放射性氫，主要來自反應爐冷卻水中的硼吸收中子，以及鈾裂變過程，會以氚水或氣體的形式釋放到環境中。即使在核電廠停機之後，部分放射性物質仍可能持續存在，並透過空氣中的微粒與氣體傳播。這也是為什麼，公眾對於輻射曝露的擔憂始終沒有消失。

在本研究之前，研究團隊曾以全美各郡的資料，分析各郡到最近核電廠的距離，與癌症死亡率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距離核電廠越近，所有癌症的死亡率，以及肺癌、乳癌與大腸癌的死亡率，皆呈現正相關。不過，這些全國性研究使用的是各郡彙總資料，關注的是死亡率而非發病率，也因此可能低估了核電廠排放與癌症整體負擔之間的關聯。

《美國麻薩諸塞州核電廠附近居民的癌症發生率（2000–2018）》這項研究，正是為了補足這個缺口，進一步探討核電廠所釋出的放射性物質，與癌症發病率之間的關係。

跨州界的研究視野：納入 120 公里內七座核電廠影響

麻薩諸塞州人口密度高，且歷史上曾有兩座核電廠，一座是位於普利茅斯，於1972年至2019年期間運轉的朝聖者核電廠，另一座是位於羅威，於1961年至1991年的運轉洋基羅威核電廠。若僅納入州內電廠，將無法反映該州居民實際可能受到的核電影響，因此研究團隊將距離該州居民120公里內，所有曾運轉過的核電廠一併納入計算，使研究範圍涵蓋州內兩座與州外五座核電廠。

依此距離設定，影響麻薩諸塞州的核電廠共計七座，包括州內的朝聖者核電廠與揚基羅威核電廠，以及位於新罕布夏州的西布魯克核電廠、佛蒙特州的佛蒙特洋基核電廠、康乃狄克州的米爾斯通核電廠與康乃狄克洋基核電廠，還有紐約州的印第安角核電廠。研究團隊在模型中，對鄰近核電廠給予較高權重，並同時考量各核電廠隨時間逐步關閉的情況。

本研究使用麻薩諸塞州癌症登記處（the Massachusetts Cancer Registry）2000年至2018年的資料，這是美國歷史最悠久、也最完整的癌症病例登記系統之一，研究對象涵蓋這19年間，所有在該州確定新發生的癌症病例。

為了分析癌症發病率與居住地距離核電廠的關係，研究團隊進行了比以往更細緻的地理分析。他們為每一位患者，根據確診當時的居住地址進行地理編碼，並計算該地址到朝聖者核電廠與揚基羅威核電廠的直線距離。

圖說：顯示用於橫斷面模型的郵遞區號層級核電廠接近度。圖中展示的是研究期間各年度數值的平均值，以產生每個郵遞區號單一的長期接近度估計。圖中同時標示了位於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人口中心範圍內的七座核電廠位置：康乃狄克洋基（Connecticut Yankee）、米爾斯通（Millstone）、佛蒙特洋基（Vermont Yankee）、洋基羅威（Yankee Rowe）、西布魯克（Seabrook Station）、印第安角（Indian Point）以及朝聖者（Pilgrim）。

取自：Residential proximity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cancer incidence in Massachusetts, USA (2000–2018)一文。

精確計量的科學方法：多重距離區間與特定癌種追蹤

研究並未只採用簡單的「近」與「遠」區分，而是採用多重遞增距離，將距離劃分為多個區間，從0至5公里、5至10公里、10至15公里、15至20公里、20至30公里，並以超過30公里作為參考基準。研究團隊假設，距離越近，曝露權重越高，輻射影響會隨距離增加而逐漸衰減，就像人離火源越遠，感受到的熱度會逐步降低。

這種漸進分級的方式，有別於過去流行病學普查區域的劃分，常以郵遞區號做為區分的做法，漸進分級對於偵測潛在的劑量反應關係格外重要，因為居民的罹癌風險，很可能會隨著與核電廠距離的增加而逐步降低。

這項研究關注的罹癌風險，包括發病與死亡，特別聚焦於生物學證據顯示最可能與輻射曝露相關的17種主要癌症類型，例如白血病、甲狀腺癌與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等。研究特別重視白血病，因為它對輻射極為敏感，尤其是兒童白血病，與骨髓高度相關，而骨髓對輻射暴露十分敏感，高劑量或長期中低劑量曝露都會顯著增加發病風險。研究也關注甲狀腺癌，因甲狀腺會濃縮放射性碘（I-131）。

研究團隊採用兩種分析方式。其一是逐年分析所有癌症，處理2000至2018年間各郵遞區號的年度癌症病例數，同時考量同一區域不同年度數據間的關聯，模型呈現癌症發生率隨鄰近核電廠程度變化的趨勢。其二是分析19年間各別癌症類型的總發病數，例如肺癌、乳癌與前列腺癌，並檢視鄰近核電廠程度與個別癌症發生率的關聯性。

排除干擾因子：嚴謹控制社會經濟與環境變項

為了確保結果準確，研究團隊納入多項共變項，控制可能混淆核電廠鄰近性與癌症發生率的因素，這些變項本身也可能影響癌症風險。共變項包括環境、社會與人口因素，例如吸菸、汽車與工廠排放的空氣污染、貧困程度、居民年齡層，以及醫療資源可及性。若未調整這些變因，研究團隊可能錯誤歸因居民罹癌為核電廠的影響。研究還特別考量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因其同樣會增加癌症風險，也納入居民與醫療機構距離，以反映早期診斷的可能性。

此外，研究還考慮經濟與社會因素，例如家庭收入中位數、貧困率、教育程度，以及郵遞區號的族群構成，因為這些因素可能影響生活方式、飲食習慣與篩檢行為。人口細節如人口密度、年齡結構與租屋比例，也被納入，以反映人口穩定性與流動性。氣候條件如平均氣溫與濕度也被考慮，因為它們可能影響污染擴散或居民健康。

研究發現：高齡族群罹癌風險隨距離顯著增加

研究使用迴歸分析將癌症病例數與基於距離的核電廠輻射曝露建立關聯，並調整其他影響因素。結果顯示，居住越接近核電廠，癌症風險越高，尤其在55歲及以上族群最為明顯。在距離核電廠約1英里（1.6公里）範圍內，高齡女性癌症發生率最高達2.5倍，高齡男性則約為1.6至2倍。與核電廠距離較遠者，風險逐步下降。

特定癌症類型的關聯性較強，包括肺癌、女性乳癌、前列腺癌、結直腸癌、甲狀腺癌、白血病、黑色素瘤與膀胱癌等。對55歲以下群體影響較小，55歲以上者明顯上升，可能與長期輻射曝露及癌症潛伏期較長有關。

研究顯示，受調查的19年間，麻薩諸塞州共觀察到約20,618例癌症病例，其中女性10,815例，男性9,803例，約占全州成人癌症總病例的3%至4%。整體趨勢顯示，居住距離核電廠越近，癌症風險越高；隨著距離增加，風險逐漸降低。這與其他污染物的影響不同，因為若受一般污染物影響，通常其擴散範圍較廣。

圖說：呈現核電廠接近度與四個年齡組別之總癌症發生率之間關聯的效果估計值及其 95% 信賴區間，並依性別分層分析。在女性族群中，隨著年齡增加，效果估計值呈現明顯的正向梯度變化，其中以 75 歲以上年齡組的關聯最為強烈。對於兩性而言，居住地接近核電廠與 55 歲以上個體的癌症發生率顯著升高具有顯著關聯。在男性族群中，最大效果出現在 55–64 歲年齡組。至於最年輕的年齡組（45–54 歲），無論男女，其估計值皆偏小，且未達統計顯著。

取自：Residential proximity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cancer incidence in Massachusetts, USA (2000–2018)一文。

結語：核能復興下的健康風險

作者指出，本研究仍有其限制。研究以距離作為曝露的替代指標，並未直接測量人體輻射對細胞染色體的影響。此外，麻薩諸塞州人口流動可能導致長期曝露資料不完整，部分罕見癌症可能出現偶然結果，研究未針對這類癌症進行特別調整。

這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獲得作者授權翻譯並在日前發表〈三哩島：居民的親身實證〉，以及〈三哩島：一個未解的悖論〉兩篇文章的研究一致，兩篇文章的作者均清楚認知和指陳，當地受害民眾的身體淪為劑量計的情況。兩篇文章的作者或強調物理測量不必然等同生物學結果，或指出以物理測量有其侷限。

經深入分析，哈佛大學研究團隊科學家總結，麻薩諸塞州居民居住地鄰近核電廠與癌症風險升高相關，尤其明顯於年長群體，凸顯核能議題再度受到關注時，持續進行流行病學監測的重要性。研究估計，臨近核電廠可能增加數千例癌症病例，但這並非針對任何個體的確鑿證據，而是群體層級的模式分析。距離雖非完美曝露指標，且未直接測量人體輻射值或追蹤人口遷移，但調校充分，結果一致，模式具有說服力。

團隊指出，當核能擴張被視為「潔淨」能源時，忽視健康風險可能引發潛在危險，呼籲持續監測並建立更精確的曝露模型，例如實際輻射劑量，並建議能源規劃必須納入人口健康因素。這一結論與全球多項研究相符，例如歐洲及亞洲核電廠周邊風險較高，以及團隊先前在美國的研究結果。該研究小心求證，並提出警訊，核電雖具效益，但常規排放可能增加人口癌症發病率風險，該團隊的後續研究，值得台灣各界持續關注。

參考資料：

Alwadi, Y., Evans, J.S., Schwartz, J. et al. Residential proximity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cancer incidence in Massachusetts, USA (2000–2018). Environ Health 24, 92 (2025). https://doi.org/10.1186/s12940-025-01248-6
https://hsph.harvard.edu/news/cancer-risk-may-increase-with-proximity-to-nuclear-power-plants/

本文同步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2025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正體中文版摘要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Wed, 14 Jan 2026 01: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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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翻譯：周世瑀
圖表翻譯：林正原、陳詩婷
校　　訂：房思宏

重要見解

▎運轉核電廠的國家數量減少

截至2025年中，全球共有31個國家運轉核電廠，相較於一年前減少1個國家，因為台灣於2025年5月關閉最後1座反應爐。全球共計有408座反應爐處於運轉狀態（不包括長期停機的機組），與一年前相同，相較於2002年高峰期，則是減少30座。
長期停機反應爐共計33座，其中19座機組位於日本，烏克蘭則有6座。

▎興建核電廠的國家減少

截至2025年中，全球共有11個國家正在進行63座反應爐興建計畫，相較於2024年中減少兩國，相較於2023年中，則減少5國。此一數字相較於2024年中增加5座，但在中國境外的工程，則是減少1座。
其中22座至26座機組工程延宕，包含14座機組進度更為落後。
中國境內所興建的反應爐數量居冠，有32座，海外僅有1座。俄羅斯繼續主導國際市場，正在興建27座機組，其中20座機組位於海外7國。
全球有9座反應爐於2024年施工興建，相較於2023年的6座，機組數量增加，但低於2022年10座，其中7座機組係由中國所動工承作，其中1 座機組位於巴基斯坦，埃及與俄羅斯則各動工1座。
2020年1月至2025年中，全球共有45座反應爐動工興建，其中44座係由中國、俄國政府所控股的企業負責施作。
除俄羅斯原子能公司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外，目前僅有法國國營電力公司於海外建造核電廠，即在英國興建2座機組。
全球63座機組中的60座，即95%的興建中的計畫係由核武國家或該等國家所控制的企業在海外所執行。

▎福島現況報告

場內外的挑戰仍極為嚴峻，燃料殘渣初始清除量僅佔總量的十億分之一。聚焦食品安全的監測發現，現行不透明的監測體系使得政府難以向觀察者證明，政府具備掌握局勢的能力。

▎全球核電產量創下新高，但是中國以外地區，相較於先前紀錄，則是大幅下滑

全球核電發電量成長2.9%，繼2022年下降4.4%，2023年成長2.2%後，達到2,677TWh的新紀錄，僅比18年前的舊紀錄高出14TWh，（這約當於1座大型反應爐1年的名目發電量）。中國以外地區的核電產量較2006年水準仍低363TWh，跌幅近14%。
全球有7座新反應爐於2024年啟用，另有4座反應爐關閉。全球核電淨運轉容量截至2024年底，達到創紀錄的369.4GW，其後於2025年中略降至368.7GW，僅比2006年底紀錄高出1.6GW，這大約相當於1座大型機組的供電量。
2024年核電在全球商業發電總量中的所佔比率些微下跌0.13%，降至9%，相較於1996年17.5%的高峰值，發電量減少了45%。
全球於2005年至2024年間共啟用104座機組，同時有101座遭到關閉。其中51座機組於中國境內啟用，不過並無任何機組在此時期遭到關閉。由此可見，同期在中國以外地區啟用機組的數量淨減少了48座。

▎ 2024年若干重大國家發展

中國。核電發電量成長3.7%，不過核電佔總發電量的比例連續第三年微幅下滑至4.5%。核電裝置容量增加3.5GW，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則成長278GW。
法國。該國的Flamanville歐洲壓水式反應爐於2024年12月啟用，較原定計畫延宕12年，耗資256億美元，相較於最初預估的43億美元，成本飆升6倍。
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首度以不符合安全規範為由，駁回核電廠重啟申請。
烏克蘭。因戰事持續，遭俄軍所佔領的扎波羅熱核電廠，以及其餘9座運轉中的反應爐，令人憂慮。
美國。位於密西根州已有54年歷史的帕利塞茲（Palisades）反應爐，於2022年正式關閉後，已取得主管機關核可恢復為「運轉狀態」。

▎ 除役

全球218座已經關閉的核子反應爐中，僅有23座機組完成全面除役，其中9座已解除管制，成為綠地場址。

▎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至今僅有一項設計獲得認證，以及一項標準設計獲得核可，兩者皆為美國NuScale公司所取得，但西方國家尚未開始興建任何機組。歐洲兩大核電新創企業深陷財務危機，Newcleo受限於資金短缺，Naarea則是宣告破產。

▎ 潛在新進國家

雖有多個國家曾經宣布核電計畫，但至今僅有孟加拉、埃及與土耳其正在興建反應爐，這三個國家皆採用俄羅斯的技術。

▎ 與俄羅斯的核電相互依存

俄羅斯於燃料供應持續扮演關鍵角色，涵蓋鈾礦開採與轉換，以及蘇聯所設計的水-水高能壓水式反應爐燃料零組件製造。俄國同時也是西方核電企業零組件與服務的重要客戶，雙方存在顯著的相互依存關係。

▎ 整合核電到能源體系的挑戰

新興能源技術正顛覆市場與系統格局。光電技術經由無害的奈米級薄型半導體接合層，直接轉化太陽輻射成為電力，持續實現成本大幅下降，與提升效能。電力電子學與電池技術的同步突破，更強化這個趨勢。這些新興技術正共同演進為高度靈活的全面電氣化能源系統，其分散式控制邏輯正逐步超越傳統集中式化石燃料與核電系統。核電在此情況的生存空間越發受限。2024年成為關鍵轉折點，電池儲能成本已大幅下降40%。

▎ 太陽光電新增數百GW裝置容量，核電在市場無足輕重

2024年的市場動態印證了基本面分析。儲能技術已跨越臨界點，電表後端的革命正在初現徵象，低收入國家正開始實現躍進式的發展。2024年非水力再生電力總投資額達創紀錄的7,280億美元，是全球核電投資金額的21倍。太陽光電與風電裝置容量分別成長32%與11%，合計新增565GW，遠遠超過核電淨裝機量5.4GW的百倍以上。相較於核電廠，全球風能、太陽光電的發電量高出70%。
中國。太陽光電發電量成長44%，遠遠超過核電3.7%的增幅。太陽光電與風能合計產電量達核電機組的4倍以上。含水力發電的再生能源則佔總發電量33.7%，煤炭發電所佔的比率則降至57.8%。
歐盟。風能與太陽光電合計貢獻總發電量的28%，超越核電23%的市佔率。歐盟核電產量微幅上升，但是在法國以外的地區呈現衰退。
印度。太陽光電裝置容量成長34%，發電量增加20TWh。2024年初新增0.63GW反應爐併聯電網，核電產量提升6TWh至總計52TWh。太陽光電電廠發電量達135TWh，為核電產量的2.6倍。
美國。德州單一地區併聯電網電池裝置容量在截至2024年底已逼近10GW，預計2025年將加倍至20GW。該州同時正同步擴建約40GW的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設施，並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發電廠。當前川普政府支持化石燃料與核電的政策，此事將如何影響各州能源轉型進程，尚未可知。

▎ 總體結論

2024年受到顯著的成本下跌所驅動，太陽光電與儲能裝置容量擴張創下空前紀錄。隨著能源市場快速演變，核電計畫未見積極大舉進展，在發電領域的地位持續緩慢衰退。

執行摘要與結論

《2025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WNISR2025）全面概述核電廠數據，含括關於反應爐的機齡、運作、生產、興建與除役的資訊。《2025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包含各種主題焦點章節。其中包括首次深入評估當能源系統在各層面與所有地理區域均發生快速變化之時，將核電納入能源系統的多重挑戰。修訂後的傳統章節〈核電對比再生能源部署〉對再生能源產業的驚人擴張提出補充性的詳細描述，特別是結合電池儲存容量的飆升和核工業的停滯。

〈焦點國家〉一章詳細闡述31個核電國家其中8國的發展，包括位居前5大的核電國家，依其排名順序分別為美國、中國、法國、俄羅斯與南韓，本章同時介紹日本、烏克蘭、英國的核電發展，以及納入在2025年5月關閉最後1座反應爐的台灣。關於〈潛在新進核電國家〉的專章包括1個非洲焦點章節，該部分選定非洲大陸4個國家並評估其規劃現況。此外，本章並分析了其他9個潛在新進核電國家的現況，包括目前正在興建首座商業反應爐的孟加拉、埃及、土耳其等3國。關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傳統章節則是報導許多計畫，特別是潛在的新進國家。本章發現，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成本支出持續增加，但實質的進展卻極為有限。

〈與俄羅斯核電的相互依存關係〉是繼《2024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的〈對俄羅斯的核電依賴〉專章的後續內容，探討西方核工業與俄羅斯之間相互依賴的本質。〈福島現況報告〉專章已經全面升級，包括深入研究旨在確保食品安全的日本監測系統。〈除役現況報告〉現在涵蓋218座關閉的反應爐，這個數字幾近過去70年來併聯電網的所有機組數量的1/3。最後，附件1概述〈焦點國家〉專章所未涵蓋的每個國家的核電計畫。

核電的生產和角色

反應爐運轉與容量。截至2025年7月1日，共有408座反應爐在31個國家／地區運轉，這個數字並不計入長期停機（Long-Term Outages）的機組，這與《2024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所提出的機組數量相同，但運轉的國家減少1個。*1 現今有33座機組為長期停機，其中日本擁有19座，烏克蘭則有6座。

運轉中的機組數量相較於1989年減少10座，1989年是核電發展第一個高峰，也是之前機組總數不間斷增加時期的結束。相較於2002年歷史高峰時期的438座，則減少30座。全球核電機組群的總電力淨運轉容量截至2024年底達到創紀錄的369.4GW，到2025年中些微下降至368.7GW，與2006年底時創當時紀錄的367.1GW相比，僅多出1.6GW，約相當於1座大型機組的裝置容量。

國際原子能總署對比《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的評估。國際原子能總署於2022年9月至2023年4月期間，大幅修改線上核子反應爐資訊系統中的統計數據，這也包括追溯性修改。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最新數據，截至2025年7月1日，線上核子反應爐資訊系統所統計的數據顯示，2005年時全球運轉中的反應爐達到440座的高峰，而截至2024年底時運轉容量達到377GW的新紀錄，略高於2018年達到的374GW高峰。截至2023年年中，國際原子能總署已從正在運轉的反應爐清單中，追溯移除日本的23座反應爐，以及印度的4座機組，並改列這些機組於「暫停運行」的新類別裡。日本隨後重啟4座機組，國際原子能總署截至2025年年中，列名日本的19座反應爐與印度的4座反應爐為暫停運行。

截至2025年7月1日，《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歸類33座機組為長期停機，其中19座位於日本，6座位於烏克蘭，印度有3座，而加拿大和南韓則各自擁有兩座，另有1座機組位於中國，相較於《2024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數量減少1座。

核電的發電量。世界核電機組群在2024年產出2,677淨TWh的電力（發電量1TWh等同於10億度）。發電量於2022年下降4.4%，2023年發電量成長2.2%，2024年再次成長2.9%。這是有史以來的最高產出，之前的記錄是2006年的2,663TWh。中國核電淨電力成長了3.7%，2021年為11.3%、2022年為2.5%、2023年則為4.1%，中國所產出核電量已連續5年超越法國，在最大的核電發電國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中國以外的核電產量成長2.8%，接近1990年代中期的水準，也就是中國開始興建核電之前。若全球核電發電量僅比這個維持18年的記錄略高出14TWh，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1座大型反應爐的名目年度發電量，在不列入中國發電量的情況下，2024年的核電發電量比2006年時減少363TWh，顯著下降近14%。

*1 自《2024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發布以來的結餘狀況：+4座機組啟用+4座機組重啟-3座機組長期停機-5座機組關閉=全球機組總數維持不變。

在電力／能源組合中的所佔比率。核電於2024年在全球商業總發電量中的所佔比率幾乎穩定維持在9%（減少-0.13%），為40年來的最低比率，相較於1996年17.5%的高峰，減少了45%以上。

反應爐啟用和關閉*2

啟用。全球有7座反應爐於2024年併聯電網，中國有3座，法國、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美國則各自擁有1座。法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美國在機組併聯後已無任何興建中的計畫。

印度在2025年上半年有1座機組併聯電網，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或在其他地方沒有任何1座機組併聯電網。

關閉。*32024年關閉了4座機組，其中兩座位於加拿大，俄羅斯與台灣則各有1座。2025年上半年，比利時與台灣則是各自關閉1座。

在2005年至2024年的過去的20年間，全球有104座機組啟用和101座關閉。這期間中國啟用51座，而且並未關閉任何反應爐。因此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反應爐淨數量大幅減少48座，淨容量在此期間則下降近27GW。

*2 請參閱重點國家清單及附件1，以了解各國概況。

*3 《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依據各反應爐最後發電年度的關閉情況加以統計，若反應爐在審查年度未發電，則對統計數據進行追溯調整。

興建數據*4

截至2025年7月1日，全球有63個反應爐（65GW）正在興建中，與《2024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發布時相比增加了4座，但與2013年時相比，減少6座。2013年時興建中的69座機組裡，有6座興建中的機組後續遭到暫停或終止。

目前有11個國家正在興建核電機組，相較於2024年中時減少兩個國家，相較於《2023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發布時，則減少5個國家。巴基斯坦因於現有場址啟用新工程而加入施工行列，但在此同時有3個國家退出興建名單：法國完成最後1座核電廠建設，阿根廷放棄自2014年開始施作的反應爐工程，日本則由於先前列入統計的興建案，經查證為停工狀態後，遂自統計數據中移除。現今僅有中國、印度、俄羅斯與南韓等4國同時於多個場址興建核電廠。孟加拉、埃及與土耳其等3國被列為「潛在新進國家」，目前正在興建首座核電廠。

截至2025年中，整個美洲大陸並未有任何核子反應爐動工興建，這個區域從阿拉斯加到合恩角（Cape Horn），包括擁有全球最大核電機組群的美國。

*4 截至2025年中期全球正在興建63座反應爐，請參閱附件5。

註：本圖表納入榮成／石島灣兩座CAP1400反應爐的興建情況，儘管國際原子能總署尚未對外通報興建資訊，其中1座已於2024年10月併聯電網（詳見「中國焦點」章節）。

興建國家對比供應商國家

截至2025年中，中國以32座興建中的反應爐遙遙領先全球，相較於1年前，增加了5座機組，這個數字也超過全球施作中機組總量的半數。中國於2024年12月在巴基斯坦開始該國唯一在海外動工的核電計畫。

俄羅斯在國際市場仍居於絕對主導地位，截至2025年中期共有27座核子反應爐正在施作。其中7座位於俄國國內，其餘20座則分布於7個國家，其中在中國、埃及、印度與土耳其各興建4座。*5 這些計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各種制裁的影響，目前尚未明朗。然而，包括銀行體系在內的制裁措施，顯然已造成多項工程因而延宕。

除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目前僅有法國電力公司（EDF）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還在海外承建核電計畫。

*5 此外，孟加拉正在興建兩座機組，伊朗與斯洛伐克則各自興建1座反應爐。其中斯洛伐克的Mochovce-4係由俄羅斯所設計，並由捷克主導的財團承作。

興建期程

針對這63座興建中的核子反應爐，從動工以來平均已耗時5.3年，相較於2024年中期統計的平均5.9年工期，已然縮短，不過多數工程距離完工仍然遙遠。

在11個興建核電機組的國家中，至少有6個國家境內所有興建中的機組皆遭遇工程延宕，延誤期間至少一年。

在22座至26座工程進度延宕的反應爐中，至少14座工程進度再次落後。

《2023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所載原定2024年啟用的14座反應爐中，僅7座成功發電，其餘7座啟用時間至少延至2025年。

斯洛伐克Mochovce-4機組併聯電網的時間再度延後，目前預計將於2025年底完成，距離開始動工已然超過40年。伊朗Bushehr-2機組最初於1976年動工，距今近50年，在停工40年後於2019年重啟工程進度。該計畫併聯電網時間再度延後1年，目前預計於2029年完成，距最初動工已逾53年。

另有兩座反應爐列於「正在建造」類別的期程已達10年或更久：其中1座為原型快中子增殖反應爐，另1座則為Rajasthan-8，兩座機組皆位於印度。

開始施工

全球有9座反應爐於2024年開始建造，其中6座位於中國，相較於2023年的6座，已有增加，不過數量仍低於2022年時的10座，兩者均包含在中國境內的5座。中國企業同時動工建造1座位於巴基斯坦的反應爐。俄羅斯於境內開始施工1座機組，並在埃及施工1座。換句話說，自2020年1月至2024年底的5年期間，全球所有開始施工的40座核子反應爐，皆由中、俄兩國的核工業包辦承造。

全球有5座反應爐於2025年上半年動工，其中3座位於中國，俄羅斯與南韓則各有1座。

運轉機齡

全球408座運作中的核子反應爐，自1984年以來從併聯電網起算的平均機齡，持續攀升。截至2025年中時平均機齡已達32.4年，相較於2024年中時的32年，略微增加。

全球運轉中的核子反應爐總計有266座，佔全球運轉機組總數的2/3，機齡達31年或以上；其中141座機齡至少為41年，超過總機組數的1/3。

有28座機組於2020年至2024年間關閉，平均除役機齡仍維持在43.2年，明顯偏低。

機組延役預測係評估必須建造多少座反應爐方能彌補預期除役的機組。如果所有獲準延役的機組均維持運作，所有機組施作都如期竣工，且其餘機組均按機齡40年的設計運作，除非獲准提前關閉或延後關閉，至2030年前的淨平衡情況會呈現：2026年為正值，在2027年至2029年間轉為負值，並於2030年急遽下降。總體而論，在2025年至2030年間，除了現有59座已動工且計劃於2030年底前開始運作的機組外，還必須興建並運轉、或重啟44座新反應爐，總計26GW的裝置容量，方能取代預定除役的機組。

必須使過去10年的年啟用數量提高2.5倍，也就是從現今每年6.9座，在2030年前所剩的幾個年度中提升至每年17.3座，包含預計於2030年前啟用的反應爐，（參見下圖），機組的總數方能維持現狀。然而，目前預計將於2025至2030年間關閉的104座反應爐中，至少半數正在申請且極可能成功延役至2030年後。

焦點國家

以下9個焦點國家涵蓋全球十大核電生產國中其中6國。2024年及2025年上半年*6 關鍵發展包括：

中國。核電發電量成長3.7%，佔總發電量的4.5%，連續3年微幅下滑。核電裝置容量在2024年增加3.5GW，而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則是增加278GW。總計太陽光電與風電發電量約為核電機組發電量的4倍。太陽光電發電量自2010年以來成長超過800倍，風電發電量成長20倍，核電則是成長6倍。

法國。該國核電發電量成長13%，但362TWh的產量仍遠低於10年前視為常態的400TWh。核電佔法國總發電量的67%，該國核電在總發電量所佔比率為全球最高，但僅佔最終能源消費的18%以下。儘管2024年核電廠停機零發電天數再度下降至99天，這相當於每座反應爐在1整年有1/4期間處於停機，此一停機天數仍屬顯著；而經申報的「強制」停機天數達342天，維持在6年來第二高位。Flamanville歐洲壓水式反應爐於2024年12月啟用，較原定計畫延遲12年，耗資256億美元，相較於最初43億美元的估計，成本暴增6倍（兩項估算皆以2023年實際美元計算）。新建核電計畫的決策已獲確認；成本估算將於年底前更新，首座新建反應爐的預定啟用年度將延後至2038年。目前該國境內並無任何興建中的核子反應爐。

日本。自2024年中以來，有兩座反應爐重啟運轉，使運轉中的機組總數達到14座，另有19座反應爐仍處於長期停機狀態。核電發電量成長9.5%，核電在總發電量中所佔比率從2023年的7.7%，微幅上升至2024年的8.4%。至於其他機組重啟的時程則是再度延宕，核電管制委員會更首度以未符合安全規範為由駁回重啟申請。敦賀2號機營運商無法證明廠址下方並不存在活動斷層。至於在核電政策層面，日本《第七次能源戰略計畫》刪除原先「盡可能降低對核電的依賴」目標，並轉而提出「最大限度利用再生能源與核電」的方向。

俄羅斯。國營的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是全球領先的核電出口商，該公司也是第四大核電生產商，核電佔該國發電量17.8%，低於2020年的20.3%。核電產量連續兩年下滑，核電所佔比率則是連續4年下降。俄羅斯原子能公司連續3年持續在烏克蘭境內，對歐洲最大的扎波羅熱核電廠敵對軍事佔領中扮演積極角色。

南韓。若依照裝置容量和發電量計算，該國擁有全球第五大核電計畫。南韓核工業於2025年5月，成為中國與俄羅斯（含國內外計畫）以外的國家中，自2019年12月以來率先動工興建反應爐的國家。但是該國核工業前景仍不明朗。即將就職的總統李在明就核電擴張之事態度曖昧，他傾向推動以再生能源為基礎的戰略。儘管如此，包括韓國電力公司／韓國水力核電公司的國家核電集團，仍與捷克簽署了核電廠建造合約。該集團截至2024年底的債務負擔已達到史無前例的1,500億美元，營收卻僅僅只有690億美元。

台灣。隨著最後1座反應爐於2025年5月關閉，該國已依期程完成汰除核電。*7 先前台灣已依循此一戰略關閉5座機組。天然氣目前在整體發電量所佔比率為42%，成為最大發電來源。目前再生能源的建置落後原定目標，該國整體初級能源的供應仍有95%依賴進口。

烏克蘭。該國15座運轉中或可運轉的反應爐裡，有6座位於俄軍所佔領的扎波羅熱核電廠，截至2025年中仍處於長期停機狀態。由於處於全面戰爭狀態中，其它反應爐的持續運轉遂令人憂慮。儘管如此，烏克蘭核電佔總發電量比重超過50%，位居全球第三高。但由於用電量大幅萎縮，核電產量較戰前水準下降近40%。西屋電氣正與烏克蘭企業合作，擬於赫梅利尼茨基（Khmelnytskyi）建造兩座AP-1000型反應爐（該國所潛在的建置規模為9座機組）。不過自該架構協議簽署3年後，計畫仍舊尚未動工。

英國。該國目前僅剩9座反應爐在運轉，總裝置容量為5.8GW，而該國已關閉36座反應爐。核電穩定供應38.6TWh電力，佔總供電量的14.3%，若與前一年相較，略微下降0.4%，至於相較於1997年的28%，則是顯著下降。2025年7月22日，《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年中編輯截稿後，英國政府簽署了在塞斯韋爾C（Sizewell C）核電廠建造兩座歐洲壓水式反應爐的最終投資決定。與此同時，2024年僅風力發電的產能就超過核電廠的兩倍。

美國。2024年核電產量略微成長0.9%，達到782TWh。核電佔商業發電的比率則是下跌0.4%，降至18.2%。美國截至2025年中仍以94座核電機組的規模，位居全球核電國家之冠，不過平均機齡已達43.7年，這是全球最老舊的核電機組群之一。美國境內目前並未興建任何核子反應爐。儘管有許多重啟核電廠建造的提議、計畫、專案、融資方案等等，乃至總統命令，不論核電廠的規模大小，但卻少有實質進展。值得注意的是，Holtec公司成功獲得管制機關核可，使密西根州帕利塞茲核反應爐（the Palisades reactor）恢復至「運轉狀態」，該反應爐於2022年正式停止運轉。

*6 對於某些指標，《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從國際原子能總署線上核子反應爐資訊系統的系列數據，轉換至美國能源研究所的系列數據。這使得參照的結果與《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先前所列的年度數據，存在某些差異。

*7 台灣於2025年8月23日舉行了一場全國性公投，目的在於推翻先前逐步淘除核電的政策，並允許重啟核子反應爐。儘管接近3/4的票數支持重啟，由於贊成票未達到人數的法定門檻，即總選民數的1/4，該提案仍遭到否決。

福島現況報告

自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本報告稱之為311）以來，已歷時14年，至今情況仍尚未穩定。

▎場內和場外挑戰概述

場內挑戰

清除燃料殘渣。爐心熔毀的2號機曾於2024年11月與2025年4月歷經兩次取樣，共獲得0.9克燃料殘渣。估計1號至3號機組有880噸燃料殘渣，大約為本次樣本量的10億倍，這些殘渣最終必須自反應爐中取出，並安全儲存於某處。目前尚未制定達成此目標的具體方案，該目標預定於2051年前完成。

移除用過燃料棒。截至2021年2月，已完成移除3號機冷卻池內所有用過燃料棒。至於1號與2號機的準備工作仍在進行中，預計2026會計年度開始移除2號機內用過燃料棒的作業，至於1號機的移除作業，則會於2027年至2028年的會計年度開始。東京電力公司已於2025年4月中旬，移除受損程度較輕的6號機冷卻池內的用過燃料棒，並計畫於2025年7月啟用5號機的移除作業。該公司計劃於2031年前，也就是在事故發生約20年後完成移除1至6號機所有用過燃料棒與新燃料元件的工作。

管理污染水。由於持續注水以冷卻燃料碎片，高度污染的水不斷從破裂的圍阻體中滲出，與滲入地下室的地下河水混合。各項措施已使滲入的水量從2015年每日最高540立方公尺，降至2025年首季的每日約50立方公尺。不過，每日仍會有等量水體經過部分除污後，暫存於1,000立方公尺的水槽中，每3週就會裝滿1座新水槽。

安全主管機關已核准業者東京電力公司（以下簡稱東電）排放經過處理的污染水至海洋中，東電截至2025年4月底，已釋出累計總量達94,000立方公尺的水體。截至2025年3月底，現有120萬立方公尺儲水中，仍有2/3水體必須經過再次處理，而且所有水體必須稀釋至原本濃度的100倍以上，方能符合排放廢水的許可標準。這項排放廢水入海的計畫，在日本國內外皆飽受爭議。

場外挑戰

場外方面，未來數萬名撤離者的安置，食品污染問題的處理，乃至於除污廢棄物之管理，這些事務仍是亟待解決的重大挑戰。

撤離者。儘管人數已從2012年5月近16.5萬人的高峰下降，截至2025年2月1日，福島縣仍有約莫25,000名居民處於撤離狀態。已返回原撤離區域的總人數尚不明確，各地區情況差異極大。福島縣大約有2.2%的區域，被指定為「難以返回地區」。

受污染土壤處理。除污作業中所清除的土壤、樹葉、木材，以及其他廢棄物，目前均暫存於中期貯存設施。廢棄物總量在截至2024年12月底時約達1,400萬立方公尺，這相當於填滿5,600座奧運規格游泳池的容量，儘管福島縣內森林覆蓋率極高的多數區域，並未進行除污作業。政府計劃，若土壤的輻射量低於每公斤8,000貝克，並經判定可以安全地再利用，該等土壤遂可應用於各類建設工程。這項計畫在試行地區遭到強烈反對。污染更嚴重的土壤雖然會從福島縣運出，然而至今仍無法確定最終處理地點與方式。

食品污染。本節分析食品監測系統歷年來的演變。就多數食品所做的放射性核種檢測顯示，超過法定污染限值的樣本極為罕見。然而仍有值得關注的例外情況。2024財政年度之檢測顯示，來自福島縣的野豬肉中有29%超出輻射污染容許量標準，有其中1例的銫含量高達每公斤13,000貝克，是法定範圍最高限值每公斤100貝克的130倍。而其他縣市的野生獵物亦檢出高輻射劑量。檢測準則混沌不明，例如地方政府可自行決定檢測地點，以及各類產品檢測數量等細節，這使得各地之執行存在差異。

檢測結果亦缺乏可靠且集中的數據彙整，如此一來，幾乎無法解讀檢測統計數據的意義。現今的食品監測體系仍處於既不透明又頗為混亂的狀態，這使日本政府難以說服國際觀察者甚至該國民眾，讓人相信政府已能掌握情況。儘管如此，先前暫停進口日本食品的55個國家與地區，現今多數已解除禁令，截至2025年僅有中國、俄羅斯、南韓、台灣、香港及澳門等地，仍舊採取部分產品的進口限制。

除役現況報告

隨著越來越多核子設施運轉年限屆期，或是機組由於過高延役成本而關閉，及時除役正成為一項重要挑戰。*8

關閉的核電反應爐數量截至2025年中達到218座，相較於前1年增加5座，約佔過去70年併聯電網機組總數的1/3。這些機組的總裝置容量為110GW。有超過100座反應爐在過去20年間關閉。

現有195座反應爐分別處於除役的不同階段。其中有96座機組處於「準備階段」、33座處於「熱區階段」、24座處於「緩和階段」、另有42座則處於「長期封閉階段」。

現今僅有23座反應爐完成全面除役，約佔已關閉反應爐總數的10.5%，這個數字與去年相同：其中美國有17座、德國有4座、日本與西班牙則是各有1座。其中僅有佔已關閉反應爐總數4%的9座反應爐已經解除管制，成為可重新開發的場址。

除役過程平均耗時約20年，所耗期程從6年至45年不等，跨度極大，這兩個極端值分別對應到功率極低的22MW與63MW兩座反應爐。

加拿大、法國、俄羅斯與英國等4個早期核電大國，至今卻尚未完成任何1座反應爐的全面除役。

*8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現況並不屬本分析的範疇。

潛在新進國家

正在積極興建反應爐的潛在新進國家

目前孟加拉、埃及和土耳其等3個新進國家正在積極興建反應爐。所有計畫皆由俄羅斯核工業所施作。

孟加拉。該國自2017年至2018年起動工興建由俄羅斯所設計的兩座水-水高能反應爐，原定於2023年及2024年分別啟用機組。根據報導，制裁已造成某些設備的延遲交付，1號機組的啟用日期已延後至2024年12月，但這個期限也已經過了。當地建築公司員工於2025年4月、5月發動罷工，至少18名工程師之後遭到解僱。該核電廠啟用機組的日期現在仍未確定。

埃及。該國首座核電廠於2022年7月20日在埃爾達巴基地（the El Dabaa site）動工，該設施可容納4座水-水高能1200反應爐，當時烏克蘭戰爭仍在持續。該設施的2號、3號、4號機組於2022年11月、2023年5月、2024年1月分別開工。首座機組原定於2026年啟用，但已延期至2028年。

土耳其。該國4座水-水高能反應爐機組群中的首座於2018年4月動工，2號、3號、及4號機分別於2020年4月、2021年3月，以及2022年7月開工。首座機組原定於2023年啟用，但已多次延宕。數種期程估計互有牴觸，有說法表示2025年底啟用，或者再度延至2026年。延誤原因包括現場技術問題、國際制裁影響，以及員工集體病假潮。最新進度顯示，據報導，截至2025年中，14,000名俄羅斯作業人員中有10,000人由於遭欠薪，遂決定返國。

非洲潛在新核電國家

非洲大陸僅有南非正運轉兩座老舊的反應爐（詳見附件1南非部分）。中國與俄羅斯向來是最積極在非洲大陸推動核電的國家。美國近期也開始在非洲推廣核電技術，並經常主打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這些作為往往集中於加納、肯亞等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美國去年已與該等國家簽署核電協議。在此同時，中國也參與執行在非洲大陸的大型非核電計畫，特別是太陽光電計畫。

迦納。該國已成立核電管制局，即迦納原子能委員會，並設立核電研究所，以及迦納核電公司，以推動首座核電廠計畫。美國視迦納為該地區重要盟友。一項美日倡議旨在打造迦納成為在非洲建置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領導者。儘管迦納代表在國際原子能總署2024年的年會中宣稱，已簽署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與大型反應爐的「企業架構協議」，不過該國目前既未見官方公開文件，也未有企業就此議題發表聲明。此外，迦納現有的電力總裝置容量大約為5GW，根本無法整合大型反應爐機組。

肯亞。該國已正式成立核電能源局，計劃於2027年興建大型反應爐，此舉引發當地社區、非政府組織與國會的反對聲浪。政府於2025年初出人意料地宣布，在大幅重組國家機關的架構下解散核電能源局，並轉移該局業務至其他機關。核電計畫在2025年／2026年財政年度僅僅獲得不到600萬美元的預算，相關計畫恐怕難有實質進展。

奈及利亞。該國已與多個國家簽署核電合作協議，並考慮建置高達4GW的核電裝置容量。奈及利亞原子能委員會官員於2024年底提案，計劃在2028年／2029年間展開核電廠計畫，並擬於2034年啟用。儘管官方有著雄心壯志，不過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根據該國官方發電藍圖，即《2024年奈及利亞綜合資源規畫》，截至2045年前的推估並未納入任何核電計畫。而過去1年間並無跡象顯示，該國在推展核電計畫之事真能取得實質進展。

烏干達。該國案例彰顯了核電發展規劃與現實之間的霄壤之別：烏干達政府2025年5月重申將推動達成24GW核電裝置容量的目標，這相當於該國2024年中時電力總裝置容量的12倍，該國並與多家韓國企業簽署為期26個月的預估可行性研究合約。然而，這項計畫究竟要如何呼應主管機關首長所指示於2031年啟用大型反應爐的期程，至今仍然不得而知。

案例研究：義大利與波蘭

義大利。該國於1963年率先啟用拉提納（Latina）核電廠，廠區運轉至1986年11月。義大利民眾由於深受1986年車諾比核災的震撼，在1年後舉行全民公投，決議放棄使用商業核電。在這個公投後義大利遂不再以核子反應爐發電，這使義大利成為全球第一個淘汰運轉中商業核電計畫的國家，全球現今共有5國已汰除核電。義大利於2011年6月舉行第二次公投，即福島核災爆發僅3個月後。時任總統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原先計劃重啟核電，並通過法律允許新建核電廠，但該法律遭到94%的選民否決。

14年後，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政府正考慮重啟核電的計畫，第一批核電設施的除役工作仍在進行中，該國至今也仍未確定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義大利政府已成立國家永續核電平台，並於《國家能源與氣候計畫》指出「義大利發展新型核電技術潛力巨大」。在「納入核電」情境中，核電預計於2050年滿足約11%的電力需求。3家大型能源公司已共同成立Nuclitalia公司，以評估市場機會，初期將聚焦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義大利銀行一份評估報告警告道：「選擇的技術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其中多數尚未具備商業化條件」，並呼籲採取「審慎態度，同時預備推動替代策略」。

波蘭。該國曾嘗試推動核電計畫；車諾比事故於1986年4月發生時，波蘭已經歷時2年興建兩座反應爐，核災使得計畫被迫中止。波蘭是諸多興建首座反應爐，卻在完工前就宣告放棄的國家之一。波蘭此後數度重啟核電，但計畫均告失敗。最新公告的《波蘭核電計畫》於2025年初公開徵詢各界意見，該計畫目標是建置6GW至9GW的裝置容量，但具體時程尚不明確。原定動工日期一延再延，截至2024年12月時，計畫預定於2028年澆灌核島區首塊混凝土，展開建廠工程，目標是在2036年至2038年間讓3座西屋AP-1000機組陸續併聯電網，總裝置容量達3.75GW。西屋電氣已與美國營建巨頭貝泰集團（Bechtel），以及波蘭國營公司波蘭核電廠（Polskie Elektrownie Jądrowe，PEJ）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自2022年以來成本預估已加倍，成本已超過480億美元。由韓國核電公司所主導的第二座大型反應爐計畫，以及多種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設計方案，目前皆在討論中，但計畫仍處於早期階段。

其他案例

有越來越多國家宣布推動核電計劃。其中許多說法若非缺乏可信度，則是計畫所意味的期程，與本年度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無關。早期潛在新進國家包括厄瓜多、愛沙尼亞、印尼、約旦、哈薩克、沙烏地阿拉伯，以及烏茲別克等國，以下簡要分析該等國家。

厄瓜多。該國政府高層於2024年秋季公布一項「深具企圖心的路線圖」，擬於2029年前建置1座300MW反應爐，長期目標為建造1GW反應爐。目前並無任何相關的官方文件。該國缺乏管制架構，並未設立核電管制機關或核廢料管理機關，此外，該國電網究竟是否可以承受任何規模的核電廠，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愛沙尼亞。該國2023年跨部會核能工作小組的結論指出，愛沙尼亞引進核電之事具可行性，並且該國適合發展容量低於400MW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儘管國會於2024年6月通過支持採用核電，並允許起草相關法規的決議，但68名國會議員中卻有27人投下反對票（25票）或棄權票（兩票）。這項意外的政治訊號出現在導入核電計畫的先期階段。

印尼。該國政府代表長期以來一直在討論核電計劃。一位高級官員近期曾向媒體透露，印尼計劃在2040年前運轉10GW的核電裝置容量，而多國企業已對此案「表達興趣」。該國正在尋求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協助以制定全面的核電發展路線圖，但距離實際建造機組，似乎仍遙遙無期。

約旦。約旦原子能委員會於2008年成立後遂為這個全球缺水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規劃興建大型核子反應爐。這些計畫在10年後遭到擱置，該國現今的重心轉向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不過約旦至今尚未選定設計方案、供應商、場址，也未完成融資方案，更遑論開始興建任何1座核電廠，不論是大或小的機組，均付之闕如。

哈薩克。該國是全球5個曾停止使用核電的國家之一，該國的鈾礦產量在過去10餘年來，始終位居全球首位。該國在過去20年間持續研議重啟商業核電計畫。2024年10月所舉行的全民公投中，大約有71%選票表態支持核電計畫。公民社會運動曾於投票前的幾個月間，以各種形式抗議該計畫。哈薩克總統於2025年3月頒布法令成立國家原子能機關。該機關並於同年6月宣布，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將承造哈薩克首座核電廠，並宣布哈薩克即將與中國簽署第二座核電廠協議。

沙烏地阿拉伯。阿布杜拉國王原子能與再生能源市（The King Abdullah City for Atomic and Renewable Energy，KA-CARE）成立於2010年。該國政府代表2024年9月聲明，「王國正朝著利用核能的方向邁進」。然而自阿布杜拉國王原子能與再生能源市成立的15年來，實際進展有限。在此同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在過去10年間成長200倍，從24MW躍升至2024年的4.7GW，其中90%的裝置容量為太陽能，但是這卻僅佔總發電量的2.2%。

烏茲別克。該國官員2022年5月宣布已經選定場址建造由俄羅斯所設計的兩座水-水高能1200反應爐。該計畫之後顯然遭到擱置，並轉而支持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計畫。據報導，烏茲別克於2024年5月與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簽署協議，將在東部吉扎克地區（Jizzakh）建造6座55MW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已於2025年4月宣布，為烏茲別克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集群動工興建生產設施、行政大樓，以及倉庫。不過該計畫到2025年6月卻轉向又納入大型機組的計畫。

與俄羅斯核電的相互依存關係

俄羅斯是全球核燃料服務的主要供應商，業務涵蓋鈾礦開採、轉換、濃縮，以及為蘇聯時期設計的水-水高能壓水反應爐製造燃料組件。目前歐盟境內有19座該型反應爐，烏克蘭境內則有15座。自從俄羅斯於2022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歐盟會員國及該地區其他國家已為此開始討論並採取措施，目的在於切斷俄國從此類業務中，所獲取的龐大收入來源，並在此同時降低歐洲地區由於依賴俄羅斯而帶來的內在風險。美國於2024年5月禁止進口俄羅斯鈾製品，俄羅斯隨後於2024年11月以限制濃縮鈾出口，用以報復性反制美國，然而歐盟迄今尚未針對俄羅斯核電領域採取任何制裁，此事強烈反映歐盟依賴俄羅斯的程度。不過這種依賴存在數個面向：俄羅斯也同樣仰賴西方企業為俄國的核子反應爐提供高端技術，而這些西方企業出於自身的商業利益，無疑也延宕或阻撓制裁措施。

相較於2023年，美國在2024年從俄羅斯所進口的濃縮鈾量大約減半，而從中國進口的濃縮鈾，則是從2020年至2022年間的零進口，躍升自2023年至2024年間成為第六大供應來源。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在歐盟地區的市佔率已於2024年下滑，雖然該公司於2023年在該地區的天然鈾、鈾轉換及鈾濃縮3大類別的市佔率遽增。儘管如此，俄國國家原子能公司在2024年仍提供16%至24%的相關服務，2023年則有23.5%至38%的市佔率。歐盟的捷克、芬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等4個國家（不含運轉兩座機組的保加利亞）進口由蘇聯時期所設計的水-水高能反應爐燃料元件，但進口量已從2023年573噸的高峰，下降至2024年的438噸，不過此一進口量仍高於2022年的314噸。除匈牙利外，前述5國中有4國已與西屋電氣簽署供應合約，該公司目前是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旗下TVEL燃料公司的唯一營運替代方案。此外，除芬蘭外，前述5國中有4國已與法國電力公司旗下的法馬通（Framatome）簽署水-水高能反應爐的燃料合約。然而法馬通目前尚未擁有任何運轉中的製造廠。一家總部位於里昂的俄法合資企業，選擇法馬通位於德國林根（Lingen）的廠區作為建置水-水高能反應爐專用燃料元件生產線的地點，但該計畫遭遇德國當局的政治阻力，以及強烈的公眾反對，在此後1年，相關爭議仍未解決。

法馬通、及其合作夥伴西門子能源、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3者的長期商務關係形成相互依存的情勢，其中包含俄羅斯對西方的高度依賴。當進一步考量制裁措施時，這種依存關係就更為顯著。超過10年以來，俄羅斯從法馬通與西門子能源所取得的儀器及控制（Instrumentation & Control）技術，俄國不僅以該技術用於初期建設，更應用於現有反應爐的長期現代化升級與維護。最新案例涉及法馬通、西門子的儀器及控制系統，該系統擬於2025年底前全面安裝於庫爾斯克（Kursk）2號核電廠目前正在興建的兩座機組中。

除了中國在巴基斯坦的一項計畫，以及韓國一項「首次」工程，過去5年半期間，所有在中國境外動工的16座核子反應爐計畫，均由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所施作。此外，零組件供應商，如法國Arabelle渦輪機公司，並無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之外的其他海外客戶。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首次以專章探討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時，曾寫道：「面對核能產業衰退，核工業及其他支持者所提出的一項對策，便是倡導所謂的『先進反應爐』。（⋯⋯）這項籌畫的重心在過去20年間幾乎完全放在所謂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這段文字發表於2015年，距今已有10年。當時的結論指出：「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在過去數十年來，始終被視為拓展核電至各類新市場的絕佳契機。多個國家的核工業也提出極為類似的主張，然而這些宣稱從未落實。」現今的結論也極為相近，差別在於，商業炒作與產業現實的落差仍持續擴大。

值得注意的是，多國政府現在正投入巨額資金研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國際組織與金融機構也開始提供融資管道。部分新創公司籌措私人基金的規模也持續擴大，雖然他們主要仍依賴豐厚的公共配套補助資金。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旗下的核能署估算，全球浥注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公、私資金總額達154億美元。核能署自身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數據儀表版中，在總數127種的設計方案裡收錄了74種，此事顯示，除非放棄其中的大量設計案，現有設計案可以分配到的資金，必然僧多粥少。目前僅有NuScale一家企業已投資20億美金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但尚未在任何地方動工興建反應爐。

各國現況概覽

阿根廷。CAREM-25計畫自2014年動工，由於削減預算，該計畫於2024年春季停工。截至2024年9月，已有470名工人遭解僱，國家原子能委員會（the Nationa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CNEA）主席於同年12月宣布終止該計畫，稱「該型反應爐缺乏經濟競爭力」。現在成為關注焦點的則是另一款研發中的ACR-300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設計。國家原子能委員會一位前任主席評論道，由於ACR-300「並無任何工程細節」，「阿根廷政府發布這類聲明，無非是為了振奮人心」。

加拿大。加拿大核電安全委員會（The Canadian 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於2025年4月，批准安大略電力公司所提出的申請，准許在達靈頓（Darlington）廠址建造通用電氣-日立設計的BWRX-300反應爐。此案意義重大，因為這是西方世界針對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首次就尚未在任何地方興建的設計所核發出的興建執照。該機組擬於2030年併聯電網運轉。安大略省政府2025年5月核准安大略電力公司斥資56億美元進行計畫第一階段，該計畫總投資額達152億美元，最終將新建3座BWRX-300機組。其他省份也在評估多個處於初期階段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計畫。

中國。該國正在運轉或建造兩種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一種是名為HTR-PM的高溫氣冷反應爐設計，另一種是ACP100的整合式壓水反應爐設計，後者機型又稱為玲瓏1號。目前幾乎沒有兩座HTR-PM模組運轉經驗的相關資訊。它的名目裝置容量已從原先的合計200MW降低至150MW，減幅為1/4，但原因不明。關於該模組的性能表現，目前並無可靠數據可供參考。另一款名為ACP100的設計從2021年7月起開始興建，擬於2026年5月啟用。

法國。法國電力公司於2024年中宣布暫停並重新定位自身的Nuward計畫，轉向支持「基於成熟技術模組的設計」。法國核子潛艇反應爐製造商Technic Atome在這個消息公布不久後，就退出該專案聯盟。EDF子公司Nuward於2025年1月透露，新設計將採用400MW反應爐，並提供熱電聯產選項，最高約100MWt。此一功率等級將超出慣常界定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300MW裝置容量上限，目前該概念尚處於基礎設計前的極早期階段。

印度。印度政府於2025年2月宣布，2033年時將有「至少5座由印度所自行研發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投入運轉。同時也曾宣布引進國外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印度自行建造或由國外所引進的核電技術的計畫，無論規模為小型或大型機組，大多未能實現。此外，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面臨諸多挑戰，尤其經濟可行性付之闕如，將使得這些雄心萬丈的興建計畫，顯得極為不切實際。

俄羅斯。俄羅斯正同步研發輕水型與快中子型小型反應爐，尤其著重適用於沿海地區駁船式的浮動式反應爐。羅蒙諾索夫院士號（Akademik Lomonosov）的兩座30MW「浮動反應爐」於2019年12月啟用，此後運轉表現一直不如預期。目前至少正在進行兩項駁船式小型反應爐計畫。另一種陸基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計畫，名為BREST-300的鉛冷快中子反應爐設計，已於2021年6月動工，原先所預計的投入運轉日期已延宕至2028年。

南韓。一款壓水式系統集成模組化先進反應爐（the System-Integrated Modular Advanced Reactor，SMART）雖於2012年獲得核安主管機關的核可，不過卻始終未能找到買主。另一款名為i-SMR的設計尚處於開發的初期階段。管制機關並未收到申請核准該項標準設計，目前預計在2028年前不會受理，而興建計畫亦延後至2031年開始。

英國。勞斯萊斯公司自2014年起持續研發「英國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該反應爐在現階段的功率達470MW，這已經超出一般業界所採行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定義，即裝置容量上限為300MW。管制機關目前正進行通用設計評估，預計於2026年12月完成。另有兩款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設計也正進行通用設計評估的審查：即Holtec公司的SMR-160與通用電器-日立公司的BWRX-300。西屋電氣與法國電力集團已退出競爭行列。英國政府承諾為整體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計畫投入高達34億美元資金，目標於2030年代中期完成3座機組的啟用。

美國。能源部是美國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研發的最大資金來源，已向X-energy、泰拉能源（TerraPower）及Kairos Power等3家公司合計浥注28億美元的配套補助金。Kairos Power於2024年11月獲得建造名為Hermes-2核子設施的興建執照，該設施包含兩座35MWt測試反應爐。儘管此許可明確宣示此為非發電設施（故而並未納入《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統計），但理論上經核准做出必要修正後，反應爐可後續轉型為發電廠。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於2025年5月向管制機關提出申請許可，打算建造通用電氣-日立BWRX-300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泰拉能源已於2024年3月向懷俄明州提出申請，建造名為Natrium的345MW快中子反應爐，但該反應爐的規模已超出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所定義的裝置容量限制。然而目前僅有NuScale的設計，獲得管制機關所核發的標準設計許可執照，該設計尚未在美國境內任何地點施作興建。

整合核電至能源體系的挑戰

本章專題探討核裂變技術與再生能源技術的根本差異，及兩者在整體能源供應、消費體系中所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因此衍生出的系統性影響。

顛覆市場與體系的新能源技術

光電、電池及電力電子設備的無補貼成本，在過去10年間的降幅，在能源技術史上而言，堪稱前所未有。這促使部署速度呈現驚人加速。不過新能源技術不僅取代舊技術，更從根本上改變系統運作邏輯。隨著電力成為核心的能源載體，發電模式日益分散化，而波動性強的風能與太陽能需要系統中新型彈性電力調度選項的發展。

核電廠必須規模龐大

基於若干物理定律，熱力與機械裝置擴大規模時，本質上可提升效率，例如在發電領域就是如此。這些基本特性加上持續追求規模經濟，遂使得核電廠的平均規模持續擴大。這也讓開發經濟型小型反應爐的構想近乎虛幻。以系列生產取代規模經濟的構想，無法與再生能源領域的量產優勢抗衡。過去20年間，平均每年僅有5座核電機組加入運轉行列。即使興建機組的頻率提升10倍甚至100倍，這與現今工業化量產的規模相比仍是微不足道。舉例而言，現代太陽光電工廠年產量可達20億片光電電池。

光電技術：本質上屬於電子領域且極具擴展性

太陽能模組實際價格在1976年至2019年間下降了99.6%。目前太陽輻射轉化為電能的轉換效率約為20%，而下一代大眾市場技術在實驗室環境中已達35%。奠基於奈米科學的材料研究進展所帶來的效率提升，成為推動太陽能發電成本下降的主要動力。儘管單一模組面積的生產成本可能難以大幅降低，但效率仍可望持續顯著提升。單一太陽能電池功率約5W到6W，電池可組裝成各類尺寸的模組，中型模組約1.8平方公尺、功率約400W至700W，任意數量模組可以組成任何規模的發電設施。

被低估的電力電子技術

如果欠缺以現代半導體為基礎的電力電子技術，諸如風力渦輪機、電動車、光電裝置，以及高效電動機等應用，若非無法實現，就是難以與傳統系統競爭。受益於對奈米尺度過程的深入理解及新材料的開發，電力電子裝置的功率密度在過去25年間已提升1,000倍。作為即將到來的數位化控制電網核心，電力電子技術能實現全方位高效電力流動，靈活適應數百萬電力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供需變化。

電力電子技術推動風力發電突破

自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電力電子技術的發展讓發電機轉速與電網供電頻率得以完全脫鉤。此外，數位控制系統能持續優化葉片螺距（blade pitch），確保在風況多變時，維持轉子最高效率（maximum rotor efficiency）。

再生能源發電，無可匹敵的低價優勢

近期兩項權威性的均化能源成本比較評估，即電力設施全生命週期內的每度成本，顯示相較於傳統競爭者，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具備明顯優勢。德國弗勞恩霍夫研究所（the Fraunhofer Institute）針對該國所進行的深入研究指出，德國南部大型公用事業規模電廠的發電成本在2024年可降至4.5美分／kWh，而零售等級的小型屋頂光電系統成本則為6.8美分／kWh。若計入配電成本，屋頂光電的零售電價甚至低於大規模光電電廠的成本。優質地點的陸域風電成本為4.7美分／kWh。天然氣最低成本估算為9.6美分／kWh，褐煤為16.4美分／kWh，硬煤為18.8美分／kWh，核電成本則介於14.8美分／kWh至53美分／kWh之間。根據拉札德數據，美國陸域風電均化能源成本為3.7美分／kWh，大型太陽能電廠的成本為3.8美分／kWh，離岸風電為7美分／kWh，住宅及商業光電系統為8.1美分／kWh，而美國核電較低端的成本為14.1美分／kWh（是公用事業規模太陽能的3.7倍），天燃氣尖峰發電廠則成本為14.9美分／kWh。核電廠只計營運成本是3.4美分／kWh，這與陸域風電和公用事業規模太陽光電處於相同水平。

電池成本達到系統的臨界點

現成家用儲能套件零售價為每度200美元起。基於市場實際報價，以3.4美分／kWh至8.9美分／kWh的儲能均化成本推算，加上屋頂光電發電100%儲存於系統中並於後續24小時內調度使用，若我們以前文所提及弗勞恩霍夫研究所估算德國南部屋頂光電的較低值計算，並套用前述兩種均化成本估算，全天候供應太陽光電的總成本將達9.7美分／kWh至15.2美分／kWh，後者約為現今德國南部公用事業零售電價的一半。實際儲能需求當然遠低於100%，這使得該方案更具吸引力。中國在2024年12月所拍賣的儲能容量價格為66美元／kWh，此事彰顯出大規模應用的實質意義：儲能成本僅約1美分／kWh。

價格下跌使得固定式儲能容量劇增，歐洲市場在2022年至2024間的複合年均成長率為58%。然而，大約有85%的電池仍主要應用於汽車領域。由於多數車輛的閒置時間超過90%，如果雙向充電成為常態，大量的電動車將具有不可小覷的潛能。如果德國所有車輛都電動化，所有車輛電池所儲存的電力，將足以供應現今德國兩日的電力需求。

核電與能源系統的迫切需求

核電與氣候緊急狀態。相較於現代再生能源，核電具備更長的興設期程，以及遠遠更高的每1,000度電成本，這意味著新建核電廠所減少的排放量只能減少較少的排放，無論以年度或以投入每1美元的成本計算皆是如此（詳見《2019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的〈氣候變遷與核電〉專題）。

延役。升級與提高現有反應爐的功率雖然可行，但是不僅成本高昂而且範圍有限。核子反應爐的輸出功率最多僅能提升20%左右，而風力渦輪機的功率升級往往能使產能加倍，甚至增加至3倍。升級太陽能電廠的功率以實現產能倍增，也逐漸受到重視。

新型核子反應爐設計。新概念無法消除核電成本基本驅動因素：即核安、維安等兩大問題，以及無論採用何種初級能源，熱力電廠就是有其內生的規模擴張需求。

核電作為調度電源。基於技術與經濟因素，核電廠無法提供靈活、可調度的電力，無法填補太陽能與風能發電高峰之間的缺口。核電的運作必須得仰賴其他電源的彈性支援，以因應大量計畫與非計畫性停機，並且在需求波動與僵化的滿載運轉間，為核電提供緩衝服務。

核電與數據中心。為數據中心新建核電廠顯然不合邏輯。兩者所要的時間尺度大不相同：數據中心需要短期電力供應，核電廠卻得耗費多年方能發展、規劃與建造；相較之下，與核電競爭的太陽能電廠卻可在數月內完成興建（參見〈核電對比再生能源部署〉）。

核電對比再生能源部署

數種矛盾趨勢於2024年並存。一方面，由於多數地區面臨通貨膨脹攀升、利率上升、政治不確定性加劇、管制停滯，乃至於投資者信心轉趨保守等諸多挑戰，使得能源轉型面臨更艱困的環境。另一方面，成本下跌與關鍵技術的進展令人鼓舞並開啟新前景。這些趨勢在2025年前幾個月裡越發顯著。舉例來說，全球太陽光電發電量在2025年4月首度超越當月的核電產量，這項紀錄更延續至2025年5月與6月。

投資。全球投資於再生能源發電的金額在過去20年來始終高於核電投資，核電在過去10年的投資金額幾乎不見成長，再生能源發電的投資金額目前已達到核電投資金額的21倍。相較於2023年，太陽光電產業在2024年以22%的增幅，呈現出最強勁的成長。風力發電投資在面對多重挑戰時抗壓性較低，這些挑戰包括利率調升、通貨膨脹、供應鏈壓力，以及管制與政治不確定性等諸多因素，導致同年的投資額下跌16%。非水力再生電力容量總投資額在2024年估計達到7,280億美元，較前1年成長8%。新興市場在2024年則是經歷爆發性成長，最引人矚目的區域為亞太地區投資金額成長81%，並不納入中國與印度；至於中南部非洲及歐洲在排除歐盟與英國外的投資金額成長85%；而不計美國與巴西的美洲地區投資金額更是大幅成長167%。

註：《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自2025年版起，在核電與再生能源投資數據方面，改採彭博新能源財經的數據作為來源，因此不再使用《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自身所計算而得的結果。

彭博新能源財經的核電投資數據系列僅提供2015年以後的數據。

彭博新能源財經說明：「核能投資數據涵蓋正在興建中的反應爐或進行重大翻修的機組，既不包括研發經費，也不納入在換料停機期間的資本支出。我們亦排除為使已除役反應爐恢復運轉所投入的支出，例如日本的相關案例，以及美國的帕利塞茲與三哩島。」相較之下，《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先前的核電投資數據是以各計畫的總估計投資金額為基礎，並全數計入動工年份；而彭博新能源財經則是「使每項計畫的投資成本平均分攤至整個施工期間」。如《2024年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已顯示，當數據累積數年後，彭博新能源財經與《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的分析結果呈現相同數量級。

裝置容量。根據能源研究所的數據，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容量分別成長452GW（增幅32%）與113GW（增幅11%），電網級電池容量更躍升113%至126GW。相較之下，核電領域在計入新增裝置容量，以及減去關閉機組的裝置容量後，淨增量僅為5.4GW。

圖表註解（比較各類電力來源的發電量與裝置容量）。除非另有說明：

再生能源與核電的發電量數據為淨發電量（TWh），數據來源為能源研究所2025年6月所出版之《2025年世界能源統計回顧：綜合數據集》；
與化石燃料比較時則使用能源研究所提供的總發電量數據（因化石燃料並無淨發電量資料）；
各種能源在總發電量中所佔比率，皆基於總發電量計算而得；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資料來源為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
核電運轉容量（不含長期停機機組）及裝置容量（含長期停機機組）則由《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核子反應爐資訊系統數據所彙整。

發電量。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廠的總發電量在2021年首度超越核電發電量。風力與太陽能設施在2024年比核電多產出70%的發電量。全球電力供應系統自2000年以來的演變顯示：煤炭所佔的比率於2007年達到41%的高峰，在2024年降至34%；而（含水力發電的）再生能源所佔的比率僅在2010年至2024年間，已從19.4%一路攀升至31.6%。而核電在此期間所貢獻的比率，卻從近13%降至9%。

風力發電量於2024年成長8%（188TWh）達到2,486TWh，已接近核電創紀錄的2,677TWh，太陽能發電量則成長28%（461TWh），達到淨值2,091TWh。非水力再生能源總發電量增加670TWh，不過這卻是個壞消息，這個數字僅是全球近1,300TWh新增電力產量的52%。

核電發電量成長3%或80TWh。全球新紀錄雖略高於18年前的歷史高峰（見前文），但是與2006年非中國地區的發電水準相比，仍然減少了近14%，呈現顯著下跌。

負電價與電池儲能系統。固定式電池儲能系統（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的快速建置，可能成為解決電網系統靈活性越發不足的關鍵轉折點。負電價現象反映出電力暫時過剩，以及系統難以因應波動性再生能源的困境。歐洲大陸自2022年至2024年間，所有電力市場出現負電價的時數總量成長10倍。

電網級固定式電池儲能系統安裝量的快速成長令人印象深刻。全球電池儲能系統總裝置容量的8成以上是於過去3年間所新增。全球年均成長率自2021年至2024年間躍升至115%，雖然區域間存在顯著差異，但總儲能容量仍達360GWh。僅在美國整合的350GWh「移動式電池」容量，便足以使全球總容量加倍，此事顯示出電池儲能發展的龐大潛力。

電表後的蓬勃發展。分散式光電裝置在太陽能安裝市場中所佔比率頗為顯著。全球平均而言，2024年新增太陽光電總容量中有42%來自屋頂系統。雖然中國的屋頂太陽光電在市場所佔比率於2022年躍升至58%，但2024年時已下跌至44%。隨著電池成本迅速下跌，越來越多家庭、企業、服務業、農民等利害關係人，決定為自身的太陽能系統增設儲能裝置。許多地區的系統未連結電網，部分亞洲與非洲國家尤其如此，這使得當前轉型浪潮的實際規模，在統計上具有不確定性。

中國。僅僅中國一國的太陽光電發電量，2024年時在全球的所佔比率已達40%，風力發電也是如此。但太陽光電成長率達44%，是風力發電13%成長幅度的3倍有餘。相較之下，中國核電產量佔全球核電總產量16%，只小幅成長3.7%。由於其他能源成長速度遠勝過核電，核電在總發電量中所佔的比率已經連續三年小幅下滑，至2024年時降至4.5%，此時光是太陽光電與風電的發電量就已超過核電4倍。包含水力發電的再生能源所佔比率從2010年的18.7%，攀升至2024年的33.7%，而煤炭發電所佔比率在2007年達到81%的高峰後，便持續下滑，至2024年時降至57.8%。

歐洲聯盟。風力發電在2024年的發電量為485TWh，在總電力中所佔比率為17%；太陽光電的總發電量300TWh，在總電力中所佔比率為11%。化石燃料發電量已降至793TWh，僅略高於風力與太陽能總和。風力與太陽能佔總發電量的28%，此一比率不僅超越歐盟核電所佔23%的比率，更遠高於中國（18%）與美國（17%）風電加上太陽光電發電所佔比率，這幾乎是全球平均值（15%）的兩倍。由於法國核電廠部分恢復運轉（+41.3TWh），歐盟核電產量年增28.5TWh。換言之，法國以外地區的核電發電量減少13TWh。

印度。該國的太陽光電裝置容量成長24GW（33%），風電成長3GW；太陽能發電量增加20TWh，風電發電量則停滯不前。印度有座裝置容量為0.63GW的新核電機組於今年年初併聯電網，核電的發電量則增加6TWh，達到52TWh。太陽能發電量達135TWh，是核電產量的2.6倍；風力發電量為81TWh，相較於核電發電總量，高出56%。

美國。風力與太陽光電裝置容量於2024年分別成長3.5%與28%，發電量則是成長近8%與27%。風力發電量達到453TWh，太陽能發電量達到303TWh，兩者合計已接近核電發電量的782TWh。這個穩定產出的核電發電量在2005年時就已經達成。在近年來，由共和黨所執政的保守派石油大州德州，已然成為固定式電池發展的重要據點。截至2024年底時，德州併聯電網電池的裝置容量已經近10GW，預計2025年會加倍至20GW，而3年前德州在2022年時的電池容量只有2.8GW。該州在此同時正同步擴建約40GW的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設施，並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電廠，此事尤其反映於2018至2023年間，關閉裝置容量7.3GW的燃煤與燃氣電廠。川普政府現今大力推動有利化石燃料與核電的政策，這些政策將會如何影響各州能源轉型進程，尚未可知。

核災下的當事者意識：責任、賠償與社會對話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Mon, 05 Jan 2026 06:00:00 +0000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邀請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宮崎広和（Hirokazu Miyazaki）舉辦「福島之後：責任與核災補償」講座，從人類學家的視角，聚焦福島核災後的現況與核災賠償制度。

宮崎広和教授出生於東京，最初在日本與澳洲國立大學接受人類學訓練，並以斐濟與太平洋島嶼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來，他參與跨學科的金融社會研究，並將研究延伸至公民外交與無核和平運動。目前，宮崎教授擔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也是廣島大學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員。自2018年起，他被長崎市市長任命為長崎和平特派員。

宮崎教授的研究長期關注核心問題：「我們如何保持希望？」他透過民族誌方法，曾在斐濟蘇瓦、日本東京、長崎，以及美國羅徹斯特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本次座談同時邀請三位台灣資深環境運動參與者協助主持、對談及口譯：主持人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與談人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譯者陳威志（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

活動以日文進行，並提供中、日文逐步口譯。下文內容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宮崎広和教授的演講，經口譯整理，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盡量完整呈現講座原意。

賴偉傑：各位好，我是綠盟常務理事，非常榮幸擔任今天的主持人。

2025年，除了核廢水排放的議題外，很少人再提到福島核災。然而，福島核災不只是輻射廢水的問題——那片土地現在怎麼了？當地居民回家了嗎？那些地方還能住人嗎？他們受到的損失有得到賠償嗎？東京電力公司承擔責任了嗎？日本政府有反思嗎？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漸漸被遺忘。

不只在日本被淡忘，在台灣也被忘得更快。福島核災發生後，當年在台灣曾有非常多人站出來，因為我們擔心台灣如果發生類似事件，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提出了許多質疑。然而，現在這些問題幾乎沒有人再提，也尚未被解決，我們卻急著討論核電重啟。這是非常荒謬的。

更令人擔憂的是，安全問題似乎隨著時間流逝，就會自動被解決嗎？今天，我們非常歡迎，也非常感謝，日本學者來台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

今天的講者是宮崎広和教授，現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廣島大學特聘教授，也曾任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我們似乎還沒有邀請過人類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來探討這個議題，而宮崎教授的研究涵蓋廣泛領域，包括社會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貨幣與金融人類學、希望與和平、公民與城市外交、核武與核能、太平洋島嶼等問題。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核心其實都是圍繞「人」，以及我們如何面對各種社會、經濟與歷史議題。

教授的著作中，有一部是關於福島核災之後的核賠償與教訓。我個人覺得特別有趣的是，他之前的研究提到「希望的經濟學」與「希望的方法」，讓我很好奇核能與希望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連結。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宮崎教授與我們分享，希望他能帶來全新的視角，讓我們重新理解核能議題——無論你支持或反對——也讓我們思考歷史事件之後的影響，以及台灣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日本福島核災觀察與賠償思考

宮崎広和：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聽我的演講。其實，我比較希望今天不要只是我單方面地講，而是能成為一場對話。我也很期待等一下能聽聽各位分享台灣的情況與觀察，讓我們有更多互動與交流的時間。

今年，正好是人類發展並使用核子科技滿八十週年的一年。關於核子的起點，其實有許多不同說法，其中一個常被提及的時間點，是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試爆。

我之所以從原爆歷史談起，是因為在討論核能時，大家往往會刻意把「民生利用」與「軍事利用」分開來談，也就是將核能發電與核武器視為兩條不同的路徑。

但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兩者其實無法切割。因為在科技本質上，民生與軍事使用之間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尤其是當一個國家掌握了核燃料循環技術時，要轉為核武用途，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在討論核能問題時，民生與軍事面向必須放在同一個框架中一起思考，而不能分開處理。

剛才主持人提到，311福島核災發生一段時間後，社會似乎逐漸淡忘了核能所帶來的風險與安全問題。對此我非常認同。其實，不只是福島核災，距今已超過七十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在今日也同樣正被越來越多人遺忘。

這種遺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同樣出現在事故發生地的日本社會。正因如此，我和幾位研究上的同事開始思考：要如何才能持續地記住福島核災、持續地思考它所帶來的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成立了一個名為「子午線180度」（Meridian 180）的論壇，希望能從不同角度重新檢視福島核災。

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果要持續思考核災，焦點應該放在哪裡？我們訪談了原子力產業相關人士，甚至包括投資者，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應該將焦點放在「賠償」這個問題上。因為福島核災不只是造成健康與環境的傷害，它同時也是一場重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開始思考：核災賠償是否能夠真實反映核電的實際成本？

截至目前為止，福島核災的賠償金額已經超過數十兆日圓。然而，日本原本的核災賠償制度，並不是在「會發生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所設計的，而是在事故發生後，以一種應急式、邊走邊補的方式形成。

對福島核災而言，最高的指導原則只有一個——東京電力公司不能倒。因為一旦東電倒閉，將對日本整體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因此，整個賠償制度的設計，其實是在一種金融與經濟穩定優先的思維下運作的。

換言之，現行制度的隱含前提是：核災「基本上不會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政府會出面收拾善後。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希望徹底翻轉這個前提。我們認為，核災「一定還會再發生」，因此制度必須在「經濟可能崩壞」的情境下事先思考要如何應對。唯有如此，損害賠償制度才能真正反映核電的成本，也才能讓每一位市民清楚知道，自己究竟為使用核電付出了多少代價。

因此，對我們來說，福島核災的教訓並不只是輻射防護或工程安全，而是一種前瞻性的思考：當下一次核災發生時，我們要如何進行損害賠償？

現行制度是在「推動核電」的前提下制定的，結果就是事故發生時，製造商往往不需承擔責任，而是由營運電廠的電力公司負責。這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為了保障製造商能順利進入市場、不必承擔事故風險，這正是我們認為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

論壇的結論是，核災損害賠償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社會討論之上。這樣的討論，必須納入原子力科學家、電廠營運者（如東電）、一般公民，當然也包括核電廠所在地的居民。唯有在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的情況下，制度才有可能趨於完善。

此外，福島核災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是第一起引發國際訴訟的核災案例。

在美國，有人同時對東京電力與奇異公司（GE）提起訴訟。這也顯示，核災賠償的討論不能侷限在單一國家之內，而必須跨越國界。尤其福島位於日本東側、面向太平洋，如果事故發生在日本海一側，勢必會引發朝鮮半島與中國更大的政治與外交反應。基於這些現實，損害賠償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國際議題。

我們將這些討論成果整理成一本英文書《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希望藉此推動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倡議與公共討論。

然而，這樣的社會討論其實非常困難。一方面，反核立場的人往往不願意去設想「核災一定會再發生」；另一方面，擁核者同樣不願意假定核災會發生，彷彿那是一種不吉利的想像。第三個困難則是「缺乏當事者意識」。

在311核災初期，日本社會其實曾有非常強烈的當事者意識。即便東京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有兩三百公里，人們仍普遍感受到自己可能是受害者，無論是在食物安全、輻射落塵，或日常生活的不安之中。然而，隨著政府劃定避難區域、媒體不斷縮小「被害者」的範圍，這種原本廣泛存在的當事者意識逐漸被切斷、被淡化。

事實上，福島核災的影響是極其多樣的。有些人因為住在沿岸地區而無法返家，有些人即使未被劃入避難區，也選擇自主避難；原本以農業、林業維生的人，則失去了延續生活方式的可能。影響不只限於地方，也擴及全國，甚至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版圖，例如2012年的政權輪替，與福島核災密不可分。

理論上，福島核災影響的是全體日本國民，但實際上，當事者意識卻沒有被保留下來。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盡可能將所有具有當事者意識、以及「可能成為當事者」的人，納入核災損害賠償制度的討論之中。這也包括國際層面的影響，例如持續排放至太平洋的所謂「處理水」（台灣則稱為核污水），對漁業與鄰近國家的衝擊，至今仍在發生。

最後，我想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核子時代八十週年」。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活在核子的時代之中，無論是核武、核電，還是跨越數個世代才會衰減的核廢料，都深刻影響著我們的安全與未來。但弔詭的是，大多數人卻缺乏這樣的當事者意識。

我們認為，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重新建立這種意識，並透過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與互動，來共同面對核災與核能帶來的風險。今天能夠在這裡與大家分享這些想法，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演講到此告一段落，接下來更期待聽到各位的想法與意見，謝謝大家。

重回核災記憶：提醒我們的當事者意識

賴偉傑：我們非常謝謝宮崎教授今天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講，真的非常感謝。那今天的翻譯，其實陳威志也是我們的好朋友，同時也是長期投入台灣環境運動的一位夥伴，在這裡也一併向他致謝，謝謝。

不知道剛剛各位聽完之後有什麼感覺。我自己在聽的時候，其實有一點起雞皮疙瘩，彷彿這十幾年來的記憶全部都回來了。我記得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我們常常看到一張圖，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那是一張日本真實的輻射塵擴散的圖。

我們曾經把那張圖一比一地疊合到台灣地圖上來看：假設北台灣的核一、核二，或是當年的核四廠發生意外，而且又剛好吹著現在這個季節的東北季風，那結果會是什麼？結果是，台灣將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會被籠罩在核落塵之中。

這三分之二的範圍，橫跨了台北市、新竹科學園區，甚至一路到台中。換句話說，如果發生類似福島規模的核災，這對台灣來說，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安危機，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就是如此。

但我們前陣子看到發布的民防手冊裡，幾乎沒有談到：如果遇到核災，我們究竟該怎麼應對？這也正好呼應了剛剛宮崎教授所提醒我們的——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一點都不遙遠。

教授剛剛有一個提醒，我覺得非常重要。連我們這些環保團體，可能都還停留在「核電廠附近居民才是受害者」這樣的論述裡。但其實，一旦核災真的發生，我們才會發現，沒有任何人是離核電廠很遠的。

只是，隨著時間過去，這種迫切的感覺慢慢消失了，於是開始有人說出「我擁核，我驕傲」這樣的話。老實說，我也不太知道，這樣的驕傲究竟是從何而來。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宮崎教授今天重新提醒我們：這些風險，一點都不遙遠。

接下來，我們想把視角拉回台灣。從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已經十四年多了。有一位夥伴，從福島核災之前就開始參與相關行動，一路看著台灣社會在福島之後的變遷與轉折。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來跟大家分享她的觀察，以及對宮崎教授分享的一些回應。

從台灣視角的反思

崔愫欣：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宮崎老師。接下來，我想從台灣民間組織的角度，談一些我們的想法。

特別是老師提到的「當事者意識」，讓我想起一段自己的經驗，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前，我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那次旅行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到日本的核電廠附近走走、看看。我從東京搭新幹線到福島縣，下車後一路往海邊走，想看看那兩座核電廠。走在福島的海岸線上時，我心裡一直在想：「福島縣怎麼這麼倒楣？一個縣裡竟然有兩座核電廠。」當時我覺得，那是一種邊陲地區為首都圈供電而被犧牲的狀況。

但後來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各位，我們今天住在哪裡？我們住在台北市、新北市，而新北市裡其實就有三座核電廠——核一、核二、核四。老實說，我們新北人、台北人，真的沒有比福島「好到哪裡去」，但我們卻普遍缺乏當事者意識。這件事情本身，其實非常值得反思。

如果回到現實距離來看，核一廠距離台北市約28公里，核二廠甚至只有22公里。福島核災發生後，日本政府要求撤離的範圍是30公里。也就是說，從距離的角度來看，台北其實完全落在「應該有受害者意識」的範圍之內。台灣這麼小，理論上我們應該是「同島一命」，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福島核災對台灣的影響其實非常深遠。若各位還記得2011年當時的情況，新聞鋪天蓋地，社會高度關注，台日之間的交流也非常頻繁，許多人透過日本的朋友、學界與文化界，直接感受到災難的衝擊。那段時間，台灣的反核運動也再度受到社會關注。

我認為，福島核災第一次讓身處這個世代的台灣人，透過即時影像與畫面，對「核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產生一種集體的共感。那是一種難得出現的當事者意識。但很可惜的是，這樣的感受隨著時間逐漸淡化。

淡忘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時間本身就會沖淡記憶；第二，世代更替，許多年輕世代已經不太記得2011年的影像與歷史；第三，核災常被視為低機率事件，因此容易被邊緣化。這其實和我們對地震的態度有點類似——雖然知道地震風險存在，但因為不一定會發生，大家就選擇忽略。

此外，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專業權威有高度信任，民眾往往相信核工學者、電力公司，認為只要有專業把關，安全就可以被信任。但多數人忽略了，這些人本身其實也是核能政策的利害關係人，我們不應該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樣的專業說法。

談回核災本身，特別是核災賠償，我必須坦白說，自己其實帶著一點慚愧與遺憾。福島核災之後，雖然我們曾短暫擁有當事者意識，卻沒有好好地、全面地在台灣展開核災賠償的社會討論。這是一件非常重要，卻被忽略的事情。

事實上，福島核災之後，台灣在法制上對核災的調整非常有限。唯一比較明確的改變，是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的範圍。災前，台灣的強制撤離範圍只有5公里；災後，政府將其擴大到8公里，就停在那裡，沒有再往前。

為什麼不能再擴大？我詢問過相關部門，得到兩種答案。一種是公開的說法，認為台北盆地周邊有山脈阻隔，輻射污染不一定會吹進來。但這樣的說法，與我們對季風、氣流的基本理解其實並不一致。另一個較務實、卻不太被公開說明的理由是：8公里已經是現行政府在疏散人力、安置空間與救災量能上的極限。再往外推，演習計畫根本寫不出來，也做不到。於是，做不到的事情，就選擇不去做。

這正是我們在談核災賠償與緊急應變時，會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因為這些問題沒有進入日常生活，所以多數人並沒有真實感受。

再進一步來看責任制度。台灣的《核子損害賠償法》規定，如果事故是因國際武裝衝突、敵對行為、內亂或重大天災所導致，是可以免責的。也就是說，如果戰爭或大地震引發核災，竟然沒有人需要負責。這在我們看來，是非常不合理的規定。

此外，台灣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核子設備的製造者、經營者或其他相關人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對照福島核災，東電高層的究責訴訟最終失敗，這正凸顯制度設計的問題，而台灣至今仍維持最保守的版本。

至於賠償金額，福島核災的賠償已達數兆日圓，且仍未結束；但台灣法律規定，核子設施經營者的最高保險責任額只有新台幣42億元，超過就不賠了。這個金額不僅極低，也完全不符合真實風險。

再加上請求權時效，台灣規定短期3年、長期10年。但我們都知道，輻射污染的影響往往是20年、30年，甚至更長。換言之，法律在事故影響真正發生前，就已經過時了。

坦白說，這並不是因為當年反核運動不知道這些問題，而是當時的優先順序很清楚——先讓核電停下來。也因此，在反核運動的努力下，「非核家園」在2016至2024年間成為國策，三座核電廠相繼除役。

理論上，我們似乎不必再討論這些問題了。但現實是，核電復興與延役的討論再度出現，這也迫使我們重新回頭檢視：當年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被我們暫時放下了？

正如宮崎老師所說，當我們再次討論是否要使用核電時，就必須誠實面對核災風險，並清楚回答：責任制度是否合理？賠償與保險是否準備好？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全球核電的實際處境，而不是被包裝過的發展想像牽著走？我們是否願意把能源轉型視為一項國家工程，而不是政治對立的工具？

我認為，這些問題，才是我們今天討論核電政策時，真正應該面對的核心。

將責任問題拉回現實

賴偉傑：非常謝謝愫欣的分享，真的講得非常懇切。

我一直覺得，核能這個議題在台灣已經被討論了太久、爭議了太久，而且很快就被拉進政治對立的框架裡，變成用政治立場來區分支持或反對，幾乎沒有留下理性討論的空間。

因此，我認為宮崎教授今天帶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核能問題的核心，其實是責任問題，而且這個責任不能等事情發生之後才來談，而是必須在事故還沒發生之前，就先好好討論清楚。

我剛剛也提到，這樣的討論甚至可能需要像「兵棋推演」一樣，去假設如果真的發生事故，會出現哪些不同情境？影響可能有大有小、型態各異，而在這些情境之下，真正的成本是什麼？又應該由誰來承擔？誰該為此買單？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好好討論清楚，就輕率地做出重大決策，我覺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也想分享一個自己親身的例子。福島核災之後，我曾經和口譯一起到福島災區附近走訪。那個時候，在台灣社會正好出現很強烈的反對聲浪，反對福島相關食品進口。當時，一些支持核能的人批評環保團體，指責說正是因為你們反對，才害得當地農民的農產品賣不出去，甚至說環保團體是在傷害福島核災的受害者。

到了福島之後，我真的直接問了當地的農民朋友。我很誠懇地跟他們說：「我們在台灣對福島核災後的農產品輸出提出質疑，心裡其實也很不安，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我聽到的回答，讓我非常感動。

那位農民跟我說：「你們就反對吧。因為你們有疑慮，你們就反對吧。說實話，如果外面的人都不反對，東電公司就會把這件事情當作沒事一樣帶過，我們這些當地農民的聲音，再怎麼大聲，其實都不會被聽見。」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動，也很震撼。那些看似最弱勢的在地居民，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加清楚自己所處的處境，也更加悲觀地看待現實。

這讓我意識到，所謂的「邊界」並不只是區分誰是受災者、誰是局外人，而是存在於那些願意彼此連結、願意提出質疑、願意共同討論問題的人之間。這樣的連結，本身就非常值得我們珍惜與深化。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非常感慨。因為那天，我原本以為會被稍微責備，卻沒想到他們是用那樣溫柔、卻又非常堅定的方式回應我們。

最後，再次謝謝宮崎教授與崔愫欣秘書長非常深刻、也非常真誠的分享。

結語

崔愫欣：其實在看《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這本書的英文網站時，我覺得收穫非常多，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考角度。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概念：我們不需要假設核災一定會發生，而是應該把它當作社會常態來看待。

就像我們遇到地震或火災時，都會有緊急應變計畫、演習方案，甚至賠償機制，本來就是社會運作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把核災當作「特殊事件」，而是認知到核電廠存在下的社會常態，那我們就應該像討論車禍或空難一樣，去討論應對方案、責任與賠償。

我覺得我們過去，作為反核組織，也曾陷入一種類似擁核科學家的思維：因為我們不希望核災發生，所以也不願意去正面碰觸這個議題。這其實在核安演習上也有反映：當討論是否要做認真的核安演習時，很多人會說「沒必要」，認為演習會平白擾民或造成恐慌；我們自己當時也有類似想法，覺得真正的事故無法預測，也不應該有預先的劇本。

然而，正是從這些不同的角度中，我們才看出問題的重要性與意義。支持核能的人與反核的人，其實都在面對無法對焦的現實，但這也更顯示出，認真討論核災應對的重要性。

所以我覺得非常值得思考，也很有興趣。如果明年剛好是福島核災15周年，而台灣又在討論核電重啟，如果能夠舉辦類似的論壇或討論，我認為意義非常重大。我也希望能與日本的團體，或台灣的夥伴們，一起探索這樣的討論方式，嘗試更深入地思考核災風險與社會應對。

最後，我非常感謝教授們帶來的啟發，也期待未來有機會繼續向老師們請教。這次在台灣的參與，也希望讓所有學術夥伴們都能延續討論，更深入地思考核能與社會安全的問題。謝謝大家。

宮崎広和：這幾天，我和很多年輕夥伴，以及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朋友，都有很多互動，也接受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提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經驗，也正是我希望論壇能展現的精神。

未來如果還有機會，我希望能用其他形式，繼續保持這樣的討論。也非常感謝各位，謝謝大家這幾天在台灣給我的一切感受。

本文於2026-01-05刊登於《關鍵評論》

【投書】東電值得信任嗎？──柏崎刈羽核電廠重啟的警訊

崔愫欣 — Fri, 02 Jan 2026 06:03:04 +0000

日本新潟縣議會12月22日通過支持柏崎刈羽核電廠恢復運轉，這是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福島核災後，東京電力公司（TEPCO，東電）首次重啟核電廠。令人不禁要問，至今還深陷賠償錢坑的東京電力公司，真的還有資格重啟核電廠嗎？

這不只是新潟縣的地方爭議，而是一個攸關整個日本社會、甚至核能安全與責任政治的根本問題。圍繞東電的爭議不斷，長年以來接連爆發隱匿事實、管理失當與核安醜聞，其能力、公司治理、資訊公開態度與安全文化的缺失，早已動搖社會對其最基本的信任。

世界最大核電廠，卻建立在不安之上

橫跨新潟縣柏崎市與刈羽村的柏崎刈羽核電廠，擁有7座核反應爐，總裝置容量高達821萬2,000瓩，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核電廠。其電力主要輸送至東京首都圈，卻將風險留給地方承擔。

2007年，新潟縣中越近海地震（M6.8）發生，所有運轉中的反應爐自動停機，且地震震度明顯超出原本的設計預期。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柏崎刈羽再次全面停機。雖然2017年6、7號機通過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的重啟審查，但隨後卻陸續揭露包括操作員ID卡遭非法使用等一連串核安管理醜聞，顯示東電在最基本的核防護與內部控管上仍極度鬆散。

2021年，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對柏崎刈羽核電廠下達實質上的「運轉禁令」，直到2023年12月才解除。如今，重啟的關鍵被推回到所謂的「地方同意」。

「地方同意」並不等於民意

日本法律並未明確規範「地方同意」的範圍與程序，實務上往往僅限於核電廠所在的市町村與都道府縣首長。然而，核災的影響絕不止於行政邊界，周邊市町村即使被要求制定避難計畫，卻往往被排除在決策之外。更嚴重的是，即使多數民意反對，只要首長與議會在產業界與中央政府壓力下點頭，重啟仍可能被視為「已取得同意」，民主正當性因此被嚴重掏空。

2025年11月21日，新潟縣知事花角英世表態允許柏崎刈羽核電廠重啟，12月22日縣議會正式通過相關決議。儘管議會開議前，超過300名市民在議會前包圍抗議，呼籲「是否重啟應由縣民決定」、「福島核事故尚未結束」，最後在自民黨派等贊成多數下獲得通過。持反對立場的在野黨派則批評指出：「若要訴諸信任，理應直接詢問縣民意見才對」。隔日，知事即向經濟產業大臣轉達「同意重啟」的決定。東電預計年底前向監管機構「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提交重啟申請，規劃明年1月20日左右恢復柏崎刈羽1座機組運轉。

當地民意真的支持重啟嗎？

新潟縣政府為掌握縣民意見，於2025年9月針對全縣30個市町村，以及核電廠30公里範圍內的地區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於「目前是否具備重啟條件」，全縣有約六成縣民表示否定，僅約37%表示肯定；在核電廠周邊30公里範圍內，也呈現相同趨勢。

在重啟影響的具體問題上，縣民最憂慮的是：

用過核燃料不斷累積（68%）
核災時是否能獲得充分賠償（67.2%）
謠言與形象損害對生活與產業的衝擊（64.7%）

相較之下，認為「有助於地區經濟與就業」的僅35.2%，「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更只有23.5%。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官方調查刻意列舉東電已實施的安全對策，卻未納入無法對策的風險（如成為恐怖攻擊或戰爭目標），也未誠實面對「即使有對策仍可能發生的不可預期風險」。

在市民團體自行進行的調查中，則有約六成縣民明確反對重啟。即便如此，縣民長期呼籲舉辦全縣的全民公投，始終未被當局採納。

福島核災尚未結束，東電卻急著重啟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至今仍未落幕。許多人失去家園、社群與原本的人生，廢爐工程進展緩慢，污染水排放與除染土壤「再利用」爭議不斷擴大。這些現實，都是東京電力「責任已盡」的有力反證。

而在柏崎刈羽核電廠，問題仍持續發生。就在預定重啟前的今年8月，6號機出現控制棒無法拔出的重大故障，至今原因未明。這樣的營運紀錄，如何讓人相信東電已建立起真正的安全文化？

無法驗證的避難計畫，與無法承擔的風險

依照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的指引，核災時5公里內居民須立即避難，5至30公里則以室內避難為原則。然而，2024年1月1日的能登半島地震（M7.6）已清楚揭示：在地震造成房屋倒塌、道路中斷的情況下，既無法避難，也無法安全地「室內避難」。

柏崎刈羽核電廠位於豪雪地帶，若事故發生於大雪時期，避難幾乎不可能。政府提出的因應方案，竟是讓5公里內居民在家中「暫時室內避難」，僅在必要時短暫外出除雪。這種做法，等同為了核電運轉，犧牲居民免於輻射暴露的權利，是赤裸裸的權宜主義。

地震帶上的核電廠，與無解的核廢料

柏崎刈羽核電廠位於日本海沿岸、連結東北至北陸的活動斷層帶核心區域。2007年的地震已證明「超出預期」並非假設，而是現實。對日本海側海域活動斷層的長期評估仍在進行中，卻急於推動重啟，無異於再次押注未知風險。

更令人憂心的是，柏崎刈羽核電廠正位於從東北地方日本海沿岸，一路延伸至信州、北陸的地震帶正中央。柏崎周邊自古以來便是M7級地震反覆發生的地區，本就屬於必須嚴肅假設大地震風險的地帶。然而，在核電廠規劃與建設當時，這樣的地震史與地質條件並未被充分納入評估，反而是在政治判斷先行的情況下，決定了核電廠的設置。

2007年發生的中越近海地震（M6.8），其實已清楚暴露這項結構性的低估風險問題。當時的地震動明顯超出核電廠的設計預期。中越近海地震發生後，東電才再次調整評估，但多位斷層研究專家指出，若假設整個斷層系統同步活動，至少必須以M7.5等級的巨大地震作為前提來進行風險評估。這樣的科學警告，卻始終未被完整反映在核電廠的安全設計與重啟審查之中。

這一連串過程清楚顯示，柏崎刈羽核電廠並非在「風險已被充分理解與管理」的基礎上存在，而是建立在對地震危險性的系統性低估、資訊不透明，以及事後補救式評估之上。這樣的核電廠，真的能承受「再次發生超出預期地震」的衝擊嗎？

成本高昂，風險外包

福島核災後這15年來，日本現存33座可運轉核電機組，僅有14座恢復運作，明年柏崎刈羽核電廠若是重啟，將是第15座，初估所需的安全對策費用已高達1兆1,690億日圓（2,380 億元）。至今核災事故總損失金額為23.4兆日圓（5.22兆新台幣），然而，一旦事故發生，代價絕不只是一筆預算，而是無法挽回的生命、土地與信任。核電的電力送往首都圈，風險卻由地方承擔。這樣的不對等，本身就不正義。此外，核電運轉只會不斷製造高階放射性廢棄物，而其最終處置至今仍毫無解方。重啟，意味著製造更多留給未來世代的負債。

東京電力尚未完成對福島的責任，卻要求社會再次信任；柏崎刈羽核電廠存在管理、地震、避難、核廢料與成本等一連串無法解決的問題，卻仍被政治程序草率放行。福島的教訓尚未結束，日本不該再次重蹈覆轍。

本文於2026-01-02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論壇側記】氣候危機，核去核從？全球能源轉型下的核能爭議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Tue, 25 Feb 2025 11:30:00 +0000

M.V. 拉瑪納（M.V. Ramana）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暨全球事務學院教授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Global Affairs

學經歷：

波士頓大學物理學博士（1994）
多倫多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1994-1996）
普林斯頓大學核能未來研究室、科學與全球安全計畫研究員（2009-2016）

編按：本文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整理2025年02月18日所舉辦「氣候危機，核去核從？全球能源轉型下的核能爭議」國際論壇的側記。

臺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暨全球事務學院教授M.V. 拉瑪納博士（Dr. M.V. Ramana）來台於國際論壇開講，從科學的專業出發，探討為何核能無法應對氣候變遷。

拉瑪納博士的研究涉及國際安全與能源供應，尤以核能與可用於製造核武的核裂變物質為主，並致力於透過跨領域之方法學解決安全與能源相關的政策議題。著有〈 Nuclear Is Not the Solution: The Folly of Atomic Power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暫譯《核能並非解方：氣候變遷時代的原子能之愚》）等書，亦是年度《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作者群的一員。

在論壇的一開始，拉瑪納博士以「核能、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與氣候變遷」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回顧核能產業發展，從經濟面向探討核能全球能源市場中的角色，並以科學角度分析所謂新型反應爐設計及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發展現況及技術風險，最後再從全球氣候變遷治理的角度探討核能是否能作為氣候變遷的解方。

下文以來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拉瑪納博士的演講，內容經口譯翻譯，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能向大家儘量完整呈現拉瑪納博士的原意。

核能、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與氣候變遷

大家早安，非常感謝大家的邀請。非常榮幸能夠來到台灣與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觀察和觀點。正如今天論壇的主題所示，核能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議題。我將介紹一些背景資訊，談談全球核能的現狀；稍微討論一下所謂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all Modular Reactor, SMR）探討它們是否真能解決核能產業所面對的問題；並且反思核能是否能成為氣候變遷的解方。

全球核能產業現況

首先我想先簡要介紹一下，現在全球的核能究竟發展到何處。目前全世界以反應爐的數量來說，大約有400多座。從這張圖表（圖一）可以看到，世界各國每年接入電網的反應爐數量以及每年全球的反應爐總數。從1950年代開始，我們可以看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有兩波大幅增長。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新增反應爐的數量顯著下降。大致上，這與1986年車諾比事故的時間點吻合：那是反應爐數量開始下降的第一年，自那時以來，新增反應爐的數量遠低於歷史高點，許多年份反而關閉了更多反應爐。因此全球核反應爐的總數自1990年代以來大致保持不變。

更重要的是，核能在全球總發電量中所佔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下降。1996年，核能發電量所佔的比例達到了史上最高點的17.5%。而根據我們目前擁有的最新資料（2024年的資料尚未公布），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略高於9%。在同一時期，再生能源，特別是太陽能、風能、生質能以及地熱，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如我們在圖表（圖二）所看到的，下方曲線代表的是再生能源的比例，從1990年代中期約1%到了2023年已經接近16%。這個數字其實還低估了實際情況，因為許多再生能源，如屋頂太陽能或分散式系統並未接入電網，所以沒有計入其中。因此，事實上再生能源的貢獻應該比這個數字更高。

核電在經濟上不具競爭力：反應爐建造成本太高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趨勢呢？核能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其並不具有經濟競爭力。建造反應爐的成本非常高，而這些高昂的建設費用最終會轉化為高電力成本。以下是一些甫完工或目前興建中的反應爐之相關資訊。

首先是一座在法國Flamanville建造的反應爐，建造成本約為170億美元。在比較不同能源的成本時，由於他們的發電量不同，我們通常會以單位成本來計算，也就是在同一段時間內用不同能源發出每度電的成本為何。除了剛提到第一個法國的反應爐以外，第二組在英國正在興建中的兩座反應爐和第三組在美國喬治亞州去年開始運行的兩座反應爐，他們的單位成本都是非常高的數字（三者分別為每千瓦10.4萬、16.6萬、16.56萬美元）

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為什麼這些核反應爐如此昂貴，但簡單來說，建造核電廠如此昂貴的原因在於，核電廠本質上是用極為複雜的方式把水煮沸，也就是用核分裂反應產生的熱量來將水轉化為蒸汽。但核分裂過程本質上便具有危險性，為了控制並確保此過程所產生的放射性物質不會逃逸到生物圈，我們必須設置大量的安全措施——而這也是反應爐興建成本會如此高昂的原因。也就是說，核電廠天生就注定是昂貴的。

如果核能是我們唯一的發電方式的話，我們或許會認為如此高的成本是值得的；或甚至是20多年前，或許我們會說，如果擔心氣候變遷並希望避免化石燃料的使用，那麼高成本的核能還是值得投資的。然而，在過去15到20年，其他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經大幅下降。這張圖（圖三）是來自美國一家名為Lazard的投資銀行，他們每年發布一份報告，計算不同能源來源（如煤、核能、天然氣及再生能源）的建設成本。從這些數字來看，再生能源的成本有了大幅下降，特別是太陽能，其降幅接近90%。反觀核能的成本卻呈現上升的趨勢，這背後的原因稍後會詳細解釋。

這是各位應該思考的一個趨勢。傳統上來說，核能產業對此的回應是：「我們知道核電廠建造成本很高，但一旦建成，因為它們不需要大量的燃料，只要用一小部分鈾就能產生大量的電力，因此運作成本是便宜的，長期來看會從中獲利」。這樣的論述在過去大約10至20年間已經證明不再成立。您會發現，即使是一些舊的核電廠，在其資本成本（Capital cost）和所需貸款皆已償還的情況下，光是維持反應爐運作，每發出一單位電力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都較其他替代能源的成本要高。在水力壓裂技術（Hydraulic fracturing）降低美國天然氣成本，且再生能源也越來越便宜的情況下，許多美國的核電廠在這段時間皆因不具經濟競爭力而關廠。

那到了2016、2017年左右，核能產業開始進行大量的遊說，要求美國各州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要補貼這些核電廠。後來也有至少五個州份出資補助核電廠，然後在拜登政府底下聯邦政府也決定投入補貼——若沒有這些公家資金的挹注，美國還會有更多的核電廠提早關閉。這也不僅僅是在美國才看到的情況，在核電廠必須在競爭的環境裡運作的瑞典也是如此，很多老舊的反應爐也因同樣的原因被迫關廠了。

再回到新的核電廠，我們之所以在過去十多年來看到美國核能電廠的成本上升，與一個既有的模式有關。當我們去看全球各地的核電廠其實可以發現，它們最終所花費的成本都比原先預估高出許多。我試圖以（圖四）來總結一項學術研究的結果：在該研究所涵蓋的全球約180個核電專案計畫中，有175個計畫的成本超出了最初的預算，且完工時程也超過了預期。這也就是美國最新的Vogtle核電廠的情況——其最終成本大約為370億美元，也就是原預估140億美元興建成本的2.5倍。而這140億美元的預計成本，其實也不是最初的估算，在電力公司最早在我待會會談到的所謂「核能復興」時期開始考慮興建該廠時，推動這組AP1000反應爐設計的西屋公司所提出的預估成本約為50至60億美元，後來開工後提升至140億，最後完工時又達到剛提到的370億。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現象，也是今天在討論還處於非常早期階段、預估成本還落在50至60億美元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時，必須考量的。

新的反應爐設計能否改變這些趨勢？

核能產業會說，這樣的現象都屬舊型反應爐的特性，但現在我們有許多包括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在內的新型反應爐設計，不會再重蹈舊型設計的覆轍。這樣的說法其實滿有趣的，因為他們所提到的這些通常稱作小型反應爐的新設計，在定義上就是其裝置容量較當前動輒1000至1500MW的大型反應爐，通常小於300MW。

但「小」其實並不代表它物理上的尺寸是小的。反應爐的大小實際上很大程度地取決於其設計類型。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小」並不真的是一個全新的特性。如果你去看美國的情況，所有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建造的反應爐，按照「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定義，其實都算是小型反應爐。這在加拿大、印度和許多國家也一樣，最初建造的核電廠幾乎都屬於小型反應爐。

在美國，當時這些小型反應爐最初是在1960年代受到推廣，希望幫助農村等偏鄉地區發電。由於這些偏鄉地區的電力需求不高，不需要用到典型的800至1000MW的反應爐，所以核能產業便發展出像是艾克河（Elk River）這座小型反應爐的產品。實際上，這些反應爐大多數都在預期的使用壽命之前就關閉了，主要原因是電力公司發現它們所產生的電力非常少、營運成本卻又不成比例地高。

一般從數學的角度來看，工程師們一直都知道，資本成本和設施大小之間大約就是0.6的的冪次方關係——也就是說，較小的設施通常單位成本會更加昂貴；這不僅適用於核電廠，其他類型的設施亦然。想像一下如果今天要從台北到我所居住的溫哥華：我們可以選擇每個人都乘坐私人飛機，或者大家一起搭乘一架大型客機。顯然地，搭乘大型客機會比私人飛機來得便宜。這樣的原則也是得大多數早期的小型反應爐在1970年代前就被關閉了，只有一兩座延續到1980年代。

另外，由於較小的反應爐效率較低，它們每單位發電所需的鈾也會較傳統反應爐多，所產生的核廢料也會更多。

單一反應爐設計無法實現所有理想的特性

一般來說，核電廠面臨著即便是核能產業業界也會承認的四大基本挑戰。這是在2003年麻省理工學院（MIT）核工系所發布的一份著名報告中所提出的：第一個是我剛才已經談過的成本。再來是反應爐可能會發生災難性事故；第三是核電廠會產生放射性核廢料，我們還沒有有效的解決方案；最後一個是同樣的技術也可以被拿來發展核武。

在五花八門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設計中，你會發現，這些設計可能可以解決其中一兩個問題，但它們通常會讓其它問題變得更為嚴重。比方說，一個試圖減少放射性核廢料的反應爐設計，勢必會要使用所謂的快速光譜（Fast Spectrum）；而快中子反應爐（Fast-neutron reactor）的運作過程中，卻又會提升某些類型的事故風險，我稍後會再說明。因此，任一反應爐設計，都會需要做出這種取捨。不論是小型模組化還是大型反應爐，都沒有任何一個反應爐設計能夠同時解決這四大挑戰。

SMR沒有規模經濟

針對小型反應爐的成本問題，核能產業也有他們的一套說詞：「我們知道較小的反應爐會比較昂貴，但我們可以透過大量生產來達到規模經濟和正向的學習曲線便能降低成本」。然而，從整個核能產業的發展史來看，成本通常是與時俱進地增加而不少減少。

在（圖五）中藍色和綠色的點，顯示了美國和法國這兩個建造最多核電廠的國家，其核電廠的成本變化，都是隨著時間上升的；包括他們最新的電廠蓋下來，成本都比過去的電廠高。所以，這個趨勢並沒有停止的跡象。

就算要達到某種的正向學習效果，也必須建造大量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才能彌補規模經濟的缺失，但這個數字也非常龐大。這是為了讓一個小型反應爐能夠在每單位的發電成本上，與大型反應爐相匹敵——但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大型反應爐本身就不是經濟的，所以小型反應爐幾乎永遠不會像再生能源那麼便宜。

從一些不同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廠商所提供的成本估算和實際成本中，我們也能看出這些反應爐的成本有多高。以美國已通過核能管理委員會認證、目前最接近實踐的NuScale反應爐設計中可看到，代表美西七州公用事業公司的猶他州聯合市政電力系統公司（UAMPS）原計畫於愛荷華州興建十二座NuScale裝置容量45MW的SMR機組，2018年的估算成本為43億美元、2020年漲到61億美元。後來開發商決定以縮小規模來因應，將總裝置容量從720MW降為462MW，結果估算成本反而又再上漲至93億美元。最後該計畫在許多參與者退出協議後，於2023年正式宣告終止。

以下圖六顯示了NuScale的UAMPS計畫隨著時間推移，總成本和每千瓦成本的增長情況。執得注意的除了是最終的預估成本來到93億美元以外，如果換算為每千瓦的成本來看，這其實是我們前面也有提到，使用AP1000反應爐、去年剛完工的Vogtle計畫原先預估成本的2.5倍。所以當我們用單位成本來看的時候就會發現，要開發SMR是一項極為昂貴的工作。

另外我們也看到，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開發商所提出的興建時程也一再延宕。各專案計畫詳細的興建時程我不一一贅述，但工程延宕是一個在多數國家的計畫中都可觀察到的趨勢。

針對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我最後一個想提的問題是，量產後如果我們發現有設計或生產上的問題，又該怎麼辦呢？像是過去波音飛機或是豐田汽車有油門卡住的問題，還可以透過召回的方式送回工廠解決。但具放射性物質的核能反應爐該如何處理呢？也可以送回工廠或拆掉重組重建嗎？這些都是核能產業目前無法真正解答的問題。

先進反應爐設計

接著我想談談所謂的「先進反應爐」（Advanced Reactor）設計。同樣地，我們時常聽到核能產業會說，我們提到的問題多屬於輕水反應爐的特質，可以透過其他不同的反應爐設計來解決。但我們還是得回顧歷史，看看這些不同種類的反應爐過去的表現，因為其實沒有任何反應爐的設計是創新的。

早在1950、60年代，全球各地的核能研究機構便探索過許多不同的設計，許多教科書裡也都還看得到。我們今天所看到所謂「先進」或「創新」的反應爐設計，事實上都是基於這些舊有設計來做一些諸如蒸汽產生器等變更，但本質上它們都還是就設計——而這些舊設計當初之所以都沒被廣泛採用也都有其原因。

像是所謂的「高溫氣冷反應爐」（High Temperature Gas Cooled Reactors），這種設計的優點在於它們可以在更高溫度下運行，以更高的效率將熱能轉換為電能，並且這些高溫熱能也可以直接用於需要高溫的工業。但這樣的反應爐在歷史上其實有很多待解的問題。

美國科羅拉多州建造的福特聖丹（Fort St. Vrain）反應爐即為一例。這座當年聲稱是最為安全的設計，實際上僅運轉了14年，就在其所生產的電力遠不及原先預期而關閉。關廠時《紐約時報》也報導稱：「世界上最安全的反應爐因為運行不常而關閉」，顯示其運轉紀錄極為不理想。

再來是也經常被提及的「鈉冷卻快中子反應爐」（Sodium Cooled Fast Reactors），比爾蓋茲的公司所推廣的Natrium反應爐便屬此設計。但鈉冷卻反應爐同樣有著悠久的歷史，許多問題都與鈉這個元素相關。大多數人可能在高中化學或物理課上學過，鈉因為和空氣和水之間的反應不穩定，是個非常難以處理的物質。因此有許多這類型的反應爐都在發生過一些小型事故後，因為處理事故的成本過高而皆已除役。

而這些事故主要包括鈉洩漏和輕水反應爐不常見的「爐心解體事故」（Core disassembly accidents）。這是個專業術語，但簡單來說，當一般的輕水式反應爐發生事故，其放射性或者是它能產生的能量是會降低的；但在鈉冷卻快中子反應爐中，它反而會產生越來越多的能量，進而導致可能的爆炸。雖然這都算是小型的爆炸，無法與核武爆炸的規模比你，但仍足以破壞安全圍堵系統的設施。

我之所以會提到這些，是因為這些問題都源自於化學和物理的原理和反應爐設計的本質。不論一個反應爐設計是由比爾蓋茲或是哪位億萬富翁所投資或推廣，物理和化學的原理仍會影響這些反應爐的運作。我認為這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最後再來談談「熔鹽反應爐」（Molten Salt Reactors）。同樣的，這類設計的歷史不太理想，美國過去的原子能委員會早在1970年代時便放棄了將其商業化的嘗試。他們曾在1965至1969年間，於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運轉過一座測試用反應爐。在這段時間內，它多次因為跳閘或冷凍閥的問題停機。且其短短幾年的運轉所產生的核廢料至今仍無法處理、處置費用約為1000萬美元——其挑戰在於，熔鹽本身具有腐蝕性，處理起來相當困難，其所產生的核廢料自然也變得更加難以處置。

總結來說，這些所謂新型或先進的反應爐設計其實各有各的問題，我們不能指望它們能夠作為解決當前核能產業所面臨的各種挑戰之解方。

「核綠共存」的可能性？

接下來，我想談談核能在氣候變遷的脈絡下所碰到的一些挑戰。我們前面已經看過全球再生能源的比例是如何持續性地增長，這樣的趨勢在投資方面也是如此。

從《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來看，圖七揭示的就是全球歷年來在各種再生能源和核能上的投資金額對比。圖中底部紫色的折現代表的就是核能的投資金額，成長幅度遠不及與再生能源的投資金額。

不過，我們也知道，再生能源的一大挑戰是它們無法穩定發電。不論是太陽能或風能，它們的發電量通常會有滿大的變化，儘管也有像地熱這樣的再生能源可以提供相對穩定的輸出，但它在再生能源中所佔的比例較小，成本也遠高於太陽能和風能。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如何應對這些再生能源的間歇性。這並不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電網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各種電廠不穩定問題而設計的。所有的發電廠都必須在某些時候停機，例如核電廠也會在停機進行燃料更換或維護，或者在某些組件發生故障可能需要更換時停止發電。燃煤電廠、燃氣電廠也都是如此。電網的角色就是要透過多樣化的發電來源來平衡個別電廠的變動性。

要解決間歇性的問題有三大解方。其一是盡可能地將發電來源多元化——開發聚光太陽能、太陽能光電、陸域和離岸風電、小水力、地熱等，它們各自有各自的輸出模式，越多元就越不易受單一能源的停供衝擊。其二是從需求面切入，像是美國目前廣泛討論的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s，VPPs）透過像是在需求較高的時期集結消費者降低空調溫度、關閉洗碗機等方式，調整用電負荷，使發電、用電趨於平衡。

最後則是最明顯的解方，也就是增加包括鋰電池在內的儲能設備。儘管目前我們無法確定十年或二十年後哪種儲能技術會是最合適的選擇，但由於儲能領域正在進行大量研發，我們可以確信這一領域會有顯著進展。

藉由這三種方法，我認為再生能源的間歇性是可以有效處理的。然而，最不建議的解方是將核能作為應對間歇性的手段。原因除了技術上核電廠本來就無法靈活調整發電量以外，在成本上若要將其用作再生能源的備用機組，那麼產出的電力必然會比將核電廠用來維持穩定基載的情況要少。

實際上，一旦電網中有大量再生能源，任何電廠都不會以基載方式運行，尤其是當決策是基於經濟考量時。原因是，再生能源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為零：一旦設置了太陽能面板或風力發電機，其後便無須支付燃料費，僅需一些維護費用即能長期運轉。因此，當太陽能、風能等大量輸出時，經濟上合理的選擇是關閉其他電廠，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再生能源。

這樣的情況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像是加州已經實現了再生能源在某些時段產出超過100%電力，剩餘的多餘電力被用來充電儲能設備，並在夜晚提供電力，顯示以再生能源為主的電力系統是可行的。

而德國自2000年綠黨和社會民主黨首次合作組閣決議逐步汰除核能機組、2010年核電廠開始除役以來，在其電力部門的發展（圖八）中可以看到，2010年核電廠的發電量到了2023年已由再生能源完全彌補還有剩，而非以化石燃料取代。事實上，德國在電力部門使用的化石燃料也有所減少——證明非核和汰除化石燃料兩者雖然不容易，但確實是可行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提高能源系統的效率。

作為氣候解方的不適性

這回歸到我在我的書中嘗試回答的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透過擴大核能來因應氣候變遷？我在書中所提出的觀點是，核能並不能做為氣候變遷的解方，原因除了是核能高昂的成本以外，還有建造核電廠的時間成本。我們必須記得的是，我們並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氣候科學家都說我們已經錯過了很多IPCC等機構所設定的目標，必須急速減少碳排。不幸的是，試圖透過核能來解決這些問題完全不切實際——一般來說從核電廠動工到開始發電，平均需要約10年的時間。我也強調這只是平均數字，許多地方建設核電廠的時間更長。

這張照片（圖九）是位於印度南部，我成長地附近的核電廠建設過程的圖片。當這個快速增殖反應爐的興建工程在2004年開始時，他們宣稱將在6年內完成。但現在已經是2025年，這個廠仍未投入運轉。

另外，這也只是興建過程所需的時間。要開始興建一座新的核電廠也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做到的。像是我現在所居住的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這個省份目前沒有任何核電廠，但在去年的選舉中保守黨便提出要在此興建核電廠的提議。雖然他們最後並沒有贏，但假設他們贏得了選舉並且要啟動興建核電廠的程序，這當中又包括選址、安全審查、環境影響評估以及找到願意住在核電廠周圍的社區。

從過去車諾比和福島核災的經驗來說，受到最大衝擊的往往是離核電廠最近的社區——他們有些被迫撤離、永遠無法回到他們的家園。車諾比禁區的情況便是如此，儘管距離事故發生已快40年，但當地的輻射量還是非常高，沒有人可以遷回。這對任何社區來說都是非常艱難的要求。

因此，當很多地方浮現要建設核電廠的提議時，通常會遭遇很多反對。在英屬哥倫比亞省也會是如此。所以，必須找到一個社區，通常這唯一的方式就是通過賄賂，告訴他們「你們會得到很多工作機會，還會有很多回饋金」等等。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如果他們真的在英屬哥倫比亞省建設核電廠，他們還需要籌集建設核電廠所需的數百億美元，這一切都需要很長時間，大約需要5到10年。因此，如果英屬哥倫比亞省決定建設一個核電廠，那麼最快也要到2040年代，該地區才會有來自新核電廠的電力。這樣的時間表顯然並不理想。

我們常會在一些核能產業的文宣或聲明中，看到他們可以在3年或5年內完成一座反應爐的說法。像是Vogtle計畫，當時西屋公司就曾在他們的網站上發表過一支電腦模擬的影片，顯示其AP1000反應爐像積木般地在36個月內便能興建完成。該廠最終耗時三倍的時間才完工。我們必須記得，電腦模擬出來的結果和現實世界的情況是分開的。

而Vogtle廠其實是在所謂「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時期的產品。這是在2000年代初期，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在2005年通過《能源政策法》，為電力公司提供大量的興建核電廠的補貼，促使當時全國約有30座反應爐的訂單，其中約15座預計在2021年投入運轉。但最終只有四座反應爐真正開始建設，大部分的計畫都在建設成本不斷成長後取消了。也就是說，這些電力公司花費了很多時間和資源進行規劃，但這些錢最後全都浪費掉了。而這四座已開工的反應爐中，除了兩座已開始運轉的Vogtle反應爐外，另外兩座是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計畫：隨著建設成本不段上升、工期拉長，負責反應爐設計和開發的西屋公司在2017年申請破產保護，該計畫也在投入了約90億美元後遭到放棄。

而在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這兩個有反應爐動工的州份，其州議會所通過的法律皆允許電力公司在興建過程中便向消費者收費——換言之，在這些反應爐開始供電之前，消費者便已開始向電力公司支付核電廠的費用。在南卡，消費者花了共70多億美元，卻從未換來核能機組所發出的任何一度電。

這樣的情況並非僅限於美國，英國也曾經有過2020年要完成8到10座新建反應爐的規劃，但最後僅存的一座仍在進行中的反應爐興建計畫，也完全未達預期成果。這座反應爐原先預計在2017年啟用，當時開發商的負責人還曾說過：「到2017年聖誕節，人們將會用這個核電廠提供的電力來烤火雞」。但現在估計它可能會在2029年才開始運轉，建設成本也已大幅上升。

所以當我們在考慮氣候變遷的解方時，我們不能僅僅考慮某個能源是否是低碳的。我們還必須考慮它的成本，因為我們的資金是有限的；也要考慮它所需的時間。因此，投資核能意味的是以更多的錢來實現未來，假設核電廠真能建成的話，15至20年「可能的」減碳。相較之下，投資再生能源能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來實現減碳。

除了這些現實的考量外，在因應氣候變遷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思考各種解方是否合意——也就是這是否是我們想要解決問題的方式？對我來說，有三大原因使核能無法作為合意的解方：

一、沒有所謂「安全的核電」

首先是反應爐發生事故的風險。反應爐是一種複雜的技術，可能會發生各種故障。它們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對人體健康構成風險；它們在高溫或高壓下運行，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釋放大量能量，且事發極為迅速。如果你回顧任何一個真實事故，例如車諾比，從操作員發現異常到爆炸等事故完全發生所需的時間通常只有1到2分鐘，不足以做出任何反應。

我們也無法全盤考量到所有可能的事故情境。我們僅能針對某些發生過、已知的事故型態，例如福島核災，來做出相對應的預防措施。但歷史顯示，正如社會學家查爾斯·佩羅（Charles Perrow）在三哩島核災後所指出的，反應爐的意外事故總是以無法預料的方式發生，我們無法預見所有意外發生的可能途徑與方式，事故之後的清理和處置成本更可能超出我們的預期。從福島核災的先例中就可看到的，是核能監管單位的過度自信與監管失靈。這些機構有時還有其他業務，或是有政府壓力迫使反應爐必須運轉，種種因素對於確保安全而言皆不有利。

在現實世界中，無論核電廠大小，其發生事故的機率都是不確定的。我們永遠無法確定實際的事故機率，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會是零。如果所謂的「安全」是指不存在放射性物質從反應爐外泄的可能，那麼就沒有完全安全的核電廠。

二、核武擴散之風險

第二個挑戰在於，核能作為應對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並不僅限於少數幾個國家能夠建設這些核電廠。要達到足夠的裝置容量，核電廠必須在世界各地廣建，尤其是在需求迅速成長的所謂發展中國家。因此，你會看到印尼、奈及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也開始建設核電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其實很難確保這些國家不會利用核能的技術來製造核武。雖然這是另一個層次上的安全問題，但兩者是相互關聯的：核能生產涉及到濃縮鈾和鈽等原料的使用，即使是一個小型核電廠，也會產生大量的鈽，足以製造核武。

三、核電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數千年後仍然很危險

最後一個挑戰與核能產生的放射性廢料有關。生產放射性物質是核能發電無法避免的固有過程；有效的核反應總是會產生核廢料。問題是這些核廢料的性質如何？有些核電廠內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是在1945年之後才首次出現的。這些物質將會是危險的，並且會在數十萬年內持續具有放射性。

這裡的圖表（圖十）顯示了如果不小心攝入這些物質，無論是混入食物還是水中，會產生多長時間的毒性，它與一般環境中的鈾濃度相比又是如何。可以看到這個毒性持續的時間尺度大約是10萬到100萬年。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真的無法有信心地預測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如何應對。

那麼全球各地的相關單位對於放射性廢料採取了什麼措施呢？他們基本上只有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挖一個深洞，把這些廢料埋在裡面。他們不會稱這為深洞，而是稱之為深層地質處置場，但其實概念是一樣的。那麼問題來了，你能知道這塊岩石或這條隧道，或者說你挖掘出來的這些儲存空間，所放置的物質會在十萬年或一百萬年後如何變化嗎？你能對此有多大的信心？答案是不能。雖然這些人正在非常努力地透過各種模擬確保其安全性，但仍然會有很多不確定性，而這些不確定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放大。因此，沒有一個已經證明有效的解決方案。

此外，在過去建造過的一些核廢料處置設施，也發生過許多原先未預料到的問題。其中一個位於德國，另一個在美國，這些儲存設施的目的是處理來自核武器生產過程中的放射性廢料。美國的核廢料隔離設施在2014年發生了重大爆炸事件，涉及到一個裝有鈽的容器。這是當時的安全系統所無法預測到的，因為有人改變了包裝鈽的材料。如果你無法預測15年後會發生的事故，那麼對於一萬年後的預測能有什麼程度的信心呢？這正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危險的炒作：科技巨頭的核能謊言

我最後簡單提一下，最近幾個月來有一個新發展引起了很多討論，那就是大型科技公司的對於核能的投資。我們在2024年看到，像亞馬遜、谷歌、微軟等大型公司表示將會投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這讓很多人感到非常興奮。我可以就此做一整場演講，討論這些發展，但我簡短地指出幾個重點。

首先，這些公司的主要動機與對核能的熱愛或其是否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無關，他們的挑戰主要來自於公共形象。

這些公司大多數已經看到先前虛擬貨幣公司因大量的能耗與碳排而遭遇負面報導，甚至有些國家開始立法規範的情況，像是美國的拜登政府就曾發布過相關的行政命令。這些科技公司知道他們的用於人工智慧（AI）等用途的數據中心可能也會因為其所衍生的排放量而受到媒體關注，因此以投資核能一事來轉移注意力，利用核能產業過去十幾年來宣傳的清潔和綠色形象，來表示自己並非不負責任的碳排大戶。

第二點要注意的是，這些公司所簽署的合約並不公開，我們並不知道合約內容。可以肯定的是谷歌和亞馬遜擁有非常聰明的商業和工程師團隊，他們知道建設核電廠需要多長時間，花費多少費用等等。我們知道的是，這些公司聲稱要投資的金額相對於建設核電廠所需的費用來說是少之又少。亞馬遜是唯一有揭露部分投資金額的公司，約為3到5億美元。為了讓大家有個概念，記得我之前提到過一個名為NuScale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設計，這是目前在監管過程中進展最遠的設計，但到目前為止，它還沒開始建設。NuScale在研發階段便已花費了超過18億美元；這些科技公司在研發上的投入遠遠不及這個數字。至於建設費用，第一座核電廠的成本預估是93億美元。所以，這些公司應該投入100億到200億美元才算認真。如果他們真的有心，10到20億美元對亞馬遜或谷歌來說也不算什麼，但他們並沒有這麼做。他們投入的只是幾億美元，對他們來說就像是花錢買咖啡一樣，卻能獲得公共形象的好處，對他們的排放量並無實質影響。

總歸來說，這都只是一種公關操作。而核能產業對此非常高興，因為他們現在處境相當艱難，這樣的合作對於雙方都是有好處的。從消費者和公民的角度來看，這一切都沒有太大的意義，且核能的風險大多時候也都不是由谷歌或亞馬遜的擁有者來承擔，因為這些反應爐並不會設置在西雅圖（指亞馬遜總部所在地）或山景城（谷歌總部所在地），而是處於弱勢的貧困社區。不論是在美國、加拿大，還是台灣。我們必須要考慮到這個過程中的不平等性。

問與答

問：請問為何幾乎在所有國家，核電建設都遇到嚴重延宕、花上比原先預期多出好幾年的時間？核能電廠面臨時間問題，再生能源是否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例如，如果風能太陽能的建設在現實中接近飽和（考慮到土地問題、社會問題），而新的技術例如海洋能和地熱能仍然需要很久且不可預測發展的時間。

關於各種電力來源的成本比較，指的是「整個生命周期的總成本」，還是指建設或營運等成本？講者提到，其實用蓋核電廠相同的資本拿去發展再生能源，一樣會達到低碳電力的效果。那麼如果用容量因數、佔地面積、發電穩定等因素來比較，是否兩者可以類比？或是可以怎麼比較？

答：基本問題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成本，另一是為何會有這些延遲，並且可以預期再生能源會有什麼樣的情況。關於成本，我所提到的數字來自Lazard公司等，是所謂的均化能源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nergy，LCOE）。這是計算一個能源系統在其全生命週期內的總成本，並根據預計的電力產量進行分攤，並按一定的折現率來計算。因此，無論是再生能源的轉換效率，還是它們運行的時間長短，這些因素都被納入計算範疇。

然而，LCOE並不是一個完美的指標，這其中還涉及到電網的可靠性問題，這我也曾提過，但要計算確保可靠性的成本，這並不是單一能源所特有的成本，而是整體系統的屬性，不能僅僅歸咎於再生能源或核能。每種能源都有其成本，關鍵在於如何在整體上最佳化電網，什麼方案最便宜。很多專家都在進行這方面的建立模型，根據你對未來成本的假設，得到的結論會有所不同。一些模型會認為核能是最便宜的，這也許會有些人認同，但如果深入分析，根據我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經驗，很多將核能視為解決方案的模型，對核能的成本估算過於樂觀，假設每千瓦的成本為3000美元左右，然而我展示的數字通常會超過每千瓦10000或15000美元。

這一點很重要，但總體來看，我的觀點是，儘管我們對未來技術（如儲能技術）的成本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但對於再生能源而言，比起對核能成本的樂觀預測，對於它們未來成本的預期應該更為樂觀。如果有人認為核能的成本會降到3000美元每千瓦，我們更有理由相信再生能源和儲能技術會變得更便宜，這與它們的技術特性有關。

此外，關於為何很多反應爐會延誤，是否再生能源計畫和儲能計畫也會延誤，答案當然是會有延誤。但延誤的性質有所不同。再生能源計劃往往規模較小，數量也多，因此它們的進展時間和成本存在較大變異。我提到的有關再生能源的數據，是基於數百個計劃的平均值，而美國只有一個核能計畫符合所有的這些數字。由於歷史原因，核能成本經常被低估。我展示過的一些學術研究表明，175個專案中，許多都超出了預期成本並且拖延了很長時間，這部分是因為核電廠的建設非常複雜，存在許多安全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再生能源領域並不常見。核能的支持者知道，如果他們按現實成本計算，沒有人會同意建設這些核電廠，因此他們不得不做出過於樂觀的預估，低估實際的成本。

這也涉及到一些錯誤的假設，這些假設內建於系統中。

問：目前台灣社會正在討論核電廠延役的修法問題。想請問要如何確保運轉已超過40年的核電廠繼續運轉的安全？國際上有沒有案例與成本統計？

至於舊有的核電廠，當我們談論到這些設施的維修時，有兩個因素要考慮。首先是設備故障的頻率，通常遵循一種叫做「浴缸曲線」（Bathtub Curve）的模式。核反應爐啟用初期，由於設施較新，操作經驗不足，故障率較高；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驗累積，故障率下降。隨著老化的進行，故障率會再次上升。第二個因素是對老化設備的翻修和更換成本。目前關於翻修的數據比較有限，但以美國加州的魔鬼谷核電廠為例，該廠原本計劃在2024年關閉，然而由於政治原因，州長要求繼續運營。預計將花費約83億美元進行翻修，但來自獨立機構的估算則超過了120億美元。這表明，是否繼續運營這些核電廠需要詳細的成本分析。

總的來看，建設新一代核電廠（如EPR型）所需的成本也非常高，並且通常高於預期。特別是如Hinkley Point這樣的案例，這些建設已經不是「首次建設」，但依然極為昂貴，因此，如果你在台灣建設類似的EPR反應爐，成本將無法低於此水平。

問：台灣有許多企業界人士主張未來要使用新核能，應該指的是核融合跟SMR，請問講者對核融合是否有研究？

至於核融合，這也是一個「未來的材料」的話題。在半導體行業中，有一個笑話說「鍺是未來的材料」，但事實上，鍺的應用並未取代矽。同樣，核融合的挑戰也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物理學的挑戰。雖然核融合反應在太陽內發生並且已知如何實現（比如氫彈的原理），但關鍵問題在於能否有效控制這個過程並將其用於發電。當前，儘管有一些進展，但我們離實現可控核融合仍有很長的距離。

各國核電發展與反核訊息 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