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統計，從2000年2010年，非洲約有兩億公頃的土地（約為英國國土面積的8倍）被出租或售出。其中，衣索比亞農地的情形尤其嚴重，企業取得土地後便將大量糧食與其他用作生質燃料等用途的商業作物運往國外。自2007年以來，衣索比亞已核准815件外國出資的農業計畫，且每年每2.5公頃土地僅換得1美元租金的低廉代價。矛盾的是，衣索比亞至今仍是全世界飢餓問題最嚴重的國家，約有41％的營養不良人口、1千3百萬人需要緊急糧食援助。

外國官員對於這些土地投資案大力歌功頌德，譬如衣索比亞駐英國大使喀貝德（Berhanu Kebede）就透過《衛報》表示：「過去20年來，政府的農業改良計畫已大規模提高了農作產量。該國必須繼續大規模發展機械農業，才能達到國家最新發展計畫的目標，讓5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14.9％。」

印度前外交官葛文丹（Santhini Govindan）也表示：「開墾大片土地，興建基礎設施，都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縱然這些產業已完全機械化也無妨。」

持反對意見的農民、土地運動人士與非政府組織則質疑，即便外國企業宣稱將帶來能促進生產、高度機械化的新科技，但非洲多數的貧窮村莊是否負擔得起這些農業技術、機具的「現代化」成本？這些獲利又能否照顧到當地本已岌岌可危的糧食安全，還是將全流進外商和政府的口袋？

他們指稱，目前的土地交易與使用計畫根本是一種「土地掠奪」行為，很可能影響尼羅河下游其他國家的供水，並導致長期的環境破壞、森林消失、使農民在土地權、勞動權和健康上受到重大損害，進一步使人民失去生計與糧食供應。

印度糧食與貿易政策分析師沙瑪（Devinder Sharma）稱呼那些外來投資者是「糧食海盜」，並指出其中一家大型企業「Karuturi Global」，已在衣索比亞取得85萬英畝的耕地，同時也在另一個非洲國家──肯亞取得土地。Karuturi Global宣稱自己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農地銀行之一」。

許多非政府組織認為，這些大規模的土地掠奪行為是一種「新殖民主義」，衣索比亞作家、土地權運動人士托羅沙（Fikre Tolossa）指出，這些「土地掠奪者」從過去的歐洲人換成了亞洲人、甚至是有錢的非洲人。他們不採軍事手段，而是以付錢給非洲政府的方式來奪取土地。

托羅沙提到，許多印度企業在衣索比亞大規模生產的棉花、棕櫚油、橡膠、園藝植物等農產品，都需要採取高度機械化且單一的耕種方式，以及大量的化學藥劑。長期來說，將使得土地失去地力，植被、表土、生態棲地與河流都將消失殆盡，成為化肥與殺蟲劑下的一片荒蕪。即便有僅存的河川和湖泊，也很可能會受到嚴重污染而威脅居民健康。

他強調，政府一向以提高的農產量數字作為政策宣傳，卻忽略了其他的社會層面，譬如以教育的情況為例，衣索比亞甘貝拉省的學校建設與就學率1999年以前就已有顯著的成長，政府卻為了種植大規模經濟作物而遷移大量人口，將使得這些建設浪費掉、必須重新開始。

有土地運動人士發起一項針對美國及英國高層外交官的連署，反對衣索比亞政府在甘貝拉省「村莊化」方案，指出該方案強迫至少20萬原住民離開家園，試圖回到故鄉的民眾，卻發現政府已將土地租借給外國投資人，森林、農田、濕地都迅速遭到夷平，改種各類經濟作物。

這樣的計畫意味著，政府和企業正在為這些原住民設定社會經濟發展的標準，正如約翰．博德利（J. Bodley）在《發展的受害者》一書中所寫的：「他們被迫改變文化，然後去為了那些連現在的經濟學家也承認難以達到的目標而工作。」

甘貝拉是衣索比亞國內最窮困的省份，村民原以養蜂與打獵維生，政府與外國企業卻在完全未告知當地居民的情況下，將維繫他們原本生活方式與生計的森林、草原給剷平。

其中握有最多農場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大亨阿穆迪（Al Amoudi），他同時也握有大量當地礦產和不動產。衣索比亞當局已將一萬公頃的土地承租給阿穆迪，租期長達60年。2008年油價高漲後，阿穆迪便開始著眼於開發農業，並預計將他在衣索比亞的大部分農產運回沙烏地阿拉伯。

以改善非洲原住民生活為由的土地交易，到頭來實則迫使他們的文化必須遷就於國家與企業力量底下的經濟模式，並藉著開發原住民生活領域的自然資源，使國家與企業從中得利。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總幹事西爾瓦（Jose Graziano da Silva）也承認，經濟貧困國家的土地交易應該受到管制。他表示：「儘管我們目前並沒有能夠阻止企業購買土地的政策工具，但我們仍得找到適當的方法來對其進行管制。」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執行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