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永遠的「檢驗標準」！福島核災前，日本食品的輻射安全容許量在每公斤0.1貝克。核災後的一年，「不得已」採用核戰的「暫定」標準，食品的輻射安全容許量達每公斤5百貝克。國內外抗議下，日本政府今年4月才下修為每公斤1百貝克，但與更嚴格的標準相比，差距仍超過百倍。在台灣，也可能有最新標準。衛生署6月公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修正草案中，碘－131標準由每公斤2百貝克，改為1百貝克，嬰兒食品、乳品仍沿用55貝克。放射性物質銫－134、銫－137，由一體適用的每公斤370貝克，另訂嬰兒食品、乳品為每公斤2百貝克，但一般食品卻放寬至每公斤6百貝克。

新的食品輻射限量標準放寬遭到極大的質疑。從衛生署新聞稿、發言可見自覺很「委屈」。一則衛署認為，限量標準依據國際標準及科學方式，會商專家學者意見修訂而成；另外除了原有的3放射性物質，他們新增了更具危害、半衰期更長的7種放射性物質規範，不完全算是放寬標準。

科學證據是否足夠？一直是安全爭議的起源。先從此次新修草案的科學性來看，衛生署依據的是，我們的標準與歐盟相同，甚至比美國、加拿大或國際組織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還要嚴格。日本發生核災，食品輻射污染範圍大，當然他們要更嚴格。

安全標準的制定必須公開化，尤其是近期如此爭議的輻射安全。很明顯的，從衛生署公開資料中，並無詳述標準修訂過程中的技術依據，也未積極回應民間團體要求的公聽會、公開討論。已有學者質疑，如果我國是根據一年平均輻射暴露容許值1毫西弗來計算，為什麼我國新增的食品標準，與容許值5毫西弗的歐盟相同。若以平均食物攝取量換算，敏感族群、小孩、婦女，恐攝入比預估值更高的輻射。何況，我們不僅透過食物吃下輻射，也同時透過空氣、飲水暴露於輻射中，人體累積的輻射量恐怕也比其預估值高。

更何況，發生核災的日本，本是台灣進口食品的大宗。如今人家的標準比我們嚴格的多，超標食品不如輸到標準較寬鬆的台灣，在自由貿易下，我們憑什麼拒絕在日本遭輻射污染的食品？

人類歷史上經歷過廣島、長崎原子彈的戰爭摧殘，蘇聯車諾比、美國三哩島核災悲劇，已很清楚輻射、人工核種透過大氣、海水、土壤的傳播，並不侷限一時、一地區，其健康影響，甚至不限於一個世代。從東京電力公司歷時1年多，才公布的報告顯示，福島核電廠事故排放的輻射總量高達90京貝克，遠超過先前估算；學者估計其輻射危害超過廣島原子彈的30倍或千倍。根據已有的偵測報告，福島核災的輻射廢水，其放射物質銫－137已藉太平洋流向美國西岸。

輻射的人體危害往往是日積月累，無聲無息的發生，更沒有所謂的「低限劑量」。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保守假設，接受到輻射的人體，不論劑量多少，都可能損害遺傳物質、增加不良遺傳的機率、引發癌症。從食物中攝取的「輻射」，在人體內暴露，其健康危害更令人不安。值此之際，不只是鄰近日本的亞洲國家，歐、美等國家或區域，也都應正視環境中人工核種的增加，嚴格評估、重新審視食品輻射限量標準，才可能提供人民基本的保障。

從這次的修正草案，反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政府做了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首先，我們對食品安全的要求為何？一個國家制定的標準嚴格與否，決定了什麼樣的食物進入市場、擺上餐桌，最後吃下肚。以目前的科學證據、個人體質差異，無法肯定告知人們，到底輻射攝入多高劑量、多長期，會有致病風險。「避免吃積聚輻射的食物」，不過是防止輻射進入體內的最低手段，若沒有嚴格標準把關，我們如何確保沒有吃下過多輻射。

日本福島、茨城等鄰近五縣食品本就不可再出口，至今食品監測輻射量仍高出標準許多。衛署多次強調，福島災後已加強查驗日本進口食品，逐批檢測日本其他地區生產的八大類食品。

實際上，現有的加強查驗措施，在於避免立即、大量的輻射暴露，還無法保證免於少量輻射、長久蓄積的可能危害。且目前僅檢測大量產生、易活躍進入食物鏈的人工核種，碘－131、銫－134、銫－137。換句話說，其他的放射性物質，並沒有在檢測項目中，包括將增訂的另外7種半衰期更長、更不易消退的核種。何況大眾無法在公開的制定過程中，看到政府納入日本核災、輻射食品的長期健康風險評估。

再者，輻射傳播無遠弗屆，如果我們有檢驗標準，除了日本食品外，其他國家的進口食品，台灣的本土食品，難道不應該檢測？誰能確保，福島災後的全球環境，或已有三座核電廠、其他原子能設施，與日本「共享」海洋、大氣、環境資源的台灣，環境或食物鏈中，我們可能的輻射暴露量，還在安全限值內？我們的特殊飲食習慣，是否可能增加輻射暴露量？現有的檢驗技術、量能，已足以應對未來可能需求，保證我們盡可能減少輻射暴露疑慮？

科不科學？不過是政策制定之基礎。尤其，多數時候，我們僅能從所謂的「檢驗標準」來評量，我們吃下肚食物的安全性。若政府連基本的限量標準、檢驗方式，都無法說得清楚、交代得明白，沒有提供最嚴格的保證、把關基礎，福島核災的受害族群，恐怕更龐大。（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