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災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核災下的當事者意識：責任、賠償與社會對話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Mon, 05 Jan 2026 06:00:00 +0000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邀請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宮崎広和（Hirokazu Miyazaki）舉辦「福島之後：責任與核災補償」講座，從人類學家的視角，聚焦福島核災後的現況與核災賠償制度。

宮崎広和教授出生於東京，最初在日本與澳洲國立大學接受人類學訓練，並以斐濟與太平洋島嶼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來，他參與跨學科的金融社會研究，並將研究延伸至公民外交與無核和平運動。目前，宮崎教授擔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也是廣島大學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員。自2018年起，他被長崎市市長任命為長崎和平特派員。

宮崎教授的研究長期關注核心問題：「我們如何保持希望？」他透過民族誌方法，曾在斐濟蘇瓦、日本東京、長崎，以及美國羅徹斯特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本次座談同時邀請三位台灣資深環境運動參與者協助主持、對談及口譯：主持人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與談人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譯者陳威志（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

活動以日文進行，並提供中、日文逐步口譯。下文內容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宮崎広和教授的演講，經口譯整理，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盡量完整呈現講座原意。

賴偉傑：各位好，我是綠盟常務理事，非常榮幸擔任今天的主持人。

2025年，除了核廢水排放的議題外，很少人再提到福島核災。然而，福島核災不只是輻射廢水的問題——那片土地現在怎麼了？當地居民回家了嗎？那些地方還能住人嗎？他們受到的損失有得到賠償嗎？東京電力公司承擔責任了嗎？日本政府有反思嗎？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漸漸被遺忘。

不只在日本被淡忘，在台灣也被忘得更快。福島核災發生後，當年在台灣曾有非常多人站出來，因為我們擔心台灣如果發生類似事件，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提出了許多質疑。然而，現在這些問題幾乎沒有人再提，也尚未被解決，我們卻急著討論核電重啟。這是非常荒謬的。

更令人擔憂的是，安全問題似乎隨著時間流逝，就會自動被解決嗎？今天，我們非常歡迎，也非常感謝，日本學者來台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

今天的講者是宮崎広和教授，現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廣島大學特聘教授，也曾任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我們似乎還沒有邀請過人類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來探討這個議題，而宮崎教授的研究涵蓋廣泛領域，包括社會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貨幣與金融人類學、希望與和平、公民與城市外交、核武與核能、太平洋島嶼等問題。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核心其實都是圍繞「人」，以及我們如何面對各種社會、經濟與歷史議題。

教授的著作中，有一部是關於福島核災之後的核賠償與教訓。我個人覺得特別有趣的是，他之前的研究提到「希望的經濟學」與「希望的方法」，讓我很好奇核能與希望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連結。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宮崎教授與我們分享，希望他能帶來全新的視角，讓我們重新理解核能議題——無論你支持或反對——也讓我們思考歷史事件之後的影響，以及台灣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日本福島核災觀察與賠償思考

宮崎広和：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聽我的演講。其實，我比較希望今天不要只是我單方面地講，而是能成為一場對話。我也很期待等一下能聽聽各位分享台灣的情況與觀察，讓我們有更多互動與交流的時間。

今年，正好是人類發展並使用核子科技滿八十週年的一年。關於核子的起點，其實有許多不同說法，其中一個常被提及的時間點，是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試爆。

我之所以從原爆歷史談起，是因為在討論核能時，大家往往會刻意把「民生利用」與「軍事利用」分開來談，也就是將核能發電與核武器視為兩條不同的路徑。

但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兩者其實無法切割。因為在科技本質上，民生與軍事使用之間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尤其是當一個國家掌握了核燃料循環技術時，要轉為核武用途，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在討論核能問題時，民生與軍事面向必須放在同一個框架中一起思考，而不能分開處理。

剛才主持人提到，311福島核災發生一段時間後，社會似乎逐漸淡忘了核能所帶來的風險與安全問題。對此我非常認同。其實，不只是福島核災，距今已超過七十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在今日也同樣正被越來越多人遺忘。

這種遺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同樣出現在事故發生地的日本社會。正因如此，我和幾位研究上的同事開始思考：要如何才能持續地記住福島核災、持續地思考它所帶來的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成立了一個名為「子午線180度」（Meridian 180）的論壇，希望能從不同角度重新檢視福島核災。

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果要持續思考核災，焦點應該放在哪裡？我們訪談了原子力產業相關人士，甚至包括投資者，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應該將焦點放在「賠償」這個問題上。因為福島核災不只是造成健康與環境的傷害，它同時也是一場重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開始思考：核災賠償是否能夠真實反映核電的實際成本？

截至目前為止，福島核災的賠償金額已經超過數十兆日圓。然而，日本原本的核災賠償制度，並不是在「會發生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所設計的，而是在事故發生後，以一種應急式、邊走邊補的方式形成。

對福島核災而言，最高的指導原則只有一個——東京電力公司不能倒。因為一旦東電倒閉，將對日本整體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因此，整個賠償制度的設計，其實是在一種金融與經濟穩定優先的思維下運作的。

換言之，現行制度的隱含前提是：核災「基本上不會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政府會出面收拾善後。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希望徹底翻轉這個前提。我們認為，核災「一定還會再發生」，因此制度必須在「經濟可能崩壞」的情境下事先思考要如何應對。唯有如此，損害賠償制度才能真正反映核電的成本，也才能讓每一位市民清楚知道，自己究竟為使用核電付出了多少代價。

因此，對我們來說，福島核災的教訓並不只是輻射防護或工程安全，而是一種前瞻性的思考：當下一次核災發生時，我們要如何進行損害賠償？

現行制度是在「推動核電」的前提下制定的，結果就是事故發生時，製造商往往不需承擔責任，而是由營運電廠的電力公司負責。這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為了保障製造商能順利進入市場、不必承擔事故風險，這正是我們認為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

論壇的結論是，核災損害賠償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社會討論之上。這樣的討論，必須納入原子力科學家、電廠營運者（如東電）、一般公民，當然也包括核電廠所在地的居民。唯有在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的情況下，制度才有可能趨於完善。

此外，福島核災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是第一起引發國際訴訟的核災案例。

在美國，有人同時對東京電力與奇異公司（GE）提起訴訟。這也顯示，核災賠償的討論不能侷限在單一國家之內，而必須跨越國界。尤其福島位於日本東側、面向太平洋，如果事故發生在日本海一側，勢必會引發朝鮮半島與中國更大的政治與外交反應。基於這些現實，損害賠償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國際議題。

我們將這些討論成果整理成一本英文書《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希望藉此推動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倡議與公共討論。

然而，這樣的社會討論其實非常困難。一方面，反核立場的人往往不願意去設想「核災一定會再發生」；另一方面，擁核者同樣不願意假定核災會發生，彷彿那是一種不吉利的想像。第三個困難則是「缺乏當事者意識」。

在311核災初期，日本社會其實曾有非常強烈的當事者意識。即便東京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有兩三百公里，人們仍普遍感受到自己可能是受害者，無論是在食物安全、輻射落塵，或日常生活的不安之中。然而，隨著政府劃定避難區域、媒體不斷縮小「被害者」的範圍，這種原本廣泛存在的當事者意識逐漸被切斷、被淡化。

事實上，福島核災的影響是極其多樣的。有些人因為住在沿岸地區而無法返家，有些人即使未被劃入避難區，也選擇自主避難；原本以農業、林業維生的人，則失去了延續生活方式的可能。影響不只限於地方，也擴及全國，甚至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版圖，例如2012年的政權輪替，與福島核災密不可分。

理論上，福島核災影響的是全體日本國民，但實際上，當事者意識卻沒有被保留下來。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盡可能將所有具有當事者意識、以及「可能成為當事者」的人，納入核災損害賠償制度的討論之中。這也包括國際層面的影響，例如持續排放至太平洋的所謂「處理水」（台灣則稱為核污水），對漁業與鄰近國家的衝擊，至今仍在發生。

最後，我想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核子時代八十週年」。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活在核子的時代之中，無論是核武、核電，還是跨越數個世代才會衰減的核廢料，都深刻影響著我們的安全與未來。但弔詭的是，大多數人卻缺乏這樣的當事者意識。

我們認為，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重新建立這種意識，並透過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與互動，來共同面對核災與核能帶來的風險。今天能夠在這裡與大家分享這些想法，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演講到此告一段落，接下來更期待聽到各位的想法與意見，謝謝大家。

重回核災記憶：提醒我們的當事者意識

賴偉傑：我們非常謝謝宮崎教授今天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講，真的非常感謝。那今天的翻譯，其實陳威志也是我們的好朋友，同時也是長期投入台灣環境運動的一位夥伴，在這裡也一併向他致謝，謝謝。

不知道剛剛各位聽完之後有什麼感覺。我自己在聽的時候，其實有一點起雞皮疙瘩，彷彿這十幾年來的記憶全部都回來了。我記得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我們常常看到一張圖，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那是一張日本真實的輻射塵擴散的圖。

我們曾經把那張圖一比一地疊合到台灣地圖上來看：假設北台灣的核一、核二，或是當年的核四廠發生意外，而且又剛好吹著現在這個季節的東北季風，那結果會是什麼？結果是，台灣將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會被籠罩在核落塵之中。

這三分之二的範圍，橫跨了台北市、新竹科學園區，甚至一路到台中。換句話說，如果發生類似福島規模的核災，這對台灣來說，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安危機，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就是如此。

但我們前陣子看到發布的民防手冊裡，幾乎沒有談到：如果遇到核災，我們究竟該怎麼應對？這也正好呼應了剛剛宮崎教授所提醒我們的——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一點都不遙遠。

教授剛剛有一個提醒，我覺得非常重要。連我們這些環保團體，可能都還停留在「核電廠附近居民才是受害者」這樣的論述裡。但其實，一旦核災真的發生，我們才會發現，沒有任何人是離核電廠很遠的。

只是，隨著時間過去，這種迫切的感覺慢慢消失了，於是開始有人說出「我擁核，我驕傲」這樣的話。老實說，我也不太知道，這樣的驕傲究竟是從何而來。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宮崎教授今天重新提醒我們：這些風險，一點都不遙遠。

接下來，我們想把視角拉回台灣。從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已經十四年多了。有一位夥伴，從福島核災之前就開始參與相關行動，一路看著台灣社會在福島之後的變遷與轉折。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來跟大家分享她的觀察，以及對宮崎教授分享的一些回應。

從台灣視角的反思

崔愫欣：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宮崎老師。接下來，我想從台灣民間組織的角度，談一些我們的想法。

特別是老師提到的「當事者意識」，讓我想起一段自己的經驗，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前，我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那次旅行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到日本的核電廠附近走走、看看。我從東京搭新幹線到福島縣，下車後一路往海邊走，想看看那兩座核電廠。走在福島的海岸線上時，我心裡一直在想：「福島縣怎麼這麼倒楣？一個縣裡竟然有兩座核電廠。」當時我覺得，那是一種邊陲地區為首都圈供電而被犧牲的狀況。

但後來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各位，我們今天住在哪裡？我們住在台北市、新北市，而新北市裡其實就有三座核電廠——核一、核二、核四。老實說，我們新北人、台北人，真的沒有比福島「好到哪裡去」，但我們卻普遍缺乏當事者意識。這件事情本身，其實非常值得反思。

如果回到現實距離來看，核一廠距離台北市約28公里，核二廠甚至只有22公里。福島核災發生後，日本政府要求撤離的範圍是30公里。也就是說，從距離的角度來看，台北其實完全落在「應該有受害者意識」的範圍之內。台灣這麼小，理論上我們應該是「同島一命」，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福島核災對台灣的影響其實非常深遠。若各位還記得2011年當時的情況，新聞鋪天蓋地，社會高度關注，台日之間的交流也非常頻繁，許多人透過日本的朋友、學界與文化界，直接感受到災難的衝擊。那段時間，台灣的反核運動也再度受到社會關注。

我認為，福島核災第一次讓身處這個世代的台灣人，透過即時影像與畫面，對「核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產生一種集體的共感。那是一種難得出現的當事者意識。但很可惜的是，這樣的感受隨著時間逐漸淡化。

淡忘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時間本身就會沖淡記憶；第二，世代更替，許多年輕世代已經不太記得2011年的影像與歷史；第三，核災常被視為低機率事件，因此容易被邊緣化。這其實和我們對地震的態度有點類似——雖然知道地震風險存在，但因為不一定會發生，大家就選擇忽略。

此外，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專業權威有高度信任，民眾往往相信核工學者、電力公司，認為只要有專業把關，安全就可以被信任。但多數人忽略了，這些人本身其實也是核能政策的利害關係人，我們不應該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樣的專業說法。

談回核災本身，特別是核災賠償，我必須坦白說，自己其實帶著一點慚愧與遺憾。福島核災之後，雖然我們曾短暫擁有當事者意識，卻沒有好好地、全面地在台灣展開核災賠償的社會討論。這是一件非常重要，卻被忽略的事情。

事實上，福島核災之後，台灣在法制上對核災的調整非常有限。唯一比較明確的改變，是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的範圍。災前，台灣的強制撤離範圍只有5公里；災後，政府將其擴大到8公里，就停在那裡，沒有再往前。

為什麼不能再擴大？我詢問過相關部門，得到兩種答案。一種是公開的說法，認為台北盆地周邊有山脈阻隔，輻射污染不一定會吹進來。但這樣的說法，與我們對季風、氣流的基本理解其實並不一致。另一個較務實、卻不太被公開說明的理由是：8公里已經是現行政府在疏散人力、安置空間與救災量能上的極限。再往外推，演習計畫根本寫不出來，也做不到。於是，做不到的事情，就選擇不去做。

這正是我們在談核災賠償與緊急應變時，會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因為這些問題沒有進入日常生活，所以多數人並沒有真實感受。

再進一步來看責任制度。台灣的《核子損害賠償法》規定，如果事故是因國際武裝衝突、敵對行為、內亂或重大天災所導致，是可以免責的。也就是說，如果戰爭或大地震引發核災，竟然沒有人需要負責。這在我們看來，是非常不合理的規定。

此外，台灣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核子設備的製造者、經營者或其他相關人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對照福島核災，東電高層的究責訴訟最終失敗，這正凸顯制度設計的問題，而台灣至今仍維持最保守的版本。

至於賠償金額，福島核災的賠償已達數兆日圓，且仍未結束；但台灣法律規定，核子設施經營者的最高保險責任額只有新台幣42億元，超過就不賠了。這個金額不僅極低，也完全不符合真實風險。

再加上請求權時效，台灣規定短期3年、長期10年。但我們都知道，輻射污染的影響往往是20年、30年，甚至更長。換言之，法律在事故影響真正發生前，就已經過時了。

坦白說，這並不是因為當年反核運動不知道這些問題，而是當時的優先順序很清楚——先讓核電停下來。也因此，在反核運動的努力下，「非核家園」在2016至2024年間成為國策，三座核電廠相繼除役。

理論上，我們似乎不必再討論這些問題了。但現實是，核電復興與延役的討論再度出現，這也迫使我們重新回頭檢視：當年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被我們暫時放下了？

正如宮崎老師所說，當我們再次討論是否要使用核電時，就必須誠實面對核災風險，並清楚回答：責任制度是否合理？賠償與保險是否準備好？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全球核電的實際處境，而不是被包裝過的發展想像牽著走？我們是否願意把能源轉型視為一項國家工程，而不是政治對立的工具？

我認為，這些問題，才是我們今天討論核電政策時，真正應該面對的核心。

將責任問題拉回現實

賴偉傑：非常謝謝愫欣的分享，真的講得非常懇切。

我一直覺得，核能這個議題在台灣已經被討論了太久、爭議了太久，而且很快就被拉進政治對立的框架裡，變成用政治立場來區分支持或反對，幾乎沒有留下理性討論的空間。

因此，我認為宮崎教授今天帶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核能問題的核心，其實是責任問題，而且這個責任不能等事情發生之後才來談，而是必須在事故還沒發生之前，就先好好討論清楚。

我剛剛也提到，這樣的討論甚至可能需要像「兵棋推演」一樣，去假設如果真的發生事故，會出現哪些不同情境？影響可能有大有小、型態各異，而在這些情境之下，真正的成本是什麼？又應該由誰來承擔？誰該為此買單？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好好討論清楚，就輕率地做出重大決策，我覺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也想分享一個自己親身的例子。福島核災之後，我曾經和口譯一起到福島災區附近走訪。那個時候，在台灣社會正好出現很強烈的反對聲浪，反對福島相關食品進口。當時，一些支持核能的人批評環保團體，指責說正是因為你們反對，才害得當地農民的農產品賣不出去，甚至說環保團體是在傷害福島核災的受害者。

到了福島之後，我真的直接問了當地的農民朋友。我很誠懇地跟他們說：「我們在台灣對福島核災後的農產品輸出提出質疑，心裡其實也很不安，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我聽到的回答，讓我非常感動。

那位農民跟我說：「你們就反對吧。因為你們有疑慮，你們就反對吧。說實話，如果外面的人都不反對，東電公司就會把這件事情當作沒事一樣帶過，我們這些當地農民的聲音，再怎麼大聲，其實都不會被聽見。」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動，也很震撼。那些看似最弱勢的在地居民，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加清楚自己所處的處境，也更加悲觀地看待現實。

這讓我意識到，所謂的「邊界」並不只是區分誰是受災者、誰是局外人，而是存在於那些願意彼此連結、願意提出質疑、願意共同討論問題的人之間。這樣的連結，本身就非常值得我們珍惜與深化。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非常感慨。因為那天，我原本以為會被稍微責備，卻沒想到他們是用那樣溫柔、卻又非常堅定的方式回應我們。

最後，再次謝謝宮崎教授與崔愫欣秘書長非常深刻、也非常真誠的分享。

結語

崔愫欣：其實在看《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這本書的英文網站時，我覺得收穫非常多，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考角度。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概念：我們不需要假設核災一定會發生，而是應該把它當作社會常態來看待。

就像我們遇到地震或火災時，都會有緊急應變計畫、演習方案，甚至賠償機制，本來就是社會運作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把核災當作「特殊事件」，而是認知到核電廠存在下的社會常態，那我們就應該像討論車禍或空難一樣，去討論應對方案、責任與賠償。

我覺得我們過去，作為反核組織，也曾陷入一種類似擁核科學家的思維：因為我們不希望核災發生，所以也不願意去正面碰觸這個議題。這其實在核安演習上也有反映：當討論是否要做認真的核安演習時，很多人會說「沒必要」，認為演習會平白擾民或造成恐慌；我們自己當時也有類似想法，覺得真正的事故無法預測，也不應該有預先的劇本。

然而，正是從這些不同的角度中，我們才看出問題的重要性與意義。支持核能的人與反核的人，其實都在面對無法對焦的現實，但這也更顯示出，認真討論核災應對的重要性。

所以我覺得非常值得思考，也很有興趣。如果明年剛好是福島核災15周年，而台灣又在討論核電重啟，如果能夠舉辦類似的論壇或討論，我認為意義非常重大。我也希望能與日本的團體，或台灣的夥伴們，一起探索這樣的討論方式，嘗試更深入地思考核災風險與社會應對。

最後，我非常感謝教授們帶來的啟發，也期待未來有機會繼續向老師們請教。這次在台灣的參與，也希望讓所有學術夥伴們都能延續討論，更深入地思考核能與社會安全的問題。謝謝大家。

宮崎広和：這幾天，我和很多年輕夥伴，以及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朋友，都有很多互動，也接受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提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經驗，也正是我希望論壇能展現的精神。

未來如果還有機會，我希望能用其他形式，繼續保持這樣的討論。也非常感謝各位，謝謝大家這幾天在台灣給我的一切感受。

本文於2026-01-05刊登於《關鍵評論》

【聯合新聞稿】核災風險全民擔？拒絕危險再運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Thu, 11 Dec 2025 03:00:00 +0000

今日（12/11）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安排核能安全委員會赴立院進行報告，全國廢核行動平台邀請立委一同在立法院舉辦記者會，呼籲核安不能妥協，反對危險核電再運轉。今年五月《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倉促修法，放寬核電重啟門檻，如今修法惡果浮現，主管機關核安會應破除保守技術官僚立場，接軌國際最高安全標準，核安風險不應由全民承擔！

修法倉促、配套不備　核安審查恐淪形式

今年5月在野黨推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倉促修法，讓核電廠可重啟再運轉至60年之久，卻未有增列配套措施，加嚴審查並提升安全標準，如今《核管法》修法惡果浮現，主管機關如何確認無安全疑慮？主管機關核安會修訂子法，立場保守，不接納民間建議，在野黨甚至要求壓縮加快審查時程，視核安如兒戲，恐造成災難性後果。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表示，《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修法內容並無實質強制力，且未經完整政策評估與社會討論，經濟部與台電卻擬於明年三月提出核二、核三的再運轉計劃送核安會審查，這不僅僅是個「走過場」的行政評估程序，而是重大政治決定，行政院應向社會大眾充分揭露老舊核電需付出的高風險與真實成本，在未完整評估風險且未經過社會溝通討論的情況下，不應輕率「依法行政」，在老舊核電廠的核安疑慮未釐清前，在核廢料尚未有解決路徑前，更不應提送再運轉申請。

中央決策、地方承擔：南部不該成為政治操作的代償者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王敏玲指出，日本發生311核災後地球公民基金會便投入反核倡議工作，十多年來我們在南方與居民持續對話，地方居民憂心的是「在台北做政治決定，卻叫地方承擔風險」。今年藍白提出核三公投，在非常草率的情況下，要全台選民決定核三是否繼續運轉，是最不負責任的示範。而公投結果並沒有通過，屏東縣更是全國不同意票比例最高的縣市，顯示了台灣社會、尤其是屏東居民，不接受以這種草率的方式決定未來。

有了藍白的前車之鑑，行政院更不應重蹈覆轍。政府若沒有先釐清核廢料如何處理、沒有建立透明的資訊揭露與社會溝通機制，就沒資格談個別核電廠是否重新運轉。一再以「行政程序」為由，準備讓核二、核三的再運轉計畫進入核安會審查，等於先啟動重啟的程序，後續再來溝通。我們要強調，核安沒有妥協的空間！我們呼籲行政院，應先向社會說明究竟未來將如何具體落實「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三原則，而不是只把原則當作政治口號，否則最終承擔風險的，還是受核災波及的地方社會。

「新核能」僅是舊技術包裝　核廢、核安、共識皆無解

媽媽氣候行動聯盟秘書長黃品涵表示，「新核能」一詞是台灣自創，目前被包裝為新式核能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SMR) 或是第四代核反應爐，仍然都是與台灣過去的核一、核二、核三廠一樣的「核分裂」技術，也就是透過鈾燃料棒來發電，一樣會產生具萬年放射性的核廢料，怎能說是「先進」技術？日前卓榮泰院長提到，若新式核能可以運轉，非核家園可以重新再定義，究竟講的是以氘為燃料、不會產生核廢料的「核融合」技術，還是錯把舊的技術當成新解方？

若強推 SMR 或是第四代核反應爐，三原則將成為三不能：核廢無解、核安堪憂、社會沒共識，況且核電技術成本高，目前全球更無任何一個國家有成功商用的SMR或是第四代核反應爐。再生能源才是回應永續淨零、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解方，強化國家安全的方式絕非徒增舊的核電技術，或重啟核電機組留作備援，而是應強化社區的應變韌性，促進分散式電網、光電與儲能、需求端響應在台灣社區和產業的發展。

野薑花公民協會常務理事陳雪梨指出，擁核人士常稱不用核電會缺電、戰時缺備援、電價會漲，但這些都是謬論。首先，經濟部「113 年電力資源供需報告」已將半導體與 AI 需求納入評估，即使核電如期除役，到 2034 年尖峰備用容量率仍逾 23%，高於法定 15%，顯示台灣不會因無核而缺電。其次，烏俄戰爭證明核電廠在戰時反成攻擊風險，冷卻系統一旦受損可能引發核災，因此戰時核電反而必須關閉，且核電無法快速冷啟動，也不能作為備用電源。最後，所謂新核電（SMR）至少 5–10 年後才可能商轉、成本高昂且仍有核廢問題；若延用已除役的核二、核三，其周邊斷層不符國際原能會標準，意外後果更是台灣無法承受。若將核廢處理、核災保險與疏散等成本納入，核電反而是最昂貴的發電方式。

核能風險未解、核廢無解　不是安全能源選項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副秘書長林學淵表示，台灣自 5 月 17 日停用核電後供電依然穩定，核災風險也大幅下降，不再產生高放射性核廢料，這是值得珍惜的成果。然而，重啟核電所需的法規制度仍極不完備，尤其缺乏公眾參與與環評兩大核心程序，經濟部、環境部與核安會不應迴避。核廢料問題至今仍停留在起步階段：高階核廢專法未完成、最終處置場址無共識，所謂「核廢有解」在中央與地方僵局下並不成立。缺乏地質調查、公眾參與與環評，只會讓核廢討論停在政治口號。核電重啟需要透明審查、完整法制、工程檢驗與資訊公開，台灣目前欠缺的是制度而非口號；在制度補齊前，重啟核電僅是政治想像，不是安全的能源選項。

台灣綠黨社運部主任李春祥指出，重啟核二、核三是在忽略風險、避談核廢、低估綠能的前提下推動，且烏克蘭戰爭已證明核能在戰時格外脆弱。核二位於基隆外海斷層與大屯火山群附近，核三則處在地震頻繁的恆春半島，2006 年恆春地震更曾讓核三廠受損停機。台灣位處火山帶與高地震區，老舊核電廠難以承受極端事件，重啟等同讓全國承擔不可逆的災害風險。

另一方面，台灣至今無法提出高、低階核廢的最終處置場址，重啟核電只會把環境負債留給下一代，所謂「乾式儲存」並非解方。反之，台灣綠能仍具高度潛力，尤其是穩定又可作為基載的地熱，只因法規、調查與投資環境不足而未充分發展；加上離岸風電、屋頂光電與社區儲能均在快速成長，綠能比核能更具可行性。烏俄戰爭中札波羅熱核電廠多次因失電而陷入危機，更凸顯核能在軍事衝突下的脆弱與高風險。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呼籲核安應採最新、最高國際標準，非核家園的定義更不該由政治詮釋，政治惡鬥不應犧牲全民安全，今日（12/11）上午，立院教育與文化委員會邀請核安會主委列席報告並備質詢，全國廢核行動平台邀請立委范雲、張雅琳一同出席記者會，提出核安訴求。

2013 年 309 全國廢核大遊行，北中南東共有超過 22 萬人上街要求終結核四、核電歸零。遊行結束後，數百個民間團體為串起台灣自主的公民社會力量，共同組成了「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
第 16 條
依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有效期間累積達四十年，仍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得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填具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換照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一、整體性老化評估及老化管理報告。
二、時限老化分析報告。
三、相關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運轉技術規範之增修內容。
四、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報告。
五、耐震安全評估說明。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16-1 條
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申請換發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經營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前條規定文件及再運轉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審核；前條規定文件，經營者得視需要，向主管機關申請分階段提送。
前項再運轉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廠址、機組現況及計畫排程。
二、組織、人力配置及訓練規劃。
三、設施再運轉之工作項目及定期維護與檢查規劃。
四、運轉期間規範及運轉文件恢復之規劃。
五、品質查證方案及稽查計畫。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再運轉計畫變更時，經營者應擬訂變更之計畫內容及相關文件、資料，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依變更之計畫執行。

823核三延役不同意，守護亞洲第一非核家園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Wed, 20 Aug 2025 05:00:00 +0000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與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今日（8/20）召開記者會，發布9個國際環保組織與9位國際能源學者聲援信，呼籲各方本週六核三延役公投應投下不同意票，堅守非核家園。參與此行動的組織與學者中，均強調台灣作為亞洲第一個非核國家的歷史議題。而近20封聲援信中，更就本次公投中各方關注的「核電復興是否為國際趨勢」、「老舊核電延役風險」、「核電與國安」以及「核電是否可作為氣候解方」等關鍵議題，提供完整的資訊供全國民眾思考。

核電並未復興

核能諮詢小組（Nuclear Consulting Group）主席多夫曼博士（Paul Dorfman）直指2024 年全球新增發電裝置容量中，有 92.5% 來自再生能源，新核能幾乎完全缺席。所有新建核電廠無一不嚴重超支且延誤工期。目前所提供的大型反應爐設計，是 25 年前的舊型號，本世紀以來並無新設計問世。至於所有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s）仍停留在設計階段，因此業界的預測必須持高度懷疑態度——而放射性廢棄物、核擴散以及廠址選擇等問題依然嚴重且未解決。近期亦見非核導致德國高排碳與電價高昂的評論，而曾多次訪台的德國波茨坦永續發展研究所（RIFS）榮譽科學總監瑞恩（Ortwin Renn）教授則強調在2011年至2025年間，再生能源於德國電力結構由23%提升至超過54%，核電汰除後的發電量早已被再生能源完全取代。德國相對較高的電價並非源於再生能源，而主要是受全球天然氣價格飆升以及進口電力成本影響。

核電不具經濟理性

曾來台參與福島事故後的核安壓力測試監督的綠色和平核能資深專家哈佛坎普(Jan Haverkamp) 指出福島事故後的壓力測試揭示了台灣在地震情況下核能的巨大風險，將核三發電廠升級以延長運轉壽命將非常昂貴。日本東北大學明日香壽川教授則指出核電在經濟上是不理性，自2017年初至2024年底，西方民主國家僅新增了四座反應爐（英國兩座、韓國兩座）。其中，英國Sizewell C核電廠的一座反應爐建造成本已達190億英鎊，其中一半來自政府補貼。然而，相同的發電量以再生能源可用更低成本達成，且若將同等資金投入再生能源，減碳效益將是重啟（或延役）核電廠的六倍。

老舊核三的浴缸危機

且本次公投的重點為已於5月17日運轉壽齡屆滿的核三廠，老舊機組的安全性，亦不容忽視。如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暨全球事務學院MV Ramana 教授指出，反應爐發生故障的可能性會依循「浴缸曲線」，運轉35年至40年之後，隨著設備老化所帶來的相關磨損開始增加，故障率會上升，增加反應爐運轉的危險。德國地球之友則強調德國壽齡屆滿的核電廠中，便在蒸汽發生器發現材料疲勞、管道生鏽的狀況。核三廠鄰近斷層，日本原子力資料情報室則進一步指出，核電廠遭遇超出設計標準的地震襲擊，可能導致反應爐直接損壞、外部電力中斷、周邊設施受損，最終導致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洩到環境中。在地震頻繁的日本，地震設計標準曾多次修正，各電廠因此需投入鉅資進行補強。這些補強期間核電廠無法運轉，電力短缺常需靠火力發電彌補。即使投入大量資金進行補強，也難以確定老舊核電廠的實際可延役壽命能延長多少。

核電無助提升國安

公投提案方屢以核三延役有助於提升能源韌性，或強調在軍事衝突時，核電廠仍可確保安全。但澳洲地球之友，金・格林（Jim Green）博士則自俄羅斯於2022年奪取札波羅熱核電廠的控制權以來，該核電廠的場外供電已被切斷9次，增加發生重大事故的風險，其並引述澳洲前國防部長Chris Barrie的觀點，強調：「現代戰爭越來越側重於導彈和無人駕駛的航空系統，而核電廠本身……則是個明確且容易接近的目標」。同樣為處於東亞地緣政治衝擊前線的韓國，韓國環境運動聯合則提醒從烏克蘭與伊朗的例子中，更證明在當今日益不穩定的國際局勢中，核電廠也成為戰爭期間的目標或潛在威脅。朝鮮半島仍處於與北韓的停戰狀態，而台灣也長期面對來自中國的地緣政治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核電設施，特別是老舊設施，並不是確保國家能源安全的可靠選項。

核電排擠真正氣候解方

參與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撰寫的波士頓大學全球永續發展研究所所長索瓦庫爾（Benjamin Sovacool）教授則分析了全球123國25年來的碳排放量與再生能源及核能占比變化，結果顯示，大規模投入核能技術的國家並未顯著降低碳排放，核能與再生能源的規模呈現負相關，證明核電對於再生能源具有排擠效應。剛獲選參與IPCC第七次評估報告的雪梨科技大學永續未來研究所研究總監泰斯克（Sven Teske）教授，則基於他建構的全球能源系統評估模型，強調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的優勢，不僅體現在減碳方面，還帶來了能源安全、能源公平、韌性等多重好處，並有助於許多國家偏遠與農村社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日本永續能源政策研究所飯田哲也所長則強調以 100% 再生能源為基礎的未來，在全球各地都能實現，包括台灣與日本。不僅能避免氣候危機，還能增進全球能源獨立，降低因石油爭奪及核戰威脅引發衝突的風險。能源轉型可賦能於各地區與個人，促進能源自主，並催生永續且民主的社會。

核三延役背離人權準則

代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出席記者會的劉李俊達法案政策主任，則指出本次核三延役公投的不合理，其忽略了「自由、事先與知情的同意原則」（FPIC原則），而是訴諸全國公投。這不僅忽視了在地居民與利害相關人的參與決策權。再者，2022 年兩公約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中，國際專家已明確指出，台灣政府遲遲未能將蘭嶼核廢料遷出，違反了人權公約的精神，而核三延役勢必加劇核廢料處置此一人權危機。同樣出席記者會的綠色和平古偉牧專案副總監則強調，在延役過程中，風險和成本幾乎完全由社會承擔，而高耗電企業卻逃避負擔責任。以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參與推動核三延役為例，他一直沒法回應如何延役可以免除民眾承擔的核災風險與財務成本，特別是屏東居民。

非核家園，絕非錯誤的能源政策，而是應堅持的方向

本次核三延役公投的提案方，屢次指出非核家園為一項錯誤的能源政策。實際上，本次參與聲援的國際組織與學者指出台灣決定邁向非核未來，以再生能源與提升能源效率替代核能，契合全球邁向100%再生能源的歷史性能源轉型趨勢。而台灣過往九年間，在推動太陽能與離岸風電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已經開始走在一條具韌性且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能源未來之路。若現在選擇回頭，不僅在科學與經濟上不智，更會動搖引領台灣至今的公民精神。強調台灣推動非核家園的經驗，激發了包括南韓、日本在內東亞而言是點起了一盞希望之燈。

參與此次國際聲援行動的國際組織與能源專家學者們，共同呼籲台灣人民繼續捍衛作為亞洲第一個廢核國家的榮耀歷史，在8月23日核三延役公投時投下不同意票。

【共同聲援國際組織】

韓國環境運動聯合
韓國綠色聯合
澳洲地球之友
澳大利亞保護基金會
德國地球之友
日本地球之友
日本原子力資料情報室
綠色和平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

【共同聲援學者專家】

日本永續能源政策研究所飯田哲也所長
日本東北大學明日香壽川教授
首爾大學環境研究院尹順真教授兼院長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暨全球事務學院MV Ramana 教授
綠色和平核能與能源政策資深專家Jan Haverkamp 教授
波士頓大學全球永續發展研究所Benjamin Sovacool 教授兼所長
雪梨科技大學永續未來研究所Sven Teske 教授兼研究總監
德國波茨坦永續發展研究所Ortwin Renn 教授兼榮譽科學總監
核能諮詢小組（Nuclear Consulting Group）Paul Dorfman博士

【國際聯合聲明】國際組織共同呼籲淘汰核電：聲援非核台灣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Tue, 19 Aug 2025 23:30:00 +0000

台灣即將於8月23日（六）舉行「核三重啟公投」，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台灣的能源轉型與非核家園政策。多個國際組織與跨國學者共同呼籲，台灣應堅持淘汰核電，推動再生能源轉型，以確保能源安全、氣候正義與人權保障。以下是來自日本、韓國、澳洲、德國等國際組織的呼籲聲明。

為什麼核電不是氣候危機的解決之道？

韓國環境運動聯合，安哉訓（안재훈）秘書長

核電常被宣傳為解決氣候危機的方案，理由是其運轉期間溫室氣體排放較低。然而，這是一種危險且狹隘的觀點。從時間、成本、安全性與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核電根本不符合可持續且公正的能源轉型方向。我們面臨的任務不僅是減少碳排，而是要以快速、公平且安全的方式來實現轉型，而核電在這三方面全都失敗了。

首先，核電太慢了。氣候科學家警告我們必須儘快大幅減碳。建造一座新的核電機組通常需要10年以上，而重新啟動舊有機組（例如台灣的核三廠）則需要數年的結構補強與改造工程。相比之下，太陽能、風能與儲能系統可以在數月到數年內快速部署，且這些技術具備分散特性，更能強化能源安全。時間是我們最無法浪費的資源。

第二，核電太昂貴。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資料，核電是成本最高的能源之一。若將建設、除役、事故應變與長期高階核廢料管理等納入考量，其整體生命週期成本高得驚人。與其投入巨額資金於核電，不如用來發展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這些方案不僅減碳更快，也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第三，核電違背民主與能源正義的原則。核電技術高度專業且複雜，導致一般民眾難以理解或參與相關決策。在韓國，早期興建核電廠時，居民被告知那只是「沒有煙囪的電廠」。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社區開始出現因輻射暴露導致的甲狀腺癌等健康問題。這些傷害會延續數代，但相關決策卻總是由少數人秘密進行。一旦發生事故，就無法挽回。

第四，核電留下致命的遺產。亞洲並無任何國家建立永久、安全的高階核廢料處置方案。在韓國，已累積超過500公噸的用過核燃料，但至今仍無具體的最終處置計畫。我們正在將這個沉重的風險不公平地轉嫁給未來世代。

台灣已證明無核道路是可能的。再生能源的發電量迅速成長，已經能夠補足過去核電的空缺，這說明能源轉型不只是夢想，而是可以實現的現實。

我們堅定支持台灣人民，繼續捍衛作為亞洲第一個廢核國家的榮耀歷史。我們更期待，這段歷史能夠在民主與公民參與的力量下延續。氣候危機需要快速、公平且安全的轉型，而核電並不在這條路上。真正的解決之道，是擴展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打造由社區參與與正義為本的能源系統。

延長核電廠壽命有什麼風險？

將核電廠的使用年限延長至超出其原始設計壽命，在安全性與經濟可行性方面都存在重大風險。儘管支持者常強調核電具有低成本、零碳排等優點，但實際情況遠比這些宣傳來得複雜——而且更加危險。

多數核反應爐最初的設計壽命為30至40年。超過這個時限後，像是壓力容器、管線與電氣系統等關鍵部件會因長期受到輻射、高溫與老化的影響而逐漸劣化。雖然定期檢查與設備補強是必要的，但這些作業本身的高昂成本令人質疑延壽是否真的具經濟效益。此外，再怎麼仔細檢查，突發性故障的風險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上升。因此，延壽不應被視為常規程序，而必須以極高的謹慎態度處理。

此外，氣候危機加劇了外部環境對老舊核電機組的威脅，包括極端高溫、強降雨、海平面上升、地震與野火等。南韓曾發生大規模野火蔓延至核電廠周邊地區的事件；歐洲也有多座核電廠因熱浪導致冷卻系統無法運作而被迫停機。就像台灣一樣，韓國也在某些核電廠場址下方發現了當初建廠時並未掌握的活動斷層。其中一起案例就是導致月城1號機壽命延長計畫被取消並最終永久停機的原因。

在當今日益不穩定的國際局勢中，核電廠也成為戰爭期間的目標或潛在威脅。最近的例子包括烏克蘭與伊朗。朝鮮半島仍處於與北韓的停戰狀態，而台灣也長期面對來自中國的地緣政治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核電設施，特別是老舊設施，並不是確保國家能源安全的可靠選項。

延長老舊核電機組的使用年限，只會讓我們對過時設施的依賴加深，並進一步拖延能源轉型。在韓國，這導致原本應投入太陽能、風力與儲能技術的預算與人力資源，仍不斷流向老舊核電廠。因此，核電延壽並非單純的技術性選擇，而是帶有政治與倫理性的決策。當風險大於利益時，最負責任的選擇就是讓老舊核電廠除役，並投資於安全且可持續的替代方案。

我們聲援台灣人民及其反核運動，共同建立無核家園

韓國綠色聯合，朴壽弘（박수홍）氣候與能源組倡議家

韓國民間環保組織韓國綠色聯合（Green Korea United）表示，我們強烈支持台灣民間社會為共同建立非核家園而發起的長達數十年的反核運動。我們也聲援無數的台灣民眾，是他們的聲音與奉獻，讓這項成就成為為可能。

2025年5月17日隨著核三廠二號機組反應爐的關閉，台灣正式成為非核國家。然而卻有人在努力破壞這個里程碑的歷史意義。2025年4月，也就是馬鞍山二號機組關閉的前1個月，反核立法委員提出全民公決重啟核三廠的提案。投票日期為2025年8月23日。韓國綠色聯合對此政治干預深表關切，因為此舉有可能推翻台灣在逐步汰除核電上所達成的社會共識。我們相信台灣社會將再次選擇智慧與非核的道路。

核電不能僅僅因為它排放較少的溫室氣體而成為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一旦發生事故，核電會帶來災難性的環境災害風險，而且就減排潛力與成本效益而言，核電遠不及太陽能和風電。此外，核電作為一種缺乏彈性的電源，妨礙了再生能源的擴展，而再生能源靈活與分散特性，讓它們電網中極為關鍵。

我們深刻意識到延長老化核反應爐壽命所帶來的危險。強迫破舊的設施繼續運轉會大幅增加發生故障和事故的可能性。運行時間越長，產生的高放射性廢料就越多，但目前仍無安全的技術或地點來處理這些廢料。儘管如此，我們仍不斷看到一些不負責任的案例，在未經適當諮詢當地居民或取得國家同意的情況下，就強行處理核子廢棄物。

我們絕對不能忽視核三廠位於活躍斷層上的事實。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災顯示，超出核電廠抗震設計的自然災害可能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如果震度超過設計基準的地震襲擊核子設施，就不只是損壞設備那麼簡單，而是會導致關鍵安全系統崩潰，造成大量輻射釋放的不可逆轉危機。

我們知道核電起源於軍事技術，時至今日仍與不平等、不民主的決策，以及對生命和生態系統的威脅有關。為了獲利而維護的核科技神話必須結束。一個沒有核電的世界是我們時代的迫切任務，對於應對氣候危機和實現公正的能源過渡，至關重要。

台灣宣示並實現無核化，激發了包括南韓在內的鄰近國家的希望。我們衷心希望，即將舉行的公投，不會抹煞台灣反核運動的遺產，以及台灣追求公正能源轉型的努力。韓國綠色聯合將繼續聲援台灣的運動，以及在韓國和亞洲各地的公民。

澳洲地球之友聲明

澳洲地球之友，金・格林（Jim Green）博士，全國反核運動者

澳洲地球之友強烈支持你們反對重啟核三廠的運動，以及爭取非核台灣的工作。

台灣電力公司承認，核三廠的反應爐位於恆春斷層附近。在這個區域的地震可能造成的地面加速度，估計超過核電廠原來抗震設計能力的3倍以上。台灣人口稠密，無論如何改裝都無法真正保障民眾免受這種規模的地震風險。

台灣是亞洲頭一個承諾逐步淘汰核電的國家，顯示著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核三廠應該關閉，取而代之的是安全、永續的能源選擇，包括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計畫。

核電發展太慢，無法有效解決氣候變化問題。近來英國、法國、芬蘭，以及其他國家的反應爐興建計畫都延遲10年或更久，已經證明此事。

核電成本過高，拉札德銀行的年度電力均化成本報告以及許多其他研究都清楚印證此事。近來發生的事件突顯核電的其他嚴重問題。沒有其他能源系統像核電一樣容易遭到武器化，反應爐也被形容成預先部署的恐怖目標。

俄羅斯軍方奪取札波羅熱核電廠之時，當時核電廠的6座反應爐中有部分正在運作，這是到目前最危險的事件。自俄羅斯於2022年奪取札波羅熱核電廠的控制權以來，該核電廠的場外供電已被切斷9次，增加發生重大事故的風險。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署長葛羅西（Rafael Mariano Grossi）警告說，攻擊札波羅熱核電廠會造成「嚴重核子事故的威脅，並可能對健康與環境造成重大後果」。

澳洲前國防部長、現為澳洲安全領袖氣候組織成員的退役上將Chris Barrie指出：「每個核電設施都是潛在的骯髒炸彈，因為圍阻體破裂會造成毀滅性的損害。現代戰爭越來越側重於導彈和無人駕駛的航空系統，而核電廠本身……則是個明確且容易接近的目標」。

伊朗現今的情勢顯示類似的問題，敵國視核設子施作為目標，此事顯示出核子材料與核子設施在本質上具有雙重用途、可能發展成為武器。

台灣的運動者在10年前為我們反對傾倒國際核廢料於澳洲的運動提供了重要的實際支援。我們對此深表感謝，並將竭盡所能支持你們的重要行動。

來自澳洲的聲援！

澳大利亞保護基金會聲明

澳大利亞保護基金會，史維寧（Dave Sweeney）共同創始人

核能是種高成本、高風險的電力選項，它作為電力來源的全球重要性，正在持續減少。

對於氣候混亂這項迫切的挑戰，核電並非是個可靠、及時或有效的回應，它還會為後代子孫留下大量放射性廢料的負擔。

核電往往與核安和安全風險直接相關，而且它在緊張或衝突時期，會成為最容易遭到武器化的能源。

當我們的地球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時，我們共同的能源未來所需要的是再生能源，而非放射性能源。

——
簡歷： Dave Sweeney 40年來一直經由與媒體、工會和環境團體的合作，活躍於採礦、資源、原住民和核問題。他所領導澳大利亞保護基金會（Australian Conservation Foundation）的無核運動，也是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的共同創始人之一，該運動於 2017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德國地球之友聲明

德國地球之友，博納.瑞德克爾（Bernd Redecker）博士
、核能與輻射防護工作小組

台灣與德國一樣，已決定逐步汱除高風險的核電技術。我們祝賀台灣跨出這漸進的一步，所帶來更大的能源獨立、繁榮與安全。依據我們的經驗，推翻這個決定會是個錯誤。

德國地球之友爭取一個無核世界，已達半世紀之久。核燃料鏈的每個環節都會危及當地居民的健康,諸如鈾礦開採區的放射性污染、核子設施周圍居民的輻射風險增加，到反應爐除役過程中所產生輻射危害。

英國塞拉菲爾德（Sellafield）、俄國馬雅克（Mayak）、美國哈里斯堡（Harrisburg）的三哩島、烏克蘭車諾比，以及日本福島等核災都在警示我們，我們不應該以核安風險當成賭注。在這種情況下，在有地震風險區域運轉核電廠，對民眾而言，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核廢料處理的問題在德國至今仍未解決，此事正是德國逐步淘汰核能的一個核心論據。

但除了這些風險之外，所有情況都對核電這項技術不利。認為核電是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是錯誤。相較於風能與太陽能，核能非常昂貴。建造新的核電廠曠日費時，而且許多專案從未完成，造成公共資金的重大損失。核電無論如何無法因應氣候危機。因此，核電在全球電力生產中所佔的比率持續下降，也就不足為奇。

在現代能源體系中，無法適應需求波動的技術就無法持續發展。我們在德國看到，只有逐步汰除核電的決定，才讓再生能源的佈建得以進行。德國汰除核電之事是在2011年所做的決定；當時再生能源電力所佔的比率為20%；現今再生能源電力已達電力需求的2/3。只有明確的能源轉型決策才能實現這項目標，方能為源產業提供一項安全的規劃架構。

但就像身處台灣一樣，在最後一個反應爐關閉前的幾個月，引發了延役問題的討論。國際經驗顯示，反應爐在運轉35年至40年之後，發生事故的風險會大幅增加。這裡的關鍵因素是材料疲勞，最重要的是管道生鏽。德國運轉至最後的核電廠中，蒸汽發生器尤其如此。

我很高興，德國在發生事故之前已經堅持淘汰核電。

我鼓勵台灣繼續這個明智的決定。

日本地球之友給台灣的訊息

日本地球之友，滿田夏花執行長

台灣人民達成了廢除核能發電的成就，這是邁向永續能源社會實現的重要一步，也是充滿希望的未來。我們對此表達由衷的敬意。

核電是一種成本非常高昂的能源。從鈾礦的開採、燃料的加工、運轉，到最終廢爐為止，始終持續排放危險的放射性物質，並產生必須管理數萬年的核廢料，帶來環境污染與人權侵害。使用核電這種一種大規模、集中式的固定能源，會阻礙再生能源與節能等真正的氣候變遷因應對策。

延長核電的運轉期間，意味著就是在運轉老舊的核電廠，這非常危險。複雜的機器設備、各種各樣的零件與材料，會隨時間推移而劣化，其中許多是無法更換的，也有許多是無法檢查的。

自從發生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以來，已經過了14年以上，但這場核災仍未結束。

福島第一核電廠導致許多人被迫避難，失去了生計、生活的意義以及家園。為了不讓這樣的悲劇重演，也為了不將負面遺產留給未來世代，核電不應再繼續運轉，讓我們一起努力推動廢核吧！

日本原子力資料情報室聲明

原子力資料情報室，松久保肇秘書長

將全球暖化限制在1.5°C或2°C之內，需要快速、深度且立即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然而，核能是一種緩慢、昂貴且風險極高的能源，無法因應我們當前面臨的緊迫氣候時限。如果除了核能之外沒有其他低碳能源可選，也許我們還會將它列為選項之一。但在今天，再生能源已具備多樣化的選擇，我們沒有必要選擇核能。

重啟老舊核電廠勢必重新帶來嚴重核災風險，影響整個台灣。從技術上來說，核電廠的運轉可以延續至設計壽命之後，但隨著設施老化，事故的風險也會不斷升高。日本的核災經驗證明，這樣的災難可能威脅到一個國家的存續。事故造成的後果會讓廣大土地受到放射性污染，而恢復這些地區則需付出龐大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即便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已過去14年，至今日本仍有許多居民處於避難狀態。維持或重啟已停機的核電廠，同樣需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重啟老舊核電廠，根本不是解方。

如果核電廠遭遇超出設計標準的地震襲擊，可能導致反應爐直接損壞、外部電力中斷、周邊設施受損，最終導致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洩到環境中。在地震頻繁的日本，地震設計標準曾多次修正，各電廠因此需投入鉅資進行補強。這些補強期間核電廠無法運轉，電力短缺常需靠火力發電彌補。即使投入大量資金進行補強，也難以確定老舊核電廠的實際可延役壽命能延長多少。

對我來說，福島第一核災不只是震撼。經歷了強震與海嘯帶來的巨大災難後，日本又遭遇極為嚴重的核能事故。像日本與台灣這樣位於板塊交界的島國，註定要與地震共處。在這樣的條件下，核能真的適合作為能源嗎？在我看來，核能不適合任何國家，對於地震風險高的國家更是完全不宜。

綠色和平聲明

綠色和平專案副總監，古偉牧

台灣的核三公投反映出一個重要問題，在延役過程中，風險和成本幾乎完全由社會承擔，而高耗電企業卻逃避負擔責任。以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參與推動核三延役為例，他一直沒法回應如何延役可以免除民眾承擔的核災風險與財務成本，特別是屏東居民。

綠色和平對比台灣提出核三延役，以及美國提出核電延役的模式，美國企業在延役當中要承擔：一. 數百億的延役成本、二. 安檢不過關的財務風險、三. 重新發電的營運開支、四. 延役後保險和數千億的賠償成本。以現行制度來看，企業不用承擔當中任何一項成本及風險，台灣若讓企業在沒有相應責任分擔的情況下推動延役，將數千億計的成本和風險全數推卸予台電及台灣政府，也就是轉嫁到每一個台灣人頭上，將嚴重違背社會公義。

在能源選擇之上，應以公眾利益為優先，以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以及成本攤險的方法，去評估每個決定的公正合理性。綠色和平呼籲每一位台灣民眾守護台灣追求公義的精神，投下不同意票，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展現其追求公義與共好的價值觀。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聲明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法案政策主任，劉李俊達

各位媒體朋友、各位關心環境與人權的夥伴，大家好：

我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法案政策主任劉李俊達，今天代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今天要表達我們對於核三廠延役的立場。

首先，我們要強調，國際特赦組織將氣候變遷視為當代最嚴重的人權危機之一。我們一再呼籲各國政府必須儘速淘汰化石燃料，加快能源轉型，因為延宕的結果就是對當代與未來世代人權的嚴重侵害。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支持「以核能取代化石燃料」。正如國際特赦組織的政策所指出，核能在整個生產、使用與廢料處理過程中，具有嚴重的環境與人權風險，包括鈾礦開採、核廢料處置、以及可能的核災事故。我們因此不會主張將核能作為能源轉型的解方。

針對核三延役，我們認為有兩個核心人權問題必須正視：

第一，本次核三延役公投，忽略了FPIC「自由、事先與知情的同意原則」，而是訴諸全國公投。這不僅忽視了在地居民與利害相關人的參與決策權，也違反了公正轉型必須以人權為核心、確保受影響社群參與的基本原則。

第二，核廢料問題仍然懸而未決。2022 年兩公約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中，國際專家已明確指出，台灣政府遲遲未能將蘭嶼核廢料遷出，違反了人權公約的精神，並敦促政府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但直到今天，我們仍未看到切實的進展。既然核廢料處置問題尚未解決，核三延役勢必加劇此一人權危機。

因此，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要強調：能源轉型必須是公正的轉型。它需要尊重人權、確保受影響社群的參與，並正視跨世代的環境正義。核三延役不僅無助於解決氣候危機，反而會製造新的不平等與人權侵害。

花費11億搞公投，核三重啟問題重重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Tue, 12 Aug 2025 03:00:00 +0000

2025年8月23日，民眾黨發起的「核三公投」將正式投票。這項公投將花費11億公帑，不僅試圖將一座已除役的核電廠重新推上運轉軌道，更反映出政治勢力為選舉利益操作能源議題的荒謬行徑。在國際邁向再生能源轉型的今天，台灣卻被迫陷入一場「重啟老舊核電廠」的倒退爭論。這不只是能源選擇，更是對台灣未來風險的押注。

核事生非：政治算計，危機甩鍋

為何會有這場核三公投？其實答案不複雜。核三廠已運轉滿40年，依國際標準與台灣法規，正常進入除役程序。而台灣近年也早已規劃出補足缺口的電力資源，包括天然氣、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從今年5月17日核三廠除役以來，電力供電仍穩定，換言之，核三退場並不會造成電力危機。真正推動這場公投的，不是基於能源需求，而是出於民眾黨的政治算計。

根據目前公投主文：「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發電廠經主管機關同意確認無安全疑慮後，繼續運轉？」表面上留有「安全確認」的彈性，實際卻將複雜的核安決策，簡化為一場民意表決。公投若通過，主管機關是否就得承擔安全風險？若評估有疑慮，又是否會被民意壓力逼迫妥協？這種「公投代替審查」的荒謬設計，正好反映了在民眾黨意圖甩鍋、規避責任的心態。

更離譜的是，從立法院強行通過公投提案到投票日，僅僅三個月時間，又要花費11億公帑。這麼重大的國安與能源議題，卻被壓縮成意識形態對決，讓公共討論淪為選舉操作，讓人民以為「投同意就有電、投反對就缺電」，根本是對民主制度的消費與傷害。

核其毒也：核廢不解，災難未遠

即便不談政治操弄，僅就核三「繼續使用」的現實後果而言，最直接的問題就是核廢料。根據2024年統計，台灣已產生超過1.9萬束高階核廢料與21萬桶低階核廢料，卻連一座法定處置場都沒有。核廢料是超過萬年的世代風險，不是任何一屆政府可以解決的短期工程。

其中，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根本連法律依據都未建構完成。乾式貯存場持續卡關：核一乾貯雖開始啟用、核二乾貯陷入台電與新北市政府的訴訟泥淖，進度停滯，核三廠甚至沒有興建乾貯設施。至於低階核廢料處置場，更因地方公投卡關十餘年，至今仍只能繼續堆存在蘭嶼與核電廠場內。

老舊核電廠的延役，不僅增加核安風險，也等同於繼續堆積核廢債務。恆春地區位於活動斷層與地震高風險區，核三原始設計無法對應最新地震強度。一旦發生類似福島等級的災害，南台灣民眾首當其衝，後果不堪設想。

諷刺的是，2013年柯文哲仍是醫師時，就曾批評馬政府根本無法說清楚核廢料與核災應變，質疑怎麼還能說要蓋核電。如今，他的政黨卻反過來主導這場將台灣帶回風險邊緣的公投。

核去核從：支持轉型，拒絕回頭

當世界各國正加速投入能源轉型，推動分散式發電與再生能源系統之際，台灣也不應再次走回核能依賴的舊路。國際能源總署（IEA）明確指出，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主要動能來自再生能源而非核能。風電、太陽能、儲能與智慧電網等綠能技術，已成為全球主流。

台灣本地的轉型也已經上路。各縣市開始建構再生能源建設、公民電廠興起、企業採購綠電的比例逐年提升，台積電甚至要講使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時程提前至2040年。這些都是不靠核電、同樣能夠穩定供電且實現減碳的路徑。能源轉型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堅持與誠實的規劃。

反觀民眾黨提出的「2030能源佔比」中，包含燃氣45%、再生能源30%、燃煤15%、核能10%，卻從未說明如何在2030年之內重啟核電？如何處理核廢？如何與現行能源政策接軌。一邊攻擊現在能源轉型政策是「錯誤的」，一邊提出模糊的核能幻想，這樣的主張不科學、不務實，也毫無政策誠信，這才是「錯誤的核能政策」。

重啟核三不僅無助於解決當前問題，更會造成再生能源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導致能源政策左右搖擺，損害台灣在國際淨零賽道的競爭力。

823站出來，為未來投反對票

823這一票，絕不是支持或反對單一電廠的選擇，而是關乎我們要把台灣的未來，交給風險與謊言，還是交給穩健的能源轉型。

如果你也認為安全不能靠公投決定，如果你也不願意讓台灣繼續堆積核廢債務，如果你也相信再生能源才是全球未來的方向，那就請在8月23日站出來，投下反對票。

本文於2025/08/12登於《芋傳媒》

核災 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