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彙整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綠盟聲明】反對核二、核三重啟核電不是解方能源轉型需韌性與責任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Tue, 24 Mar 2026 10:00:00 +0000

2025年5月17日，台灣除役最後一座核電廠，正式進入零核時代已310天。期間迎來近40年來首個無核能的夏天，而僅佔發電占比3%的核三，並未如外界想像般不可或缺。這近一年來，既未出現缺電危機，也未造成民生或工業用電困難。

台灣順利達成核電歸零目標，是亞洲第一個宣示並實踐廢核的國家，亦是能源轉型中難得的正向成果。這證明穩定供電與能源安全可在無核情況下實現，民眾生活未受影響，也擺脫長年核災風險的威脅。

然而，賴清德總統如今卻以情勢轉變為由，提出核二、核三再運轉計畫，其理由亦無法說服朝野與社會。非核政策是國家重要能源政策，也是民進黨長期執政方向，即使轉向，也應經正式政策討論程序，甚至召開全國能源會議，向國人清楚說明核能政策的成本與代價，而非在總統個人意志下輕易轉變，將公共政策當作對產業示好的禮物，丟棄政治人物應有的責任與誠信。

核電重啟絕非依法行政

2023年11月29日總統大選期間，賴清德首度就新核能技術表示：「如果未來科技進步到相當程度，可以解決安全、核廢料等問題，民眾又有共識，台灣社會是一個進步的社會，是不會排斥科技所帶來的便利」此為三原則的首次提出，原僅用於評估新式核能。

2024年藍白挾國會多數，推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修法，放寬老舊核電延役期限，為核電開後門。為反對核管法修惡，綠盟與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舉辦多場記者會並串聯民間團體，於2024年4月26日及7月9日在立法院旁舉辦「反對老舊核電延役」千人集會。過程中，民進黨立委與民間共同批判藍白草率修法。2025年5月13日，藍白聯手通過修法，51位民進黨立委投下反對票。

實際上，修正後的《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並無實質強制力，但經濟部長郭智輝當時仍稱將「依法行政」。5月16日，民間將74份執政黨民代連署書送交經濟部，說明新法並未要求行政機關提出再運轉申請。從立委到地方首長、議員，皆應一致堅守非核承諾，在核安疑慮未釐清、核廢尚無解前，老舊核電不應延役。

然而，即使核三公投未達門檻，賴總統仍要求台電啟動舊機組自我安全檢查，並稱符合標準即依法送核安會審議。此舉既非法律要求，亦難稱「依法行政」。台電稱此為揭露風險後再決策，但賴總統似乎在風險尚未揭露前，已先行做出選擇。2025年11月28日，經濟部與台電初步評估核二、核三具備重啟條件，啟動自主安全檢查並研提再運轉計畫，原用於新核能的三原則，也逐漸轉用於評估核二、核三的再運轉。

空洞的三原則要如何實現？

然而，所謂核能三原則在過去兩年中被反覆提及，卻始終停留在口號層次，缺乏清楚定義與可檢驗標準，外界無從判斷何謂真正達成。若將其視為政策前提，賴政府就必須回答更根本的問題：在什麼條件下，才能稱得上核安無虞、核廢有解與社會共識已經建立？然而至今，這些關鍵條件從未被具體說明。

一、核安無虞：
所謂核安無虞，不應只是抽象承諾，而應建立在可驗證的安全標準之上，包括經獨立第三方審查的安全評估、能夠承受極端天災與人為風險的設計，以及完整公開的風險資訊與應變機制。然而現實情況是，核三廠位於地震活躍帶，周邊斷層密布，重要設施老化且接近使用年限上限，維修與更換困難。在地緣政治高度敏感的情境下，戰爭或外部攻擊風險亦無法排除，但相關情境並未被充分納入安全評估。

二、核廢有解：
核廢有解的前提，應是已有明確、可行且具社會同意的最終處置方案，而非停留於規劃或暫存。目前高階核廢最終場址尚未選定，經濟部原訂2025年底提出選址條例草案，至今仍無進展；低階核廢亦因地方反對長期卡關。現行乾式貯存僅為過渡措施，在缺乏最終處置、社會同意與明確時程下，難稱「有解」。

三、社會共識：
最後社會共識，非核家園是在過去40年中反核運動、民主化與選舉交互之下形成跨黨派共識，而今天若要重啟核電，這決策與討論過程是要如何回應過去40年來這段歷史？更別提前兩個原則「核安無虞」、「核廢有解」尚未解決之前，以及核電重啟需要付出代價都未明，真的能形成社會共識嗎？

綜合而言，三原則看似合理，實則缺乏明確定義與檢驗標準，將複雜的科學、法律與民意問題簡化為政治口號。負責任的能源政策，應建立在科學與民主程序之上，而非以空洞條件包裝核電，將不可逆風險留給社會與下一代。

核電不是解方，能源轉型需「韌性」與「責任」

日前賴清德總統表示政府將評估核電重啟，以因應AI與半導體產業帶來的龐大用電需求。然而，面對半導體製程邁入「怪獸級」耗電時代，我們必須誠實面對核電並非能源困局的萬靈丹，真正的挑戰在於能源轉型的結構性難題。

以台積電沙崙園區為例，推估用電量高達1,600MW至2,400MW，相當於2.5部核能機組的發電量（核三廠一個機組約950MW）。即便核一、核二延役仍難以填補AI半導體產業發展帶來的巨大電力需求。將核電當作AI發展的唯一解方，顯然低估了產業擴張的真實規模。

能源與資源皆是有限的，政府在擬定整體的產業發展戰略方向時，亦應盤點高科技產業龐大的水、電、土地等需求與代價，讓社會大眾了解發展背後的真實成本，並要求企業也應負起相應的責任，在企業提出建廠計畫的同時，也要求要提出用電與電源開發計畫，並建立強韌的電網，包含大規模儲能系統與區域微電網，才是確保產業穩定的核心。

非核家園不是達成後可放棄的目標

賴清德總統表示「在去年5月17日核三廠二號機停轉之後，台灣就已經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此說法雖為事實陳述，卻隱含非核家園是可完成、亦可放棄的階段性目標。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呼籲，非核不是達成後可放棄的目標，而是需持續實踐的長期承諾，如同「轉型正義」不是一次性完成，非核家園也不應在達成後回頭重啟核電。此舉不僅違背進步價值與社會期待，也將破壞政策連續性，削弱民眾對政府能源承諾的信任。

賴清德總統近期對核電的連串不當發言，不只背離過去的競選承諾，也未正面回應民間社會對重啟核電的質疑，只是跳針式回覆三原則，掩蓋了核電重啟背後的真實風險。

核災下的當事者意識：責任、賠償與社會對話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Mon, 05 Jan 2026 06:00:00 +0000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邀請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宮崎広和（Hirokazu Miyazaki）舉辦「福島之後：責任與核災補償」講座，從人類學家的視角，聚焦福島核災後的現況與核災賠償制度。

宮崎広和教授出生於東京，最初在日本與澳洲國立大學接受人類學訓練，並以斐濟與太平洋島嶼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來，他參與跨學科的金融社會研究，並將研究延伸至公民外交與無核和平運動。目前，宮崎教授擔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也是廣島大學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員。自2018年起，他被長崎市市長任命為長崎和平特派員。

宮崎教授的研究長期關注核心問題：「我們如何保持希望？」他透過民族誌方法，曾在斐濟蘇瓦、日本東京、長崎，以及美國羅徹斯特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本次座談同時邀請三位台灣資深環境運動參與者協助主持、對談及口譯：主持人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與談人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譯者陳威志（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

活動以日文進行，並提供中、日文逐步口譯。下文內容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宮崎広和教授的演講，經口譯整理，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盡量完整呈現講座原意。

賴偉傑：各位好，我是綠盟常務理事，非常榮幸擔任今天的主持人。

2025年，除了核廢水排放的議題外，很少人再提到福島核災。然而，福島核災不只是輻射廢水的問題——那片土地現在怎麼了？當地居民回家了嗎？那些地方還能住人嗎？他們受到的損失有得到賠償嗎？東京電力公司承擔責任了嗎？日本政府有反思嗎？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漸漸被遺忘。

不只在日本被淡忘，在台灣也被忘得更快。福島核災發生後，當年在台灣曾有非常多人站出來，因為我們擔心台灣如果發生類似事件，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提出了許多質疑。然而，現在這些問題幾乎沒有人再提，也尚未被解決，我們卻急著討論核電重啟。這是非常荒謬的。

更令人擔憂的是，安全問題似乎隨著時間流逝，就會自動被解決嗎？今天，我們非常歡迎，也非常感謝，日本學者來台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

今天的講者是宮崎広和教授，現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廣島大學特聘教授，也曾任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我們似乎還沒有邀請過人類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來探討這個議題，而宮崎教授的研究涵蓋廣泛領域，包括社會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貨幣與金融人類學、希望與和平、公民與城市外交、核武與核能、太平洋島嶼等問題。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核心其實都是圍繞「人」，以及我們如何面對各種社會、經濟與歷史議題。

教授的著作中，有一部是關於福島核災之後的核賠償與教訓。我個人覺得特別有趣的是，他之前的研究提到「希望的經濟學」與「希望的方法」，讓我很好奇核能與希望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連結。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宮崎教授與我們分享，希望他能帶來全新的視角，讓我們重新理解核能議題——無論你支持或反對——也讓我們思考歷史事件之後的影響，以及台灣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日本福島核災觀察與賠償思考

宮崎広和：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聽我的演講。其實，我比較希望今天不要只是我單方面地講，而是能成為一場對話。我也很期待等一下能聽聽各位分享台灣的情況與觀察，讓我們有更多互動與交流的時間。

今年，正好是人類發展並使用核子科技滿八十週年的一年。關於核子的起點，其實有許多不同說法，其中一個常被提及的時間點，是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試爆。

我之所以從原爆歷史談起，是因為在討論核能時，大家往往會刻意把「民生利用」與「軍事利用」分開來談，也就是將核能發電與核武器視為兩條不同的路徑。

但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兩者其實無法切割。因為在科技本質上，民生與軍事使用之間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尤其是當一個國家掌握了核燃料循環技術時，要轉為核武用途，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在討論核能問題時，民生與軍事面向必須放在同一個框架中一起思考，而不能分開處理。

剛才主持人提到，311福島核災發生一段時間後，社會似乎逐漸淡忘了核能所帶來的風險與安全問題。對此我非常認同。其實，不只是福島核災，距今已超過七十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在今日也同樣正被越來越多人遺忘。

這種遺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同樣出現在事故發生地的日本社會。正因如此，我和幾位研究上的同事開始思考：要如何才能持續地記住福島核災、持續地思考它所帶來的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成立了一個名為「子午線180度」（Meridian 180）的論壇，希望能從不同角度重新檢視福島核災。

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果要持續思考核災，焦點應該放在哪裡？我們訪談了原子力產業相關人士，甚至包括投資者，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應該將焦點放在「賠償」這個問題上。因為福島核災不只是造成健康與環境的傷害，它同時也是一場重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開始思考：核災賠償是否能夠真實反映核電的實際成本？

截至目前為止，福島核災的賠償金額已經超過數十兆日圓。然而，日本原本的核災賠償制度，並不是在「會發生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所設計的，而是在事故發生後，以一種應急式、邊走邊補的方式形成。

對福島核災而言，最高的指導原則只有一個——東京電力公司不能倒。因為一旦東電倒閉，將對日本整體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因此，整個賠償制度的設計，其實是在一種金融與經濟穩定優先的思維下運作的。

換言之，現行制度的隱含前提是：核災「基本上不會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政府會出面收拾善後。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希望徹底翻轉這個前提。我們認為，核災「一定還會再發生」，因此制度必須在「經濟可能崩壞」的情境下事先思考要如何應對。唯有如此，損害賠償制度才能真正反映核電的成本，也才能讓每一位市民清楚知道，自己究竟為使用核電付出了多少代價。

因此，對我們來說，福島核災的教訓並不只是輻射防護或工程安全，而是一種前瞻性的思考：當下一次核災發生時，我們要如何進行損害賠償？

現行制度是在「推動核電」的前提下制定的，結果就是事故發生時，製造商往往不需承擔責任，而是由營運電廠的電力公司負責。這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為了保障製造商能順利進入市場、不必承擔事故風險，這正是我們認為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

論壇的結論是，核災損害賠償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社會討論之上。這樣的討論，必須納入原子力科學家、電廠營運者（如東電）、一般公民，當然也包括核電廠所在地的居民。唯有在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的情況下，制度才有可能趨於完善。

此外，福島核災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是第一起引發國際訴訟的核災案例。

在美國，有人同時對東京電力與奇異公司（GE）提起訴訟。這也顯示，核災賠償的討論不能侷限在單一國家之內，而必須跨越國界。尤其福島位於日本東側、面向太平洋，如果事故發生在日本海一側，勢必會引發朝鮮半島與中國更大的政治與外交反應。基於這些現實，損害賠償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國際議題。

我們將這些討論成果整理成一本英文書《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希望藉此推動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倡議與公共討論。

然而，這樣的社會討論其實非常困難。一方面，反核立場的人往往不願意去設想「核災一定會再發生」；另一方面，擁核者同樣不願意假定核災會發生，彷彿那是一種不吉利的想像。第三個困難則是「缺乏當事者意識」。

在311核災初期，日本社會其實曾有非常強烈的當事者意識。即便東京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有兩三百公里，人們仍普遍感受到自己可能是受害者，無論是在食物安全、輻射落塵，或日常生活的不安之中。然而，隨著政府劃定避難區域、媒體不斷縮小「被害者」的範圍，這種原本廣泛存在的當事者意識逐漸被切斷、被淡化。

事實上，福島核災的影響是極其多樣的。有些人因為住在沿岸地區而無法返家，有些人即使未被劃入避難區，也選擇自主避難；原本以農業、林業維生的人，則失去了延續生活方式的可能。影響不只限於地方，也擴及全國，甚至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版圖，例如2012年的政權輪替，與福島核災密不可分。

理論上，福島核災影響的是全體日本國民，但實際上，當事者意識卻沒有被保留下來。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盡可能將所有具有當事者意識、以及「可能成為當事者」的人，納入核災損害賠償制度的討論之中。這也包括國際層面的影響，例如持續排放至太平洋的所謂「處理水」（台灣則稱為核污水），對漁業與鄰近國家的衝擊，至今仍在發生。

最後，我想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核子時代八十週年」。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活在核子的時代之中，無論是核武、核電，還是跨越數個世代才會衰減的核廢料，都深刻影響著我們的安全與未來。但弔詭的是，大多數人卻缺乏這樣的當事者意識。

我們認為，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重新建立這種意識，並透過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與互動，來共同面對核災與核能帶來的風險。今天能夠在這裡與大家分享這些想法，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演講到此告一段落，接下來更期待聽到各位的想法與意見，謝謝大家。

重回核災記憶：提醒我們的當事者意識

賴偉傑：我們非常謝謝宮崎教授今天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講，真的非常感謝。那今天的翻譯，其實陳威志也是我們的好朋友，同時也是長期投入台灣環境運動的一位夥伴，在這裡也一併向他致謝，謝謝。

不知道剛剛各位聽完之後有什麼感覺。我自己在聽的時候，其實有一點起雞皮疙瘩，彷彿這十幾年來的記憶全部都回來了。我記得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我們常常看到一張圖，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那是一張日本真實的輻射塵擴散的圖。

我們曾經把那張圖一比一地疊合到台灣地圖上來看：假設北台灣的核一、核二，或是當年的核四廠發生意外，而且又剛好吹著現在這個季節的東北季風，那結果會是什麼？結果是，台灣將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會被籠罩在核落塵之中。

這三分之二的範圍，橫跨了台北市、新竹科學園區，甚至一路到台中。換句話說，如果發生類似福島規模的核災，這對台灣來說，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安危機，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就是如此。

但我們前陣子看到發布的民防手冊裡，幾乎沒有談到：如果遇到核災，我們究竟該怎麼應對？這也正好呼應了剛剛宮崎教授所提醒我們的——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一點都不遙遠。

教授剛剛有一個提醒，我覺得非常重要。連我們這些環保團體，可能都還停留在「核電廠附近居民才是受害者」這樣的論述裡。但其實，一旦核災真的發生，我們才會發現，沒有任何人是離核電廠很遠的。

只是，隨著時間過去，這種迫切的感覺慢慢消失了，於是開始有人說出「我擁核，我驕傲」這樣的話。老實說，我也不太知道，這樣的驕傲究竟是從何而來。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宮崎教授今天重新提醒我們：這些風險，一點都不遙遠。

接下來，我們想把視角拉回台灣。從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已經十四年多了。有一位夥伴，從福島核災之前就開始參與相關行動，一路看著台灣社會在福島之後的變遷與轉折。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來跟大家分享她的觀察，以及對宮崎教授分享的一些回應。

從台灣視角的反思

崔愫欣：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宮崎老師。接下來，我想從台灣民間組織的角度，談一些我們的想法。

特別是老師提到的「當事者意識」，讓我想起一段自己的經驗，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前，我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那次旅行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到日本的核電廠附近走走、看看。我從東京搭新幹線到福島縣，下車後一路往海邊走，想看看那兩座核電廠。走在福島的海岸線上時，我心裡一直在想：「福島縣怎麼這麼倒楣？一個縣裡竟然有兩座核電廠。」當時我覺得，那是一種邊陲地區為首都圈供電而被犧牲的狀況。

但後來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各位，我們今天住在哪裡？我們住在台北市、新北市，而新北市裡其實就有三座核電廠——核一、核二、核四。老實說，我們新北人、台北人，真的沒有比福島「好到哪裡去」，但我們卻普遍缺乏當事者意識。這件事情本身，其實非常值得反思。

如果回到現實距離來看，核一廠距離台北市約28公里，核二廠甚至只有22公里。福島核災發生後，日本政府要求撤離的範圍是30公里。也就是說，從距離的角度來看，台北其實完全落在「應該有受害者意識」的範圍之內。台灣這麼小，理論上我們應該是「同島一命」，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福島核災對台灣的影響其實非常深遠。若各位還記得2011年當時的情況，新聞鋪天蓋地，社會高度關注，台日之間的交流也非常頻繁，許多人透過日本的朋友、學界與文化界，直接感受到災難的衝擊。那段時間，台灣的反核運動也再度受到社會關注。

我認為，福島核災第一次讓身處這個世代的台灣人，透過即時影像與畫面，對「核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產生一種集體的共感。那是一種難得出現的當事者意識。但很可惜的是，這樣的感受隨著時間逐漸淡化。

淡忘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時間本身就會沖淡記憶；第二，世代更替，許多年輕世代已經不太記得2011年的影像與歷史；第三，核災常被視為低機率事件，因此容易被邊緣化。這其實和我們對地震的態度有點類似——雖然知道地震風險存在，但因為不一定會發生，大家就選擇忽略。

此外，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專業權威有高度信任，民眾往往相信核工學者、電力公司，認為只要有專業把關，安全就可以被信任。但多數人忽略了，這些人本身其實也是核能政策的利害關係人，我們不應該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樣的專業說法。

談回核災本身，特別是核災賠償，我必須坦白說，自己其實帶著一點慚愧與遺憾。福島核災之後，雖然我們曾短暫擁有當事者意識，卻沒有好好地、全面地在台灣展開核災賠償的社會討論。這是一件非常重要，卻被忽略的事情。

事實上，福島核災之後，台灣在法制上對核災的調整非常有限。唯一比較明確的改變，是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的範圍。災前，台灣的強制撤離範圍只有5公里；災後，政府將其擴大到8公里，就停在那裡，沒有再往前。

為什麼不能再擴大？我詢問過相關部門，得到兩種答案。一種是公開的說法，認為台北盆地周邊有山脈阻隔，輻射污染不一定會吹進來。但這樣的說法，與我們對季風、氣流的基本理解其實並不一致。另一個較務實、卻不太被公開說明的理由是：8公里已經是現行政府在疏散人力、安置空間與救災量能上的極限。再往外推，演習計畫根本寫不出來，也做不到。於是，做不到的事情，就選擇不去做。

這正是我們在談核災賠償與緊急應變時，會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因為這些問題沒有進入日常生活，所以多數人並沒有真實感受。

再進一步來看責任制度。台灣的《核子損害賠償法》規定，如果事故是因國際武裝衝突、敵對行為、內亂或重大天災所導致，是可以免責的。也就是說，如果戰爭或大地震引發核災，竟然沒有人需要負責。這在我們看來，是非常不合理的規定。

此外，台灣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核子設備的製造者、經營者或其他相關人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對照福島核災，東電高層的究責訴訟最終失敗，這正凸顯制度設計的問題，而台灣至今仍維持最保守的版本。

至於賠償金額，福島核災的賠償已達數兆日圓，且仍未結束；但台灣法律規定，核子設施經營者的最高保險責任額只有新台幣42億元，超過就不賠了。這個金額不僅極低，也完全不符合真實風險。

再加上請求權時效，台灣規定短期3年、長期10年。但我們都知道，輻射污染的影響往往是20年、30年，甚至更長。換言之，法律在事故影響真正發生前，就已經過時了。

坦白說，這並不是因為當年反核運動不知道這些問題，而是當時的優先順序很清楚——先讓核電停下來。也因此，在反核運動的努力下，「非核家園」在2016至2024年間成為國策，三座核電廠相繼除役。

理論上，我們似乎不必再討論這些問題了。但現實是，核電復興與延役的討論再度出現，這也迫使我們重新回頭檢視：當年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被我們暫時放下了？

正如宮崎老師所說，當我們再次討論是否要使用核電時，就必須誠實面對核災風險，並清楚回答：責任制度是否合理？賠償與保險是否準備好？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全球核電的實際處境，而不是被包裝過的發展想像牽著走？我們是否願意把能源轉型視為一項國家工程，而不是政治對立的工具？

我認為，這些問題，才是我們今天討論核電政策時，真正應該面對的核心。

將責任問題拉回現實

賴偉傑：非常謝謝愫欣的分享，真的講得非常懇切。

我一直覺得，核能這個議題在台灣已經被討論了太久、爭議了太久，而且很快就被拉進政治對立的框架裡，變成用政治立場來區分支持或反對，幾乎沒有留下理性討論的空間。

因此，我認為宮崎教授今天帶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核能問題的核心，其實是責任問題，而且這個責任不能等事情發生之後才來談，而是必須在事故還沒發生之前，就先好好討論清楚。

我剛剛也提到，這樣的討論甚至可能需要像「兵棋推演」一樣，去假設如果真的發生事故，會出現哪些不同情境？影響可能有大有小、型態各異，而在這些情境之下，真正的成本是什麼？又應該由誰來承擔？誰該為此買單？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好好討論清楚，就輕率地做出重大決策，我覺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也想分享一個自己親身的例子。福島核災之後，我曾經和口譯一起到福島災區附近走訪。那個時候，在台灣社會正好出現很強烈的反對聲浪，反對福島相關食品進口。當時，一些支持核能的人批評環保團體，指責說正是因為你們反對，才害得當地農民的農產品賣不出去，甚至說環保團體是在傷害福島核災的受害者。

到了福島之後，我真的直接問了當地的農民朋友。我很誠懇地跟他們說：「我們在台灣對福島核災後的農產品輸出提出質疑，心裡其實也很不安，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我聽到的回答，讓我非常感動。

那位農民跟我說：「你們就反對吧。因為你們有疑慮，你們就反對吧。說實話，如果外面的人都不反對，東電公司就會把這件事情當作沒事一樣帶過，我們這些當地農民的聲音，再怎麼大聲，其實都不會被聽見。」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動，也很震撼。那些看似最弱勢的在地居民，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加清楚自己所處的處境，也更加悲觀地看待現實。

這讓我意識到，所謂的「邊界」並不只是區分誰是受災者、誰是局外人，而是存在於那些願意彼此連結、願意提出質疑、願意共同討論問題的人之間。這樣的連結，本身就非常值得我們珍惜與深化。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非常感慨。因為那天，我原本以為會被稍微責備，卻沒想到他們是用那樣溫柔、卻又非常堅定的方式回應我們。

最後，再次謝謝宮崎教授與崔愫欣秘書長非常深刻、也非常真誠的分享。

結語

崔愫欣：其實在看《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這本書的英文網站時，我覺得收穫非常多，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考角度。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概念：我們不需要假設核災一定會發生，而是應該把它當作社會常態來看待。

就像我們遇到地震或火災時，都會有緊急應變計畫、演習方案，甚至賠償機制，本來就是社會運作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把核災當作「特殊事件」，而是認知到核電廠存在下的社會常態，那我們就應該像討論車禍或空難一樣，去討論應對方案、責任與賠償。

我覺得我們過去，作為反核組織，也曾陷入一種類似擁核科學家的思維：因為我們不希望核災發生，所以也不願意去正面碰觸這個議題。這其實在核安演習上也有反映：當討論是否要做認真的核安演習時，很多人會說「沒必要」，認為演習會平白擾民或造成恐慌；我們自己當時也有類似想法，覺得真正的事故無法預測，也不應該有預先的劇本。

然而，正是從這些不同的角度中，我們才看出問題的重要性與意義。支持核能的人與反核的人，其實都在面對無法對焦的現實，但這也更顯示出，認真討論核災應對的重要性。

所以我覺得非常值得思考，也很有興趣。如果明年剛好是福島核災15周年，而台灣又在討論核電重啟，如果能夠舉辦類似的論壇或討論，我認為意義非常重大。我也希望能與日本的團體，或台灣的夥伴們，一起探索這樣的討論方式，嘗試更深入地思考核災風險與社會應對。

最後，我非常感謝教授們帶來的啟發，也期待未來有機會繼續向老師們請教。這次在台灣的參與，也希望讓所有學術夥伴們都能延續討論，更深入地思考核能與社會安全的問題。謝謝大家。

宮崎広和：這幾天，我和很多年輕夥伴，以及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朋友，都有很多互動，也接受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提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經驗，也正是我希望論壇能展現的精神。

未來如果還有機會，我希望能用其他形式，繼續保持這樣的討論。也非常感謝各位，謝謝大家這幾天在台灣給我的一切感受。

本文於2026-01-05刊登於《關鍵評論》

【投書】核電炒作與現實並不相符！核電無法解決氣候變遷問題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Fri, 12 Dec 2025 04:30:00 +0000

〈核電的炒作與現實並不相符〉（The hype behind nuclear energy doesn’t match the reality）一文原載於2025年11月11日的The Institute of Art and Ideas網站。感謝作者M.V.Ramana教授授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中譯本文，供教育與非商業使用。

近幾年再次興起關於擴大核電規模的討論。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核電對於為資料中心供電，或緩解氣候變遷至關重要。不過，如果我們檢視能源產業的實際趨勢，這些論點都站不住腳。核電在全球電力供應的重要性非但未見提升，反而下降。

美國是個資料中心能源需求量最大的國家，它同時也是主要國家中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不過自2006年以來，美國國內運轉中的核子反應爐數量卻減少了10座。儘管美國政府經由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為電力公司提供經濟誘因，鼓勵業者興建核子反應爐，不過運轉中的核子反應爐總數卻持續下降。這些激勵措施的目的在於「經由轉移風險給公眾，以降低投資先進核電廠的財務風險」，並促使美國電力公司提出建造30多座核子反應爐的計畫。

最後，這些反應爐中只有2座完成興建，但在此同時，許多陳舊又無法獲利的反應爐遭到關閉。另有2座反應爐因成本超支，以及工期嚴重落後，在耗資超過90億美元後，整個計畫遭到棄置；南卡羅來納州的電力用戶至今每個月都還在為這些虛耗時日、糜費金錢的後果買單。

核電在全球總發電量所佔的比率已從1996年的17.5%，一路下降到2024年的9%。相較之下，現代再生能源的發電量（也就是不納入大型水力發電），已佔全球總發電量的17.3%，遠高於1990年代中期的1%。

核電衰退與再生能源快速成長的這類趨勢的關鍵原因在於經濟因素。近年來太陽能發電，尤其是（公用事業等級的）大規模興建太陽能電廠，已成為新增裝置容量成本最低的選擇；國際能源總署（IEA）已於2020年宣布，太陽能是「世界電力市場的新王者」。根據華爾街公司拉扎德（Lazard）針對2025年的預測，美國新建核電廠的發電成本約為太陽光電或風能電廠成本的3倍。由於太陽能與風電成本的下降，核電與再生能源之間的巨大成本差距正在擴大，預計這項趨勢將在未來幾十年持續下去。

核電與太陽能、風能等電力來源的比較之所以複雜，在於後者無法穩定發電，太陽光、風電產能取決於日照程度、風力強弱。然而核電與再生能源間的巨大成本差異，應該足以支撐互補技術的應用，彌補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場的發電量的波動。廣泛的來說，只要整合適宜並且經濟的選項，例如能源效率、需量反應、技術與地域多樣性，以及部分儲能方案，再生能源遂能成為可靠電力系統的基礎。

建造反應爐成本高昂

核電經濟效益不良，原因在於興建核子反應爐的高昂成本。英國現今所興建唯一配備2座歐洲壓水式反應爐的核電廠，也就是欣克利角C核電廠（Hinkley Point C nuclear power station）就是最顯著的案例。該核電廠在2024年的造價高達460億英鎊，最終成本可能更高：它在10年前所估計的造價僅160億英鎊，換言之，即使計入通貨膨脹因素，成本並非只有加倍。而該計畫近來一再宣布進度延宕，成本攀升亦隨之而來。

美國同樣如此，該國沃格特爾計畫（the Vogtle project）的2座AP1000反應爐最終耗資超過360億美元，遠高於動工時所估算的140億美元。2座反應爐的施作期間也遠超過預期。這些近來發生的成本飆升與延宕的現象，甚至比學術研究所顯示的興建核電廠的歷史模式更為極端。該研究檢視180個核電計畫，發現其中有175個計畫平均超出原先預算117%，而工程延誤更達到64%。

核電衰退的第二個原因在於，興建核子反應爐的期間極為漫長。建置一座核子反應爐平均得耗時大約10年，包括從地基澆築混凝土，到正式併聯電網供電的期程。由於興建核電廠之事並非一蹴可幾，決策者不可能在哪天決意要興建反應爐，隔天就能動工澆築地基。核電計畫倡議者必須取得必要的環境許可與安全評估，舉行公聽會（至少在擬議場址所在地舉行公聽會），最關鍵的則是籌集數百億美元資金。相較之下，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不僅可以迅速建置，成本也更為低廉。

新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設計，可否提供解決之道？

對於這些現實，部分核電支持者主張以新型核子反應爐設計，來解決核電現今所面臨的困境。此類設計在過去數十年間多為小型模組化核子反應爐（Small Modular Reactor，SMRs）。相較於近年主導核電計畫的機組是裝置容量在1,000MW至1,600MW的機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裝置容量則低於300MW。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持續獲得大量的資金挹注。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OECD／NEA）的數據，全球針對各式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融資規模「約達154億美元」。這個數字看似龐大，但實際的投資金額卻分散於127種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設計方案。我們可以參考領先的美國業者、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供應商NuScale的案例，以全面了解這件事。該公司執行長在2025年8月的法說會中宣稱，NuScale已經在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投入「超過20億美元」，不過至今仍未有一款設計讓人看到成果。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造價如果停留在紙上談兵，會低於沃格特爾核電廠或欣克利角C核電廠數百億美元的造價。但這些小型機組的發電量也較低，這就表示，核工業的收益隨之減少。當我們以發電量加權計算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成本時，它們的價格反而高於大型反應爐的造價。大型反應爐在每千度電的成本較具有優勢，原因在於它的材料需求與施工興建，並不會由於裝置容量增加而呈現線性成長。

這件事從一項美國計畫所提出的成本估算中可見一斑。該計畫涉及興建6座NuScale設計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這件事被宣傳成為「首座於美國投入運轉的NuScale Power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核電廠」。NuScale於2015年宣稱，該公司所開發的反應爐的「隔夜成本」為30億美元（也就是不計算利息與其他時間成本）。不過此後該公司機組的成本卻一路攀升：在2018年增加至42億美元，在2020年則達到61億美元，到了2023年更飆升至93億美元。隨著成本節節攀高，客戶相繼退出計畫，最後使得專案告終。

若以專案總成本除以預計的發電量，該案每MW成本竟然比2,200MW沃格特爾核電廠計畫的成本高出約250%。當然，沃格特爾計畫在施工期間成本也曾驟增，如果猶他州聯合市政電力系統（UAMPS）計畫得以實施，它的成本同樣可能大幅攀升。但是即使排除施工期間的成本增幅，NuScale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每度電成本，仍高於大型反應爐。

小型反應爐的成本在歷史上也高出大型反應爐。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曾於1950年代資助建造數座小型核電機組，聲稱這類機組「既適用於鄉村地區，也適合出口到海外」。但這些反應爐由於缺乏經濟競爭力，最後只能提前關閉。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支持者反駁，他們可以經由工業量產所省下的成本，以及隨之而來的學習效應，彌補機組未能達到規模經濟的損失。所謂學習曲線是指：隨著核電廠興建與運轉規模擴大，就會隨著更多電廠投入運作，因而改善工業製程與減少成本。然而，即使在學習曲線極度樂觀的假設下，小型反應爐要達到約當於大型反應爐每度的供電成本，必須先實現量產數千座的規模。即便如此，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經濟競爭力仍舊只能和沃格特爾核電廠等傳統核子設施相當，小型機組的發電成本仍會高於再生能源幾倍。

而從現實世界而言，這些關於學習速率的假設可能太樂觀了，因為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業者所提出的許多理論假設都無法成立。例如他們假定，隨著核電廠數量增加，小型機組的成本會隨之下降；但是在擁有最多核電廠的美國與法國，隨著年度拉長，成本反而持續攀升。此類學習曲線的理論前提在於多數反應爐開發商會選擇標準化設計。不過當全球正在同步開發127款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設計時，各國政府與民營企業並不太可能僅選擇一款，或僅只選擇少量幾款的設計。

歸根結柢，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所產出的電力會比大型核電廠更昂貴，這使得小型機組在商業上難以立足。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近來針對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發電成本的權威估算顯示，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是目前最為昂貴的發電方式。該機構估算2030年投入營運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計畫的平準化能源成本介於328至619澳幣（約214至404美元）；相較之下，太陽能與陸域風電的估計成本分別為35至63澳幣（23至41美元），以及64至107澳幣（42至70美元）。如果納入因應風力與太陽能發電波動性的整合成本，即使間歇性再生能源在電力供應所佔比率為90%，電力成本估計則會落在90至131澳幣（59至85美元）的區間。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施工期間同樣漫長。俄羅斯的KLT-40S反應爐是採用該國核子動力破冰船在過去幾十年來所用的反應爐設計，但是從動工到供電卻耗時13年，遠遠超出預計3年的工期。中國石島灣1號機與2號機組（兩座高溫氣冷式反應爐）的建造期程，更是遠超出先前所承諾的50個月，工期長達2倍。這兩種趨勢皆顯示核電無法因應氣候變遷問題。如果核電要在減緩氣候變遷發揮顯著作用，核電在全球電力生產中所佔的比率就必須提升，即以鈾來取代化石燃料。然而這種轉變必須迅速發生，核電根本無法因應這項挑戰。

能否以核電支持人工智慧和數據中心？

如果核電擴建速度不足以達成氣候目標，要滿足資料中心與人工智慧日益成長的電力需求，這種可能性就更低。這些需求近在眼前，或是未來數年內迫切的需求，而非20年後的需求。我們甚至可能正在見證一場「人工智慧泡沫」，因為這些企業欠缺可行的商業模式，以及支付建造與營運龐大基礎設施所需要的巨額開支。

這些雲端企業談論核電的動機很可能是為了替自己漂綠，這不過是洗刷環境足跡負面名聲的廉價手段。相較於這類企業遭到誇大的營收，他們投入核電的金額，僅是九牛一毛。在此同時，相較於興建一座核子反應爐所需要的資金，無論機組規模的大小，這些企業所實際投資的金額顯然根本不夠。

核電的風險

除了成本與時間因素外，以核子反應爐當成發電方式存在諸多缺陷：首先，核電難以避免嚴重事故的風險；再者，核電與核武擴散的關聯密不可分；其三，核電必然產生危害環境的放射性核廢料。

所有核電廠皆仰賴核裂變物理現象的運作。這個過程必然會產生放射性物質，並且對人類健康與環境構成威脅。儘管歷經數十年資金充足的研究，由於社會與技術問題等因素，我們至今仍未確立安全處置這些放射性物質的方法。即使採用當前最廣泛認可的處置方案，以地質處置方式儲存核廢料，仍然無法確保在數十萬年時間尺度的危險存續期內，經過最終處置的放射性物質不會滲漏至水體與土壤。

通常，這些放射性物質被存放於反應爐內，或存放於專為水冷式或風冷式設計的基礎設施中。不過仍有可能發生異常狀況。所有核電廠都可能遭遇事故，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也是如此，因而導致大量裂變物質從反應爐中釋出，並造成大規模的放射污染。2011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3座反應爐熔燬事件，已然彰顯這種可能性。其中規模最小的福島第一核電廠1號機，發電量僅460MW，僅略高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300MW的最大輸出功率。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縮小反應爐規模能降低核子事故風險及其影響。小型反應爐的放射性物質存量較低，在事故發生時所能釋出的能量也較少。不過即使是極小型反應爐，例如裝置容量低於10MW的反應爐，一旦發生事故，仍有可能使公眾遭受顯著輻射劑量。

擴張核電也加劇核子武器擴散問題。所有使用鈾燃料的核電廠都會產生鈽元素，幾乎任何鈽同位素混合物皆可製造武器。由於鈽元素與高放射性裂變產物同時產生，這使得此類物質無法用於任何用途。任何國家「再處理」用過的燃料棒，便能從裂變物質中分離出鈽元素，繼而用以製造核武。

結論

核電倡導者忽視核電重要性漸漸式微的證據，以及核電在經濟上無法與再生能源競爭的事實。新型反應爐設計至今無法扭轉核電產業的頹勢。

氣候危機刻不容緩，世界既缺乏擴建核電所需要的財力，更無暇等待核電發展。從最小化成本與時間的角度來看，擴張核電只會使氣候問題火上澆油。首先，若投入核電的資金，可以用於推動再生能源轉型，如此一來所能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遠遠超過投資核電的成效。因此，投資核電存在經濟機會成本。而擴建核電所需要的漫長時間尺度意味著：相較之下，替代性投資不僅能實現更大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益，更能更快達成目標。

本文於2025-12-11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美國核能專家：小型核電SMR的炒作被嚴重誇大了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Mon, 01 Sep 2025 09:00:00 +0000

近期，清大教授葉宗洸在媒體節目上，推銷所謂「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all Modular Reactor，SMR），聲稱其安全、核廢料少，甚至表示台灣未來的高耗能產業可以依靠SMR自行發電。然而，這些說法在核能專業與國際實務上都站不住腳，值得社會大眾深入檢視。

為此，本文特別引述美國智庫憂思科學家聯盟核電安全主任、物理學家埃德溫．萊曼（Edwin Lyman）博士的研究與分析。萊曼博士是國際公認的核子擴散、核子恐怖主義以及核電安全領域專家，同時也是世界核子物料管理協會（INMM）的成員，並曾多次在美國國會和核管會作證。他在2024年10月16日受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邀請發表線上演講時指出，國際上興建新的大型核電廠成本極高，核能產業因此宣稱，SMR將比大型反應爐更便宜、更安全。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除非在設計和運作上採取所謂「捷徑」，SMR所產生的電力成本往往更高。

萊曼博士指出，所謂捷徑包括：取消大型反應爐傳統的圍阻體建築，以及減少核電廠必要的操作與安全人員數量。即使SMR設計具備某些安全特性，但若採取這類簡化措施，未來核電廠的安全性與保障性，仍可能不及現行大型反應爐。

SMR的「本質性安全」並非絕對

葉宗洸教授宣稱， SMR功率多為300MW，設計依據熱流和爐心物理分析，即使遇到喪失冷卻水事故，也能透過空氣自然冷卻，絕不會出現爐心熔毀，因而具備「本質性安全」。

然而，萊曼博士指出，所謂的被動安全功能並非萬無一失。極端事件如強震、洪患或野火，可能超出SMR設計的運轉環境，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反而使安全功能失效。美國核管會就指出，NuScale設計的被動應急系統可能會耗盡冷卻水中的硼，而硼對於保持反應爐安全關閉至關重要，一旦耗盡，安全保障將大打折扣。

近年來，SMR開發公司希望美國核管會放寬SMR的核安與維安要求，這可能抵消被動安全設計的效果。例如，部分新型反應爐被允許免設置圍阻體結構、免除場外緊急疏散計畫，甚至不必嚴格區分核電廠與人口稠密區。管制機關甚至考慮減少武裝維安人員與操作人員。如此一來，若遭蓄意破壞，被動安全機制可能被故意停用，SMR機組甚至可能淪為「放射性武器」風險來源。

基於上述因素，SMR的安全性並不比傳統大型機組更高，甚至在某些條件下更危險。例如，傳統大型機組的圍阻體可阻擋約90%的放射性物質在爐心熔毀時釋出，但缺乏圍阻體的SMR將可能釋放更多放射性物質。若部署於人口稠密區，欠缺場外緊急計畫，更多人可能暴露於高劑量輻射。

此外，從核事故風險總量來看，SMR也未必更低。以250MW裝置容量為例，單座機組事故釋放的放射性物質約為1,000MW大型機組的4分之1，但若設置4座SMR，相當於4倍機組數量，事故風險機率則提升至傳統反應爐的4倍，完全顛覆「小型即安全」的迷思。

SMR核廢料減量說法誇大

葉宗洸教授宣稱，SMR與微型模組化反應爐（MMR）所產生的核廢料量，大約與傳統大型反應爐相當；此外，若使用快滋生反應爐的鈾238而非一般鈾235，可使核廢料減量更明顯，產出僅為傳統電廠的25%，因此他認為SMR非常適合台灣。

然而，萊曼博士指出，我們必須明確定義「減少核廢料」的含義。就核分裂釋放能量所產生的高放射性同位素數量而言，小型反應爐每單位熱量產生的高放射性物質與大型反應爐相同。雖然燃料密度較高的反應爐可能使用過核燃料的體積與質量減少，但其中裂變產物的濃度及衰變產生的熱量會相對增加，而這正是影響核廢料處置的重要因素。

此外，部分SMR設計需使用「高含量低濃縮鈾」（High-Assay Low Enriched Uranium，HALEU）燃料，其鈾235濃度高於傳統輕水反應爐燃料。雖然這可減少核電機組所需的燃料總質量，但並不代表使用更少的天然鈾；事實上，開採與加工過程可能產生更多廢棄物。

舉例而言，TerraPower公司設計的鈉冷反應爐使用濃縮至約19%的HALEU，相較於輕水反應爐，需要2.5至3倍的天然鈾才能產生每度電力。對更小型反應爐而言，效率甚至更低；除非燃料性能有顯著提升，否則核燃料使用效率更不理想。

SMR並不會因為體積較小而更安全。實際風險取決於模組數量與事故時的相互影響。像2011年福島事故中，6座機組並排運轉，1座出事便牽連其他反應爐，造成全面性輻射釋放。同樣地，若多個SMR集中在同一地點，地震或洪水等災害可能同時波及所有機組，增加事故風險與後果嚴重性。此外，「SMR能減少核廢料」的說法也是迷思。以每單位發電量來看，SMR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並不比大型反應爐少，因此在核廢料問題上並沒有優勢。圖片來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供。

SMR並非可靠的離網電力選項

葉宗洸教授宣稱，未來台灣科學園區或重要廠區可以直接配置SMR自行發電，不必擔心台電供電故障，並將其視為半導體及AI產業的用電解決方案。然而，萊曼博士指出，SMR和傳統核電廠一樣，容易受到極端天氣或其他災難影響，可能導致場外電力中斷。在這種情況下，資料中心或工業用戶仍需依賴備用電源，如柴油發電機。

若要由中小型反應爐為資料中心或科技園區供電，那資料中心跟科技園區必須像任何其他核電廠一樣，長期管理場內大量用過的核燃料。雖然西屋電氣等供應商聲稱，他們可以負責拆除不再使用的機組，但在可見的未來，回收用過的反應爐集中管理場址並不存在。先前主管機關也從未核發過這種營運執照。任何運作SMRs的社區或科技園區，都會成為實質的長期核廢料貯存場。

此外，全球幾乎沒有運轉中的SMR實例，因此核能產業界對SMR安全性和低維護需求的宣稱，缺乏實務依據。現有核電廠的可靠運轉經驗，是經歷數十年的實際操作累積而成。任何新型機組，包括SMR，若未經長期驗證就投入使用，預期效能難以達到宣稱標準，過早建設部署將可能導致極高成本和重大風險。

結語：SMR仍需審慎評估

目前全球對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討論熱度很高，但實際訂單和興建案例卻非常有限。中國是少數正在建設中小型反應爐的國家，而在美國境內，僅有比爾蓋茲創立的TerraPower公司向核管會提出興建申請。萊曼博士指出，SMR在能源未來可能有其角色，但前提是這些技術必須足夠安全、可靠，且成本和風險需被現實評估。若核能支持者過度美化誇大SMR，提供誤導性訊息，不僅會掩蓋技術落實過程中面臨的挑戰，也可能讓社會忽略核能本身存在的風險，最終對產業造成損害。這些挑戰包括安全設計、運作經驗不足、核廢料處理及極端事件的應對能力，都是無法簡單以「本質安全」或「被動系統」來解決的問題。

以近期科技業界案例來說，Google與Kairos Power簽署的SMR購電協議，以及台灣業者關注的NuScale計畫，都顯示小型反應爐仍屬技術成熟度低、成本高昂的設計。萊曼博士指出，Kairos Power的反應爐設計仍需大量驗證工作，而NuScale原本被宣稱「便宜且安全」，但實際成本遠超初期預算，安全性亦存疑。這些SMR採用的被動安全系統，雖能在冷卻劑流失時自動啟動，但在現實運作中，系統可能引發其他問題，使機組不穩定，需要歷經多次設計修正才能彌補缺陷。被動安全的概念遠比核能產業宣稱的理論複雜得多，單靠宣傳難以建立可靠安全性。

對於台灣而言，許多高科技業者希望將SMR引進科學園區或重要產業園區，用於自發電以支援半導體和AI產業。然而，萊曼博士提醒，SMR並非免監控或免維護，極端天氣、自然災害甚至蓄意破壞都可能導致事故，資料中心或工業園區仍必須保有備用電源。若台灣決定引進NuScale或其他SMR，監管機關必須進行最嚴格的審查，不僅評估設計理論上的安全性，也要關注實際運作過程可能出現的問題。總體而言，SMR的非立即可用的解方，任何過早部署都可能帶來高成本、高風險，以及對公眾安全與信任的挑戰。台灣在能源政策與科技發展規劃中，必須以科學、嚴謹、循序漸進的態度，審慎看待SMR作為未來能源選項的可行性。

本文於 2025/09/01 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論壇投書】核能再包裝？台灣應慎防「先進」核能陷阱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Fri, 29 Aug 2025 07:30:00 +0000

本文引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暨全球事務學院教授、物理學家M.V.拉瑪納博士（Dr. M.V. Ramana）的相關研究，他是國際知名核能與能源安全學者，長期研究核能對國際安全與能源政策的影響，尤其關注核裂變物質的可用性與核武擴散風險。

拉瑪納博士曾於波士頓大學取得物理學博士、在多倫多大學物理系任博士後研究員，並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核能未來研究室及科學與全球安全計畫擔任研究員，具深厚學術與核能研究背景。

拉瑪納博士著有《Nuclear Is Not the Solution: The Folly of Atomic Power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暫譯《核能並非解方：氣候變遷時代的原子能之愚》），並參與年度《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的撰寫。

拉瑪納博士的研究清楚表明：所謂「先進核能」並非全新科技，其安全性、經濟性及廢料處理問題仍然未解，而且往往只是企業與投資者的炒作工具。

何謂「先進反應爐」（Advanced Reactor）？

在近年的核能討論中，「先進反應爐」（Advanced Reactor）成為核能業者與政府官員常引用的關鍵詞。它們通常被擁核人士描述為相較於傳統輕水反應爐（Light Water Reactor, LWR）更安全、更高效、可減少核廢料產生，並且能更快建造。然而，這些說法在拉瑪納博士看來，多半屬於行銷噱頭，而非技術革新的實質證明。

輕水反應爐是指使用水作為冷卻劑及慢化劑的核子反應爐，包括沸水反應爐和壓水反應爐，是目前世界上核反應爐的主要類型。從技術定義上看，先進反應爐並非單一型態，而是一個概念集合。

它包括多種不同冷卻劑設計，如高溫氣冷反應爐（High Temperature Gas Cooled Reactor, HTGR）、鈉冷快中子反應爐（Sodium-Cooled Fast Reactor, SFR）、熔鹽反應爐（Molten Salt Reactor, MSR）等，每種設計都主打特定優勢，當中又會因裝置容量大小，又延伸出不同種類，例如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迷思

核能業者常宣稱，過去核電的問題都屬於舊型反應爐的特性，但新型反應爐設計，包括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在內，將不再重蹈覆轍。拉瑪納博士指出，這種說法非常有趣，因為所謂「小型」通常指裝置容量低於300MW，而非物理尺寸上的小。

實際上，早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美國、加拿大、印度等國家建造的反應爐中，許多就符合「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的定義，當時的設計目的是滿足偏鄉地區的低電力需求，如美國的艾克河（Elk River）小型反應爐。然而，這些反應爐大多數在預期使用壽命前便關閉，原因是電力產量低、營運成本過高。

拉瑪納博士進一步說明，工程學上，設施規模與資本成本存在約0.6次方的冪次方關係，即規模越小，單位成本越高。換句話說，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建造一座200MW的小型反應爐約需花費建造1000MW反應爐40%之成本，但其發電量卻僅為後者的20%。

因此200MW的SMR每度電的發電成本約是大型反應爐的兩倍，亦即其每單位的發電成本更高。

早期小型反應爐的關閉正印證了這一點。此外，小型反應爐效率低，單位發電所需鈾更多，產生的核廢料也更多。由此可見，所謂「小型模組化」並非安全或經濟的革新，而是歷史問題的重演。

反應爐設計無法同時解決四大挑戰

拉瑪納博士回顧2003年麻省理工學院核工系報告指出，核電廠面臨四大基本挑戰：成本高昂、核災風險、核廢處理，以及核武擴散。任何單一反應爐設計，無法同時解決這四項問題。

以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為例，某些設計可能降低核廢料量，但會增加事故風險；試圖提高安全性，可能導致成本攀升或核廢料處理更複雜。拉瑪納博士強調，這種取捨無法避免，無論反應爐大小，問題本質依舊存在。

關於成本，核能業者常以「量產降低成本」為說法。然而歷史經驗顯示，美國與法國的核電廠建造成本隨時間上升，未見下降趨勢。即便追求學習曲線效應，必須建造大量小型反應爐才能彌補規模經濟的缺失，然而這個數量極為龐大，且本身單位成本仍高於再生能源。

從NuScale反應爐案例更清楚看到問題：美國猶他州原計畫建設12座45MW的SMR機組，2018年估成本43億美元，2020年漲至61億美元，後來縮小規模，總容量降至462MW，成本反而飆升至93億美元，且最終計畫因電力公司退出而被官方終止。這清楚顯示SMR的經濟性並不如宣傳。

先進反應爐設計與歷史

拉瑪納博士指出，現在所謂「先進反應爐」更並非全新發明，而是基於歷史設計的小改良。1950至60年代全球多國已有各種反應爐探索，如高溫氣冷反應爐（HTGR）、鈉冷卻快中子反應爐（SFR）、熔鹽反應爐（MSR）等。這些設計雖在效率或熱能利用上有所改善，但歷史證明它們的商業化表現並不理想：

高溫氣冷反應爐（HTGR），HTGR的特色在於可在較高溫下運行，提高熱效率，並可直接提供工業熱能。理論上這是吸引業界的亮點，但歷史紀錄顯示，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州的 Fort St. Vrain反應爐，運轉期間因技術問題與維護困難，僅運行14年便關閉。拉瑪納博士指出，這類技術問題往往被業界淡化或忽略。
鈉冷快中子反應爐（SFR），SFR被視為可減少長壽命核廢料的選項，但使用鈉作冷卻劑存在極高的化學風險——鈉與水或空氣接觸即可能引發火災或爆炸。過往多個SFR在小型事故後即除役，顯示其「安全性」仍不可靠。
熔鹽反應爐（MSR），MSR的概念最早於1960年代被提出，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曾試運行，但因腐蝕問題、閥門與跳閘故障等因素停運，商業化未果。拉瑪納博士強調，即便今天的設計再進步，仍需面對核廢料處理困難及長期安全挑戰。

拉瑪納博士強調，這些歷史案例顯示先進反應爐設計並非革命性創新，其核心問題未解，不能作為核能產業挑戰的解方。

核能風險與科技投資迷思

台灣政府表示，若未來核能技術更安全、核廢料更少，且社會接受度提高，先進核能並非完全排除選項。然而，近期也有大型科技公司投入核能的現象，也引起討論。亞馬遜、谷歌、微軟等公司宣稱將投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但拉瑪納博士指出，這些投資多屬公共形象與公關操作，而非基於解決能源或氣候問題的需要。

拉瑪納博士說明，以亞馬遜為例，投入3至5億美元建設核電，對比NuScale第一座反應爐建設成本93億美元，這筆投資僅相當於「買杯咖啡」。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反應爐恐將設於弱勢社區，而非投資者所在地，再度重演能源與風險的不平等分配。

然而，無論技術如何演變，拉瑪納博士強調核能本身仍存在三大核心風險。

首先沒有絕對安全的核電：反應爐可能發生意外事故，涉及高量放射性物質，操作錯誤或自然災害可能引發災難。歷史上的車諾比、福島事件顯示，事故發生迅速且不可預測，監管單位常過度自信，事故後清理成本巨大。無論大小反應爐，事故機率不會是零，絕對安全不存在。

其次核武擴散風險：核能技術涉及濃縮鈾與鈽，即便小型核電廠，也可能生成足以製造核武的物質。隨著核能全球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建廠，核武擴散風險增高，安全問題難以完全控制。

第三核廢料長期危害：核能固有產生放射性廢料，其放射性可能持續數十萬至百萬年。即使深層地質處置被視為解決方案，對未來世代的風險仍無法完全掌控。歷史上已有核廢料處置設施發生意外，例如美國2014年鈽容器爆炸，顯示不可預測性仍存在。

對台灣的啟示

若台灣考慮引進「先進核能」技術，必須認清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或其他先進反應爐並非安全或經濟的革新。歷史經驗顯示，即便技術再進步，這些新設計仍面臨成本高昂、核廢料難以處理、事故不可預測，以及核武擴散風險等根本問題。

台灣政府與社會在討論「先進核能」時，不能僅停留在技術進步或社會接受度的想像，而應實事求是地檢視核能的本質。

面對氣候與能源挑戰，台灣應以科學證據與歷史經驗為基礎，謹慎評估核能政策，而非僅憑先進技術概念或企業炒作做決策。拉瑪納博士提醒台灣社會：核能既非必然安全，也非低碳或經濟的解方，更不可能快速解決氣候變遷問題。台灣的能源未來應以再生能源、儲能技術及分散式能源網路為主，才能實現真正的韌性、低碳與安全。

本文於2025-08-29刊登於《今周刊ESG永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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