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種聯結媽媽與中產階級圖像所突顯的中性角色，對於環境政治運動的發展是否能提供助力？換句話說，如果運動組織想改變其為單一議題動員的侷限，擴大社會影響力，是否會因自我設限於母親角色，加上中上階級的流動特性，不願或無力成為監督政客、改變藍綠二分的政治環境、直接投入環境決策的中上階級進步力量？

俄羅斯的契里柯娃女士發起保衛自家鄰近森林的「拯救克木基森林」行動，並於2012年獲得戈德曼環境獎歐洲獎項，圖攝於2011年10月23日。（圖／Олег Козырев攝　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社會學經典分析下的中產階級界定與其特性，其實在現時代的非生產空間場域裡很容易就衍生出各種不同的版本，台灣的社會階級結構特性又使得「中產」與「上層」階級間的差異很難不發生混淆。從社會大眾對中上階級參與社會議題的最普遍的反感與質疑就是他們有錢有閒，可以空打嘴砲悠哉搞運動，不必考慮政策變動對社會民生的負面衝擊。但，中產階級搞運動（middle-class activism）真的都是這麼悠閒嗎？

國際著名的戈德曼環境獎（The 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2012年歐洲獲獎人頒給來自俄羅斯的葉伏潔妮雅•契里柯娃（Evgeniya Chirikova）女士，感謝她以倡議和串聯俄羅斯民眾，發起保衛自家鄰近森林的「拯救克木基森林」行動（Defend Khimki Forest，註1）。她光鮮獲獎背後的辛酸故事，和台灣中上層階級環境行動參與者相比，有不少的差異，因而值得從中借鏡環境行動組織與社會大眾對行動者可以創造的行動特性。

簡言之，本文希望拋出一些國際環境行動中的經驗，讓我們避免簡化或誤判中上階級環境行動倡議者的草根性，同時也期勉俱有優勢社會地位的行動者深化思考從單一議題到政治決策，壓迫生態環境的統治霸權根基，需要什麼樣的社會行動才能到達目的地。

為興建高速公路而遭砍伐的克木基森林，圖攝於2011年4月19日。（圖／Daniel Beilinson攝　來源／Flickr創用CC）

契里柯娃今年36歲，6年前就開始為拯救克木基森林而行動。當時她只是一個平凡的職業婦女，和許多台灣女性一樣，在學業、事業、丈夫以及兩個女兒的養育等不同領域間奔波。基於對小孩健康的重視，促使她決定舉家搬離莫斯科市，遷往鄰近她認為尚能夠提供小孩呼吸新鮮空氣的莫斯科州克木基市，因為那裡有一大片號稱莫斯科之肺的國家級保護林地（廣達2,500英畝）。

2007年，契里柯娃注意到家附近的樹林開始被畫上記號，經詢問後才知道連當地人都不得的多線道高速公路計劃要經過此處，她開始到處投書寫信要求當地單位解釋保護林地怎可被開發，但當局給她的答案千篇一律是「這是經過蒲亭總統認可的國際合作建案，所以必須執行」。

這個號稱改善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市（俄國第二大城）間公路運輸的交通計劃，乍看之下有許多正當性。但砍伐國家保護林也是大事。契里柯娃的行動逐漸獲得科學家和運輸專家的支持，並提出多個版本的替代方案，但政府高層的堅持慢慢讓大家領悟到，整個道路計劃牽涉到的是蒲亭的用天然資源換取發展，用天然資源開發回饋其所信任的官僚與利益集團利益。於是與契里柯娃女士一起揭發黑幕的記者被不明人士攻擊致殘。

當契里柯娃在醫院看到記者的傷勢，她也被嚇得想著是否應該停止行動，逃離俄羅斯。當局很快也對她進行另一波騷擾，當她與專家們向新上任的總統、蒲亭的親密戰友麥維德夫提出該計劃的環境衝擊評估以及替代方案後，政府社福部門馬上進入她家，宣稱有人舉發她忽視照料與虐待自己的小孩，意圖用剝奪撫養權的威脅，逼她乖乖做待在家的家庭主婦。至此她開始醒悟到，她並不是一個可以尋求公部門協助的納稅人，反過來是國家制度性、系統性的暴力會懲罰想自主行使公民權利的平凡老百姓。這個轉變促使她決定推動更廣泛地草根群眾行動，因為唯有如此，每個個人才可能互相支持和保護。

抗爭者於2011年4月19日集結於克木基森林阻止砍伐並試著衝破警方封鎖線。（圖／Daniel Beilinson攝　來源／Flickr創用CC）

作為一個女性環運倡議者，契里柯娃所展現的毅力和決心多少也可以反映男性的行動領導人判斷思維的弱點。當她開始這個行動時，她找上了現在著名的反對運動領導人，具有律師身分的著名部落克阿列克謝•納瓦尼（Aleksei Navalny）。當時納瓦尼還在中間偏右政黨亞布羅科集團負責一個莫斯科市民事務的委員會。對於契里柯娃女士等人的請求協助，他當下的反應是這個議題並不值得投入，因為政府很快會將這一小群地方抗議者壓制下來。但捍衛森林行動卻沒有停滯，還越滾越盛大，後來蒐集到超過5萬個簽名，單一行動可以號召到超過5千人參與。納瓦尼這位人氣反對派明星後來承認自己當時小看了契里柯娃的行動決心，也開始積極參與此一保護林地運動。

當契里柯娃決定投入草根性的群眾組織工作，她開始和同志們四處奔走，參與俄羅斯各地的環境抗議行動，提供如何團結行動、分享如何組織與宣傳的經驗，她甚至參與了營救因為抗議政府高度期盼的素溪（Sochi）冬季奧運的建設破壞當地重要國家公園與保留區而遭判刑的地方環保人士。另一方面，她的政治意識也日益激進化，她將整個俄羅斯現階段環境運動的阻力歸結為「蒲亭經濟學」的統治效力。蒲亭為了維繫他在國民面前創造俄羅斯經濟榮景的形象，手段就是不斷放手讓官僚集團和與其交好的企業寡頭不顧程序正義，擷取俄羅斯的天然資源，一方面號稱打擊貪污另一方面卻是讓自己的親信可以利用國際投資案將錢匯到國外帳戶。
更可怕的是，蒲亭持續利用這個策略來鞏固他限縮俄羅斯民主的正當性，所以一切行政上可以打擊非政府組織、社運組織的手段都出籠，2012年迄今，20幾個主要的俄羅斯環境運動組織都被迫要將自己註冊為外國代理機構的名義。對於蒲亭政權的進一步認識都使得契里柯娃女士再進一步參與到政治反對運動中。無黨派的她憑藉著自己在環境運動上的草根實力，也成為俄羅斯聯合反對運動裡的領導成員之一。而她，仍然代表著中產階級婦女投入環境運動，銜接草根組織與資源分享的進步性指標。

2011年6月，就在克木基森林舉辦了一個為期4天的工作坊，活動吸引了3千人參加。這個工作坊形式的大型聚會，因為有和支持蒲亭政權的青年團體「納什」（Nashi，註2）在賽林格湖畔的年度夏令營別苗頭的意義，也被稱為「反賽林格行動」（Anti-Seliger）。除了反對派政治人物的參與，這個草根活動也吸引了不同政治觀點的政治異議人士參加。活動的主要策劃發起人就是契里柯娃女士。她表示希望提供的是能夠讓不同的政治與公民力量間能夠對話，進而提供俄羅斯民眾保衛其榮譽、尊嚴與權利的真正知識。

當然該願景的任務非常巨大，目前看來，這個活動並沒有如預期的年年舉辦，反映著集體抗議行動轉化的一個普遍弱點。這個狀況不管在俄羅斯，在台灣甚至在美國，都極為類似。具有草根群眾特性的常態性政治進步力量難以永續，當是當代民主政治上的一大諷刺！

註1：戈德曼環境獎於1989年由慈善活動家Richard N. Goldman（1920-2010）和Rhoda H. Goldman（1924-1996）兩夫妻共同設立。獎項目的是要表彰草根的環境運動英雄，因為世人士通常察覺這些草根人物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網址：www.goldmanprize.org
本文關於契里柯娃的資料是參考自其網路影片自述，以及戈德曼環境獎網站對他的介紹，另有部分資料參考自《生態學人》（Ecologist）於2012年4月19日的專訪。

註2：有點類似過去的共青團功能，該團體雖號稱是獨立的社會運動組織，但其實主要是擁護或配合政府政策，而且擁護的領袖並非所有俄羅斯總統，而只有蒲亭。該組織在國際著名以其在蒲亭選舉時會配合選舉造勢，所有納什成員都會穿上印有蒲亭頭像的T恤出席活動。

原登載於台灣立報

我在2009年時就曾回顧自己親身參與「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亞太區分部在馬來西亞舉辦年會的經驗，當年面臨了相當類似的處境。當年會議秘書處事先傳來大會主題為「強大的工會──永續的運輸」（Strong Unions – Sustainable Transport），收文的台灣工會幹部當時似乎不知如何理解這句標語，於是就誤解了原主旨，在簽呈上只翻譯成「讓工會持續壯大」。工會幹部出發前甚至不知道該次會議的主軸，輕鬆抱持參加國際會議向來習慣的「志在參加，不在發言」心態！ 其實大會秘書處的報告很清楚指出，ITF總部的用意是在面對環境變遷的任務時，社會各界應結合運輸部門，堅持強化各國公共運輸部門的發展。這樣的立場，不僅是勞工組織對溫室氣體效應的關懷；這個堅持本身更能提供工會保障運輸工人工作權以及談判實力的機會。但是台灣方面卻因為工會組織本身的語言與研究能力不足，向來對於國際盟會動向掌握有限，於是在翻譯訊息和了解並參與重大議題討論上消極被動，也因此難以在國際場合提出自己的主張（註2）。應該就是這些經驗，促使台鐵工會對參與這次紐西蘭論壇不願再重蹈覆轍！

台灣鐵路工會代表團的報告《台灣的永續環境》，強調了台灣的經濟發展策略上的根本問題，即依靠大量原物料進口並加工製造，以高耗能但低生產成本產出的產品，競爭世界市場中的獲利。雖然近年來政府隨者民間環保意識與國際潮流起舞，高舉「發展低碳社會」與「推動綠色經濟」的口號，事實上真正參與的主要玩家是「漂綠企業」，而民間環保團體與工會組織其實未取得實質的制度性協商地位，更不能忘記官方的環保署多次利用其環境業務主事權，站在環保團體的對立面，分化社會的環境責任認同。 這次的紐西蘭論壇有幾個頗具趣味的議程在這裡分享。作為東道主的紐西蘭「鐵路與碼頭運輸工會」（Rail and Maritime Trade Union），特別安排了紐西蘭綠黨國會議員Julie Genter代表紐西蘭工會負責報告「永續運輸」這個議題。這位年輕的女性國會議員原來是RMTU除了傳統上捐款給勞工黨以外，決議特別附加的政治人物（註3）。顯示紐西蘭綠黨在工會陣營裡取得了一些進展，相對於台灣工會慣性地劃歸綠黨所談的是環保高調，對經濟發展勞工就業的立場大有不同。後來我們才瞭解，紐西蘭鐵路公司Kiwi Rail打算關閉機廠與部分路段，因此RMTU與綠黨支持更多公共運輸的立場正好合拍，於是兩者間開展緊密的合作。 除了紐西蘭工會，日本工會幹部的多角度關懷也值得分享。例如東日本鐵路工會（JREU）雖面臨其幹部仍遭到鐵路民營化後對工會幹部的強力鎮壓，官司尚未結束，卻還願意花精神拜訪緬甸的流亡工會，提供311震災居民宿舍，甚至提供台灣工會參與本次紐西蘭論壇的交通經費贊助。不止如此，同樣被分配為進行永續環境的報告，日本鐵路工會不僅帶來許多年輕會員，更帶來非典型僱用但加入工會的會員，並交由這些年輕會員負責報告（東日本鐵路工會幹部說，招募年輕會員，招募非典僱用會員是上屆會議的決議，他們不過就是履行決議內容，認真態度讓我傻眼）。 而他們報告的題目完全針對福島核災所帶來的生活衝擊，內容陳述主要原因有3點： 1.災區路段鐵路仍因高劑量輻射強度而未恢復營運 2.災區工會會員生活受到極大衝擊 3.政府與東京電力公司對輻射外洩資訊的隱瞞 台、日代表報告結束後，原本預期韓國工會代表們會因為韓國政府對核電的持續發展立場，可能在核電議題上立場會較保守，但事實上韓國工會卻是第一個提案要求將所有會員組織列入「同意通過反對世界核能電廠擴增的決議」。 從以上紐西蘭與日本工會的經驗上，可見得環境議題對工會來說，最好的觸媒仍是從公共運輸永續經營的層次，以及對天災事件與災害的關注，連結到工會對會員本就承擔的社會照護功能，再進一步去思考工會為什麼能夠在環境議題上與環保人士結盟。

但是從這次紐西蘭論壇的參與式觀察中，還發現到，台灣工會的組織文化本身，將是跨入環境與勞工結盟的最主要障礙。看看日本工會從資深到資淺的會員參與上，都有著與台灣工會文化很大的不同。簡言之，工會會員對工會組織永續發展的認同，加上不畫地自限，願意積極介入各種公民角色的自信態度，這兩個因素都讓進步的日本工會幹部跨越原本的「運動想像」，願意將工會資源作為世界公民社會一員的角色擴大，廣泛接觸其他社會議題。從他們報告福島核災時，不會用「我並非環保專家」，來限制自己討論永續環境議題的能力，所謂的公民行動能力，真的在這些幹部身上有著很亮眼的展現!

相對於這些進步派的日本工會幹部，這幾年來台灣工運幹部也有一小部分人開始參與著「環境倡議」，雖然目前參與程度稱之為「工會幹部的反核認同」更為恰當。最能代表的除了自主工聯的幹部們在311福島核災前，經過與綠盟的幾次對談後，已逐漸認同反核議題並非不顧勞工經濟弱勢的中產階級論政。另外，人民火大聯盟的幹部們努力將反核議題擴大到工會幹部的行動更應該記上一筆，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海瓦斯工會的林子文前理事長，以及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蔣萬金，在多次群眾集會場合的積極帶領會員喊出「非核家園」的口號。他們的參與，在台灣環境運動史上極富意義。

而秋鬥這個以勞工為主要參與者的遊行，2012年還進一步以「拒斥殺人經濟」作為勞工與環保及其他社會團體共同建構經濟願景的嘗試，也是一個很值得肯定的里程碑。唯一遺憾的是，這些變化仍集中在民營企業的工會幹部的認同意識上，較大規模的國營事業工會中，似乎也只有台鐵部分幹部以個人名義參加。對應於國際工會運動這幾年來鼓勵工會對環境議題的重視，台灣工會的整體視野仍相對落後許多！

最後，我還是期許未來能有更多的勞工環保對話會議，而我們這些「跨界者」，與其譴責工會幹部只在乎自己地位，不妨幫助生產或轉譯更多的相關訊息，到工會勞教課程中帶動討論!

●註1：ICLS是一個以亞太地區運輸部門工會為主要參與者的網絡型組織。也就是說，工會的參與比較像是理念認同者的結合，不同的會員組織所繳交的會費並不相同。目前的會員組織所隸屬的國家除了台灣以外，包括：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和緬甸。這個組織主要由日本與韓國兩國會員工會組織於1997年韓國大罷工時醞釀成立，後於2002年成形，組織活動的主要經費也由日韓兩國會員組織支撐。還須一提的是，日韓兩國的工會幹部英文程度並不佳，卻非常努力的排進各種跨領域的、跨國界的議題。 ICLS網站：http://icls.or.kr

●註2：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大會秘書處安排的另一個「經濟危機與運輸」報告上，因為國內甚少使用「經濟危機」來形容2007年末開始的金融海嘯，幹部們對世界經濟情勢的衰退，理解程度多少有了落差。

●註3：她也是綠黨國會黨團負責「運輸正義」（Transport Justice）議題的發言人。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白鷺鷥幾乎無聲地飛近，在綠色的草毯上，自在地展示著那白潔翅膀，大冠鷲在遠處盤旋，翱翔英姿當是他們最大的驕傲；蟋蟀組成的交響樂隊，伴奏著篇篇和諧的樂章，緊接著上場的台北樹蛙，靠著天賦的音感節奏，演出動人的蛙鳴協奏曲。夜幕低垂之際，領角鴞以那低沈、磁性的嗓音，似從遠方漸漸進入了舞台，螢火蟲也一隻、兩隻……一片片的出場──一場聲光具備的饗宴。撲鼻而來的是盛開的玉蘭花，幾步路後另一種淡雅香味是羅勒，已經驚喜見著希罕的風箱樹，在魚池邊搖曳著風姿，沒想到山邊還有侏儸紀時代的筆筒樹。

在人聲吵雜的大台北，居然還有一處多樣性豐富的生態景觀，有超過70種的原生植物、30種以上的鳥類與10幾種的蛙類，以及各式的昆蟲，就在土城的「埤塘里」，以前的土城彈藥庫管制區。年初才完全將軍事設備淨空的此處，因為50多年來的嚴格管制，以及當地農人的生態耕作，為土城、為台北保留下來珍貴的自然資產，近年也成為觀賞螢火蟲、生態教育與踏青的景點。然而要遷置土城看守所以及其他相應的開發計畫，威脅著生命體的棲息地，也重重打擊了熱愛這片土地，對生態農作、自然保育極富使命感的居民。

民國43年國防部以一坪8元的低價強制徵收，作為軍事管制的彈藥庫重地，廣約105公頃的土地，分散座落不同時期建造的彈藥庫與營房，約佔25公頃，20幾戶人家被迫過著與彈藥庫為鄰的生活，出入也受到嚴格的管控。就在彈藥庫離開後，農家們規劃著如何更善用土地，計畫以友善生態的方式進行農事，持續經營生態園區，卻在完全未被告知的情形下，從媒體得知台北縣長周錫瑋、前行政院長蘇貞昌等政客，逕自決定了土地開發的計畫。

又是一樁土地利益驅使著政府行動的開發計畫，土城看守所鄰近地段，在數年間發展為台北精華地段，其現有土地目前市價已達69億，以需地15公頃的看守所遷移為由，徵收離現址2.2公里的105公頃土地。就如以往貫徹開發主旨的計畫一樣，從頭開始便罔顧民意，沒有環境影響評估，更缺乏整體的都市利用計畫與遠見。不少媒體記者、民眾與環保團體，驚呼隨處可見的秀麗自然景觀、各樣瀕臨絕跡的奇珍異獸、植物昆蟲，堪稱專業的台北縣農業局，其「土城彈藥庫初步生態調查」的結論竟是︰「此區為一般平原綠地常見者，未發現任何保育類生物。」

「我很快樂！」聽到地方人如是說，不免欽羨起來，這是與自然親密所獲取的幸福，儘管只是駐足片刻的大人、孩童，在與土地親近後也可獲取的幸福；誰能在荒蕪的土地、高聳的水泥都市中，可以這麼篤定、又這麼踏實的快樂？選擇掩耳不聞、睜眼說瞎話的政客，真如他們政見口號可以給人民幸福嗎？當社會、治安問題的根本未獲得解決，只想著擴增看守所的容量、想著其後的土地開發利益，看守所、監獄牢籠不會有足夠的一天。何況這是建基在破壞生命賴以生存的棲息地、剝奪人民快樂的開發思惟下，我們還能有幸福的一天嗎？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