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塑六輕在7月15日又爆炸了，爆炸的原因竟然跟10年前一樣，都是煉製二廠泵浦軸封洩漏，以致發生火災引起爆炸。事故造成3名員工受傷，雲林縣政府重罰新台幣500萬元，並勒令停工，同時要求台塑成立事故調查小組，3天內釐清事故原因。

令人不解的是，去年六輕才剛發生管線洩漏引發大爆炸，並汰換94%的管線，且經濟部對六輕進行3年的總體檢也到了最後一年，為何還會發生事故？這一把火，也燒掉了人民對石化廠安全性跟政府監管的信任。

雲林縣長張麗善說「沒有工安就沒有石化」，事實上，這句話在10年前六輕頻頻發生火災時，時任經濟部長的施顏祥與雲林縣長蘇治芬就已經說過了。工安問題一刻都不能等，但10年過去，六輕有工安了嗎？喊了10年，還要等下一個10年嗎？下一個10年還有嚴峻的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問題要面對，石化業的工安、污染、碳排問題怎麼解？石化產業應該如何與時俱進？

根據網路搜尋結果統計，這是六輕今年第5起工安事故，也是2010年至今的第60起，平均2個月一起，對一個台灣最年輕的石化園區來說，工安事故的頻率算高。但台塑副總陳文仰卻表示，六輕環保、工安做得相當好，「偶而一、兩間工廠發生狀況，頻率實在不高，外界可安心！」可是我們不僅無法安心，還非常擔心。

因為，去年4月17日六輕才剛發生LPG（液化石油氣）管線洩漏引發大爆炸，爆炸發生後花了100多億，更換3萬5,000條管線，汰換率達到94%。且經濟部自2018年開始，也提撥2,100萬經費，對營運20年的六輕進行3年總體檢，截至去年為止，已按照風險高低的優先性，完成26個廠的體檢。也就是說，廠區內將近一半的廠完成體檢，且風險較高的廠已優先檢查完畢，大部分的管線也更新，仍然發生了工安事故。

在外界憂心石化廠工安問題時，台塑副總陳文仰對這次的事故表示，「是氣體變液體轟一聲，不算爆炸！」但事實上，這次轟一聲的時候，附近的員工說差點沒命；去年轟一聲時，則震破5公里外的玻璃；而去年轟一聲的前20分鐘，六輕才因洩漏擴大，從現場撤離工作人員，否則恐怕會造成更大傷害。六輕每一次的轟一聲，都是依賴好運才沒造成傷亡，也因為好運，這樣的工安事故不會被記錄在重大職業災害上，勞動部也沒有統整、公開工安記錄，轟一聲之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也難怪台塑副總的態度可以如此輕蔑。

最重要的是，工安事故一再發生，台塑是否已盡力做好製程安全管理？是否掌握可能存在的系統性風險？有可能透過良好的管理降低風險嗎？石化廠真的有「工安」嗎？

此次事故發生後，雲林縣政府建設處、環保局及勞工局等主管，和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組成六輕工安事故監督小組進入現場勘查，初步調查結果為：

7月14日發現A台泵浦軸封滴漏，7月15日上午工作人員進行設備檢修，欲從A台轉到B台泵浦啟動作業，操作過程發現A台泵浦起火，緊急將B台泵浦手動停機，隨即因壓力落差近30倍而造成氣爆。

雲林縣建設處長李俊興表示，初步判斷是操作人員先將原本有故障的地方關斷，在操作另一套系統時，發生人為操作疏失而釀災。台塑化也發布新聞稿指出，事故主要是因幫浦軸封漏氣，雖然現場操作人員具有20年經驗，但因緊張過度，導致操作錯誤引起火災，台塑化將加強管理，以確保安全。雲林縣消防局長林文山表示，將依公共危險罪將操作員工和廠長函送法辦。

然而，縱然操作有疏失，但洩漏才是這起事故的起因，調查結果卻指向人為操作不當，將責任推給員工，忽視董事長、總經理等一級主管應該要負的責任。若沒有建立對一級主管的課責機制，就會出現副總那樣事不關己的輕率態度，自然也無法有效落實企業自主管理。

石化廠是高危險的作業場所，防止洩漏及有效控制洩漏，是工安風險管理最重要的項目之一，但根據環保署的裁罰記錄，近10年整個六輕園區，因為設備元件洩漏超標被開罰高達68次，由於六輕園區相當大，加上環保稽查人力有限，因此做好自主管理非常重要，但顯然六輕沒有負起確保設備妥善的責任，也沒有掌握洩漏的系統性風險。

除了工安跟環保的問題，面對氣候變遷跟能源轉型時，石化業也有不可迴避的責任。石化業的總能源消耗量佔台灣的37%，含電力消費的碳排放量佔15%，根據台大風險中心整理的2015～2018台灣十大溫室氣體排放企業名單，石化業佔了5名，台塑集團就囊括了4名，包含第一名台塑石化、第四名台化、第五名台塑以及第八名南亞塑膠。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地球暖化1.5°C》特別報告指出，可能在2030到2052年，地球升溫就會增加1.5°C，屆時可能會減少70%～90%的珊瑚礁，但若升溫超過2°C，則幾乎所有的珊瑚礁都會消失，且北極圈的夏天可能完全無冰，對生態造成極大的衝擊，因此必須將升溫控制在1.5°C內。

報告建議要將暖化限制在1.5°C內，必須讓203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年減少40%～50%；到2050年要有85%的供電是來自再生能源。台大風險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趙家緯也表示，台灣要將升溫控制在1.5°C，石化業必須在2050年以前減碳40%。

台塑不僅是用電及排碳大戶，六輕園區內還有麥寮汽電的3座燃煤機組及台塑石化的16座燃煤鍋爐，生煤使用量佔雲林縣的95%，不僅會排放溫室氣體，還會產生PM2.5及各種重金屬污染。台塑僅承諾2025年會將3座燃煤機組改為燃氣，對於16座燃煤鍋爐何時可改燃氣則無具體承諾。不僅如此，201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要求用電大戶需在5年內使用10%綠電時，以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為首的工總竟要求經濟部與能源局，將此期限延長2年，到2027年實施。

當全世界的企業陸續參與1.5°C的減碳目標時，作為亞洲最大的石化廠區老闆，卻還在對於基本的用電責任討價還價、百般推託。

有些事情現在不做，就有可能來不及做，工安跟減碳就是這樣的事情。石化是高風險產業，一但發生事故影響範圍大，沒有工安等於將3萬名六輕員工及包商放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但沒有石化，衝擊到的是這3萬人，以及整體產業鏈的40萬就業人口。問題是石化業的存在，就一定要付出高污染、高碳排、高風險的環境與社會成本嗎？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在2018年提出的「石化業未來願景」，全球石化業可藉由「增加回收料與替代料使用」、「製程能源效率提升」、「導入碳捕捉封存」、「以天然氣替代燃煤」等替代措施，促使2050年全球石化業產量增加40%、但排碳量為今天的一半，空污、海洋塑膠垃圾更減少90%。
企業也可藉由加強人員訓練與管理，減少人為疏失；以及不斷的查核與改善，降低設備風險；更重要的是，要有做好自主管理以及產業升級與轉型的決心。

而讓石化業轉型的關鍵，是政府必須制定並確實執行相關政策，像是強化污染管制手段、加嚴空污排放標準、推動生產者延伸責任制、建立同業排碳、能源效能標準規範、移除對燃料及原料的補貼、落實環境與職安聯合稽查機制，甚至應該重新啟動「石化業政策環評程序」，重新評估台灣對石化業的需求，並建立石化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此外，資訊公開，納入公民參與監督的力量，才能確保轉型朝向正確的方向，因此公開工安事故記錄與政府租稅補貼資訊，讓發生工安以及獲得政府補貼的企業，接受公眾監督，才能讓企業承擔應有的責任，也才有機會邁開石化轉型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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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環境金害獎－石化空污一直排，環境表現死不改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裁罰紀錄

原文刊載於報導者

綠盟講座邀請長期研究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學者劉仲恩博士分享其對中國減碳政策的觀察，談論中國從傳統的命令與控制手段，轉變到經濟手段，仰賴市場機制創造減碳誘因，將成為全球最大碳市場的過程發展演變與未來挑戰。

中國占全世界碳排放量最高且持續增長，因此，中國如何應對氣候變遷與全世界息息相關。探討減碳議題時，除了關注總量外，也需看趨勢，中國的碳排總量是從2000年開始暴衝，至2007年已超越美國，呈現巨幅上升，現居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大國。而減碳的人均觀點非常重要，就人均碳排量而言，三億多人的美國人均20噸左右遙遙領先，十三億人的中國現則達人均7噸以上，已與歐盟水準並駕齊驅，甚至超越部分歐洲國家。

中國早期都把減碳當外交議題，當初拒絕簽屬京都議定書，推卸責任，使得國際談判成效相當有限。隨著時空推移演變，近十年來，中國戰略思考有很大改變，應對氣候變遷逐漸轉變為發展議題，需經濟轉型朝低碳發展，讓一些關鍵產業能與歐美競爭，便將其納入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考，作出積極行動。

檢視中國氣候變遷政策發展，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2014年，歐巴馬跟習近平聯手發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承諾在2030年將國內再生能源的比率增至20%、碳排放量將達到最高峰，之後逐步減量。

從國際背景來看，以往每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COP)都是以國家為單位談判，進度緩慢、成果有限，而去年底達成巴黎協議，一改以往氣候政治由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轉變為自下而上，各國自主提出減排量。中國是最大排放國，所以在國際上承受非常大的減碳壓力，反觀中國內部也開始有許多相應政策推行，於今年的《第十三個五年規劃》提出綠色經濟節能減排的指標，並把碳市場作為氣候政策的重要工具。

中國於2013年在七個地方推動碳交易試點，分別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深圳市、重慶市、湖北省和廣東省，七個試點發展各自的碳市場與市場規則，中央政府從現有七個試點的碳市場學習經驗，預計於2017年正式成立全國性碳市場，將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主導，執行單位則交由省級發改委，執行細節尚在制定中，可確定的是會管制年排放量超過一萬噸的高碳排產業，涵蓋發電、鋼鐵、化學產業，預估約有一萬家以上公司受到管制，全國碳市場一推出，影響層面將會涵蓋約30%-40%的排放量。

中國碳市場特點在於其完全由國家中央政府主導，企業處於被動，相較之下，歐洲則是由企業團體做為碳市場的幕後推手，讓政策推行較順利，對企業直接的好處是鼓勵政府碳交易，便有機會取得免費發放的碳排配額。

目前中國推動的碳市場建立於以往清潔發展機制、碳抵換的諸多經驗基礎之上，全中國有將近兩三千個碳抵換專案，佔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數量。另外，中國跟歐盟的國際組織也有非常多的合作，參考國際經驗，亦透過世界銀行取得經費研究如何設計碳交易制度。中國對於推碳稅或碳交易也曾有辯論，這是國內不同部門的戰爭，財政部支持碳稅，而目前碳交易佔上風，中國主推碳市場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汙染問題太嚴重，治理碳排也可以治理其他環境汙染問題的功能。

劉仲恩觀察，國際壓力、產業轉型、治理汙染問題的功能是中國推動碳市場的三大主因。

身為世界碳排第一大國，中國發展碳市場面臨各種挑戰，涵蓋有效監管、企業參與、電力改革、區域平衡發展、環境與社會正義。

碳排放量實難以準確量測，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如何有效監管是關鍵的挑戰，2012年《自然》雜誌（Nature）曾提及，中國各省加總的碳排與中央政府所計算的數值相差15%，落差相當於全日本的碳排量。而去年的《自然》雜誌也有相關的辯論指出，中國過去碳排計算高估17%，但也同樣遭受到其他團體質疑。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發改委開設許多碳會計的培訓課程，但仍有欠缺碳會計專業人才的問題。還有，中國的造假問題，碳交易背後牽涉相當龐大的利益。此外，中國在計算碳排放量時，認為這是國家主權問題，碳排關係到國際談判的利益衝突，攸關國家安全，所以會把外國的公司排除在外，限制僅有本國企業能參與碳會計。

企業實際的參與亦是挑戰之一，企業要學會碳交易的運作，並將碳資產轉換到公司策略與治理的一環，則需要很長的學習曲線。唯有企業認真參與，才能達到碳市場工具預期較具效率的優勢。

電力改革也將是中國另一個更大的問題，電力是最大排放源，中國現以燃煤居多，而電價是由中央政府管制，碳市場勢必對電價有衝擊，因此，碳市場如何影響民生電價，也將影響整個中國電力業的改革。

再者，中國幅員遼闊，各區域有著不同的產業與經濟結構，如何確保區域平衡發展實為挑戰，中國沿海地區經濟發達但碳排最低，而東北重工業區碳排量較大但經濟卻較差，西部則是低度開發低碳排，每個省份都會替自己的利益著想，中國面臨要如何界定各地區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責任的問題，以平衡不同區域的發展情況。

最後是環境與社會正義，中國目前也有實施碳抵換的專案，其品質為人詬病，在舉著低碳大旗之下，可能剝削當地社區，類似案例層出不窮，例如為了建設風力發電而導致遷村，對當地人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則值得關注。

反觀台灣於去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設定了減碳的目標年與總量，尚在摸索碳交易市場的建立，而這其中碳稅與碳交易競合的問題，以及對於建立碳市場的需求，社會討論較少，未來台灣在減碳議題的發展仍須要大家持續討論什麼樣的政策工具才真正適合台灣。

講者簡介：劉仲恩，台大化工學士，耶魯環境管理與發展經濟碩士，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博士，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博士後研究員，預計今年秋天上任至美國西方學院任教。研究主題為環境社會學、全球環境治理與國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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