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時候，我開始在綠盟的前身「環盟台北分會」負責反對淡海新市鎮築堤造地計劃的組織工作，因緣際會被當時剛改組成立的環盟北海岸分會會長邀請前去幫忙。當時和北海岸人士熟稔的原本是學長陳建志，因為「台北分會」本身的任務分工，淡水和北海岸地區希望由我逐漸接手，而他第一次帶我去拜訪時已是會員大會，會議上被巧妙地宣布為台北分會願意跨區幫忙並請我接任過渡期總幹事。於是那次「吃會」（當時的會長相信，在北海岸這種鄉下地區，在會員向心力仍弱的狀況下，要保證會員大會能辦得起來，就得將開會地點選在餐廳，通常就是邊吃晚餐邊開會），開始了我將近一年奔波於台北—淡水—金山萬里交界的反核地方組織工作。聽起來很酷對嗎？ 繼續看下去囉！

當時的環盟北海岸分會剛經過一些內部重組。辦公室位在金山傳統菜市場入口旁的一間舊樓房二樓。這個所謂的辦公室會址，其實就是一個新任會長商借來免租金的空屋，辦公室的窗戶有幾塊沒有玻璃，廁所是與樓下的鎖店共用，而且與其稱為廁所，其實是個非常古老又燈光不足的極小空間，說穿了就只有一個佈滿黑垢，沒有水箱蓋的馬桶座，有點小潔癖的我，只敢偶爾勉強用來小解。也因為沒有窗戶，雖然會長說後面有個房間可以鋪床睡覺，但我不敢睡在那裡（怕蜘蛛、蟑螂，也怕不速之客）。所以在那裡工作的期間，我幾乎都選擇睡在自己的車上，一台躺在後座腳無法伸直的迷你小車。而車子則停在不同地方，有時停在金山老街附近，有時停在停車場，這樣可以臨近公共廁所，以備不時之需和基本盥洗。呼！

那個時候，北海岸地區不像現在，觀光咖啡林立，1996-97的那個時期，從三芝到野柳，只有兩三家還算雅緻的咖啡店或泡沫紅茶店，他們都是我從台北沿著淡水開往金山路途唯一的歇腳處。那個時候，也還沒有現在流行的各種在地觀光節，「嘸發展ㄟ庄腳」是金山與石門人對這裡常用的描述，也隱含他們對核電廠的怨恨。明明距離不到100公里，城市與鄉村的差距感並不小，「台北」還是帶著「中央來的」，「素質較好的」等隱含的強調。似乎就是這樣，會長在北海岸地區介紹我，用得是一種很奇妙的語彙組合，好比說碰到一般民眾就說「伊環保ㄟ啦」（於是有些情境下，當地民眾會誤以為我是縣政府環保局的），碰到當地環保聯盟會員就說「伊台北總會過來支援ㄟ」，碰到知道台北分會的就介紹「總會嘸效啦，要靠一這陣台北分會ㄟ哮年ㄟ」。為此我的外形和角色扮演間就有點「違和感」，那時我一頭馬尾長髮過肩，多半時候襯衫外放又穿牛仔褲。記得有一次和幹部們上山去看一間工廠的山坡地工程是否應該檢舉，老闆對我畢恭畢敬，我當下知道他誤把我當成了環保局的稽查人員，儘管，他手上還捏著我那張台北分會的名片。

那真的是一個刻苦的年代，反核四當時是全國反核運動主要聚焦之地，鹽寮反核自救會也還有很強的動員力，但反觀涵蓋三芝、石門、金山、萬里，擁有核一、核二的北海岸地區，即使在1988年左右就開始在地反核遊行，早期更因為發現祕雕魚而聲名大噪，但我去協助時的北海岸分會早已因為內部人事紛擾，飽受「誰暗地裡其實有拿了台電的錢」之類的流言，而互相猜疑，地方頭人間互相攻訐與流言蜚短，形成人際關係上的一大困擾，使得組織運作大不如前。

我一個外地來的年輕人，大概是頂著「台北分會」是「很厲害的搞環保大學生」的光環，變成地方頭人間不好批評的中間人。因為是「外地人」，是「有環保知識的外地人」，所以「咖厲害」、「應該不會拿錢」（聽過最差的評價是，「他台北來的，但是被誰誰誰利用！」）。但也因此面臨會務重整階段，沒有經費，沒有真正的幹部，所以當時的會長才打了這樣方便算盤。我的專職人事費就是這樣七拼八湊起來，一開始是台北分會出四分之一、北海岸分會出四分之一，環保聯盟總會再幫忙出二分之一人事費。而其實台北分會自己的秘書處在那個時候，都常常因為沒有收入而拖欠人事費。總之，就是一個理念：搞運動，領不到薪水也得搞（其實對士氣很傷），即使窮，也不能放著別人不管！而我的任務，就是幫忙把分會組織確立、拜訪地方幹部並協助發掘和訓練當地有潛力的年輕專職。

經歷了地方的風風雨雨，1996年因為蘭嶼核廢料儲存場的抗爭，核廢料運回核電廠重新儲存，引起地方居民的反彈。民眾認為當初接受核電廠已是當地無法逆轉的委屈，但過去一直天真的以為，政府至少有承諾核電廠不會成為核廢料的最終儲存場，如今卻把蘭嶼不收的東西直接又載了回來，豈不是「軟土深掘，吃人夠夠」？於是北海岸分會決議要在5月19日舉辦圍廠抗爭行動，考量到兩座核電廠的入口動線和地方居民參加行動的便利性，選擇以核二廠作為圍廠施壓的象徵性行動。我頭一次背上抗爭指揮的帶子，印象最深刻的是，北海岸分會的幹部們一方面擔心動員人數不好看，怕部分幹部放鴿子，讓他們成為地方笑話，另一方面，他們又聽說萬里有另一群居民自主要來加入，但是放話若我們的行動太過溫和，他們不排除衝進廠區，逼迫核二廠方具體切結核廢料遷出時程。而我作為當天行動指揮，也果真見識到底下群眾鼓動著要我們帶頭往前衝破封鎖線。我該怎麼做決定？那年，我23歲，站在宣傳車上，突然覺得整個世界對我放了空，一個禮拜來的勞累與緊繃都斷了開來 …..

這個圍廠抗爭行動，並未在當天的新聞上留下太多時間，在反核運動上也鮮少被記上一筆。或許它仍是值得被記起的，就像其他很多未成為歷史記錄的抗議事件一樣。當「反反核者」看著聚光燈下的反核之眾，嫌惡起裡面的名嘴、明星，嫌惡擁核聲音突然消失，他們或許該知道，擁有龐大資源的台電事業體，霸佔核能正當性舞台三十多年，這些年裡，是多少並不富裕的鄉里小民，必須抗拒台電樂於花錢籠絡的機會，必須貢獻自己的所得，必須忍受被冷言冷語，疑東疑西的流言，才能支撐起反核運動的微弱延續。如果不是因為福島核災讓大家忽然被驚醒，原來都市中產階級的偏安心態，最終會是吞噬子子孫孫命運的助手，反核運動很可能還在沒錢、沒人、沒聲音的窘境下默默經營！一直到現在，我才有機會作為歷史見證者之一，重新把這個歷史故事講述出來。而那些年、那些算不上英雄的一張張反核臉孔，甚至，永遠沒有機會像近日被媒體特意採訪報導，怨嘆專業意見沒有被傾聽的核電廠內工程師，一生裡至少有一次，有尊嚴的分享他們的故事…………

1988年，大四時修了一門通識課程「科學社會學」。一個理工科的學生，第一次聽到「知識的權力」、「科學社群」陌生卻振奮不已。是否重新推動核四計畫的爭論成為課堂範例：有一群人，認為核四是安全的，有很多優點，都有科學根據；另一群人，認為核四非常危險，很多問題，也都有科學證據。這兩群人，都是專家，都是教授。

迷惑，但這些問題，實在比電子電路電機迷人多了：到底反核專家vs核工專家，誰才是對的？或者，有沒有第三種答案？

當年在新竹的清華大學校園相對單純。僅就近關心新竹李長榮化工公害污染事件，一直到當兵退伍後，才因緣際會真正接觸到了「反核」。1992年，正值核四預算要在立法院解凍的關鍵時刻，我擔任台北縣長機要秘書的助理。這位機要祕書正是台灣反核運動的重要前輩、張國龍教授，當時被尤清縣長延攬，進入體制內反對核四廠計畫。開始的工作壓力很大，必須在短時間內讓自己瞭解核四爭議的全貌，好跟上所有事情發展。於此同時，我也成為環盟台北分會的成員，和一群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讀書會、下鄉、訪調，做著想像中社會運動該有的種種。

雙重的近距離接觸，讓我很快長大。因為反核運動，一點都不單純、熱血和浪漫，立法院的政治戲碼及環境草根現場，夾雜著複雜的政治經濟變因，法國賣台灣幻象2000，美國賣F16，傳言打包一起賣核電廠，林林總總，相當魔幻，非常寫實。

1996年的那一役，像個寓言，也像個傳說，更是不世的絕佳劇本。

1992年核四計畫環評被強行通過，1994年核四預算解凍、以特別預算方式違法迴避立院預算逐年審查後，核四開始進入周邊工程動工階段。1996年，另一個重要關鍵，就是開始進行原子反應爐的招標作業。當時在野的民進黨與新黨聯手下，在立院通過「廢除核四計畫案」，理應停止招標；但國民黨政府把整個核島區工程統包改分包，強行把反應爐招標由奇異公司得標，並轉包給日本日立、東芝公司製造。而後行政院才提出「覆議案」。到了十月，就在立法院表決行政院所提核四覆議案前夕，開始動工的海岸工程，嚴重干擾了貢寮漁民作業安全與破壞漁場。

在這政府違法、施工鴨霸的雙重憤怒下，貢寮鄉民展開了「你不驚我死，我也不驚你無命」、「強行動工，生死相見」布條，到核四預定地大門口宣示成立反核義勇軍，作為抗議對政府一意孤行的強硬宣誓。

那是一個幾乎沒有email，沒有手機，沒有網頁，只用BBcall的年代，但為了讓新聞媒體可以不斷得到一手消息，避免貢寮成為媒體孤島，重蹈1003事件被政府抹黑的悲慘經驗。我們從台北把笨重的電腦、螢幕、數據機搬到自救會辦公室，打算不斷的幫地方把最新狀況，以電子新聞稿，陽春的連傳系統，連續傳真給大量媒體記者。

那是1996年10月14日，保密到家下，自救會幹部想在義勇軍隊伍返回自救會辦公室的回程，約三十多人，突襲繞入就在自救會旁的核四廠址側門，直衝廠區以表達最大的憤怒，並插上反核標語和自救會會旗，再由大門出來，以凸顯、表明核四預定地為貢寮人的鄉土和主權，要鴨霸台電撤出貢寮……。

但沒想到，廠區內的警察部隊，居然把隊伍擋住，不准他們前進，對峙的地點，就在場區內石碇溪小橋兩側。原來橋的兩側分屬不同部隊、轄區，橋的另一頭，指揮官堅持不讓大家「越雷池一步」、走大門出去，反要求從原路的側門退出場區。就這樣僵持不下，演變成佔據廠區24小時的局面。一開始下大雨，而且當天是星期六，保警部隊可能沒有上級應變的指示，所以雙方就耗著，也都淋的很辛苦；但一直到入夜，變晴了，也開演了荒謬的劇場。

因為淋雨且氣溫下降，鄉民把旁邊的一些雜木，剝掉溼的樹皮，拿裡面乾的部份，生了一個小火堆取暖。一度對面的指揮官過來協商，引起大家騷動，後來想他大概是找個理由來烤火。在地人對整個廠區熟門熟路，從媽祖廟仁和宮後側及核四交界的圍牆一處縫隙進入，年輕鄉民駐點，成為一輪替的出入口，並提供火把與廠內民眾合作，在廠區草地上插上十數枝火把作為引道通往對峙點，讓外面年輕點的，可以進裡面去「換班」。就這樣一整個晚上，後來月明星疏，兩邊都席地而坐，我們也就這樣聊了起來。躺在核四廠區，笑談著這個極其荒謬的工程，以及對面被他們上級遺忘的保警。

那晚，廠內外民眾裡應外合，一度宣稱要移往濱海公路，以群眾擋路癱瘓來施壓，並發動宣傳車到鄉裡街上緊急動員，隨後再度回到側門施壓，後來也有電子媒體抵達現場，經由自救會的「引道」進入場內訪問對峙雙方，讓自救會士氣大振。而徹夜未眠的歷任自救會會長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輪流擔任現場總指揮以掌握狀況並調整體力。

到了第二天，廠外鄉民重新聚集，調派鎮暴警察準備強制驅離的消息滿天飛。而核四廠訂購保警的「便當數目」，成為重要的參考訊息，但貢寮這邊卻毫無動靜。十一點多，貢寮鄉隔壁的雙溪鄉傳來消息，核四廠中午向雙溪訂購了一千個便當，也見廠區內部隊調動頻繁。在反核義勇軍衝入核四廠區二十四小時後，雖然義勇軍全程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與警方對峙，但警方仍以優勢警力四面包抄的方式，強制驅離義勇軍並載到鹽寮公園。他們回到自救會，收到鄉民英雄式的歡迎，自救會也發表聲明強調：「反核義勇軍進入核四，突顯台電毫無應變處理能力」

親眼見證整個自救會，有條不紊的分工、調度、補給，即便1991年1003事件的衝突，仍是地方很大的陰影，大家互相提醒、互相鼓勵的感覺，令人不捨和動容。

那次行動，結結實實進入廠區超過24小時，動靜之間，像極了正規突襲，卻又進退之間有理有節，更像是未經排演的社區營造，有在地元素，有常民智慧，其熟悉地形、互助合作，善用地方資源、訊息、人力調度，自動成行。這些並非偶然，而是原本生活中的一部分，宗親會、仁和宮、農漁會等在生活中的婚喪協力、媽祖繞境、討山討海，以及區域間共同生活圈互助，藉此完全展示出來。

1996年這次完全在地的行動，以及他們後來很多場合展現的自信，讓我找到了大學疑惑的可能解答。核四應該是聽擁核專家，還是反核專家？我在貢寮，看到與這天地海共生的鄉民，對這裡生態、自然、潮汐、洋流、風險的熟悉和敬畏，大家都有生活經驗，也都有獨到的看法，甚至足以挑戰諸多教授之言。也因此，我後來腦海中一直有一個影像，那就是當年清大小吃部，一攤賣果汁的，有好多水龍頭式的開關，你點什麼口味，他就打開其中一個水龍頭，果汁就流出來。就像「專家」，也各有領域的，也都很精彩，但也只是提供了需求者的需要，並沒有高人一等。

這種精彩，在311福島事件後，有了新的意義與延伸。因為我們一直以為石門、金山、恆春、貢寮、蘭嶼才是「核電廠與核廢附近居民」。但現在，整個台灣都是與核為鄰，也因此這兩年來各行各業、各個角落的朋友，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生命歷練、源源不絕的創意，表達對擺脫核依賴的決心與行動。這社會不是政府說了算，也不是財團說了算，更不是「核工系畢業」、「xx經濟研究院院長」才有資格講話，與核為鄰的我們，不僅最有資格、也有權選擇我們的未來。

原載於綠萌季刊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