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影像創作者將鏡頭轉向社會，大大小小的影展中，不論是劇情片或是紀錄片、短片或是動畫，都可能會有社會議題的成分，我們每個人都身處於現今的社會，除了架空的想像世界之外，社會議題是其背景也是血肉，成為影像創作不可或缺的土壤，怎麼讓影像成為與社會對話的工具？
導演鄭有傑從不避諱談論政治，擅長讓人以不同於新聞事件的眼光，再次思考對土地、族群的想法，本次難得邀請到因新片《親愛的房客》正在上映而忙碌的鄭有傑導演，來談創作背後的心情，電影人身旁永遠有值得關注的公共問題與社會議題，如何回到初衷，拍一個自己覺得最受感動、最想說的故事。
林木材從影評人、推廣紀錄片到策展人，從一個單純喜愛影像的觀眾，被觸發對於社會結構的認識，從此決定研究與推廣影像創作，2010年即參與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2014年擔任策展人至今超過6年，長期觀察國內外紀錄片創作趨勢，在台灣，從人間雜誌、綠色小組到百花齊放的台灣紀錄片風潮，紀錄片一向站在弱勢者立場，與社會運動息息相關，在不同時空背景之下，影像如何成為社會議題的發聲管道？影像的社會意識與視野代表了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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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當我自己，也許是好一點的鄭有傑，但我只能是我自己。」
新作《親愛的房客》奪下金馬獎3項大獎前，導演鄭有傑在綠盟20週年紀念講座上，分享一路以影像、以故事，將自身所關心的事情與社會對話的經驗。
內容涉及同志、收養、老人安養、甚至安樂死話題，《親愛的房客》並不急著倡議，而是企圖在傳達「愛的本質都是一樣的」。比起前作短片《潛規則》諷電影圈不得不向中國低頭、電影《太陽的孩子》直言原住民土地正義、電視劇《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的亡國感焦慮爆發，鄭有傑回顧了自己的轉變。
鄭有傑自述生於解嚴前的1977年，國小時期歷經了「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在前總統蔣經國過世時必須奮力擠出幾滴眼淚否則不愛國的時代，接收著國民黨所把持的主流媒體所給的資訊，有著相同的價值觀，直到大學時自己去大量接觸台灣歷史，才知「原來我被騙了」。不過，即便如此，當時的鄭有傑回憶仍不算關心社運，一直到2011年，日本發生了福島核災。由於父親在日本出生，有很多日本親人，甚至有人就住在福島，當鄭有傑發現主流媒體的消息與親自收到的第一手資訊落差極大，首先意識到核電原來並不安全，再者，台北與核電廠距離極近，若發生事故也將難倖免。
「我不能跟我的孩子說爸爸什麼都沒做。」想要做點什麼的焦慮，曾讓鄭有傑不停在臉書上轉發訊息「洗版」，直到有朋友一則當頭棒喝的回應「你是拍片的人，有話要說應該要用影像吧！」，催出了鄭有傑自費拍攝短片《不再平凡的幸福》，提出若核災發生，台北會變成什麼樣子的想像，以影像參與反核運動，這也是他參與社運的開始。
2011年金馬獎執委會邀請台灣20位導演各自以5分鐘的篇幅創作，集結成《10+10》，鄭有傑的作品《潛規則》以一個劇組在陳設時設法掩蓋巨幅國旗的窘迫情境，展現出當時電影圈因為怕片子賣不進去中國，而開始自我審查。「除了台灣還有哪個國家不能拍自己的國家？」鄭有傑如此回應主席侯孝賢「要拍台灣特有的」這個考題，鄭有傑表示，大家可能一直到了2016年周子瑜事件，才重視到中國那些明著來的限制規定，但更早之前就已經有這些潛規則，他曾在會議中想要討論這個問題，卻被前輩提醒「不要談」，「如果被封殺，台灣也不值得我期待。」放映前鄭有傑抱著「霍出去」的心情，卻得到意料之外的掌聲。
「希望十年後大家可以把他當成是一個笑話，那有多好。」鄭有傑直言，雖然當時參與的所有人沒有遭到封殺，然而隔了9年，現在影視合約上已白紙黑字要求就算在台灣拍片也不能有台灣、政治傾向，爭議言行等等，鄭有傑認為，換成現在，《潛規則》這種作品已是沒人敢拍、沒人敢演了。他自己的《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便遭遇封殺，也為後來的創作者設下了一條明確的紅線。
2017年上映的《爆炸2》，劇本在2016年亡國感強烈的氛圍中創作，鄭有傑把太陽花、統獨、工業污染等當代年輕人所焦慮的議題都塞進劇本中。「好的影像作品應該要反映時代」這樣的理念，馬上碰撞到中資網路影音平台愛奇藝無預警停播的反應；再者，鄭有傑也提醒，中國電影作品從2019年開始缺席金馬獎，正是因為不滿2018年頒獎典禮上得獎人的發言。當時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拿下最佳紀錄片獎的導演傅榆說，「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在這些紛爭發生之前，正在拍攝《爆炸2》的鄭有傑也開始發現自己「我怒吼得好用力、好直接、好明白。」有那麼一刻他特別感到清醒，抽離得看著用力吶喊的自己，他知道怒吼並不會把故事講得更好講得更深，也開始思考，能不能以內化、更節制的講故事，而不是講議題。
「如果我在乎，應該會自然而來得出現在電影裡面。」鄭有傑在《親愛的房客》中，便是以情感、人物的深刻描述去呈現，和過去《太陽的孩子》直接重現了擋怪手的抗爭場面不同，雖然涉及了同志、收養、老人安養、安樂死等話題，但鄭有傑的企圖並不是想要直接倡議，而是在表達親情、家庭，傳達愛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主角身為一個同志。
鄭有傑認為，若是要倡議，似乎總得引導到一個對錯的辯論，但劇情電影能做的是去講背後的情感，並不見得是要在是非上辯證。鄭有傑也舉例，他自己很在乎死刑的問題，但也還在思考與瞭解，不認為自己現在就需要表態，他也自問，是否表態了就會失去溝通的機會？
「議題跟故事差別在哪裡？」鄭有傑反問好奇他為何總在作品中夾帶議題的觀眾提問，對他而言「都是在拍我在意的東西」如此罷了。主持人綠盟秘書長崔愫欣則認為，所謂社會議題，其實正是我們會在身邊遇到的事情。
另一位對談者，也是長期協助綠盟舉辦「核電影」影展的策展人林木材表示，影像有真實觸動人心的能力，但怎麼不教條的說出來，是影像工作者的課題。
林木材介紹過去影像與社運的結合，最早先有1980年的電視紀錄片《礦之旅》，拍攝猴硐的礦工勞動，做了「用影像揭露現實」的第一個破口。再者，1984年礦災事件後，王智章、鄭文堂自力製作報導帶，揭露重傷礦工的處境與不公平待遇，將照片與文字都難以表達的植物人空洞眼神，用影像的力量觸動觀眾，提供了主流媒體之外的真實。後續再有吳乙峰全景基金會等影像工作者，與人間雜誌合作拍攝《月亮的小孩》等作品，開啟了用美學呈現社會現實的風潮。
1986年以紀錄社運活動為主的攝影團體「綠色小組」成立，以拍攝候選人演講等政治紀錄片來傳播訊息、紀錄反杜邦、蘭嶼廢核等社運行動、設立地下電視台等創舉，一再衝破國民黨的媒體高壓壟斷。侯孝賢等人也在這樣的風氣中，創作出貼近人民生活的清新「新電影」，林木材更分享了一個「彩蛋」，在侯孝賢的《戀戀風塵》中，有幕電視裡播放的正是《礦之旅》，象徵著紀錄片與電影的連結。
八零年代台灣電影奮力突破封鎖的生猛，鄭有傑在近年的中國「地下電影」看到，他們在言論受控制的環境下，懷有衝破柵欄的勇氣，提醒著他「紅線在自己心裡」。今年台灣電影不只《親愛的房客》，《無聲》也改編了過去聾啞學校集體性侵事件，皆是勇於處理社會議題，並在金馬獎加持前就有了好票房的作品。鄭有傑表示，雖然可能是因為疫情，好萊塢大片的缺席給了台灣片機會，但台灣的創作者也在學習、在改變，試著在創作中多提及社會現實，他相信現在觀眾要進戲院看台灣電影，應該已經比較沒有所謂「施捨」的心態了；他也認為市場也正在逐漸學習與改變，並非涉及少數族群的作品就沒市場，電影圈並不是非得要向潛規則低頭才行。
講座錄影詳見：https://youtu.be/Ymm5S_GVcBs
鄭有傑：
1977年生，台南人。擔任多部電影與電視導演、編劇、演員與製作人。大學時期開始拍攝16釐米短片《私顏》、《石碇的夏天》，其中《石》片獲金馬獎最佳短片、並獲邀國際影展，開啟電影之路。退伍後開始編導電影長片《一年之初》、《陽陽》，獲國內外影展肯定；編導電視劇《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1、2季）》、《野蓮香》；執導多位知名歌手的MV；製作與共同編導電影《太陽的孩子》、製作原民台電視電影《巴克力藍的夏天》。亦有參與幕前演出，如《波麗士大人》、《鏡子森林》及多部電影短片等。另有翻譯電影原著小說《橫山家之味》（是枝裕和 原著）。執導的第4部電影長片《親愛的房客》於10月23日上映。
林木材：
1981年生，台南人。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畢業，從事紀錄片評論與推廣、策展等相關工作，著有《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一書，現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曾擔任綠盟「核電影」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