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災之後的福島，是一個創傷後靜謐卻充滿內在壓力的地方，受到全國各界關注與祝福的福島人們，努力地想要回到如常的每日生活之中，遺忘像是一只麻醉劑，因為輻射無色無味並且無處不在，無法移居他處的人們也無法夜以繼日地跟一個看不見的鬼影子打仗，儘管知道所吃、所喝、所呼吸的空氣與所觸碰的物品都有可能累積體內體外的輻射被曝量，它會無聲無息但確實而且具體地累積成為身體裡的病徵，但是當人們知道自己無能抵擋也不可能消除它，那麼面對那些並沒有改變氣味與外貌的東西，無論是環境、食物、水、空氣或者別的，假裝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一如既往地使用、食用、飲用它們，或者如常在耀眼的陽光與和風中奔跑，顯然是一個比較容易的選擇。「福島現今最大的問題，我覺得，是遺忘。」影片到了尾聲之前，一位受訪的中學少女神情嚴肅而鄭重地這麼說。──然而有一群媽媽們不肯，她們於是神經兮兮不惜成為社區／社會中不受歡迎的一群，她們強迫政府委派的除污工程人員這裡、那裡，再多做一點、更徹底一點；她們拿著輻射探測器到處嗶嗶測量，拿著數據與學校人員理論，抗議輻射風中讓孩子進行戶外活動的措施、質疑校園週邊的輻射含量對孩子有害且不理會校園行政人員「那不屬於『圍牆內』的學校管轄」振振有詞的辯駁；她們禁止孩子在學校喝學校提供的牛奶，冒著讓孩子「與眾不同」、可能被排擠的風險，她們表現得像所文學作品描述的神經質母親，懷疑一切政府公告中不合理的「科學」論述與建議，她們就是不肯讓事情過去、善罷甘休。
《A2-B-C》紀錄的是這群媽媽們的故事，嚴格來說，它只紀錄了那些個連綿不絕神經兮兮日常舉動的邊邊角角，有時候訪問一下學校的老師們對於校園環境安全的保證、有時候也留下偽善或機車的官員／權威學者／除污工程人員／行政體系人員虛偽不實、左支右絀或者就是支支吾吾前後矛盾的可疑態度，本片導演Ian Thomas Ash是一個留住日本十來年的美國人，相貌年輕、溫和、拘謹，語氣充滿了善意的溫柔，他說他開始拍攝災後福島紀錄片的原因是因為愛！──映後座談之中，導演談到自己居住於美國的時間是出生到大學畢業之前，畢業那一年，只想著要遠走高飛，去世界上任何一個不是美國的國度生活都好，正巧在日本找到了工作機會，而她又離美國夠遠，於是就一張機票到了日本，便再也沒有離開。有觀眾問到災後他何以沒有離開，他便也談到這個機緣：福島災前他正經歷一段生命／生活的低潮期，災難發生之時，他的同儕朋友們確實都在第一時間撤離，但他那個時刻看著電視上的天災巨變，卻覺得眼睛突然被打開，對這個自己生活過所有成年時光的國度產生了新的感情，在災難中，Ian開始感覺到日本就是他的家鄉，「我不能遺棄她。」遂提起了攝影機，從居住的東京，前往災變的福島。
（攝影：侯希婷）
「A2-B-C」指的是福島的孩子們被檢驗測出甲狀腺囊腫的診斷「級數」，診斷結果為A1，表示孩子們沒有囊腫，A2、B、C分別代表產生囊腫的嚴重程度，當社區中的媽媽們眼睜睜看著孩子們囊腫測出的比例一年一年變高，醫院的權威說法則理直氣壯地回應：那是因為醫療技術進步了，所以測出來的囊腫變多了，有一點囊腫的孩子也不算罹病，多吃海苔、正常生活便罷了。有不放心的媽媽述說帶著孩子前去醫院要求複診被拒絕的過程，片中導演訪談一群受測的孩子們，詢問他們：「檢驗結果的A2，代表著什麼意思呢？」這些十來歲臉龐還不脫稚氣的少年帶些靦腆卻尋常的語氣紛紛地說：「代表甲狀腺這裡，有東西。」那麼，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能會得白血病，而死掉吧。」少年們還是一派尋常地回答。
紀錄、拍攝，是一個「外國人」導演／觀察者嚴肅的介入，操著流利日語、手拿著攝影機的白人臉孔，也讓自己直接與持著官方語言的校園管理者對話，這些畫面讓人印象深刻，他在座談的問答當中也提及：語言上的親近讓他可以直接與他的紀錄對象交談，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同時「獨立作業」的機動性也讓他得到許多可以直接進入受訪者家庭生活的方便，讓我們在影片中聽見校園管理者官方語言鬼打牆的同時，導演也清晰地表達：拍這樣的畫面不是在呈現「官方」立場上這些「人」有多討厭，而是像讓我們看到這個構成了日本社會的文化系統與結構限制，許多「官方立場」的行政工作者，無論她是政治人物或就是校園中執行秩序的人，也必須在私人生活當中去做許多痛苦的抉擇：要不要讓孩子留在福島，或者堅守工作崗位來提供孩子們離開的可能性。移動造成失業、造成生計的不能維持，這些困境也是血淋淋的。
在《A2-B-C》開始公開映演之後，Ian突然間在日本的出入境就遇到了困難，十幾年來從未出過問題的工作簽證，突然無法順利核發，而他也因此失去了東京的工作。一直以來以在貿易公司的平常工作來支持拍片開銷的Ian於是將這段被迫不工作的時期當成自己的巡演假期，幾個月中將《A2-B-C》帶往世界各地，也將福島母親們的焦慮與經歷帶往世界各地，在映後座談的起始，Ian在座上向他熱淚盈眶或者鼓掌不停息的觀眾們致意：「謝謝影展與前來觀影的各位，謝謝你們聆聽福島母親們的心聲，因為你們的在場，讓她們不致被遺忘；而不被遺忘的，正讓她們可以繼續戰鬥。」座談之中Ian嚴肅地指出關於核災、核電與反核運動在日本社會中的現實：現實是，所有被選為核電廠址的所在都是一個國度之中經濟弱勢的地方，如同福島的人民，這些人是最無能抵抗「核電／經濟」論述的人，儘管災後日本看似反核運動風起雲湧，但在日本政府大動做、大手筆投入奧運籌備，電視上盡是奧運選手村的豪華與壯盛景象之時，回看災民受安置的居所如同安置動物的房舍一樣窳陋，這些對比所傳達的訊息如此明確，東京街頭也許在災後瀰漫了一段時間的「反省」，人們開始思考節電與反核的種種，政府對於反核的聲浪也並不加以壓制，但是有所反省的生活態度很快地消退，因反核而聚集的人群也漸漸變得疲累，被奧運盛會之前的亢奮之情給替代了。
對於日本災後的反核運動，Ian因此並不覺得樂觀。影片中最使人心碎的一幕，是Ian導演詢問一位十出頭歲的少年：「如果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一部電影，你覺得這個結局會是如何呢？」少年沒有想很久，回答：「希望結果這是個夢，夢醒，日本還是回到災前的日本，沒有輻射、一切正常生活。」座談之中，觀眾也反問Ian：「如果這是部電影，你希望結局會是如何呢？」Ian肅穆地注視著空氣，沉默良久、良久，緩緩地這麼回答：「如果這是一部電影，它顯然是一部太傷心的電影，我很難想像它可能會有一個好的結局，我們只能希望它不致有任何續集。生活在這樣的悲劇之中，懷抱希望是非常困難的，而我們所能祈禱的只是：真的會有希望存在。並且為此仍然不放棄努力。」
紀錄是為了抵抗遺忘，因為不遺忘才有可能記得持續戰鬥著。為了不要再有一樣的悲劇發生，一直懷抱希望地努力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