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週前的一個夜晚，我正在台北一場921災區工作者的新書發表會，就在主講人剛說完「大地震後的隔年，我離開台北進入南投開始做社區工作」這句開場白，地震來了，越搖越大，持續好一陣子（那個當下的時間感變得很微妙），現場觀眾驚呼連連，離開座椅觀其變。
幾分鐘後，地震停了，沒有奪門而出的觀眾們回到座位上，台上台下都忙著收拾情緒，有些人趁著主講者重新進入正題前偷滑一下手機，發現自己的臉書首頁瞬間被「地震文」洗版。新聞說震央在花蓮，芮氏規模6.3的淺層地震，全台各縣市皆有感。不一會兒，大家又繼續回到講者的故事，玩味著多年前的那場地震如何改變她的人生。
這大概是身為台灣人的你我再熟悉不過的場景。位處太平洋火環帶（Pacific Ring of Fire），我們對地震經驗習以為常，習慣到區區晃幾下已不足為奇，甚至當下還能坐在電腦前、手持智慧型手機po文，立刻從災難的非常態情境中抽離出來，回返「若無其事的寧靜」。
或許，「核電廠會不會出事？」這樣的念頭，曾快速閃進部分觀眾的腦袋。根據當晚媒體報導，原能會的核電廠監控頁面上，核一廠一直處於「通訊中斷」，無法顯示任何資料。雖然台電人員強調是原能會「網頁錯誤」，廠內一切運作仍然正常、毋需恐慌，但無法求證的一般民眾，也只能接受這樣的說法，然後暗暗擔憂搞不好已經發生事故，卻一無所知。
畢竟，從福島核災之後，大家對於核電廠本身能否撐過無預警的大地震，已經打上了相當大的問號。日前原能會發有了歐盟壓力測試專家來台進行核四同行審查（peer review）的報告，內容指出，台灣有地震、水災、海嘯及火山等天災威脅，須有更強預防措施，例如建造再加高6公尺的海嘯牆、改善耐震係數等防災設計基準。即便語氣輕描淡寫，也透露了對台灣天災防禦能力的隱憂。
只是對於「地震」這個至今科學界仍無法成功預測的自然現象，我們有全面的理解足以避免毀滅性災難嗎？當我們在地震帶上蓋核電廠已成現實，又是如何去想像、乃至於「防範」可能的災難呢？
最近上市的一本科普書《地震與文明的糾纏》，藉由許多案例指出科學界在「預測地震」方面的徒勞，有時甚至演變成科技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秘魯在1970年代的案例十分離奇：地震學家信誓旦旦認為未來某個時間點會發生致命地震，結果搞得全國人心惶惶，觀光、投資業一落千丈，最後地震並沒有發生，反而讓當地經濟衰退持續好幾年；時間拉到近期，2009年義大利古城拉奎拉因為出現一連串小地震，謹慎的政府聘請7位專家進行評估，但專家們認為並不會有後續威脅。結果某個深夜，大地震來了，死傷慘重。這7位專家被指控沒有預先提出警告讓居民撤離，2012年底被判刑坐牢。
2004年印尼大地震的規模，大大超越了當時地震學界能夠擁掌握的測量技術，不同震波之間的互相干擾，讓科學家無法做出準確分析，比科學家反應更快的海嘯則迅速往西傳播，泰國、斯里蘭卡、印度南部的渡假海灘都受波及，大批走避不及的西方觀光客遭滅頂；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也因為後續的海嘯釀成複合式災難，即便有部分預警系統發出警告，但終究能反應的時間太短。
本書作者（一個地震專家）也特別提及福島核災對核工界的教訓：會釀災的不一定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亦即強烈地震），反而是後續不可預測的連鎖反應，影響了電廠的正常運作。
奇怪的是，地震專家不斷在預測失敗多於成功的狀況下檢討過去的災難，核工專家卻信心滿滿地認為地震可被克服。上述的「教訓」，似乎並沒有反映在台灣核工界的對策。
今年9月中在恆春核三廠舉行的19號核安演習，為今年度最大的一次，動員數千人次參與、軍方也調度海陸空救災系統。但幾個環團實地參與的感覺是：演示性仍大於實用性。不僅當地居民參與人數甚少（其實前置宣導中，公務單位常常刻意降低災難的嚴重性，讓民眾認為參與意義不大），僅按照劇本做做樣子，還莫名其妙堅持搭配好萊塢電影音樂，說是要「加強臨場感」。
演習的重點「斷然處置」也凸顯出國內防災把「地震」與「海嘯」切割的處理框架。縱然國外專家都認為台灣核電廠的耐震系數均不足，但演習隨行人員仍斬釘截鐵說核電廠面對地震是萬無一失，只要在適當高度上準備備用電力，避免後續的海嘯造成電力損壞，即可隨時調度因應。
實際上，斷然處置並非自動化措施，仍需靠人力運送行動電源車供電，或以消防車注入生水或海水的措施，是否真的能夠在危急時刻準確應變，或者避免現場人員的被曝風險，仍受到質疑。
此外，演習僅能說符合原能會與台電內部SOP流程，但整體配套卻未必符合民眾與社會遭遇核災時的實際需求。事實上，核電廠多處偏鄉，也是所謂公共資源缺乏、社會脆弱性較高的地方，平時多為老人、學童留守，新住民、外配的比例也很高，若意外發生，也多半是這些人在家中陪伴老弱，他們是否能迅速掌握狀況，配合應變，都是設計災難情境的專家們所忽略的社會現實。
今年底，北海岸石門、金山、三芝等地也要進行「模擬發生九級地震，引發海嘯等複合式災難」的核災演習，日前在一場演習討論會上，關於「海嘯避難」與「就地掩蔽輻射」要如何同時落實，對當地里長們來說非常頭大。一是疏散留守居民的困難度太高，加以當地聯外道路缺乏，主要行政機關本身的地勢也太低，根本無法作為避難指揮，里長絕望到喊出「走投無路」。
最後應對這種絕望的方式可能是「修改劇本」，把海嘯跟核災分成兩幕演習，以便降低複雜度與動員困難度。聽來荒謬，卻也凸顯地方資源難以應對核災，這是高度分工的中央與技術官僚所無法理解的。
再從演習這件事回到文章一開始的「慣性」情境：我們犧牲了整個社會來配合核電廠的發展，卻難以／無法暫時放掉生活的慣性來預防可能的災難。今日的核電廠像一片烏雲，我們被迫對它視而不見，也難怪若真的大難臨頭也只能束手無策，希望這個假想的惡夢永遠不要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