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反核運動浪潮裡，「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與「媽媽監督核電聯盟」的成立，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前者是台灣80年代民主化階段裡，都市中產階級婦女挺身而出參與社會運動的組織重鎮，更是20多年反核運動裡不可缺的支柱。就如同主婦聯盟舉辦回顧活動時所自詡的「婦女力量可說是台灣環境運動的重要動力」。後者則是在核四這個台灣環境議題中政治色彩最曲解難抽離的背景下，由資產階級背景的婦女向外召喚成立，並在很短時間內成功爭取到許多社會名人、菁英階級乃至中產階級婦女對停建核四立場的表態。兩者在扭轉大眾對環保行動必是藍綠動員的疑慮上，有很直接的助力。
不過這種聯結媽媽與中產階級圖像所突顯的中性角色，對於環境政治運動的發展是否能提供助力？換句話說，如果運動組織想改變其為單一議題動員的侷限，擴大社會影響力，是否會因自我設限於母親角色，加上中上階級的流動特性，不願或無力成為監督政客、改變藍綠二分的政治環境、直接投入環境決策的中上階級進步力量？
俄羅斯的契里柯娃女士發起保衛自家鄰近森林的「拯救克木基森林」行動，並於2012年獲得戈德曼環境獎歐洲獎項，圖攝於2011年10月23日。（圖／Олег Козырев攝 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社會學經典分析下的中產階級界定與其特性，其實在現時代的非生產空間場域裡很容易就衍生出各種不同的版本，台灣的社會階級結構特性又使得「中產」與「上層」階級間的差異很難不發生混淆。從社會大眾對中上階級參與社會議題的最普遍的反感與質疑就是他們有錢有閒，可以空打嘴砲悠哉搞運動，不必考慮政策變動對社會民生的負面衝擊。但，中產階級搞運動（middle-class activism）真的都是這麼悠閒嗎？
國際著名的戈德曼環境獎（The 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2012年歐洲獲獎人頒給來自俄羅斯的葉伏潔妮雅•契里柯娃（Evgeniya Chirikova）女士，感謝她以倡議和串聯俄羅斯民眾，發起保衛自家鄰近森林的「拯救克木基森林」行動（Defend Khimki Forest，註1）。她光鮮獲獎背後的辛酸故事，和台灣中上層階級環境行動參與者相比，有不少的差異，因而值得從中借鏡環境行動組織與社會大眾對行動者可以創造的行動特性。
簡言之，本文希望拋出一些國際環境行動中的經驗，讓我們避免簡化或誤判中上階級環境行動倡議者的草根性，同時也期勉俱有優勢社會地位的行動者深化思考從單一議題到政治決策，壓迫生態環境的統治霸權根基，需要什麼樣的社會行動才能到達目的地。
為興建高速公路而遭砍伐的克木基森林，圖攝於2011年4月19日。（圖／Daniel Beilinson攝 來源／Flickr創用CC）
契里柯娃今年36歲，6年前就開始為拯救克木基森林而行動。當時她只是一個平凡的職業婦女，和許多台灣女性一樣，在學業、事業、丈夫以及兩個女兒的養育等不同領域間奔波。基於對小孩健康的重視，促使她決定舉家搬離莫斯科市，遷往鄰近她認為尚能夠提供小孩呼吸新鮮空氣的莫斯科州克木基市，因為那裡有一大片號稱莫斯科之肺的國家級保護林地（廣達2,500英畝）。
2007年，契里柯娃注意到家附近的樹林開始被畫上記號，經詢問後才知道連當地人都不得的多線道高速公路計劃要經過此處，她開始到處投書寫信要求當地單位解釋保護林地怎可被開發，但當局給她的答案千篇一律是「這是經過蒲亭總統認可的國際合作建案，所以必須執行」。
這個號稱改善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市（俄國第二大城）間公路運輸的交通計劃，乍看之下有許多正當性。但砍伐國家保護林也是大事。契里柯娃的行動逐漸獲得科學家和運輸專家的支持，並提出多個版本的替代方案，但政府高層的堅持慢慢讓大家領悟到，整個道路計劃牽涉到的是蒲亭的用天然資源換取發展，用天然資源開發回饋其所信任的官僚與利益集團利益。於是與契里柯娃女士一起揭發黑幕的記者被不明人士攻擊致殘。
當契里柯娃在醫院看到記者的傷勢，她也被嚇得想著是否應該停止行動，逃離俄羅斯。當局很快也對她進行另一波騷擾，當她與專家們向新上任的總統、蒲亭的親密戰友麥維德夫提出該計劃的環境衝擊評估以及替代方案後，政府社福部門馬上進入她家，宣稱有人舉發她忽視照料與虐待自己的小孩，意圖用剝奪撫養權的威脅，逼她乖乖做待在家的家庭主婦。至此她開始醒悟到，她並不是一個可以尋求公部門協助的納稅人，反過來是國家制度性、系統性的暴力會懲罰想自主行使公民權利的平凡老百姓。這個轉變促使她決定推動更廣泛地草根群眾行動，因為唯有如此，每個個人才可能互相支持和保護。
抗爭者於2011年4月19日集結於克木基森林阻止砍伐並試著衝破警方封鎖線。（圖／Daniel Beilinson攝 來源／Flickr創用CC）
作為一個女性環運倡議者，契里柯娃所展現的毅力和決心多少也可以反映男性的行動領導人判斷思維的弱點。當她開始這個行動時，她找上了現在著名的反對運動領導人，具有律師身分的著名部落克阿列克謝•納瓦尼（Aleksei Navalny）。當時納瓦尼還在中間偏右政黨亞布羅科集團負責一個莫斯科市民事務的委員會。對於契里柯娃女士等人的請求協助，他當下的反應是這個議題並不值得投入，因為政府很快會將這一小群地方抗議者壓制下來。但捍衛森林行動卻沒有停滯，還越滾越盛大，後來蒐集到超過5萬個簽名，單一行動可以號召到超過5千人參與。納瓦尼這位人氣反對派明星後來承認自己當時小看了契里柯娃的行動決心，也開始積極參與此一保護林地運動。
當契里柯娃決定投入草根性的群眾組織工作，她開始和同志們四處奔走，參與俄羅斯各地的環境抗議行動，提供如何團結行動、分享如何組織與宣傳的經驗，她甚至參與了營救因為抗議政府高度期盼的素溪（Sochi）冬季奧運的建設破壞當地重要國家公園與保留區而遭判刑的地方環保人士。另一方面，她的政治意識也日益激進化，她將整個俄羅斯現階段環境運動的阻力歸結為「蒲亭經濟學」的統治效力。蒲亭為了維繫他在國民面前創造俄羅斯經濟榮景的形象，手段就是不斷放手讓官僚集團和與其交好的企業寡頭不顧程序正義，擷取俄羅斯的天然資源，一方面號稱打擊貪污另一方面卻是讓自己的親信可以利用國際投資案將錢匯到國外帳戶。
更可怕的是，蒲亭持續利用這個策略來鞏固他限縮俄羅斯民主的正當性，所以一切行政上可以打擊非政府組織、社運組織的手段都出籠，2012年迄今，20幾個主要的俄羅斯環境運動組織都被迫要將自己註冊為外國代理機構的名義。對於蒲亭政權的進一步認識都使得契里柯娃女士再進一步參與到政治反對運動中。無黨派的她憑藉著自己在環境運動上的草根實力，也成為俄羅斯聯合反對運動裡的領導成員之一。而她，仍然代表著中產階級婦女投入環境運動，銜接草根組織與資源分享的進步性指標。
2011年6月，就在克木基森林舉辦了一個為期4天的工作坊，活動吸引了3千人參加。這個工作坊形式的大型聚會，因為有和支持蒲亭政權的青年團體「納什」（Nashi，註2）在賽林格湖畔的年度夏令營別苗頭的意義，也被稱為「反賽林格行動」（Anti-Seliger）。除了反對派政治人物的參與，這個草根活動也吸引了不同政治觀點的政治異議人士參加。活動的主要策劃發起人就是契里柯娃女士。她表示希望提供的是能夠讓不同的政治與公民力量間能夠對話，進而提供俄羅斯民眾保衛其榮譽、尊嚴與權利的真正知識。
當然該願景的任務非常巨大，目前看來，這個活動並沒有如預期的年年舉辦，反映著集體抗議行動轉化的一個普遍弱點。這個狀況不管在俄羅斯，在台灣甚至在美國，都極為類似。具有草根群眾特性的常態性政治進步力量難以永續，當是當代民主政治上的一大諷刺！
註1：戈德曼環境獎於1989年由慈善活動家Richard N. Goldman（1920-2010）和Rhoda H. Goldman（1924-1996）兩夫妻共同設立。獎項目的是要表彰草根的環境運動英雄，因為世人士通常察覺這些草根人物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網址：www.goldmanprize.org
本文關於契里柯娃的資料是參考自其網路影片自述，以及戈德曼環境獎網站對他的介紹，另有部分資料參考自《生態學人》（Ecologist）於2012年4月19日的專訪。
註2：有點類似過去的共青團功能，該團體雖號稱是獨立的社會運動組織，但其實主要是擁護或配合政府政策，而且擁護的領袖並非所有俄羅斯總統，而只有蒲亭。該組織在國際著名以其在蒲亭選舉時會配合選舉造勢，所有納什成員都會穿上印有蒲亭頭像的T恤出席活動。
原登載於台灣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