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工專家菊地洋一（反核）於近日第三度來台，6月14日的核四勘察行程，卻被台電以未事前申請的奇怪理由拒絕他隨監督核電媽媽聯盟進入，可見所謂的科學的資訊透明與對話是個很妙的東西。我永遠記得2009年時，我們在台大國際會議廳，台電官員正在侈言國際核能復興論，大聲說道「反核已過時，現在連英國的環保組織都擁核了」。剛從英國回來的我實在氣不過，發言要求，請即刻上網，在公眾面前查查是哪個英國環保組織轉為擁核，結果卻被主持人冷處理。和菊地洋一一樣，台電仍握有話語控制資源，對利核言論隨意傳送，不利核言論，則隨意打發，這就是核電霸權下的能源論述對話慣性。
另外一個鮮少被注意的例子是，台電為了要戒斷大家對於車諾比核災與台灣若遭受核災的聯想，甚至不敢太多宣揚，被台電界定為與我們不同系統的俄羅斯核電機組設計，卻在2011年後由俄國政府支持，努力拓展西方國家留下的發展中國家市場。俄羅斯的核能出口策略，又直接受惠於其鐵腕總統蒲亭任內與政府立場不同的非政府組織發展受到限制。光就國際核能市場的爾虞我詐態勢來說，台電作為一個龐大的組織資源，真能提供所有可能的國際能源市場變遷的情境嗎？
以伊戈爾•阿列克謝夫（Igor Alexeev）在俄羅斯智庫「戰略文化基金會」發表的文章「俄羅斯核能產業在福島核災後重新啟動」（Nuclear Industry Re-Energizing after Fukushima）為例，他提出「在公眾關切與核電應用的平衡點上，俄羅斯對於後福島核災的國際社會能提供有助益的解決方案」（註1），雖然文中沒有任何佐證的就推斷所有專家都知道人為造成核電事故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然後又拿出一個2010年的OECD舊資料，指出核電與天然氣被認可為安全性最高的能源供給設施。再酸已開發國家（如德國、西班牙與瑞士）是不理性的群眾恐懼心理作祟，導致政治人物作出討好民眾廢核決策。單就文章內容來說，其實有不少草率之處，偏偏剛好符合中國近年努力建設核電廠的企圖，四處刊載而捧高了這篇中文名為「重塑核能信心應借鑑俄羅斯經驗」的文章。
在車諾比事件25週年的這個時候，西方在車諾比事件後與俄國的發展側重方向不同。西方歐美系統，由於普遍擔心斷電會影響核電運轉，力主被動式的核電安全系統研發。俄羅斯主推的NPP-2006機型號稱能克服歐美機組的設計缺陷，於是自2011年起，俄羅斯最大核能企業俄羅斯原子能公司（Rosatom）開始大動作布局海外，主推三代堆型NPP-2006（120萬千瓦核反應堆，外界熟知的名稱為VVER-1200）。標榜該機組設計集主動和被動式安全防護系統於一身，其他創新之處還包括配備高端堆芯熔化收集器、被動式熱衰減除塵系統和其他升級改造過的防護設施。「如果日本使用的是俄國的機型，或許就不會發生或至少不會演變成嚴重的災害」。
俄國國家扶持的核能公司甚至能協助伊朗克服技術問題，原本由德國西門子（Siemens AG）公司負責建造的布歇爾（Bushehr）核電設施，1979伊朗革命後西門子因配合美國的禁運政策而退出，自1998年起由俄方接手重新完成，並於2012年完成規劃裝置容量百分百的供電。
當然俄羅斯核電集團不是不清楚這個市場誘人但又敏感，畢竟幫助像伊朗這樣的國家可能隨時會受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政策而受牽連（註2）。但其著眼點就在吃下部分西方國家退出的發展中國家核電合約。俄國擁核派想證明的是，自從1952年以來，國際核安事故中俄國境內所佔份額其實是相對的低。而俄羅斯更已從車諾比核災記取珍貴的教訓，從理論與實務上去預防災難與設計安全上著手，研發出世界上安全性能最高、技術水平最先進的核電機組。換句話說，俄國的核電技術其實比起其他已發展國家來的安全而成熟──所以後福島核災的核電市場最值得依賴的承包商必然是「俄羅斯原子能建設出口公司」。不僅是伊朗、中國、印度、埃及與土耳其，甚至是芬蘭都打算與俄羅斯簽下訂單。
為了幫祖國的核能技術打上後車諾比與後福島的優質產品標記，這篇文章代表的觀點和台電的核四安全性論調一樣簡化，卻剛好相反──俄國核電系統安全，歐美系統狀況較多。有趣的是，作者還意識到核電技術系統在知識界中高風險高爭議的爭論，索性將東西方技術差議論放進佩羅（Charles Perrow），這位耶魯大學組織社會學的著名反核社會科學家所創立的高風險工業組織體系理論一併消費。
佩羅自1970年代以來從組織行為科學提出的主張，核電作為高風險產業，因為營運制度的特性，發生意外的機率幾乎是必然。他2011年12月在《原子能科學家學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發表「福島核災以及無法避免的意外」（Fukushima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accidents）。簡單地說，品質控制、密切關注預警顯示和災害應變計劃也無法阻絕災害發生的可能性。相反的，近數十年歷史上的巨大災難都是伴隨著失當的管制、對警告訊號的忽視，或者是無效的災難應變，以及常見的人為錯誤。因此在擁有複合並緊密交關系統的現代社會，「正常的意外」（’normal’ accident）無法避免地發生，再導致未能預期的、串聯式的災難。正由於系統組合運作上的災難風險可能性永遠存在，儘管政府與企業可以透過更多管制、更好的設計、更多訓練和更有心來減少嚴重意外，但根本性的決策反而是一起來審視某些個產業體系的特點使其災害風險太高（huge catastrophic potential）因而「不應該存在」（too dangerous to exist）。
而俄國派只要說出西方理論家所指稱的系統缺陷，是建立在「西方公司」缺乏對可能出現的多種意外組合情境的全部資料，西方設計者也不可能預想到全部情境，因此不可能有「故障時保證安全」的斷然處置設計（註3），但佩羅這些西方反核學者卻也不能否認前述前提建立在對俄國核電機組設計模式無掌握的資料上，所以上述論點只在歐美核電技術批評上有意義，俄國核電則不受此限。
所以俄羅斯核電組織能兼容各種可能狀況，且在本國受到信賴與支持嗎？不，根據上個月在俄羅斯最西邊的卡里寧格勒新建「波羅的海核能發電廠」（БАЛТИЙСКОЙ АЭС） 的民意調查顯示，48％的卡里寧格勒居民反對，另外有30％支持。請不要忘記去年正是俄國鎮壓NGO組織、包括環境NGO組織的開始，俄羅斯的核電事業發展巧妙地與國內的民間聲音被打壓聯合在一起（註4）。從俄國到台灣，核能產業組織的維護者，向來就只偏好讚揚自己技術處置得當，懶得處理菊地洋一這樣的專業批評者的評估。在忙著保證核四安全性可以被科學地確認之前，馬政府是否應該邀請像佩羅這樣受人敬重的管理學者，組織社會學者組成團隊，針對台電不能窺見知識全貌又封閉的營運體系，證明其人的核電組織社會學批評已不再有創見了呢？
或者，佩羅的論點可能要做個補充，他的核能產業高風險不僅是因意外串聯而無法預測，還有像台電這樣直接拒絕更多方參與預測的僵直性風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
●註1：’Nuclear Industry Re-Energizing after Fukushima’, http://goo.gl/IODPy
●註2：請參考Russia Today網站的報導，Atomic republic: Iran’s Bushehr power plant fully operational。
●註3：請參考彭明輝部落格，「為了核四而玩命，值得嗎？」，http://goo.gl/VAaIN
●註4：請參考ОПРОС: 48% ЖИТЕЛЕЙ ВЫСТУПАЮТ ПРОТИВ БАЛТИЙСКОЙ АЭС，http://goo.gl/TcQTs。以及挪威NGO組織Bellona Foundation官方網站關於俄國政府對外國支持的非政府組織俄羅斯分支辦公室的法律行政騷擾，http://goo.gl/07Y7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