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邀請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宮崎広和（Hirokazu Miyazaki）舉辦「福島之後：責任與核災補償」講座，從人類學家的視角，聚焦福島核災後的現況與核災賠償制度。
宮崎広和教授出生於東京，最初在日本與澳洲國立大學接受人類學訓練，並以斐濟與太平洋島嶼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來，他參與跨學科的金融社會研究，並將研究延伸至公民外交與無核和平運動。目前，宮崎教授擔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也是廣島大學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員。自2018年起，他被長崎市市長任命為長崎和平特派員。
宮崎教授的研究長期關注核心問題：「我們如何保持希望？」他透過民族誌方法，曾在斐濟蘇瓦、日本東京、長崎，以及美國羅徹斯特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本次座談同時邀請三位台灣資深環境運動參與者協助主持、對談及口譯：主持人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與談人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譯者陳威志（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
活動以日文進行，並提供中、日文逐步口譯。下文內容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宮崎広和教授的演講，經口譯整理，再由綠盟逐字整理，希望盡量完整呈現講座原意。
賴偉傑：各位好，我是綠盟常務理事，非常榮幸擔任今天的主持人。
2025年，除了核廢水排放的議題外，很少人再提到福島核災。然而，福島核災不只是輻射廢水的問題——那片土地現在怎麼了？當地居民回家了嗎？那些地方還能住人嗎？他們受到的損失有得到賠償嗎？東京電力公司承擔責任了嗎？日本政府有反思嗎？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漸漸被遺忘。
不只在日本被淡忘，在台灣也被忘得更快。福島核災發生後，當年在台灣曾有非常多人站出來，因為我們擔心台灣如果發生類似事件，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提出了許多質疑。然而，現在這些問題幾乎沒有人再提，也尚未被解決，我們卻急著討論核電重啟。這是非常荒謬的。
更令人擔憂的是，安全問題似乎隨著時間流逝，就會自動被解決嗎？今天，我們非常歡迎，也非常感謝，日本學者來台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
今天的講者是宮崎広和教授，現任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廣島大學特聘教授，也曾任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我們似乎還沒有邀請過人類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來探討這個議題，而宮崎教授的研究涵蓋廣泛領域，包括社會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貨幣與金融人類學、希望與和平、公民與城市外交、核武與核能、太平洋島嶼等問題。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核心其實都是圍繞「人」，以及我們如何面對各種社會、經濟與歷史議題。
教授的著作中，有一部是關於福島核災之後的核賠償與教訓。我個人覺得特別有趣的是，他之前的研究提到「希望的經濟學」與「希望的方法」，讓我很好奇核能與希望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連結。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宮崎教授與我們分享，希望他能帶來全新的視角，讓我們重新理解核能議題——無論你支持或反對——也讓我們思考歷史事件之後的影響，以及台灣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日本福島核災觀察與賠償思考
宮崎広和：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聽我的演講。其實，我比較希望今天不要只是我單方面地講，而是能成為一場對話。我也很期待等一下能聽聽各位分享台灣的情況與觀察，讓我們有更多互動與交流的時間。
今年，正好是人類發展並使用核子科技滿八十週年的一年。關於核子的起點，其實有許多不同說法，其中一個常被提及的時間點，是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試爆。
我之所以從原爆歷史談起，是因為在討論核能時，大家往往會刻意把「民生利用」與「軍事利用」分開來談，也就是將核能發電與核武器視為兩條不同的路徑。
但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兩者其實無法切割。因為在科技本質上，民生與軍事使用之間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尤其是當一個國家掌握了核燃料循環技術時，要轉為核武用途，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在討論核能問題時，民生與軍事面向必須放在同一個框架中一起思考，而不能分開處理。
剛才主持人提到，311福島核災發生一段時間後，社會似乎逐漸淡忘了核能所帶來的風險與安全問題。對此我非常認同。其實，不只是福島核災，距今已超過七十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在今日也同樣正被越來越多人遺忘。
這種遺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同樣出現在事故發生地的日本社會。正因如此，我和幾位研究上的同事開始思考：要如何才能持續地記住福島核災、持續地思考它所帶來的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成立了一個名為「子午線180度」（Meridian 180）的論壇，希望能從不同角度重新檢視福島核災。
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果要持續思考核災，焦點應該放在哪裡？我們訪談了原子力產業相關人士，甚至包括投資者，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應該將焦點放在「賠償」這個問題上。因為福島核災不只是造成健康與環境的傷害，它同時也是一場重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開始思考：核災賠償是否能夠真實反映核電的實際成本？
截至目前為止，福島核災的賠償金額已經超過數十兆日圓。然而，日本原本的核災賠償制度，並不是在「會發生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所設計的，而是在事故發生後，以一種應急式、邊走邊補的方式形成。
對福島核災而言，最高的指導原則只有一個——東京電力公司不能倒。因為一旦東電倒閉，將對日本整體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因此，整個賠償制度的設計，其實是在一種金融與經濟穩定優先的思維下運作的。
換言之，現行制度的隱含前提是：核災「基本上不會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政府會出面收拾善後。在論壇的討論中，我們希望徹底翻轉這個前提。我們認為，核災「一定還會再發生」，因此制度必須在「經濟可能崩壞」的情境下事先思考要如何應對。唯有如此，損害賠償制度才能真正反映核電的成本，也才能讓每一位市民清楚知道，自己究竟為使用核電付出了多少代價。
因此，對我們來說，福島核災的教訓並不只是輻射防護或工程安全，而是一種前瞻性的思考：當下一次核災發生時，我們要如何進行損害賠償？
現行制度是在「推動核電」的前提下制定的，結果就是事故發生時，製造商往往不需承擔責任，而是由營運電廠的電力公司負責。這樣的制度設計，其實是為了保障製造商能順利進入市場、不必承擔事故風險，這正是我們認為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
論壇的結論是，核災損害賠償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社會討論之上。這樣的討論，必須納入原子力科學家、電廠營運者（如東電）、一般公民，當然也包括核電廠所在地的居民。唯有在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的情況下，制度才有可能趨於完善。
此外，福島核災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它是第一起引發國際訴訟的核災案例。
在美國，有人同時對東京電力與奇異公司（GE）提起訴訟。這也顯示，核災賠償的討論不能侷限在單一國家之內，而必須跨越國界。尤其福島位於日本東側、面向太平洋，如果事故發生在日本海一側，勢必會引發朝鮮半島與中國更大的政治與外交反應。基於這些現實，損害賠償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國際議題。
我們將這些討論成果整理成一本英文書《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希望藉此推動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倡議與公共討論。
然而，這樣的社會討論其實非常困難。一方面，反核立場的人往往不願意去設想「核災一定會再發生」；另一方面，擁核者同樣不願意假定核災會發生，彷彿那是一種不吉利的想像。第三個困難則是「缺乏當事者意識」。
在311核災初期，日本社會其實曾有非常強烈的當事者意識。即便東京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有兩三百公里，人們仍普遍感受到自己可能是受害者，無論是在食物安全、輻射落塵，或日常生活的不安之中。然而，隨著政府劃定避難區域、媒體不斷縮小「被害者」的範圍，這種原本廣泛存在的當事者意識逐漸被切斷、被淡化。
事實上，福島核災的影響是極其多樣的。有些人因為住在沿岸地區而無法返家，有些人即使未被劃入避難區，也選擇自主避難；原本以農業、林業維生的人，則失去了延續生活方式的可能。影響不只限於地方，也擴及全國，甚至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版圖，例如2012年的政權輪替，與福島核災密不可分。
理論上，福島核災影響的是全體日本國民，但實際上，當事者意識卻沒有被保留下來。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盡可能將所有具有當事者意識、以及「可能成為當事者」的人，納入核災損害賠償制度的討論之中。這也包括國際層面的影響，例如持續排放至太平洋的所謂「處理水」（台灣則稱為核污水），對漁業與鄰近國家的衝擊，至今仍在發生。
最後，我想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核子時代八十週年」。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活在核子的時代之中，無論是核武、核電，還是跨越數個世代才會衰減的核廢料，都深刻影響著我們的安全與未來。但弔詭的是，大多數人卻缺乏這樣的當事者意識。
我們認為，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重新建立這種意識，並透過跨國界、跨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與互動，來共同面對核災與核能帶來的風險。今天能夠在這裡與大家分享這些想法，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演講到此告一段落，接下來更期待聽到各位的想法與意見，謝謝大家。
重回核災記憶：提醒我們的當事者意識
賴偉傑：我們非常謝謝宮崎教授今天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講，真的非常感謝。那今天的翻譯，其實陳威志也是我們的好朋友，同時也是長期投入台灣環境運動的一位夥伴，在這裡也一併向他致謝，謝謝。
不知道剛剛各位聽完之後有什麼感覺。我自己在聽的時候，其實有一點起雞皮疙瘩，彷彿這十幾年來的記憶全部都回來了。我記得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我們常常看到一張圖，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那是一張日本真實的輻射塵擴散的圖。
我們曾經把那張圖一比一地疊合到台灣地圖上來看：假設北台灣的核一、核二，或是當年的核四廠發生意外，而且又剛好吹著現在這個季節的東北季風，那結果會是什麼？結果是，台灣將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會被籠罩在核落塵之中。
這三分之二的範圍，橫跨了台北市、新竹科學園區，甚至一路到台中。換句話說，如果發生類似福島規模的核災，這對台灣來說，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安危機，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就是如此。
但我們前陣子看到發布的民防手冊裡，幾乎沒有談到：如果遇到核災，我們究竟該怎麼應對？這也正好呼應了剛剛宮崎教授所提醒我們的——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一點都不遙遠。
教授剛剛有一個提醒，我覺得非常重要。連我們這些環保團體，可能都還停留在「核電廠附近居民才是受害者」這樣的論述裡。但其實，一旦核災真的發生，我們才會發現，沒有任何人是離核電廠很遠的。
只是，隨著時間過去，這種迫切的感覺慢慢消失了，於是開始有人說出「我擁核，我驕傲」這樣的話。老實說，我也不太知道，這樣的驕傲究竟是從何而來。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宮崎教授今天重新提醒我們：這些風險，一點都不遙遠。
接下來，我們想把視角拉回台灣。從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已經十四年多了。有一位夥伴，從福島核災之前就開始參與相關行動，一路看著台灣社會在福島之後的變遷與轉折。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來跟大家分享她的觀察，以及對宮崎教授分享的一些回應。
從台灣視角的反思
崔愫欣：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宮崎老師。接下來，我想從台灣民間組織的角度，談一些我們的想法。
特別是老師提到的「當事者意識」，讓我想起一段自己的經驗，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前，我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那次旅行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到日本的核電廠附近走走、看看。我從東京搭新幹線到福島縣，下車後一路往海邊走，想看看那兩座核電廠。走在福島的海岸線上時，我心裡一直在想：「福島縣怎麼這麼倒楣？一個縣裡竟然有兩座核電廠。」當時我覺得，那是一種邊陲地區為首都圈供電而被犧牲的狀況。
但後來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各位，我們今天住在哪裡？我們住在台北市、新北市，而新北市裡其實就有三座核電廠——核一、核二、核四。老實說，我們新北人、台北人，真的沒有比福島「好到哪裡去」，但我們卻普遍缺乏當事者意識。這件事情本身，其實非常值得反思。
如果回到現實距離來看，核一廠距離台北市約28公里，核二廠甚至只有22公里。福島核災發生後，日本政府要求撤離的範圍是30公里。也就是說，從距離的角度來看，台北其實完全落在「應該有受害者意識」的範圍之內。台灣這麼小，理論上我們應該是「同島一命」，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福島核災對台灣的影響其實非常深遠。若各位還記得2011年當時的情況，新聞鋪天蓋地，社會高度關注，台日之間的交流也非常頻繁，許多人透過日本的朋友、學界與文化界，直接感受到災難的衝擊。那段時間，台灣的反核運動也再度受到社會關注。
我認為，福島核災第一次讓身處這個世代的台灣人，透過即時影像與畫面，對「核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產生一種集體的共感。那是一種難得出現的當事者意識。但很可惜的是，這樣的感受隨著時間逐漸淡化。
淡忘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時間本身就會沖淡記憶；第二，世代更替，許多年輕世代已經不太記得2011年的影像與歷史；第三，核災常被視為低機率事件，因此容易被邊緣化。這其實和我們對地震的態度有點類似——雖然知道地震風險存在，但因為不一定會發生，大家就選擇忽略。
此外，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專業權威有高度信任，民眾往往相信核工學者、電力公司，認為只要有專業把關，安全就可以被信任。但多數人忽略了，這些人本身其實也是核能政策的利害關係人，我們不應該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樣的專業說法。
談回核災本身，特別是核災賠償，我必須坦白說，自己其實帶著一點慚愧與遺憾。福島核災之後，雖然我們曾短暫擁有當事者意識，卻沒有好好地、全面地在台灣展開核災賠償的社會討論。這是一件非常重要，卻被忽略的事情。
事實上，福島核災之後，台灣在法制上對核災的調整非常有限。唯一比較明確的改變，是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的範圍。災前，台灣的強制撤離範圍只有5公里；災後，政府將其擴大到8公里，就停在那裡，沒有再往前。
為什麼不能再擴大？我詢問過相關部門，得到兩種答案。一種是公開的說法，認為台北盆地周邊有山脈阻隔，輻射污染不一定會吹進來。但這樣的說法，與我們對季風、氣流的基本理解其實並不一致。另一個較務實、卻不太被公開說明的理由是：8公里已經是現行政府在疏散人力、安置空間與救災量能上的極限。再往外推，演習計畫根本寫不出來，也做不到。於是，做不到的事情，就選擇不去做。
這正是我們在談核災賠償與緊急應變時，會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因為這些問題沒有進入日常生活，所以多數人並沒有真實感受。
再進一步來看責任制度。台灣的《核子損害賠償法》規定，如果事故是因國際武裝衝突、敵對行為、內亂或重大天災所導致，是可以免責的。也就是說，如果戰爭或大地震引發核災，竟然沒有人需要負責。這在我們看來，是非常不合理的規定。
此外，台灣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核子設備的製造者、經營者或其他相關人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對照福島核災，東電高層的究責訴訟最終失敗，這正凸顯制度設計的問題，而台灣至今仍維持最保守的版本。
至於賠償金額，福島核災的賠償已達數兆日圓，且仍未結束；但台灣法律規定，核子設施經營者的最高保險責任額只有新台幣42億元，超過就不賠了。這個金額不僅極低，也完全不符合真實風險。
再加上請求權時效，台灣規定短期3年、長期10年。但我們都知道，輻射污染的影響往往是20年、30年，甚至更長。換言之，法律在事故影響真正發生前，就已經過時了。
坦白說，這並不是因為當年反核運動不知道這些問題，而是當時的優先順序很清楚——先讓核電停下來。也因此，在反核運動的努力下，「非核家園」在2016至2024年間成為國策，三座核電廠相繼除役。
理論上，我們似乎不必再討論這些問題了。但現實是，核電復興與延役的討論再度出現，這也迫使我們重新回頭檢視：當年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被我們暫時放下了？
正如宮崎老師所說，當我們再次討論是否要使用核電時，就必須誠實面對核災風險，並清楚回答：責任制度是否合理？賠償與保險是否準備好？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全球核電的實際處境，而不是被包裝過的發展想像牽著走？我們是否願意把能源轉型視為一項國家工程，而不是政治對立的工具？
我認為，這些問題，才是我們今天討論核電政策時，真正應該面對的核心。
將責任問題拉回現實
賴偉傑：非常謝謝愫欣的分享，真的講得非常懇切。
我一直覺得，核能這個議題在台灣已經被討論了太久、爭議了太久，而且很快就被拉進政治對立的框架裡，變成用政治立場來區分支持或反對，幾乎沒有留下理性討論的空間。
因此，我認為宮崎教授今天帶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核能問題的核心，其實是責任問題，而且這個責任不能等事情發生之後才來談，而是必須在事故還沒發生之前，就先好好討論清楚。
我剛剛也提到，這樣的討論甚至可能需要像「兵棋推演」一樣，去假設如果真的發生事故，會出現哪些不同情境？影響可能有大有小、型態各異，而在這些情境之下，真正的成本是什麼？又應該由誰來承擔？誰該為此買單？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好好討論清楚，就輕率地做出重大決策，我覺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也想分享一個自己親身的例子。福島核災之後，我曾經和口譯一起到福島災區附近走訪。那個時候，在台灣社會正好出現很強烈的反對聲浪，反對福島相關食品進口。當時，一些支持核能的人批評環保團體，指責說正是因為你們反對，才害得當地農民的農產品賣不出去，甚至說環保團體是在傷害福島核災的受害者。
到了福島之後，我真的直接問了當地的農民朋友。我很誠懇地跟他們說：「我們在台灣對福島核災後的農產品輸出提出質疑，心裡其實也很不安，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我聽到的回答，讓我非常感動。
那位農民跟我說：「你們就反對吧。因為你們有疑慮，你們就反對吧。說實話，如果外面的人都不反對，東電公司就會把這件事情當作沒事一樣帶過，我們這些當地農民的聲音，再怎麼大聲，其實都不會被聽見。」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動，也很震撼。那些看似最弱勢的在地居民，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加清楚自己所處的處境，也更加悲觀地看待現實。
這讓我意識到，所謂的「邊界」並不只是區分誰是受災者、誰是局外人，而是存在於那些願意彼此連結、願意提出質疑、願意共同討論問題的人之間。這樣的連結，本身就非常值得我們珍惜與深化。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非常感慨。因為那天，我原本以為會被稍微責備，卻沒想到他們是用那樣溫柔、卻又非常堅定的方式回應我們。
最後，再次謝謝宮崎教授與崔愫欣秘書長非常深刻、也非常真誠的分享。
結語
崔愫欣：其實在看《Nuclear Compensation: Lessons from Fukushima》這本書的英文網站時，我覺得收穫非常多，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考角度。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概念：我們不需要假設核災一定會發生，而是應該把它當作社會常態來看待。
就像我們遇到地震或火災時，都會有緊急應變計畫、演習方案，甚至賠償機制，本來就是社會運作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把核災當作「特殊事件」，而是認知到核電廠存在下的社會常態，那我們就應該像討論車禍或空難一樣，去討論應對方案、責任與賠償。
我覺得我們過去，作為反核組織，也曾陷入一種類似擁核科學家的思維：因為我們不希望核災發生，所以也不願意去正面碰觸這個議題。這其實在核安演習上也有反映：當討論是否要做認真的核安演習時，很多人會說「沒必要」，認為演習會平白擾民或造成恐慌；我們自己當時也有類似想法，覺得真正的事故無法預測，也不應該有預先的劇本。
然而，正是從這些不同的角度中，我們才看出問題的重要性與意義。支持核能的人與反核的人，其實都在面對無法對焦的現實，但這也更顯示出，認真討論核災應對的重要性。
所以我覺得非常值得思考，也很有興趣。如果明年剛好是福島核災15周年，而台灣又在討論核電重啟，如果能夠舉辦類似的論壇或討論，我認為意義非常重大。我也希望能與日本的團體，或台灣的夥伴們，一起探索這樣的討論方式，嘗試更深入地思考核災風險與社會應對。
最後，我非常感謝教授們帶來的啟發，也期待未來有機會繼續向老師們請教。這次在台灣的參與，也希望讓所有學術夥伴們都能延續討論，更深入地思考核能與社會安全的問題。謝謝大家。
宮崎広和：這幾天，我和很多年輕夥伴，以及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朋友，都有很多互動，也接受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提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經驗，也正是我希望論壇能展現的精神。
未來如果還有機會，我希望能用其他形式，繼續保持這樣的討論。也非常感謝各位，謝謝大家這幾天在台灣給我的一切感受。
本文於2026-01-05刊登於《關鍵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