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3 屆「非核亞洲論壇」（No Nukes Asia Forum, NNAF）於 2026年6月17至21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與巴丹半島舉行，主題為「汲取過去的智慧，邁向未來的安全」。該論壇自1990年代開始，是亞洲反核運動一年一度的跨國串連平台，目的在於讓各國的反核團體交換抗爭經驗、掌握彼此面對的核電、核廢與核武問題，並在超越國界與語言的基礎上，建立相互聲援的行動連帶。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今年也派代表參與這場論壇，我們此行之目的首先是聲援主辦國菲律賓反核團體，抵抗小馬可仕政府試圖重啟封存近四十年的巴丹核電廠之企圖。同時，對菲律賓的聲援也有助於台灣反核運動當前的目標：巴丹核電廠與台灣核三同為西屋電氣產品，一旦重啟，將助長西屋在亞洲的商業宣傳。
2025年5月，核三廠最後一部機組除役，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汰除核電」的國家，長達四十年的反核運動看似終於達成宿願，然而就在同一年，台灣也迎來史上第三次擁核公投。雖然最終因為門檻條件未達而沒有通過，但同意票數的壓倒性多數卻也顯示核電霸權並未隨著最後一座機組除役而被鬆動。再加上近年來AI 與半導體快速發展所帶動的用電焦慮，讓「返核」的壓力迅速捲土重來。
台灣此刻正站在「深化轉型」與「重返核電」的岔路口，能否順利克服挑戰並不只取決於我們自身的努力，也仰賴於跨越國界的反核運動連帶能如何抵擋這波席捲全球的「核能復興」論述。因此，綠盟與其他台灣團體此行的重要意義，也包括經驗互惠、辨識共同挑戰與打造跨國連帶，把各國夥伴的策略與教訓帶回台灣，也把台灣得來不易的經驗分享出去。
在菲律賓參加非核論壇的這幾天中，我們與來自各國的草根反核運動者、環境倡議者、學者交流，聆聽彼此的經驗分享，在此過程中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各國夥伴的處境與所面臨的困境，竟是如此相似。
首先，這波核電復興大多不是出於人民的期待，而是政府在產業競爭力掛帥與地緣政治壓力下的結果。例如韓國政府以龍仁半導體聚落龐大的用電需求為由，強化新建核電的正當性；日本則在中東情勢動盪、能源進口受阻的背景下，把核能重新包裝成確保能源安全的「國產能源」選項，連一度崩解的「安全神話」也隨著福島核災記憶淡去而悄悄復活；到了菲律賓，重啟「零瓦幽靈電廠」的巴丹核電廠更被放進美菲《123協定》的布局裡，成為華府在印太輸出核能、鞏固盟友的一環。
其次，在核電政策制定與推進的過程中，往往可以看到政府刻意地打造民意支持的假象，但真正受影響的社區卻被排除在外。韓國政府雖然辦了幾場公眾審議，但在許多公民團體眼中，卻不過是替既定政策蓋上橡皮圖章，徒具形式，因此選擇拒絕背書；菲律賓則透過快速立法設立新的監管機構、壓縮審查與討論的時間，能源部等政府部門還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核能認知推廣」，把核電重新包裝成穩定供電、創造就業、甚至有助於對抗氣候變遷的方案，重塑社會對核電的觀感。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草根反核團體「無核巴丹運動」不僅痛批這種由上而下包裝出來的「多數民意」之虛假性，更回到首當其衝的巴丹當地社區，推動由社區自己主導的民意調查，把提問拉回居民真正關心的重啟風險與替代能源選項，最後呈現出與官方民調截然不同的圖像，也記錄了在地居民對再生能源的期待。
此外，核電的真實代價會透過制度設計被一步步被轉嫁到社會與下一代身上。出席論壇的日本原子力資料情報室秘書長松久保肇指出福島核災後，日本每座機組平均要再投入約2,900億日圓的安全補強，發電成本大幅墊高，導致關西電力的核電每度電成本翻倍，而這些費用又會透過「容量市場」等制度分攤給所有用電者。福島善後的總成本已高達約26.2兆日圓，這樣的天文數字一旦真的發生，究竟由誰承擔？菲律賓國會正在研擬的《核損害責任法》便替業者設下賠償責任上限，再以政府作為後盾，這意味著只要事故的實際損害超過上限，超出的部分就得由納稅人買單。依松久保肇對巴丹核電廠的情境推估，一場嚴重事故光是居民賠償就可能高達數兆披索，遠非上限所能涵蓋，等於預先寫好一張由人民承擔的帳單。
最後，被各國政府與企業捧為「新世代解方」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也同樣是各國倡議者需要努力去破除的核電神話。澳洲的Dave Sweeney直言，這種技術至今在現實世界裡幾乎還不存在，更像是核工業用來迴避既有失敗的說法，實際檢視也會發現它更貴、更慢、廢料更多，且至今沒有任何一個成熟商轉的案例；此外，韓國水力原子力公司在論壇期間宣布把釜山機張郡列為SMR候選廠址後，與會團體隨即發表〈亞洲人民盼望一個無核的韓國〉聲明加以譴責，駁斥政府「為因應AI與半導體用電成長而必須增建核電」的說法，指出這類需求預估被過度放大，並質疑韓國的SMR計畫要到2035年後才可能啟用，屆時再生能源與儲能早已更成熟便宜，這些造價高昂、工期漫長的機組極可能淪為「喪失經濟性的擱淺資產」。
這些各國環境運動者所遭遇的困境，台灣反核團體這幾年來也絕對不陌生。我們雖然基於歷史機緣、政治局勢、團體們長期以來的努力，以及這幾年再生能源在重重侷限下的顯著成長等種種因素，不僅使台灣在去年達成非核家園，也確實地繳出了減少燃煤消費、降低空氣汙染等成績單，然而這些成果也時時刻刻面臨著核能復興論述、政治動員與錯假訊息的挑戰，隨時有可能隨風而逝。
也正是因為如此，像是非核亞洲論壇這樣的場合以及綠盟等團體在其中的參與才益顯得重要，這使得我們可以把彼此的倡議經驗轉化為可共用的工具箱；其次，要讓風險的「跨境性」成為建立跨國連帶的理由，而不只是恐懼的來源，正因為核災與核廢不分國界，我們更需要跨國的監督、聲援與共同發聲。最後，面對核電的虛假承諾，我們必須以實際的正面案例作為證據，駁斥「非核不可」的恐嚇，以分散式、地方與社區為本的再生能源系統作為願景，推動區域層次的綠能合作，讓能源轉型與民主鑲嵌，而非成為強權間交易的籌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