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車諾比核災35週年。說到車諾比，你會想到什麼？是HBO 神劇《核爆家園》（Chernobyl）？還是國際原子能總署和聯合國所認定的輻射受曝和死亡人數？我會想到史達林主義的專制和六十年來始終如一的古巴國際主義。
1986年4月26日位於蘇聯境內烏克蘭北部近白俄羅斯邊境普里皮亞特鎮（Pripyat）的車諾比核電廠4號反應爐於安檢時爆炸，隨後發生輻射大規模外洩，此事成了車諾比核災的開端。
聯合國認定車諾比事故的健康後果並不嚴重，最多只有幾十例死亡，再加上6,000多例兒童罹患甲狀腺癌。麻省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教授凱特· 布朗 （Kate Brown）並不同意這個觀點。她的專著《 生存手冊：給未來的車諾比指南》（Manual for Survival: A Chernobyl Guide to the Future） 指陳，相較於二戰後美國國家科學院依據杜魯門政府的指示，於1946年成立原爆傷害調査委員會（the 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 ABCC）大規模地研究廣島和長崎原爆倖存者所受的生物和醫療影響，車諾比核災後，蘇聯官方始終不願成立類以的專責研究機構。她直指，車諾比核災流行病學研究的消失或付之闕如，主因都是政治。
布朗是極少數親往前蘇聯集團國家，實地從事訪調，並從多個共和國檔案中探問體制之於核災影響的學者。她在烏克蘭首都基府檔案館找出了塵封已久的衛生部紀錄，記載86,000名核災兒童受曝情況。她也從檔案中發現，蘇聯官方曾於車諾比核災後追蹤了烏克蘭、白俄羅斯民眾受輻射曝露的建康影響。不過，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務隨後卻銷毀了這些一旦外流會令官方十分難堪的檔案。
布朗的研究指出，蘇聯於車諾比核災後，追蹤烏克蘭70,000名兒童和100,000多名成年人。白俄羅斯政府則是追蹤134, 000名白俄羅斯民眾受曝情況。官方檔案顯示，自1986年至1988年間，白俄羅斯死者的脾臟、肌肉具有銫137，骨骼具有鍶90，肝臟、腎臟、肺臟則具有鈽。為隱匿輻射危害，防止病歷外流，蘇聯國安會特務遂先發制人闖入位於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的放射醫學研究所銷毀檔案。
為何蘇聯國安會決意採取這樣的大動作？蘇聯時代，車諾比核災又為何成為官方禁忌話題？何以民眾和異議人士一旦觸及核災議題，就會因言賈禍？
布朗認為，蘇聯以核電掩飾核武是原因之一。車諾比核災前，蘇聯一再於集團的各個共和國大力宣傳自行開發的石墨慢化沸水反應爐（reaktor bolshoy moshchnosti kanalnyy, RBMK）。該型反應爐以輕水為冷卻劑、石墨為減速劑、天然鈾為燃料，不僅技術難度不高，與英美的反應爐的造價相比，又相對便宜。再者，蘇聯自製RBMK兩用反應爐，既可發電，又可量產核武等級的鈽。因該型反應爐肩負集團在冷戰期間的國防任務，所以RBMK 「技術優越」和遍佈東歐各國的正當性也就不容置疑。
正因蘇聯蔑視核安與人命，一再誇大RBMK反應爐的安全性，所以蘇聯並未在車諾比核電廠的反應爐外設置圍阻體。這也是4號反應爐爆炸後釋出的輻射物質遠高於二戰期間日本原爆輻射物質400倍的原因。
車諾比核災發生時，大批消防員在未穿著任何輻射防護裝備下前往救災，至少有31名消防員因輻射曝露，在核災發生後3個月內殉職。
布朗從官方檔案中發現，蘇聯境內各國運作核電廠往往全靠運氣好才沒發生核災。車諾比人禍發生前，各共和國的核電廠總計發生了1,042起事故，光是在車諾比的事故就高達104起。蘇聯能源與電氣部承認，1986年的核災雖是核電廠大型災害的首例，但未釀成災禍的核安事件卻層出不窮。例如，列寧格勒核電廠和車諾比核電廠早在1975和1982年各自發生一起類似事故。因為兩起事故並未造成大規模輻射外洩，事故後，官方並未實施總體安檢，查明隱患、 強化人員訓練，更未加嚴監督措施。
更有甚者，官方檔案顯示，蘇聯能源與電氣部自1983年以來並未針對核電廠事故召開過任何一次核安會議。既不檢討問題，不釐清責任，又不思索改善之道，自然無法從歷次事故的前車之鑑記取教訓。這也是蘇聯在車諾比核災後為何急於歸咎「人員操作疏失」，以維護蘇聯體制。
車諾比核災發生後，布朗認為蘇聯又製造了第二次人禍。蘇聯水文氣象部長依斯瑞爾（Yuri Izrael）負責追蹤車諾比核災的輻射落塵走向。災後大量的輻射雲團因天候因素快速從烏克蘭朝北方的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移動，放射雲團不日即會抵達莫斯科上空。依斯瑞爾立即下令蘇聯空軍飛行員自莫斯科機場和白俄羅斯機場起飛，直奔白俄羅斯南部，大量噴灑碘化銀，實施人工增雨。直至蘇聯解體，官方都未告知民眾，大量放射性物質隨著大雨傾洩已污染了整個烏克蘭北部和白俄羅斯南部，受蘇聯氣象工程之害的區域就是布朗所說的第二車諾比區。這也是車諾比核災發生後，至少有400萬人長期曝露於低劑量輻射的原因。
西方科學界並未深入研究居民長期曝露於低劑量放射性同位素的健康影響。而白俄羅斯南部民眾直到1999年都居住於第二車諾比區。官方對此事則另有說法：為了避免民眾不必要的恐慌，才不發佈消息。
為何蘇聯從不要求民眾撤離第二車諾比區？原因很簡單。如果蘇聯當局下令撤離，就得解釋核災的真相。因蘇聯體制在核災中責無旁貸， 核災又絕非僅是技術問題和人為疏失可以草草帶過，當局遂決意蒙蔽真相。
再者，要求民眾撤離就必須重新安置災民，並且提供經濟援助。蘇聯高層決定施行氣象工程時，早已打定主意快速了結核災後續，索性任由數百萬居民自生自滅。
蘇聯遲至1986年5月2日才劃設隔離區，也就是界定4號反應爐半徑30公里為疏散區。而30公里的區域又再分為緊鄰4號反應爐區、反應爐半徑10公里區域以及超過10公里的區域，三者合併就是官方所稱的車諾比隔離區。依據蘇聯的官方宣傳，核電廠周圍人煙稀少，畫設隔離區影響範圍極小。目前各國觀光客往前的車諾比隔離區正是第一車諾比區。
但位於第二車諾比區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當地醫師很快發現核災嚴重傷害居民健康，例如民眾飽受甲狀腺癌、肺癌、血癌、腸胃道和呼吸道疾病、流產、免疫系統失調所苦，而嬰兒先天畸形案例更是明顯增加。因蘇聯體制下醫師與工人領有相同工資，而輻射科學家又多為醫師，這些醫師不僅願意協助病患，更進一步分析居民染色體異常的情況。布朗認為，這些臨床醫學當可為各國提供寶貴的資料，但西方各國因意識形態作祟和經濟上毫無研究誘因，故而拒不採信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家的專業和臨床判斷，更視而不見眾多醫師一再警告當地疾病案例暴增。
布朗分析，相對於蘇聯，在歐美負責監測環境輻射和分析人員曝露數據者大多不是醫師，而是待在實驗室和坐辦公室的高薪研究者。對高收入者而言，時間就是金錢，以模型快速推估核災影響、早下結論才是上策，一遇吃力不討好的災區實地訪調，避之唯恐不及。這也是西方科學家只在蘇聯蜻蜓點水，既不了解當地居民作習、飲食、生活方式，更不清楚受研究地區的天候、土壤、風向，更遑論搞清楚自身研究所界定的「污染區」 與「對照區」其實是第一、第二車諾比區的事實。
因蘇聯、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層在核災後，只吃相對安全的進口食品，並且掩瞞第二車諾比區存在的事實和污染範圍，所以國際原子能總署和西方學界在分析污染區時也將錯就錯推斷，相較於「對照區」的疾病或死亡，污染區受害人數並無顯著增加。
布朗從自身訪調經驗指出，西方國家學者習於從賣場購物，也常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型態想像蘇聯境內各共和國的生活方式。這類從辦公室生出來的模型推估常與實地狀況背道而馳。依西方觀點，若有任何地區受到輻射污染，當地居民必然會改買進口食品。所有想要的商品，只要有錢都可以買得到。
不同於西方國家，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農業地區的民眾不僅幾乎不使用貨幣，生活必需品並不仰賴進口，商店並非隨處可見，小店貨架也非商品充盈。因當地民眾並不知道賴以為生的森林、河流、草源、土壤無一不受輻射污染，又習於與自然共存。居民生活習慣在核災後還一如往常，仍在森林中採摘受輻射污染的蘑菇、野果、更以樹枝為柴。燒柴後再以放射性灰燼為肥料，種植疏菜水果，並以自產的牛、羊奶、自家豢養的動物為主食。所以車諾比核災後，兒童受輻射傷害的案例日增。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政府向國際社會求助，卻未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伸出援手，只有追求社會主義的古巴樂於實踐國際主義的精神。為了回應烏克蘭政府的訴求，古巴很快地成立車諾比兒童計劃。古巴不僅免費醫治核災受害最嚴重的兒童和青少年，並且一肩承擔這些孩子在古巴治療期間所有的生活、教育費用。烏克蘭政府則只負擔載運受曝兒童至古巴的機票費用。
這裡必須說明，蘇聯解體過程早在1988年就開始。古巴受到美國經濟制裁， 再加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和東歐各國亟欲與美國交往，開始與古巴劃清界線，前蘇聯集團的國家不僅拒絕出口石油、糧食和機械給古巴，更限縮與古巴的貿易關係。這使得古巴進出口暴跌8成， 國內生產總值更萎縮了1/3。然而這並不影響古巴政府和國內革命人民實踐國際團結的決心。
古巴自1990年3月29日由卡斯楚在哈瓦那機場親自迎接從烏克蘭抵達的第一批139名癌症兒童。古巴更自1990年後的20多年在哈瓦那近郊的塔拉拉（Tarará ）兒科專責醫院免費醫治並照顧了高達26,000名的烏克蘭、白俄羅斯與俄羅斯癌症孩童和成人，並由7,000名古巴義工支援車諾比計畫。
因烏克蘭政府在2011年所推出的新政策，車諾比災民的命運再次出現轉折。由強人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所領導的烏克蘭政府決定自2011年起大力推銷車諾比隔離區成為觀光熱點，並自2012年起不再負擔車諾比核災罹癌民眾前往古巴的機票費用。這種只見災區生意，卻不見底層民眾困境的政策猶如在災民傷口上灑鹽。
雖然古巴政府一再表達願意持續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但因烏克蘭災民生計困難，無力自籌機票費用，前往古巴接受治療者遂大幅減少。
在HBO 神劇《核爆家園》推出後，前往里皮亞特鎮觀光的人數遠比以往多出3 成。不少觀光客在接近隔離區時，因聽見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持續發出警示音，大感興奮，更在隔離區自拍炫耀 ，不無幸災樂禍之意。
烏克蘭現今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所領導的政府更以於2019年落成，用於覆蓋4號反應爐的「新阻隔體」（Chernobyl New Safe Confinement） 當成觀光亮點。然而觀光客未必知道此一高達108公尺、造價達21億歐元的鋼材建築體最多只能使用百年就會因銹蝕而必須更換。
此外，依目前進度，鳥克蘭政府在2065年之前皆無法清除4號反應爐的高放射性物質殘渣，換言之，在人禍發生近80年後，車諾比核電廠可能都無法除役。
這裡有必要追問，車諾比核災真的只是蘇聯的過往？在蘇聯解體後，換人、換黨、改由資本家代言人執政就可以避免類似的低級錯誤嗎？實情並非如此。2000年8月12日俄羅斯海軍所擁有的庫爾斯克號（K-141 Kursk）核子動力潛艇在近北冰洋陸緣的巴倫支海（Barents Sea）軍演時因潛艇內一枚魚雷自爆，引發潛艇內全數魚雷爆炸。
俄羅斯軍方在事故發生後並未立即搜索漸漸失去氧氣 、電力、照明的核子潛艇和焦急等待救援的倖存官兵。身為三軍統帥的俄羅斯總統普丁素來高舉愛國、強國大纛，在庫爾斯克號沉沒後卻以各階層應忠於職守、「各司其事」之名繼續留在黑海渡假。
事故發生後，俄羅斯海軍曾數次嘗試以潛水鐘和救援潛水器連結到庫爾斯克號的逃生艙口，卻因海軍設備年久失修、電力不足，完全無法開啟核子潛艇的艙口。
更有甚者，俄羅斯軍方更以自身設備先進、技術精良、反對外國干涉之名，斷然拒絕各國所提出救援行動。在軍方搜救行動數日未果後，俄羅斯政府終於同意英國海軍和挪威潛水員介入救援。只是在此之前，庫爾斯克號118名官兵已全數罹難。
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軍方高層在蘇聯解體後變賣值錢的武器設備中飽私囊並苛扣基層官兵薪餉已行之有年。庫爾斯克號官兵在事故前遭到軍方積欠薪餉已長達數月。受害家屬認為，庫爾斯克號官兵枉死於承平時期的人禍就是俄羅斯版本的車諾比核災，全因當權者只做表面工夫，骨子裡輕賤人命，才會復蹈前轍。
相信不少人認為反應爐外欠缺圍阻體、核子動力潛艇設備老舊、魚雷自爆的慘劇只會在蘇聯、俄羅斯這類專制政權才會發生。讀者如果不建忘，類似的錯誤也在我國的「民主同盟」 日本出現。早在2006年日本眾議員吉井英勝已於質詢時指出，日本核電廠欠缺海嘯對策，一旦發生重大海嘯，核電廠喪失電力，冷卻系統無法為反應爐持續供水，便會發生爐心熔燬的核災。之後，他多次質詢此事，但日本政府卻一再漠視災害。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來臨時，一如預期，福島核電廠外的海堤並未發生作用。
相較於上個世紀蘇聯漠視核安、本世紀初普丁政府以核子潛艇耀武揚威，卻視官兵性命如糞土，日本核工業與政府省一塊才是賺一塊的作法又高明了多少？311接下來的事，不少人記憶猶新，這裡就不贅述了。
一個政府或政權因應天災、人禍的立場和作為可以明顯反映出統治者的本質和人民的視野、胸懷。車諾比核災就是個最鮮明的例子。古巴自1960年以來持續受到美國經濟封鎖和制裁，遂決意傾全國之力浥助資源於醫療、教育。古巴醫療水平不僅可與二戰後西歐福利國比肩，更是開發中國家的典範。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古巴人民樂於傾其所有，以平等、團結的信念與車諾比核災的階級兄弟姐妹共享古巴資源。這使得車諾比核災成了映照國際主義與國族主義差別的一面鏡子。
今年是車諾比核災35週年，也正好是全球各國爆發新冠肺炎第二、第三、第四波疫情的期間。某些開發中國家高層在疫情爆發前不斷自吹自擂防疫表現 ，疫情爆發後卻無視老年人口在covid-19疫情中首當其衝，反而藉「防疫」之名搶打疫苗。這種一馬當先「為國捐手臂」的果決與布朗所說的蘇聯在核災前自詡反應爐技術優越，核災後立時人工增雨的殺伐決斷、趨吉避凶倒有些類似。
如果這等開發中國家的核電廠也因「人為疏失」、 「操作不當」發生輻射外洩，該國資產階級接下來又會採取什麼「自助而後人助 」的「災害控制」作為？這個假設性問題雖然涉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但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就留待讀者自行判斷了。
本文刊登於 2021/10/18 關鍵評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