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記者會】「歡迎台灣投資未來，而非有毒污染」：美、越台塑受害者要求提高台灣企業海外投資標準

聖安東尼奧灣水守護者（San Antonio Bay Waterkeeper）創辦人Diane Wilson表示，這是他第四次來到台灣，而每一次的理由都只有一個：台塑集團將嚴重的塑膠污染帶進了他的家鄉德州；為了反擊這種恣意的魯莽，他在2019年對台塑提起訴訟，最終贏得《美國清潔水法案》史上金額最高的公民訴訟和解。迫使台塑承諾「零排放」塑膠廢棄物，並爭取到5,000萬美元用於當地漁業社區的補償與環境清理。隨著台美經濟與貿易協定（ART）的強化，雙方的進展不應建立在對勞工的剝削或環境的退化之上。今天，我與來自路易斯安那州、越南的台塑受害者站在一起，嚴正要求台灣政府：主要的污染者與人權侵犯者應被排除在官方認可的投資額度之外。貿易協定應該是推動進步的動力，絕不應成為破壞環境與侵害人權者的避風港。她呼籲台灣，在走向世界的同時，應展現負責任的投資標準。

「聖詹姆斯崛起」（Rise St. James）創辦人Sharon Lavigne表示，台塑在路易斯安納州的工廠，對於當地環境、社區人民造成傷害，致使她在2018年投入反台塑設廠的運動，並且於2022年啟動司法行動。在台塑不斷上訴的情況下，訴訟仍然漫長地進行中。但他不會善罷甘休，為了社區人民，他會繼續站出來。

台塑受害者正義會創辦人裴南西（Nancy Bui）表示，對台灣守護自由與民主的勇氣深感敬佩，身為因共產政權失去故土的越南難民，深知這份價值的珍貴。然而過去十年，她多次訪台並非為了旅遊，而是為了2016年台塑越鋼案後的受害者奔走。

許多人以為這場悲劇已結束，事實並非如此。十年過去，數千名受害者仍未獲公正補償，海洋生態未曾修復，漁民失去生計。成人被迫背井離鄉謀生，孩童則因家貧輟學。她深信，台塑仍持續在越南海域排放毒物，讓環境傷害與恐懼延續。

她今日來到總統府前，並非為了製造分裂，而是尋求同情、責任與夥伴關係。她懇請重視正義與環境責任的台灣社會，與受害者站在一起，督促台塑正視其十年前已承認的法律責任。真正的問責不只是金錢，更是重建尊嚴、信任與修復受創的社群。我們懷抱希望而來，相信民主台灣會鼓勵企業做道德正確的事，讓受害者看見正義。

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越鋼案律師團代表張譽尹律師表示，2016年台塑越鋼非法排放有毒廢水，造成越南生態浩劫，是台灣企業海外投資責任缺失的深刻警示。這場悲劇中，受害者在越南境內提起訴訟均遭阻攔。律師團雖協助受害者轉向台灣尋求救濟，向台塑母公司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然而跨國訴訟面臨管轄權爭議、境外證據取得困難，以及受害者在當地遭監控打壓等重重挑戰，至今仍在漫長的司法路上艱辛前行。

這場訴訟揭露了現行制度的巨大缺口，台灣企業在海外獲利，卻能以跨國法律障礙為盾，讓受害者求償無門，使「Formosa」蒙受污名。我們與美、越受害者共同呼籲「管理台灣的人」：台灣應是負責任的投資者，而非污染輸出者。政府應建立強制性的「企業海外投資人權盡職調查機制」，並針對造成重大污染的海外投資者，建立撤資或處罰機制。我們已呼籲了十年，就是要讓受害者的聲音跨越國境，讓嚴重污名台灣的悲劇不再發生。Formosa之名，應代表美麗與未來，而非不負責任的污染。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專職律師羅芳晨表示，五月中旬，台灣剛剛完成了兩公約第四次國家報告的國際審查。這是一個回顧台灣在「企業與人權」領域進展的最佳時機。然而很遺憾的，檢視審查結果，政府在規範跨國企業的步伐上，依然嚴重落後。

回顧2022年、第三次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台塑越鋼案就是被國際專家明確點名、高度關切的指標案例。當時委員不僅要求我國政府要「尋求辦法，確保台塑河靜鋼鐵公司侵害行為的受害者得到充分賠償」，也建議建立相關機制和法律，例如制定法律要求企業在整個供應鏈都遵守人權義務，以及依據OECD跨國企業指導綱領，設置國家聯絡點（NCP），為跨國企業的海外受害者，建立訴訟之外的非司法救濟途徑。可惜的是，四年過去，國際專家當時的建議並未獲得積極回應。除此之外，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2.0、「企業人權盡職調查指引（DD指引）」，也都停留在草案階段，形同遭到擱置。可以說，我國在企業與人權的法制建構上，交出一張不及格的成績單。這是主管機關經濟部明顯推動不力、責無旁貸。

台灣的公民團體在近年來，不僅積極和供應鏈上的利害關係人協作，揭露台資企業在海外破壞環境、侵犯人權的實情，也借鏡各國的企業盡職調查法，提出民間版草案。我們在這裡再次對政府強力呼籲：台灣不能再拖延，必須盡快制定正式的企業盡職調查法。在供應鏈人權治理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下，我國政府應跟上國際腳步儘速立法，並協助企業建立供應鏈人權盡職調查的能力，揚棄不願負責、成本外部化的營運模式，才是真正維護我國的產業競爭力。

環境正義基金會專案主任陳庭毓表示，隨著全球邁向淘汰燃油車，化石燃料巨頭正將原油轉向塑膠生產。然而，塑膠產業每年造成的環境外部成本高達400億美元，一旦未來法規將這些外部成本「內部化」，將徹底吞噬整個產業的利潤。可見這是一個高度依賴「需求創造」來維持獲利的轉型危機產業。陳庭毓提醒，持續投資塑膠將迎來巨大的「擱淺資產」危機。國際研究顯示，正在談判的《全球塑膠公約》一旦通過減產上限，全球原生塑膠產量每年預計將被迫減少12%至17%。這意味著，現有的新興石化投資將在幾年內面臨產量限制。而台塑集團的50.5億美元永續連結貸款為例，在全球法規夾擊下，這些龐大資金恐面臨巨大的轉型風險而難以回收；也有可能因為當地社群的抵抗，而延宕擱置。最後，氣候崩潰的系統性風險無法透過傳統的避險、分散投資來減緩。EJF一直以來關心金融體系對氣候變遷的影響。公私金融機構（包含政府基金）必須積極從化石燃料退出。此外，政府更應要求公、私金融機構充分揭露化石燃料曝險與永續貸款的量化指標，以提升透明度。切勿讓官方認可的投資額度與永續金融工具，間接的助長氣候變遷與人權危害。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柯乾庸表示，台塑集團旗下四家主要公司2024年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達4,244萬噸，佔製造業排碳大戶總排放量的29.54%，且近三年排放量未見明顯削減。在中期目標設定上，以2019年為基準年換算，台塑的減量幅度達40.04%，看似目標積極；然而檢視其碳費自主減量計畫，目標減量幅度卻僅4.37%，與中期目標相差近十倍，顯示中期目標恐流於宣示；其餘三家的中期目標則均未達國家28%±2%的減量門檻，自主減量幅度亦同樣低於各自設定的中期目標，減量承諾與實際行動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再生能源使用的部份，四家公司2024年的使用佔比均未達1%，在可著力的電力轉型上亦未見積極作為。

柯乾庸強調，台塑集團除了是碳排大戶，更是用煤大戶。集團在2025年的總用煤量佔製造業鍋爐用燃煤使用量的73.18%。從近三年的使用量變化來看，集團整體的用煤量逐年攀升。同時，台塑化跟台化都沒有針對燃煤鍋爐退場提出時程規劃。上述資料均顯示，台塑集團在氣候行動上整體落後且目標消極，缺乏具體的年度執行路徑支撐，令人質疑台塑集團是否真的有心要實踐永續轉型。

呼籲台塑集團應務實面對減碳挑戰，正視自身生產過程造成的環境污染，盡速制定燃煤退場時程，停止以污染換取利潤、將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大眾。金融機構則應重新審視永續連結貸款的放款標準，設定明確且積極的轉型目標，而非以低成本資金協助高碳排、高污染企業延續現狀。金融機構有責任確保貸款條件真正與企業氣候行動掛鉤，並建立完善的驗證與追回機制，方能避免永續連結貸款淪為企業「漂綠」的破口。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政策主任劉李俊達表示，台灣團體與來自美國和越南的受害者站在一起，要求台灣政府透過具體法規，要求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與營運，必須滿足環境永續與人權保障的標準。根據兩公約，人人享有生命權與可達到的最高標準健康權。但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一再發現：工廠周邊的「圍欄社區」所承受的污染與健康損害，是對這兩項權利的系統性侵犯。這些傷害落在政治力量最弱的群體身上，是結構性的環境種族主義，而非偶發個案。就在本月15日，兩公約第四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明確要求：台灣應立法規範所有企業在國內外的活動，要求其在整個供應鏈中遵守人權義務，並依OECD跨國企業指導綱領設立國家聯絡點（NCP），為遭台灣企業侵害的境外被害人提供求償管道。依據《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及聯合國經社文委員會第24號一般性意見，台灣選擇接受兩公約的拘束，就必須承擔這份域外保護的責任。

劉李俊達呼籲，第一，立法院應儘速立法，要求台灣企業進行強制性的人權與環境盡職調查，包含海外投資，並對違反義務者建立具嚇阻力的制裁機制。第二，政府應設立具實質功能的國家聯絡點，讓全球供應鏈中的受害者得以有效申訴與救濟。第三，台美貿易協定不能為高污染、高人權風險的投資背書。具公股的金融單位若支持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投資，即違背了國家應保護人權的義務。記者會後，國際代表團前往總統府遞交民間版《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法》草案，呼籲政府儘速推動立法，提高台灣企業海外投資的環境及人權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