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前一天，日比谷公園東京反核大遊行出發前。
在東京，兩天的會議，有「邁向非核的政治與政府作為」、「核災受害者遠離輻射威脅的支持體系」、「超越日常生活，正式面對政治—非核女性論壇與青年論壇」、「國際反核公民行動分享」、「邁向再生能源與去中化的社會之路」等主題。 比較特別的一場論壇則是「為何IAEA跟WHO的低階輻射劑量標準差那麼多？」，針對IAEA召開部長級會議，到日本來想參與福島的核災撤離規範以及健康調查等工作一事，國際非核會議中來自俄羅斯的專家Alexeyg，以車諾比災後為例，揭露IAEA如何在後續工作介入，卻不斷主張輻射影響沒那麼嚴重。他說明IAEA的標準總是比較寬鬆，而日本政府之前是以WHO的為標準，「但WHO都不算了，遵守WHO標準只是剛剛好而已」。他直接了當下了一個註腳：「IAEA，這裡根本不關你的事，WHO來就好。」 另外一個重要主題是對於很多有核電廠的國家，推動者與監督者的角色根本混在一起，因此在「理想的核能管制的官方框架」以及「民間社群對新的核能的主張」兩場論壇，讓不同國家的經驗，可以互相學習討論。 協助德國聯邦環境部作核能安全與核災風險評估、分析，以及制度框架設計的專家Christoph博士，特別提到「核災機率越低並不等於核災風險越低」，而且政府應主動並出錢，讓更多人加入討論、瞭解。需要更多的公眾監督、施壓、參與、規範的制度與框架。另外我也特別請教他對於「台灣政府想要找WANO（世界核能運轉者協會），來作核四安全的國際專業審查，好讓民眾放心」的看法，他回答的很簡單：（你們）要找的應該是「核安規範與管制者」（regulator），而非找「核電運營者」（operator）。 日本著名獨立機構，市民原子力情報中心CNIC的伴英幸先生，則提到公民力量對核能規範的重要。但是他也憂心忡忡的講，政府開始會有很多「獨立調查機構」，是讓民間代表參與，不過裡面很多會是「（核能）業者推薦的實務專家」，這不只在日本，甚至在美國NRC（核管會）也是如此。
對IAEA部長級會議來日本開會，日本民間團體諷刺「耶誕老公公沒來福島，倒是IAEA的領導來了，帶來的禮物就是層出不窮的核事故」。（照片提供／賴偉傑）
這次東京活動同時在會場旁邊的日比谷公園，舉辦NGO攤位展覽、演唱會、太陽能展示區、國際交流直接分享等等活動，可惜天候不佳，風雨飄搖，人比預期少很多，然而當天在公園的露天音樂台的反核大遊行，卻意外來了滿滿的人群，相當壯觀，超乎預期的多，讓民間反核陣營信心大增。
日本民間團體，對停機檢修的核電廠，連署公投，希望不再重新啟動。（照片提供／賴偉傑）
▲離福島核電40公里遠的飯館村幾乎全村撤離，到處只剩除污堆置場，他們說「大概真的回不去了」。（照片提供／賴偉傑）
飯館村，離福島電廠約30到45公里，福島核災一開始時本來大家都沒注意，但因風向的因素，後來測得的劑量超高，全村撤離。 村裡大概分20個區域，每個區域都得自行找到污土臨時堆置場，否則就不進行除污。目前除污所花的錢，大概是平均一個人5千萬日幣，非常驚人。很多人覺得那些除污無濟於事，因為只對居家20公尺範圍內進行除污，之外便沒有。而且政府在除污好的部分架設監測器，數字看起來還好，但幾步之遙所測得的，又遠高於此數值。飯館村有將近75％是山，山區基本上不處理。所以這樣除污意義何在？輻射核種會不會隨風飄散？隨雨、雪流動？ 世居飯館村的佐藤先生提到，他並不贊成這樣的除污方式：「政府把農地上的土全部清走，再換一批土進來，這些土跟原本的土壤、生態都會不同。」20多歲的他無奈的說：「我從來沒買過菜，我們採香菇，採野菜，大家以物易物，喝的都是井水和泉水，雖然沒什麼錢，但過得很富足，現在卻得要到超市買菜。我父親是個獵人，冬天本來都會去打獵，包括打山豬，不過311之後，捕到的野豬，輻射劑量超高，大概再也無法打獵了。我們被迫離開家鄉，但卻不能搬到福島之外的地方，否則就沒有補助。我們原來的那種生活，大概就這樣毀滅了，有可能，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佐藤先生還苦笑地說：「前天官方數據說飯館村平均是0.7，比你們在福島市還低，你們相信嗎？」到了村子，機器一開，顯示劑量大概是2.6微西弗每小時。 飯館村，如果以核四為座標，這裡大概是台北市的西門町。
南相馬（Minamisoma）離福島電廠已不到20公里。但在市區，卻清楚看到電線桿上是「東北電力」範圍。而福島核電廠卻又屬於「東京電力」公司。顯然，東京是日本首都，所以不會把電廠蓋得離東京太近，因此供電電廠蓋在兩百公里外的福島縣海邊，但即使如此，福島核災時，東京自來水的水源區還是收到污染。 這地方當時也受到海嘯侵襲，肆虐的遺跡還很清楚。南相馬的吉田先生提到，當時本地的企業，居然跑去要求市長不要宣布為「撤離區」，同時把撤離的員工開除，導致不少家庭老婆和小孩搬離，但先生無法離開，造成家庭不合，甚至離婚。他對中央政府非常失望，舉一個例子說：「有一個測點，設立的監測站顯示的劑量值一直很高，政府居然以設備有問題的理由要架設的監測公司撤掉，而那公司不服，因此控告政府，但媒體卻都不報這件事。」他氣憤的說：「日本政府爛透了！」 到了離電廠約13公里處，是完全禁止進入的管制區，車子再沿著管制區邊界往山路走，到一處森林較為茂密的路，整個劑量瞬間飆高，我們一行人在車內，很多人拿出不同的輻射偵測器貼著車窗，每個機器聲音開始此起彼落，令人非常焦躁不安。那應該是當地森林，很多輻射落塵附著在樹上，隨著樹林的疏密或空曠以及山風，非常不穩定。走到路的盡頭，赫然發現政府訂的管制區路障。此時偵測值是6微西弗每小時（約可接受的30倍）。而路障旁掛著憤怒的布條：「不要把牛餓死！」原來是當地的酪農養的牛，政府打算全部撲殺，但酪農已有感情不同意，又被禁止進去餵養，因此農民才憤怒的這樣寫著。這裡面，誰對誰錯已非劑量問題，而是毀了一整個農業、文化、情感與依託。 當地的農產品，農會是會作檢測，但都是「抽測」，抽測通過整批都過關。另外像「米」的部分，在郡山市，發現有超標的米跟其他米混在一起「稀釋」的案例，所以整個管理問題還是不小。 當然，整個南馬相現在很複雜，因為有的是「居民長時間無法返回區」、「居民禁止居住區」、「居民強制疏散令可能變更區」以及「可居住區」，所以大家不團結，反而很多內部紛爭、嫌惡與歧視。南相馬市政府大樓掛上「讓全世界看我們將再興起」的布條，而311之後，居然在這裡已經辦過兩次「馬拉松賽」，很顯然「可居住區」的人急於擺脫「災區」形象。 吉田先生認為在當地敢站出來的人非常少，因為大家對核能、輻射的瞭解太少，所以無法團結起來。他希望外面有更多人知道他家鄉的情況，給予更多的關注。他靦腆的說「我們也有網站，也翻成英文，但是是用Google翻譯軟體直譯，品質不好請多包涵。」 南相馬，如果以核四為座標，這裡大概是基隆市。
南相馬市距離福島核電廠約20公里，地方想要讓外界以為已經恢復正常，已經辦過兩次馬拉松，但現場量測結果，還是超過正常值十倍（照片提供／賴偉傑）
最後到的是離福島核電廠約50公里的伊達市的小國町，「從輻射中再造美麗小國協會」的菅野先生，是個年輕的居家設計師，直說他愛死了他的家鄉：「我們這是好地方，東西好吃，風景美得不得了，人又好，真不知道要什麼時候能沒事？」這裡是個農村，2011年因米測出超標，2012年政府禁止種，他們知道很多農地土壤除污了，但米也不一定只土壤有直接關係，包括水、肥料，也都有可能污染，他們甚至找專家探尋哪一種品種比較不會吸附核種，他們還是希望明年重新開始種……。 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不同區域有政府不同權責的政府部會來測，標準不一亂成一團，每戶人家結果都不同，「村子裡唯一一個小學，同班同學，卻因情況不同，有的該撤離轉學，有的可以留」，或補償金不同，亂七八糟，也因此造成地方很多爭議，大家無所適從，無法好好團結。村民自己能做的，就是在市民中心建構了一套自願服務性質的設備與機制，隨時幫大家種的東西與食物做檢測，讓大家安心。 伊達市小國町，如果以核四為座標，這裡大概是桃園市。 匆忙一天的福島災區行程，來到3個不同情況的地方，但有一個很強烈的共同感受：那就是事情發生了，所以善後工作都是且戰且走，一個解決方案後面又衍生更多問題，說實話，這已經不是人類的智慧跟經驗可以解決的事情。很多房子因為人的撤離，房前樹上的柿子，爛掉無人採而落地，陽光兀自照射，靜止，安靜的令人不安。
從台灣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所引發的反核運動與政黨選舉的種種現象與反省，再來看2012年底，亞洲鄰國日本與韓國的環保團體對政黨選舉的「溢於言表的心之所向」，實在非常有趣，有時想主動分享這種「台灣經驗」，提醒他們「小心政黨」，有時卻又不忍剝奪他們「選舉在即，希望無窮」的樂趣。而選舉結果揭曉，韓國主張反核的總統候選人落選了，日本自民黨的安倍新內閣也被預期會重新擁抱核能。雖然在這歷史的關鍵，我們無緣看到日韓如果是由反核主張者執政，後來的故事會是怎樣，但福島核災後激起的反省與改變，可能已不是全由政治與政黨說了就算。
無黨籍的韓國首爾市長，就開始委請獨立的國際能源團隊，協助設計「分散式能源系統的可行性路線圖評估」；而日本新內閣在媒體報導「可能建新核電廠」、「不接受前政府非核規劃」之後，也出面澄清修正「不會馬上下判斷」，而且「理所當然要減少對核電的依賴度」。
誠如日本環保團體沮喪之餘，也強調「再糟也不過如此了」，而且「這就是我們（國際反核會議）為何要聚在一起的原因，更多跨區域的合作，也顯得更為急迫與重要」。因此，對官方核能管制委員會的更強力監督，對國際IAEA的更多牽制，對核發漠視人權與核災區人權問題的更多關注，還有對能源典範轉移以及再生能源／分散式能源／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等正向的經濟效益的論述的努力等四大重點，成為下一階段大家努力的首要目標。
而這些所相生相伴的在地社區的能力建設，以及跨區跨國經驗的串連、互助與分享，拉出一道道的聯合陣線。
例如應要求電廠運營者提供更公開的官方報告文件，標準應該是：「其他國家可以做得比日本好，為何日本不行？」又例如韓國NGO主動揭露更多韓國核能工業的假象與謊言給亞洲其他國家參考；還有各國對於「能源典範轉移」的案例以及對「擺脫核依賴經濟體」的密集分享與討論。當然，還有水到渠成的共識，就是「非核首長連線」不只侷限在日本，而能擴大到「現今擁有核電廠的31個國家」，甚至全球的非核市長層級的串連與交流，並建構跨國合作的相互支持體系。
快兩年了，隨著時間流逝，福島核災不是用來遺忘的，也不是用來紀念的，反而是更多的提醒：那些犧牲與災難根本還沒結束，堅定擺脫核依賴的意志與努力的腳步應該加快。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原載於台灣立報
